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已88 岁了，60 多年前的往事记忆犹新。李同志在我们最困难的时
候为我们排忧解难、对我们关怀备至，深刻脑海、永不忘记。
1949 年李同志南下到温州，任温州专署副专员。其时，周申生（先夫老周）
随浙南游击队进城，系团地工委首届领导人之一。11 月25 日，温州地区隆重
召开“三代”会 ，地区领导非常重视青年工作，地市委书记、专署领导都来
参加会议。李同志对周申生很看重，全力支持团地工委工作。1956 年浙江省
召开第二次全省党代会，周申生是省党代会代表，李同志是温州地区的党代表，
会议期间两人在杭相遇，又相互切磋讨论，进一步加深了革命的情谊。
1953 年，省委选调周申生到省里接替谷超豪同志任浙江省科联、省科普
协会副秘书长（为了使谷超豪同志能专心攻读数学，组织将谷调回浙江大学
攻读数学科）。从1953 年到1957 年之间，省里科技工作很有起色，取得了
一番成就并获得上级领导的肯定。1956 年周申生被评为科协工作积极分子，
参加全国科技工作积极分子大会，并受到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
见。此后，周工作情绪更为高涨，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中。1956 年浙江省第二
次党代会召开，他在大会上作发言，就科技发展方面提出了六条建议。不想，
这些言论却被作为反党的材料，周于1958 年被扣上“右派”帽子，从此打入
十八层地狱，下放劳动改造。其间，由于体力不支，患上浮肿病，差点丧命，
经多方治疗才得以逐步恢复。几年后省里有关领导说他表现好，给他摘掉帽子，
周也就此成为“摘帽右派”。
1962 年，国家正值困难时期，为了减轻城市负担、早日克服困难，省里
下放一批干部回到温州支援建设工作。周申生是其中一员，因他还是一个“摘
帽右派”，所以分配到瑞安湖岭中学当教师。周申生1953 年调省工作时，我
也随调至省卫生厅工作。我们三个孩子都留在温州（大女儿上小学、另两个
小孩在读幼儿园），由70 多岁的老姑母照料生活。如此一来，周在瑞安湖岭、
子女在温州、我在杭州，一家三地、相隔千里，长年不能见面、不能相互照顾，
怎么像个家？生活上困难重重的状况可想而知，心酸痛苦向谁诉、有谁怜？
出乎意料的是，在我们全家最为困顿的时刻，李同志给我们带来了福音。
1963 年的一天，李同志到基层瑞安湖岭调研工作，听说周申生在湖中任教，
就特地前往湖中看望。李同志一直对周申生十分关怀，见面后更是嘘寒问暖、
问长问短。询问到家庭情况，老周如实相告。李同志听后深表同情，他推心
置腹地安慰老周，并表态：“只要政策允许，一定设法把你爱人调回温州，
让你们一家团聚，生活安定些！”听罢李同志的话语，老周瞬间感到暖流全身。
李同志说到做到，不久后我就从杭州调回温州。根据当时温州人事局的政策
规定，只能照顾夫妻关系、不便照顾子女，所以将我分配至瑞安仙降中学任教。
此后，一家尽管仍然隔江过水、翻山过岭、三处分居，但毕竟是在温州地区，
且学校工作又有寒暑假，一家可以团聚，这已是来之不易的惊喜变化。
我们非常感谢老李同志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如果当年李同志没有去湖岭
见老周一面并尽力解决我工作调动问题，我们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团聚。我们
真切地感受到，李同志真是一位好领导，是一个实实在在、知冷知热的亲人。
我们全家终生难忘恩人李同志。
（作者系温州市委农办企业离休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