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温州人，都会记得李铁锋这个* 名字。从新中
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7 年，28 年间，李铁锋一直在温工作，
多次担任温州地、市委主要领导，曾任温州专署副专员、温州市委书记、温
州地委书记等职。“文化大革命”中，他曾两度被打倒撤职，被指为“温州
第二号走资本主义当权派”！
斯人已逝。本文通过采集李铁锋相关资料，并结合其子李红五的叙述，
试图全面地反映这位南下干部的人生历程。
战争年代：与冈村宁次侄子扯上关系
这是中国抗战史上唯一的一次交换战俘事件，一段与原温州地委书记李
铁锋有关的传奇故事。
1944 年1 月7 日清晨，我山东解放区鲁北昌邑县东利渔村附近，突然“轰”
的一声巨响，一架日军飞机坠落在河里。当民兵赶到时，头部流血的飞行员
已从机舱里爬出来。飞机是因机械故障坠落的，民兵连长向他出示了“中国
八路军”5 个大字，他点点头，举起双手。
经渤海军区敌工部门审讯获悉，这个名叫山田井马的中尉飞行员，竟是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远房侄子！时任山东军区司令员罗荣桓得
知后，即指示一定要保护好山田井马，以作为对敌斗争的重要筹码。
冈村宁次侄子被俘，令驻济南日军第59 师团长细川中康中将大为震惊。
为好向顶头上司冈村宁次交代，他即派出侦察机以及大批兵力到坠落地区侦
察，甚至命令伪军和特工扮成兑糖客，深入解放区探听消息，当然都是一无
所获。
而这，也使当时山东临淄、清河我党两名被俘重要干部的命运有了转机。
1943 年12 月15 日，李铁锋（时任临淄县县长兼县武工队大队长）带领10 多
名武工队员在临淄县活动时，因汉奸告密，遭百多名伪军包围。他在激战中
负伤，弹尽毁枪后被捕。此前两个月，清河区行署公安局长李震也在战斗中
不幸被捕。日军宪兵对他们用尽酷刑，但他们宁死不屈。党组织一直积极谋
划营救行动，而冈村宁次侄子被俘使党组织获得了营救的绝佳机会。
渤海军区向山东军区请示后，获上级领导批复同意，决定利用山田井马
换回李震和李铁锋等30 余名同志。双方秘密谈判后，日军全部同意我方条件，
并就交接方式、时间地点等细节作出安排。
交接地点设在解放区与敌占区的结合部。日军先释放了李震和李铁锋两
人，我方确认后将这些同志接回并在收条上签字。根据事先约定，日军还慷
慨地“赠送”了10 挺机枪和弹药等一批武器。岁后我方也释放了山田井马，
再其后，日军按协议又释放了我第二批30 名八路军干部。
山田井马在被我军拘禁期间受到人道的医治和对待。经我军和日本反战
同盟人士教育，他开始同情中国人民的抗战。回去后他发誓不再与八路军作战，
无奈之下日军将他送回日本，不久后又被派往东南亚战场，在与美军作战时
死在马来西亚。
李铁锋和李震被营救回来后，山东行政委员会对他们在狱中坚持斗争的
事迹进行通报嘉奖。李铁锋重回临淄，仍任县长兼武工大队队长。在山东这
片抗战热土上，他带领抗日武装在青纱帐中开展艰苦卓绝的对敌斗争，直至
抗战胜利。
1949 年３月，渤海区党委组建的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第三支队第四大队随
军南下，时任渤海区第四专署副专员李铁锋调任第四大队大队长，彭瑞林同
志任大队政委。李铁锋与彭瑞林率领第四大队出山东、经安徽，一路南下，
跋山涉水，抵达浙江，并参加接管温州工作。
解放之初，浙南一带土匪众多。当年7 月，李铁锋带警卫员等执行任务，
坐船经青田海口瓯江江面时，突遭土匪围堵袭击，浴血奋战三天两夜才得以
脱险，终致左上臂粉碎性骨折。辗转丽水、杭州救治时医生曾准备截肢，后
由温州名医林镜平提出新的治疗方案，才保留了左臂。但左手臂却从此短了
一截，穿衣倒水多有不便。
这之后，李铁锋就一直在温州工作，历任温州专员公署副专员，温州
市市长，温州市委副书记、书记，温州地委书记、地委第二书记等职，直到
1977 年底调浙江农业大学离温，整整28 年，系温州地区任地、市委领导时间
最长的南下干部。
1982 年10 月，李铁锋调浙江省人大，任常委、副秘书长、文化卫生计划
生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1984 年1 月25 日，在参加省委会议期间去世，年仅
67 岁。
温州岁月一：儿子眼中的地委书记
李铁锋长期担任温州地、市委领导，“文革”时又被打成“温州第二号
走资本主义当权派”，这无形中给他蒙上一层位高权重的神秘面纱。但在儿
子李红五眼中，李铁锋却完全是一个普通人的形象。
20 世纪60 年代初，正读小学一年级的李红五因病休学在家、无人照管，
