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在装甲兵学院任教，“文化大革命”中因“站错队”，被关入“牛
棚”。同班劳动的有院政治部主任王林大校。他得知我是温州人后，对我说，
抗战期间，他在临淄县委任组织部长，县委书记叫李铁锋。在开展敌后斗争
中，李不幸被日军抓去。在敌人酷刑逼供下，他坚贞不屈。内线传来消息，
敌人见挖不出什么东西，准备将他处死。县委很着急，立即开展营救，抓住
了敌人一个大官的儿子，声言要砍头。敌人急了，提出交换，才把老李换了
回来。大家见他衣服破碎，浑身没一块好肉。我们这些人从死人堆里爬出来，
与老李同铁窗的难友，见了也无不落泪，真是铮铮铁骨啊！后来他随军南下，
听说在温州工作，你今后有机会回温州，去看看他吧。
林彪摔死后，小平同志复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他迅速改组了被林彪一伙把持的装甲兵党委，并立即平反冤假错案，我也得
到彻底平反。但当时“四人帮”还在，政策没有完全落实。到了1976 年，“四
人帮”垮台后，我被转业到温州市工业科学研究所担任副所长，住在市委第
二招待所，与地委机关宿舍铁锋同志住处只隔一条巷。他当时还未分配工作，
整天在家，我常去看他。后来他被任命为浙江农业大学党委书记，迁家杭州。
我虽是土生土长的温州人，但1948 年离家后一直随部队东奔西跑。爱人
刘丽芬是上海人，子女也都是在北方大长，不习惯温州生活。而我自己在部
队也一直是个“员”（学员、译员、教员，从未当过“长”），对领导工作
颇不适应，就想调离温州。恰好不久恢复了高考，而“文化大革命”中高校
教师队伍受到很大摧残，缺员较大，我就请铁锋同志把我们调到农大。
我爱人原在五机部坦克发动机研究所搞设计工作，坦克和拖拉机都是用
柴油机作动力，所以分她到农大农机系。而我在装甲兵学院教的是坦克构造、
工作原理等，而农机系搞的是拖拉机设计，我没学过。因我在建国初期为苏
联坦克专家当过几年翻译，也算是外语工作者吧，于是分到外语组教英语。
但我除了中学学过一点英语外，并未专门学过英语，只好一边学一边教，担
子很重。而铁锋同志忙于恢复教学秩序、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等，忙得
不可开交。而我作为一个普通教师，对农大又不了解，所以也就较少与他接触。
一天中午，我在食堂排队打饭，一会儿铁锋同志拿着饭碗来了，站在队尾。
许多同志就说：“老李，你忙，你到前面先打罢。”（在非正式场合大家不
叫他李书记，而叫他老李）。老李不听，于是大家一哄而散，想让他一个人站。
他看看不行，只得走了。一会儿拿来打饭的餐具，对我说：老项，你给我买6
个馒头、4 样菜。我买了以后给他送去。原来她爱人出差，只他一人在家吃饭。
我说：“你一人在家买这么多饭菜怎么吃？”他说：“分两顿吃，省得晚上
再麻烦你了。”我说，到晚上都冷了。他说，“不碍事，开水泡泡就行了。”
还有一次，我到医院拿代煎的中药，看见也有铁锋同志的，就给他捎回
来。他当即喝了一瓶，把另一瓶倒在碗里，把两个空瓶交给我一起拿走，说，
省得你再跑路一趟。
我在部队待了二十七八年，习惯于用部队对首长的关系看领导，王林同
志是学院的部门领导，还不是院首长，但与他同时的另一位县委书记——相
伟，就是广州军区的政治部主任，少将军衔，还有一位书记符浩，后来是外
交部副部长，都是省、部、军级。铁锋同志当时虽是地厅级，但他是行政9 级，
而当时有个省委书记也才12 级。我把老李看成部队高级首长一样。部队军级
干部家里有警卫员、炊事员、公务员；而老李生活这样简朴，待人这样平易
近人，这是很少见的。相反，就在农大时，我见过一位领导，他到食堂吃饭，
炊事员把他领到一张小桌边，端来一盘西葫芦炒肉片，我们平时管这菜叫“西
葫芦炒肉片（骗）子”，而给他的这一盘却是“肉炒西葫芦片（骗）子”。
就是现在浙大紫金港校区食堂也看到一幅情景，天热时打饭的师傅那里热气
蒸腾，师傅们挥汗如雨，仅有的一部风扇是专门对着他们扇的，可是有时风
扇却转过来对着一位年轻人员，他也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这凉风而不顾那两个
打饭师傅汗流浃背。等他吃完，风扇才转回去。我不知他是何方神圣！
对比以上两例，撇开“共产党员”“领导干部”这些名号不讲，我觉得
铁锋同志这样做人，给我印象非常深刻，也是对我很好的教育。做人就是要
做这样的人：既是铁骨铮铮，又是艰苦朴素、平易近人。
（作者系原浙江农业大学英语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