中国人民全面开展英勇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历史，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随着岁月的消逝，对这场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灾难性战争，也许在一些人们的记忆中逐渐淡薄。然而，作为亲身经历这场战争、在齐鲁原野炮火连天的战场上曾留下足迹的我，却是记忆犹新，难以忘却。
回忆起这段历史，我不禁思绪万千，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这场战争，它不仅记录了成千成万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可歌可泣的壮烈事迹，更是谱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中国人民进行免遭民族危亡和艰苦卓绝斗争的壮丽史诗。
1937 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肩负重担，向全国人民发表了抗日宣言，领导全国人民展开了伟大的全面抗日战争。正在这个时候，我从高苑、博兴、蒲台、青城、桓台五县联立乡师毕业。当时一部分地主阶级出生的学生，投奔了国民党。我由于在博兴县读小学时（1931 至1933 年），就受到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的思想影响和熏陶，“九一八”东北沦陷，目睹山河破碎，受教育较深，在1933 年就参加小学闹学潮活动和读了些进步小说，从那时就在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投身革命的种子。因此当我乡师一毕业，正值抗战烽火燃遍华北，我和孙涛等几个同学，下决心要找到共产党，投身于抗日救国斗争。但是，那时党的活动还刚刚恢复和建立，很难找到党的关系。我也曾找过几位老师和同学，他们思想比较进步，有的还坐过牢，明明他们是共产党，但他们不愿意说党的活动和领导抗日的斗争。直到1938 年春，我在博兴北关菜园小学教书时，从校长赵炎周（他是共产党的同情分子）和赵士云同学那里知道山东抗日军政干校（延安抗大分校的前身）招生，于是我将学生提前放假，到博兴五区找到蔡恩溥（后来知道他是原中共博兴县委副书记）同志，介绍并一起到临淄县的八路军三支队十团政治处集合，并在十团政治处驻地由蔡恩溥同志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再由蔡带领我们12 名同学和其他县同学一起到山东抗日军政干校学习。在那里我们学习了我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游击战术以及群众运动问题等等，初步武装了思想。当时日本侵略者把战争的火焰烧到了整个华北和山东，由于工作需要和形势所迫，我们仅仅学习了45 天就毕业了。我被派往山东临淄县工作。1938 年10 月，清河特委书记霍士廉同志在临淄苇子河召开了清河特区县委书记及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我也参加了。在会上决定成立长桓县委。会后，我被调往长桓县委工作，任民运部负责人。不久，清河特委赵明新同志动员我到长山九区行政委员会（即我党领导下的区政府组织）任主席。当时由于思想上对国民党县长、区长、贪官污吏看不惯，因此我很不愿意担任主席这个职务。赵明新同志就向我解释，说明行政委员会是抗日民主政权，是代表无产阶级劳苦大众利益的，政府人员是人民的公仆、勤务员。经过他的再三动员，我欣然同意，并到三支队司令部去带着委任令到长山九区任行政委员会主席。长山九区原是清河区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之一，是三、四支队发源地，铁山烽火即起于此。该区共有28 个村庄，村村有党、政、群等抗日组织。但是，1939 年5 月，鬼子在卫固安设了据点，驻了1 个日军中队和3 个汉奸中队，共300 多个敌人。他们天天出来扫荡、捕人，企图摧毁我根据地。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坚决贯彻中央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从白天的公开活动转入晚上隐蔽的活动，从大部队行动化为小型武工队以至个别串连活动。县委机关首先进行了精减。长山九区行政委员会进行了彻底的精减，整个区政府只留下我一个人一条枪坚持开展抗日工作。我一面要稳定群众情绪，研究对敌斗争的方法，另一方面还要完成汇报、征粮任务，支援前方部队打仗。我常常是一个晚上要跑三四个甚至十来个村子，与群众联系，研究对敌斗争策略和方法。疲劳了到可靠的党员或老百姓家里去休息，并在老百姓家里吃饭。我们和群众的关系，犹似鱼水情深。但是由于鬼子的活动十分猖獗，白天出来扫荡，抓夫修路、修据点，因此老百姓只好躲起来，不能出来生产，征粮征税也无法完成。于是，我和群众商量怎么办？群众说，光躲也不是办法，想法对付他们，也成立维持会应付他们。选择那些有条件的基本群众或共产党员来干这件事。名义上是伪村长、伪保长，而实际上帮助我党开展对敌斗争工作。这样一来，群众白天可以出来生产了，同时征粮征税任务也可以完成了。当时真是成了“有敌人而无敌区”，卫固镇虽有敌据点，我们也能活动了。