李铁锋下乡开会检查调研时，就常带着他。当时，李铁锋坐着吉普车几乎走
遍了包括丽水、龙泉在内的整个温州地区。颠簸的吉普车，尘土飞扬的公路，
每到一地，大家都是尘土满身。吉普车旁挤满了看新鲜的男女老少，李铁锋
总是随手拍拍尘土便准备开会，而李红五就和司机在附近等候会议结束。
当时的许多事情都令李红五印象深刻。在与当地干部吃饭过后，李铁锋
就会把秘书叫到一旁，交给他5 元钱并嘱咐几句。秘书随后将这钱交给当地
领导，对方自然不肯收，秘书总是一再恳请，要对方收下：这是李书记交待
了的……
晚上，遇有当地文艺演出或部队放电影，李铁锋总是看至八点半便准时
起身离开，因为他习惯于早睡早起，何况工作在身。有外事接待时（苏联专家），
他总是让秘书准备好白开水，稍作陪伴，就起身致歉离开。
童年的李红五还记得，李铁锋常叫儿子去买信封、买整版整版的邮票。
那时李铁锋总是要写很多信，给外地的同事和战友（他与浙南游击纵队的龙
跃、郑海啸、邱清华、胡景瑊等老同志都保持着良好关系）。李红五时常纳闷，
机关里盖个公章不就可以寄信吗？为何要去买邮票买信封？李铁锋就对他说，
公事私事要分开……
在李红五的记忆中，李铁锋很爱学习，办公室和家里总放着许多马恩列
毛专著以及各类书籍。夜里透过房门，他总会看到父亲在灯下写作或看书。
李红五说，父亲爱好兴趣广泛，爱书画、会拉二胡，还教我写毛笔字。他常
拿一张旧报纸，用红墨水写上几个字，就让我描红。因有这番功底，后来李
红五还在全班毛笔字比赛中得第一名！
李铁锋重知识、重文化，尊重爱护知识分子。那年带儿子去上海看病时，
顺便参观了鲁迅故居。1964 年郭沫若来温考察，李铁锋就将温州著名书画金
石家方介堪先生引见给郭沫若，还请郭沫若给温州图书馆题写馆名。1972 年，
方老先生带着海军复员的儿子来找李铁锋，反映受“文革”影响住房困难，
儿子没法结婚……李铁锋即介绍他们去找有关市领导，落实政策解决问题……
而最让少年李红五感奋的，是李铁锋作为敌后武工队大队长，在抗战时
期充满传奇的对敌斗争故事。
那时为在敌占区开辟根据地、恢复党组，李铁锋受组织指派，深入炮楼
林立的敌占区开展抗战工作，三四个人负责一个县。白天与群众一起劳动，
晚上就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有时也会突然闯入汉奸家里，公开亮明身份说：
我们是抗日政府派来的游击队，鬼子是秋后的蚂蚱，迟早要被中国人民赶出
去的！我们知道你们为日本人做事也是出于无奈，我们给你们每个人都记了
一笔账，今后只能表面应付鬼子，如果死心塌地做汉奸，决没有好下场！也
有个别会告密的，武工队很快就会给予严惩，并留下“汉奸下场”的字条！
这样，多数人也就被我们拉过来，成了“白皮红心”。
他们还曾俘虏过日本兵，经教育后加入反战行列。晚上带他们潜伏到敌
人炮楼前，让他们用日语向敌人喊话，炮楼里敌人打来子弹，就趴着不动，
之后又继续喊话……
李铁锋这些英勇抗战的革命斗争经历颇具传奇色彩，使得少年的李红五
充满了对父辈的英雄崇拜，也激发了他的人生理想。
当然，作为一位主政温州的地委书记，李铁锋还有更重要的贯彻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与恢复发展经济的工作。在复杂多变的政治风云中，李铁锋经历
了许多极为复杂尖锐的事件，表现了一种勇于担当、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
政治品格。
温州岁月二：地委书记的后半生
建国后，在巩固政权与恢复经济的那些年，受“左”的思想影响，党内
斗争及各种政治运动接连不断。
1956 年，时任浙江省省长、1925 年入党的老革命者沙文汉等人被控反党
而受到查处，此即震动全国的所谓“沙杨彭孙反党集团”事件。受此牵连，
时任省委常委、省检察院检察长的彭瑞林（当年任四大队政委与李铁锋一起
南下）也成了反党分子。
李铁锋不相信这位为革命出生入死的战友会反党，对老战友的遭遇深表
同情。当年7 月召开的浙江省第二次党代会上，李铁锋不顾个人安危，上台
仗义执言，为他们申辩。之后，在彭身处逆境的20 多年中，李铁锋始终与之
保持联系，凡到杭州开会，总不忘登门看望。
在事关道路与路线问题的李云河与“燎原社”事件上，李铁锋也表现了
敢于务实坚持真理的精神。1956 年，时任永嘉县委副书记的李云河（已故，
生前任浙江省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为解决农村合作化后出现的新问题，
决定在“燎原社”实行“包产到户”，并向温州地委报告请示。李铁锋支持
他们的探索，但认为这是大事，要谨慎行事，只能试验，暂勿推广。1958 年
初，李云河因“燎原社”事件被省委定为“右派”，撤销职务并开除党籍。
