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8月我从苏联回到延安后，被分配到中央党校工作，任干部部干事，二十四、三十班班主任，并为二十八、二十九、三十班讲党的建设课程。1939年党中央成立了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其成员有王明、康生、杨松、张松(李范五)、李延禄、刘澜波和我(可能还有王若飞同志)。不久，我即离开党校到东北工作委员会去工作。1939年5、6月间，中央决定派我到晋察冀边区，专门负责联系东北抗日联军的工作。
1938年以前东北抗联和党中央的联系主要是靠我们党驻莫斯科的代表团，1938年之后，中央代表团的所有成员都回到国内（延安和新疆），故抗联和党中央中断了联系。党中央为了加强东北的工作，成立了中央东委会，并抽调一批东北干部成立了东北干部训练队，派我和张发到晋察冀边区去建立交通站，物色比较熟悉东北情况和能在东北活动的干部去东北工作。我在晋察冀分局领导和帮助下，抽调了孔力、岳武等同志去东北工作，同时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又陆续派来东北籍的干部王东、王松、朱鸿恩、倪景阳等人，先后于1939年和1940年将他们派到哈尔滨、牡丹江和密山一带去建立交通站和联络站。由于当时敌人的统治严密，活动猖獗，他们花了两年时间，仍未与抗联取得联系。在这段时间内，有的干部因叛徒（如倪景阳）出卖而被捕，有的交通联络站(如设在孔力家的联络站)也遭到敌人的破坏。
1941年初，中央社会部决定将我负责的这部分工作与晋察冀分局社会部的工作合并。这样，我除继续担负寻找东北抗联的工作外，还受分局社会部部长许建国同志的委派，到涞水县计鹿村建立平西交通联络站。这个联络站的主要任务，是接送中央社会部和分局社会部派出的人员和从当地党委中寻找适合去平津、保定等敌占区工作的人员，建立交通站、联络点以及深入敌占区进行各种情报工作，并为社会部代管所有在平、津、保、唐、山海关和东北各地区的一切打入敌伪内部的情报组织。此时，继续寻找、联系东北抗联，只是我负责的一部分工作。这期间，凡是由东北情报组织派交通送到联络站的密写情报，在这里再用电台向中央社会部和晋察冀分局社会部报告。
正义之战得多助。平西交通联络站的活动不仅受到当地党政军同志和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还受到国际友人的大力帮助。英籍老朋友林迈可便是很出色的一个。林迈可于1938年至1941年之间。曾在燕京大学任经济学导师。在这段时间内他与我们北平党组织在燕京大学的地下党员肖再田、肖芳等同志建立了较密切的联系。他和他的夫人李效黎积极支持抗日工作，互通情报，掩护我们党的工作人员进出北平城。1941年秋季，我代表晋察冀分局社会部长许建国同志进入北平城内检查工作，就是林迈可同志用摩托车把我送进城里的。他还将过去二十九军留在天津外国租界的一批军用物资，几经辗转，送交八路军。林迈可还利用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汽车为我抗日根据地购买和运送各类药品(如奎宁)和通讯器材、电台等，做了不少工作。
当时在日寇统治下的北平市内购买西药和无线电器材是极其困难的。林迈可为我们购买这类军用物资，每次都要冒很大的生命危险。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帮助我们的抗日工作的。在我国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我更加深切地怀念这位可敬可爱的国际朋友。
我在晋察冀边区六年，是在敌占区（包括东北在内）敌伪上层的情报联络机关工作。在这一时期，东北许多长期埋伏在敌伪高层机关的同志，多是原留学日本各大学的学生，他们最初在日本组织了抗日同盟会和读进步书籍的读书会，后来建立了党的组织。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们就转入我们党的情报系统，成为我们党在东北的秘密情报组织。
这个情报组织的前身是1935年在日本成立的“东京反帝大同盟”，以失掉联系的共产党员张为先为中心，由丁宜、陈卓毅、赵家宾、于静纯等人参加。1937年又由侯洛、田琛、丁非、高亮、马昆山等人参加，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会”。这两个组织于1938年合并为“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其宗旨是根据马列主义进步思想开展抗日斗争。他们在日本从同乡、同学、同宗、亲威、好友中培养和发展了许多坚定的抗日分子为会员。以后，这个组织又先后改为“东北青年救亡会”（其外围组织为“新知识研究会”，国内部分名为“觉社”）、“晋察冀东北救亡总会”、“东北人民解放同盟”等。
这个组织的成员继1938年和1939年从日本分两批回国后，到1940年春季，其骨干都已陆续回国。并根据党组织的决定，利用自己的家庭和社会关系(这些同志大部分是伪满上层汉奸的子弟)为党从事情报工作。他们的工作先由华北联络局后转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管辖，主要的任务是收集战略情报，深入卧底，严守秘密工作纪律，不同一般地方党组织发生任何横向联系。因此，这个组织在长达十年的隐蔽过程中，除个别同志因打入国民党内部而在国民党东北情报组织被日伪破坏时受牵连、被当做嫌疑犯遭逮捕外，未受到其他破坏。这样，在我们党多年在东北城市和农村所建立的其他秘密革命组织被破坏殆尽的情况下，唯有由中央社会部领导的这一情报联络组织一直保存下来。1944年初，毛主席看到他们写的《满州工作报告》后高兴地说：满州不是铁板一块。满州的工作大有可为。
