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看见人们欢天喜地乔迁新居，我就会想起去世多年的父亲和他的住房轶事。坐落于杭州市保俶路桃园新村省机关单位宿舍楼内的那套住房，是父亲去世后组织上分给他的。母亲说，这要特别感谢父亲的老领导中纪委原副书记、中顾委原委员刘顺元同志。当年，他了解到父亲调省人大直至去世家里还无稳定住房的情况后，亲自与省人大主任李丰平、副秘书长杨彬同志进行商榷。后经组织多方协调，我们终于拿到了房子的钥匙。闻此，我从内心深处衷心感谢父亲的老同事们和组织对我们的关怀，同时也勾起了无限的联想和感慨：父亲生前一直对单位分房持谦让态度，以致去世后仍未解决家庭住房问题，但他离去后组织和人民并没有忘记他！
建国后，父亲曾任温州地、市委主要领导职务多年。记得20 世纪60 年代初，地委机关分配我们家（全家10 口人）住进县后巷55 号一座旧式两层楼房的独立院落，楼内有几间长期空置的房子。父亲集书房、会客、洗漱、卧室为一体，仅住二楼东向一间不足二十平米的房子（一板之隔的西面十余平米是我的卧室），从未对楼内那些空置房动心过。
当时机关宿舍房源较紧张，一些青年干部领取结婚证后为找不到住房而焦虑。身为领导的父亲得知后，即主动请他们搬来住隔壁的空置房以暂解燃眉之急，待找到房子后再搬离，水电费用也拒收。“文革”开始后，楼内住户增加。1967 年底，一支造反队占据我们的卧室，不久两名刚结婚的军官入住。我们家8 人只得挤住于楼下一卧室、一灶间。父亲体谅当时住房困难毫无怨言，还主动让出灶间和饭桌与军人家属共用，平等礼让、相处融洽。
1970 年7 月，父亲被“四人帮”在温州的代理人诬陷为“叛徒”，并开除公职和党籍。我们举家迁往文成时，一些邻居不顾押送军人的白眼，前来协助我们捆扎行李，目送我们的车子离去时还有人流下了眼泪……
1972 年父亲平反，恢复地委副书记职务并主持地委工作，全家返温后暂住柴桥巷招待所。当时，省委工作组和地委经常在招待所组织召开批林整风会议，每日来访旅客、群众进进出出、人声鼎沸，一度秩序混乱，甚至不得已调来民兵和军人充当门卫。一天，地委行政科的工作人员前来与父亲商量：因父亲原先住处的两位军人一时找不到房子落脚，询问父亲是否愿意搬到瓦市殿巷新落成的市委领导宿舍楼。对方语音未落，父亲不顾住所问题导致的经济压力和诸多不便，对行政科同志说：“我不搬新房子，你们也不要动员部队同志搬出去。他们什么时候找到房子，我什么时候搬回去。这里还可以，我就住招待所！”不久后，父亲得知温州市文管会主任、我国著名金石篆刻家方介堪先生家中子女众多、住房紧张，儿子复员后婚房苦无着落，不顾自己刚复出而且全家还住招待所，亲自陪同方老的儿子向市房管局有关同志反映情况。经过多方协调，方家的住房问题终于得到了妥善解决，而父亲和我们全家在招待所一住就是一年。
1974 年，父亲被“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诬陷迫害，再度开除公职和党籍。至1976 年10 月粉碎“四人帮”之时，父亲已是年近花甲的老人了。
1977 年11 月，省委调父亲到浙江农业大学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革委会副主任（后任党委副书记、书记，校长）。翌年我赴杭城省亲，在华家池附近的田野中寻到该校大门，但见校舍陈旧、没有围墙、没有教工学生宿舍楼，道路坑洼泥泞，外人随意穿行，整个校园都是一片破败杂乱的景象。特别是作为校领导的父亲，仅以简陋的教师备课室兼作办公室、会客室和宿舍，更令我惊得目瞪口呆！然而眼前的父亲却淡淡地说：“这点算什么？学校除少数老师住市区，大部分教职员工都没有房子，还住附近农民家里呢！”此时，父亲早已把个人的困难置之脑后，他心心念念的是如何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把“文革”耽误的时间夺回来、把教学质量抓上去。因此，他全身心投入农大的建设工作中，全力整顿学校秩序、搞好后勤保障、解除教职员工的后顾之忧，并努力推动学校的评优升级工作。随后两年，每次赴杭探亲我都能发现校园里的变化：道路平坦了，围墙立起来了，多幢教工宿舍楼拔地而起；新盖了留学生宿舍楼和学校招待所；国家农业部在此举办全国县委书记培训班……听弟弟说，当时为了弄到紧俏的建材盖这些教学楼，从不求人的父亲自掏腰包买了“龙井”，向各地的领导同志求助“化缘”。在各方支援下，父亲硬是从物资匮乏的缝隙中‘抠’出了所需建材，使教学楼顺利地建起来。其时，母亲已调至杭州工作，父亲也不再住备课室了，但他们住的房子还是20 世纪50 年代初盖的，质量不敢恭维，墙皮上的白灰一碰就脱落，里面露出大片的黄泥。
几年后，父亲调省人大工作，他告诉我自己调出农大后房子要还给学校，省人大要盖宿舍楼自己的份额已让出去……我简直难以置信，直问为什么？他解释道：“杭州的住房比较紧张，省人大调入的许多同志年纪在40 岁以上，家中人口多。这次建宿舍楼分领导和工作人员两种套型，领导的大些，我让一套，可以解决人家两户住房问题，我以后总会解决的。”就这样，父亲放弃了分房机会。此后，也丝毫未因住房问题而影响了工作，他一如既往地辛勤工作，日夜奔走在全省各地调研视察。直至去世，他还住在农大的那幢旧房子里。
毛泽东曾说过，人是要有点精神的。随着时代的变迁与发展，住房分配制度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会发生变化，但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干部在住房问题及其它个人利益分配问题上表现的态度，始终具有很强的示范作用。回顾我的父亲李铁锋，他老人家在个人住房问题上一贯坚持先人后己的谦让品格，正确处理个人和集体的关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父亲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合格的住房答卷，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作者系李铁锋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