之后，李云河一直申诉谋求平反，了解此事前因后果的李铁锋对他充满同情。
1972 年重新主持工作后，即在其申诉报告上批示：李云河不仅可以重新入党，
还可以重新考虑原来的处分……
李云河曾对人说，这个批示使处在人生低谷中的他得到极大精神慰藉。
他将此拍成照片，在亲朋故旧中广而告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李的“燎
原社”问题仍未能及时平反，此时李铁锋已调离温州，但他仍以“原温州地
委书记”名义，多次给省委、温州地委写信，提请关注此事。同时还接连十
几次给李云河写信，要他耐心等待，要坚信不移……1979 年，省委终于作
出给李云河恢复党籍、恢复名誉的决定，李铁锋得知后马上写信祝贺。后来
在全国普遍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时，他又给李云河写信，对当年的事表示歉
意……
在“文革”被打倒的日子里，李铁锋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厌恶拉帮结派，
陷害他人。当时一拨又一拨的外调人员来找上门来，要他写一些捕风捉影诬
陷他人的所谓证明、检举材料，他一概予以拒绝。
李铁锋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精神和旺盛革命斗志。当年，身为地委领导的
他虽然手臂伤残，仍常骑自行车下基层，有一次做报告时还晕倒在会场……
因健康状况太差，1964 年省委批准他暂停职务，到雪山疗养院住院休养。在
此期间，他仍主动要求负责绿化、计生、殡改等工作。
1977 年底，李铁锋调浙江农业大学任职。当时农大的各项工作千头万绪，
他先是单身来杭，直到工作走上轨道才将家迁来。1978 年，他因脑血栓中风
倒在办公室里，住院治疗后身体尚未完全恢复、右臂尚不能执笔，就拄着拐
杖坚持到校工作。
1982 年李铁锋调省人大常委会，先后担任常委会委员、文化卫生计划生
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当时温州计生工作拖了全省后腿，他说自己在那儿工
作过，是温州出来的，有责任，于是就主动请缨，带一批省人大的年轻人来
温州调研、检查计生工作。
1983 年底的一个周日，一位同事告诉李红五说：你父亲到温州来了……
李红五立刻赶到海坛山海员俱乐部相见，却被告知父亲早上就已经带人下乡
去了。直到几天后李铁锋返杭前夕，李红五才在柴桥巷招待所见到了父亲，
当时他正在那儿与温州老干部会面。这次在温州的3 天中，李铁锋接连跑了4
个县，当时温州路况极差，同行的年轻人都叫苦不迭，而66 岁的李铁锋却不
知疲倦。
让人始料不及的是，这竟是李铁锋最后一次温州之行。
1984 年1 月26 日，市领导刘锡荣同志突然派专人通知李红五，让他们全
家当夜坐专车赶往杭州……后经打听，才知道父亲已在早一天去世了！
追悼会那天，杭州大雪。省领导王芳、李丰平、王福堂等都专程前往送别，
杭州、温州各地的代表以及浙农大的许多老师也都冒雪赶了几十公里过来……
地委书记：留下的与没留下的
李铁锋去世至今已30 多年了，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温州曾有过这位叫李
铁锋的一把手。但在其夫人与子女心中，他的音容笑貌却仍是那样的亲切、
清晰！
这是因为血缘，更因为他的思想与品格。
李铁锋的日常工作与生活都保持着最简朴的方式。家里不大的卧室，兼
作办公室、会客室；他烟酒不沾，平时在机关食堂用餐，有时买油条、煮面条，
甚至馒头咸菜就算一餐；出差时自己洗衣服，内衣裤总是补了又补，还会自
己打毛衣……忆及这些，其夫人丁炜总是颇带内疚地说，他很忙，但我却很
少照顾他的生活……
他们有5 个子女，李红五是在五一节这天出生的，李铁锋注重这是红五
月，便给他取名红五。作为地委书记的子女，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官二代”，
但李铁锋从未凭借自己的权势为他们谋取利益。相反，他们却因父亲是“温
州第二号走资派”而在“文革”中吃尽了苦头。兄弟姐妹五个，都是普通公
务员或企事业单位职工，李红五在公安一线工作了几十年直到2014 年退休。
李红五说，曾为地委书记的父亲，没给他们带来地位、也没留下财产，
但父亲的思想作风、处世态度、言行举止，给他们留下了美好回忆，使他们
懂得怎样看待金钱、名利与地位……
他说，父亲的人生价值观，是留给我们最宝贵的人生财富。
（作者系温州日报报业集团记者）
* 本文原载《温州人》2016 年03 期，收录时有所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