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山东惠民县人，1945 年入伍，1947 年入党，1949 年随军南下到温州。
在山东工作期间，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粮库主任，而李铁锋同志已是惠民专员
公署的副专员。在随军南下的路上，李铁锋同志是我们南下干部纵队的大队
长（彭瑞林同志是政委），我是中队的组织干事，不论从年龄上还是从职务
上讲，我都是“小萝儿头”，李铁锋同志是经常上台的“大演员”，而我是
台下的一个“小观众”。因为我经常能看到他的表演，所以对他那果断干脆
的工作作风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演员”虽不熟悉“观众”，但“观众”
对“演员”的“唱功”和“作功”是常有评论的。我在南下干部中年龄最小，
每天行军百里路，实在跑不动，就把我调到妇女队，和大姐们在一起行动；
不论从哪个方面，对我来说都是破格的照顾，这些事我永远不会忘记。
南下到温州，李铁锋同志先后担任地委秘书长、副专员、地市委正副书
记，而我始终是他的部下，在县委、市委担任组织干事，在永嘉县委担任秘书、
宣传部长、县委副书记。这时的“观众”和“演员”与1949 年前有点不同了：
不仅“观众”更熟悉“演员”，而且“演员”也“熟悉”观众了，更确切地说，
我也开始当“演员”了。这时的李铁锋同志不仅自己时有“登台演出”，而
且还经常指导我们“登台演出”，李铁锋同志成了我们的总导演。由于他是
我南下前和南下途中的老上级，我们对他是无限地信赖，说话也是非常随便
的。1956 年的中国农村，通过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实现了生产合作的高
级化，鉴于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初级社到高级社的过渡时期极为短暂，遗留
下许多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高级社如何进行管理，如何组织生产，如何贯
彻按劳分配，各地农村干部无现成的经验。干活“一窝蜂”，评分“满堂红”，
分配“大饭锅”，已成为发展生产的最大障碍。中国农村向何处去？接下来
应该怎么办？永嘉县委一班人想
通过实践，回答这一难题。正在
我们发愁的时候，1956 年4 月29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何成题为
《生产组和社员应该包工包产》
的文章。我看这篇文章如获至宝，
高兴得跳了起来，并立即请示地
委，按报纸介绍的经验组织推广。
以李铁锋为书记的地委认为这是
件大事，应该谨慎行事，“只准试验，不准推广”。只要有一个“准”就行，
我作为县委农业书记，立即向常委汇报，并决定派县委农工部干事戴洁天到
三溪潘桥和雄溪的燎原社进行认真试验。1956 年8 月，《燎原社包产到户总结》
诞生了，永嘉县委把燎原社的经验叫作“包产到户生产管理责任制”，具体
内容概括为“三包到队、责任到户、定额到丘、统一经营”，这就是全国第
一个实行包产到户的合作社。一颗重型原子弹在永嘉爆炸了，对周围产生了
无法控制的影响，“永嘉单干了”“永嘉分田了”的舆论，在温州引起了强
烈震动。为了防止“星火”变“燎原”，为了不使事态扩大，温州《浙南大众》
发表了《不能采取倒退的做法》的社论（1956 年11 月19 日），批评了永嘉
的包产到户。这时的永嘉县委分成了两派。我认为有必要如实反映永嘉包产
到户的情况，说明包产到户的意义。于是，我以永嘉县委副书记的名义，在
1956 年11 月26 日写了一个《专管制和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
的专门报告，送给地委、省委和党中央。1957 年1 月27 日《浙江日报》根据
省委领导指示，全文发表了这个报告，这就是被今人誉为“全国第一篇公开
论述包产到户的文章”。后来官司打到毛主席那里，他认为包产到户是方向
有问题。因此，从1957 年3 月8 日以后，包产到户被指责为“极端反动、落后、
倒退的做法”（《人民日报》评论），强令彻底纠正。我也被划为右派分子，
开除党籍，下放劳动。在这个问题上，因为毛主席反对包产到户，曾经支持《浙
江日报》发表包产到户文章的省委领导备受打击，作为温州地委书记的李铁
锋同志，也是“茶壶里煮饺子”——“肚里有嘴里倒不出”，是“老牛掉在
水井里”——“有劲使不上”。需要指出的是：因为李铁锋同志在省委党代
会（1957 年）上发言时，讲了温州的成绩以后，说了一句“温州离省委比较
远”，闯了祸（指责他“不要党的领导”）。他自己是“泥菩萨过河——自
身难保”，所以对此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一点我是非常清楚的，正是因为这
一点，决定了我和李铁锋同志的感情，始终是真诚而深厚的，对他是很理解
的。而他对我的关心也都是超人的，1958 年2 月21 日，省委批准我划为右派，
到了第二年的国庆节，温州地委就宣布了给我摘掉右派帽子，李铁锋同志这
时虽然是地委副书记，但他对我是特别关照的，到处宣传“李云河表现很好，
现在达到了四级车工水平……”“文化大革命”，他被整得厉害，重新工作
以后，他被任命为副书记，我打报告要求重新入党，要求对我的处分重新甄别，
李铁锋同志在那“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的年代，毅然写下批示：“李
云河不仅可以重新入党，还可以重新考虑原来的处分……”现在看这个批示
很寻常，可当时写这样的批示是需要胆识和勇气的，不仅对我个人、对我全
家，而且对当时许多“右派”同志，都是极大的鼓舞。因为我们从地委书记
的批示里看到了曙光，看到了希望，因为我们这些久离母亲怀抱的“党员”，
朝思暮想的就是有朝一日能重新回到党的怀抱里，这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归宿。
李铁锋同志的批示，我曾拍成照片，在同志们中间传播，并寄给了我在部队
的儿子，对我儿子争取入党起了很好的作用。后来因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李铁锋同志又首当其冲成了“代表人物”，我“重新入党”的愿望又付之东
流。尽管如此，我对李铁锋同志还是非常感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历史上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在温州我
是公认的一个，但由于党中央对包产到户的禁令尚未撤销，因此我的问题在
领导层面仍有争议。这时李铁锋同志不在温州工作，对尽快解决我的问题，
他是鞭长莫及，不便亲自决策。后来，他利用“原温州地委书记”的身份，
给省委、温州地委写过多次证明信，动员我“耐心等待”、告诉我“坚信不移”
的信起码也有15 封之多。因为我主观性很强，心情十分急躁，每次写信、每
次见面谈话，李铁锋同志都是耐心劝导、阐述利弊。省委于1978 年作出决定，
为我恢复党籍、恢复名誉，李铁锋同志知道以后，立即写信给我表示祝贺。
当全国农村普遍推行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取得举世瞩目成效的时候，他又给
我写信，对20 年来反对“包产到户”表示歉意。
我与李铁锋同志是无话不说的，调省委农研室担任职务以后，也常找李
铁锋同志谈心，一些老同志认为和李铁锋同志谈心是一种享受，能从他的谈
话中受到很大教益。他逝世前一天的晚上，我在他的房间里玩到十点钟，我
住“新新”，他住“杭饭”，第二天早晨，我吃早饭的时候，有人说“李铁
锋同志逝世了”，我当时不敢相信，一个劲地问“到底是李铁锋还是李铁峰”
（因为有重名）？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我所敬爱的一位老领导——李铁锋同
志真的不幸逝世了，这使我感到无限悲痛。李铁锋同志离开我们两年了，但
他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怀念、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作者系永嘉县委原副书记，离休干部，已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