1940 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在这以前，桓台有国民党军队二十四旅，还有国民党的县政府，当时为了照顾统一战线的关系，我党未能早日公开成立县政府，只是成立了长、桓、临、益四县边区行政联防办事处。然而到了1940 年，国民党及那些反共专家们，如寿光的十五旅张景月、桓台的二十四旅张景琪，也跟着山东的反共头子沈鸿烈、秦启荣等纷纷投降日寇，当了汉奸。这样我们和这伙国民党顽固派的统一战线关系就不存在了。因此，我党就抓紧时机，把四县边区改为桓台县抗日民主政府。桓台县抗日民主政府成员的组成，是按中央要求提出的“三三制”政权形式建立起来的。县政府成立大会是在铁山东麓中埠村大地主王某某家的大院里召开的。当时每个区、乡都选出了工、农、青、妇等代表参加会议。会上大家都选我当县长。我当时以桓台县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任县长的身份登上了讲台，向代表们宣布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发表了施政方针，提出了休养民力、取消银两征税制、实行合理负担累进制等施政措施。这是为了实现贫农、中农合理负担的一种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提倡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以实现党的休养生息、恢复民力、坚持长期抗日、夺取最后胜利的目的。
桓台县委孙铁民和临淄县政府也派人参加这次大会，会上还有县、区的工、农、青、妇等各方面的代表发了言。代表们一致拥护和支持桓台县抗日民主政府和他们选举出来的县政府领导成员。县政府成员还有秘书兼教育科长于鲁川、民政科长杨岳东、财政科长赵川岳、粮秣科长李春田等。当天大会结束，各位代表即各奔自己的工作岗位传达任务，开展工作了。这次大会对发动桓台县广大群众参军、参战、支援八路军抗战，发生了很深的影响，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40 年5 月，桓台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不久，我就接受了清河区党委交给的一项艰巨而重要的任务——为八路军三支队筹备一批巨额军费。接受任务后，我们即分析了全县的经济情况和人民负担能力，应向所谓“慈善”机关美国天主教方面打主意。决定由我出面，向在桓台（即原长山九区）边辛庄一带布教的美国天主教顾天民提出警告，抓住他们在我县境内搞“复活节”瞻礼布道活动为由，破坏抗日工作、阻扰我八路军动员参战活动等罪恶事实，强迫其缴纳抗日捐。在抗日民主政府的威力震慑下，经过说理斗争，美国天主教顾天民，乖乖地按照我们所提出的要求如数缴纳了伪币3 万元（后换成法币）。我们就把这巨款上交了清河区党委，支援部队抗日。这件事后来还受到清河区党委的通报表扬。这一举动，震动很大，当地群众反映：“抗日民主政权，真是为抗日、为人民着想，真是了不起，竟连美国天主教也缴纳抗日捐了。”从此后，美国神职人员再也不敢肆无忌惮地到处乱窜搞活动了。由于日寇多次实行强化治安运动和政治诈降及原桓台县公安队长张裕安、副队长张宇良的投敌破坏，自1941 年3 月起，桓台县的抗日形势趋向严重恶化。在抗日阵营里那些经不起考验的人有的逃跑、有的妥协、有的投敌。在半年内先后投敌的科局长、区委书记、区长、区中队长有20 多人。这些家伙投敌后，都是革命的死对头，他们带领日寇到各乡村摧残破坏各种抗日组织，危害之大，令人发指。我们面对这一恶劣的形势，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曾派战士伪装买菜在卫固镇集市上打死汉奸队长李维信。我还派王成隍利用给恶棍齐德子许多钱作为诱饵，用菜刀杀死齐德子；后来还用同样方法杀伤叛徒郭里庭，同时杀死叛徒高洪洲。县大队还设内线，里应外合消灭了南石桥叛徒据点张裕安的全部人马；派县大队战士潜入张店爆炸王三子；派初廷芳伪装给张方笃父亲吊丧，打死街子叛徒张方笃。
1941 年5 月1 日，我调出桓台县，之后即到山东分局党校学习了。由于当时桓台县政府的领导人，过高地估计了桓台县广大人民拥护、支援抗日的热情和有利形势，忽视了敌强我弱的根本特点，尤其忽视了桓台县是敌占区这一不利形势，违背了党中央提出的“隐蔽精干、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斗争方针，仍然用公开活动的老一套办法，过分地暴露了自己，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使我们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和损失。像王成隍这样的同志也在同年8月由于缺乏对敌斗争的经验，受到叛徒刘伯华拉关系欺骗，遭受肖可法的杀害，壮烈牺牲。直到1943 年5 月，孙铁民同志重返桓台县任县委书记，总结了经验教训，才使桓台县抗日斗争又蓬勃地发展起来，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我在长桓工作的时间虽然是短暂的，但是在近3 年时间里，有过胜利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对我教育最深的是革命斗争的形式，一定要与革命斗争形势需要相适应。革命斗争的具体方式，也要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桓台县1941 年秋后抗日运动走向低潮，其内在原因或主要原因是县委领导人违背了这一原则。我从桓台县调往临淄县工作时，也是由根据地转为敌占区。当时由于坚决贯彻执行了党中央“隐蔽精干、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斗争方针，接受了桓台县的经验教训，将临淄县绝大部分的乡以上干部和半脱产干部及时地转移到小清河北根据地另行分配工作或搞生产工作，只留少数几个人坚持阵地，由个别人活动或带领小股武装活动，保存实力，积蓄力量，搞好党群工作，待机攻打敌人据点，逐步恢复发展党、政、群的对敌斗争工作，直到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