到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时，这个情报组织已发展到七十多人。他们以沈阳、长春和哈尔滨三个大城市为中心，辐射沈阳、大连、锦州、山海关、长春、吉林、扶余、图们、四平街、哈尔滨、密山等地，形成网络。其成员由于特殊的家庭和社会关系条件，可以直接获取重要情报。如伪满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的儿子张梦实(原名张绍纪)和侄子丁非（原名张绍维）；伪满地方自治指导部（直属日寇关东军）部长于冲汉的儿子于静纯（他是伪满军校中校教官，其兄于静远是伪满经济部大臣）；伪满皇帝博仪的侍卫少将处长佟济熙儿子佟志彬（本人是伪军中校）；溥仪的当家侄子伪高射炮兵团长宪东；伪满军法处少将处长的儿子王诚（原名王恒烈）和侄子王谦（原名王恒绪）；伪哈尔滨军管区上校旅长的儿子孙为（原名孙仲元）等。
这个情报组织的成员中，潜伏在重要军政部门的有：海军方面的金有声（伪海军上尉、江上军司令官宪原的秘书）；陆军方面的石迪（伪陆军中校，曾任军事部参谋，后调任黑龙江省密山军管区参谋），于静纯（伪陆军中校、伪军官学校教官），张进（伪军官学校少校教官），于清淮（伪军少校教官），佟志彬（伪陆军中校），宪东（炮兵中校团长），马凡（伪哈尔滨军区学校教官）；空军方面的关明修（伪空军上尉、沈阳航空部队飞行官）；警察方面的张克诚（任过黑龙江省黑河讨伐队队长，后调任伪吉林省扶余县警察署长）。此外，还有关克（伪军事部次长秘书官室文官秘书），巩天民（志诚银行常务董事），张为先（志诚银行董事会监事）等。
还有些情报人员任伪满各机构的中层职员，能接触机要。有的任伪国务院总理秘书室及八大部和弘报处的专职采访记者，有的在伪官需局、协和会、中央本部、交通部公路总局，图们海关、伪满图书公司、中央银行、兴农金库、工商银行、志诚银行、商工会，奉天省广播电台等机构内任职。
这个情报组织在抗日战争中，恪尽职守，积极工作，向抗日根据地送回一系列的重要情报：一、关于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地区的战略部署和战略思想。二、关于住在伪满地区的日本人的反战思想。三、关于伪满陆海空军的编制、兵力、武器装备、军事部署、军队训练、作战能力、军官士兵的思想动态。四、关于海军舰种、数量、性能、航线、港口要塞设施的情况。五、关于空军的机种、性能、机场、基地的情况。六、关于港口要塞设施和机场基地的详细地图。七、关于辽宁地区、长春（新京）、沈阳、鞍山等重要设施，武器生产工厂、交通要道等都画有详细目标地图，以备供空中轰炸时使用。八、关于从伪满陆军、警察方面收集到的日伪军对我东北抗日游击队袭击的情报。九、关于敌军警、特联防镇压、防谍等方面的措施。十、还有伪满财政、金融、预决算，重要经济和文教政策的情报等。这些情报送到延安，甚得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同志称赞。毛主席说：我们的情报工作突破了伪满州国的“钢铁国防线”，是我党对东北工作的先锋。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这个情报组织的大部分同志未公开自己的身份，有的打入敌人内部继续秘密的情报工作。他们在搜捕日寇和伪满要犯，侦破国民党特务组织以及东北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张梦实同志向苏联红军提供情报，将以张景惠为首的伪满大臣级汉奸一网擒获。之后，他又随末代皇帝溥仪等要犯一起在苏军押解下去了苏联，在那里担任翻译和读报工作六年之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回来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又如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直接派到北满和哈尔滨等地开展特务活动的军统滨江组少将组长张勃生，也是靠他们提供的准确情报抓获的。在解放战争中，他们策划驻防在南满的国民党部队的师长王家善起义，在辽沈战役消灭廖耀湘部队的作战中，他们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党在东北的情报组织在长期的秘密革命活动中，曾经发挥积极主动精神，组织过各式各样的群众性组织，如上面提到的“东京反帝大同盟”、“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以及各种读书会等，对于宣传抗日思想，激发爱国主义精神，培养革命骨干，团结爱国青年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些组织虽然未经过上级党的领导机关批准，但实际上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应当在革命斗争史册上记下他们光荣的一页。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哈尔滨建立的“北满临时省委”，也类似这样的组织，虽然它存在的时间很短，但同样为党做了大量革命工作。它也是一个革命组织，也应该记下他们的历史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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