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49年4月20日随军渡江南下，5月17日到温州，先后在永嘉县任县委书记、温州地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地委委员、地委常委。1955年7月调金华地委任组织部长、地委常委。我到金华以后,除了积极投入党的中心工作以外，主要的精力是搞好我所分管的党群这条线、这方面的工作，搞党的干部工作和组织工作。搞干部工作，根据德才兼备的原则，任人唯贤，培养选拔干部充实健全各级领导班子。肃反审干时期，建立单独的领导班子，成立肃反小组，我兼任副小组长。审干，也成立了审干办公室，地点设在地委组织部，有几十个人，办公室设正副主任，也有一个领导小组，我任组长。整党、改造落后队期间，也专门成立几十个人的工作队从事这项工作。
当时运动比较多，一个接一个，五七年反右派，五八年大跃进，五九年反右倾，这些政治运动和组织部门都有直接的关系，我是具体执行部门。那时机关干部每年至少要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深入基层，搞点，进行调查研究，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整党改造落后队，我先在兰溪永昌公社搞点，后在东阳灯塔大队搞点，一搞就是断断续续几个月。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那就更长了，一搞就是半年、一年的。机关干部还搞试验田，积极参加生产劳动。组织部的试验田是在乾西乡。解放初期五十年代，群众情绪高涨，干部上下之间团结一致，情同手足，亲密无间。那时我在组织部工作，地委开扩大会议期间，县委书记们到招待所报到后就来组织部，上至国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真是无话不谈。五七年反右派斗争后，尤其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上下级之间关系紧张，有隔阂，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所以说五十年代的干部群众关系密切，亲如家人，可以说是我们党的黄金时代。广大人民群众有了自己的土地后，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与提高，社会秩序比较安定，有一段时间，真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但这一段时间也有许多不足之处和失误，如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伤害了广大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五九年的反右倾，五八年的大跃进，群众积极性是好的，生产热情是高的，但也存在着许多不足，如虚报浮夸风，大办钢铁，大办煤炭，亩产几千斤几万斤，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就怕想不到，只要能想到，就一定能做到。”“超英赶美，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大办钢铁，树木都砍光，大办食堂，集体吃饭，吃饭不要钱。”龙游、溪口那里有几天人来人往的，因为吃饭不要钱。发展到后期，粮食、地瓜不收，烂在地里，以至造成严重的自然灾害，饿、病、流、荒、死的悲惨局面，你要到村里去看看，披麻戴孝的很多，浮肿病人更多，经济上严重困难，粮、棉、油、布和鸡鱼肉蛋生活必需品，都要凭票供应。
这几年我是积极投入各项运动之中，站在运动的前列，成为各项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为党为人民做些有意义的工作，但在工作中也有些缺点与错误。所幸我这个人还是比较小心谨慎的，没有做太出格的事和太过头的事，没有犯大的错误，没有对人民造成重大的损失，这一点尚感自慰。如反右派斗争结束后，内部肃反、审干、摘帽子、甄别平反，做了大量的工作，深得干部好评。
在历次运动中，我都是站在运动的前头，是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领导者之一。但是在1966年，进行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从一开始就很不理解，如工厂停工，学校停课，机关干部不办公，农民不种田，学生大串联，什么资产阶级分子，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什么修正主义分子，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的三反分子，什么叛徒、特务、假党员，什么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什么牛鬼蛇神等等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到处都是，从中央、省、市、自治区到各地县，以至基层组织，各级党的领导干部除极个别投靠“四人帮”造反起家的所谓革命老干部外，几乎无人幸免，都被揪斗、关押、捆绑、吊打、坐喷气式，大弯腰戴高帽子游街示众。我当时是地委常委、组织部长，金华地区最早一个陪地委书记李学智戴高帽游街示众。最多的一天要参加上午、下午和晚上三次批斗会，连续批斗几天也是常事，并给戴上“走资派”“三反分子”“地主阶级孝子贤孙”“假党员”等各种大帽子，一开始戴高帽子还很紧张，想想革命一辈子成了反革命，后过一段时间连续好多基层干部也戴了，我也就不紧张了。有一次李学智等一百多人戴高帽大游街，李还穿了大皮袄游斗。我还有三次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第一次说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把图钉订在毛主席头上。第二次是我岳母用旧报纸垫篮子和床板，因旧报上有毛主席像，就说这是侮辱毛主席。第三次最厉害，说我妻子杨寿兰讲江青与毛主席结婚，中央领导同志都不同意，侮辱毛主席和江青，还大搞逼供信，把我俩分别关押。因杨寿兰在农工部当干部科长，杨说的话就是魏说的，造反派对杨说：魏已承认他与你说过此话。同时又逼我，杨已交代是你和她讲的。查来查去，农工部没有任何人听说过，后来，这个造反派不得不承认是他造谣诬陷的。
1966年底，搞得更厉害。我与李学智、副书记张学义、江革、地委常委、副专员胡晓民、地委常委、秘书长李子正6人被集中关押在文训队（党校内），当时有一个排的兵力看管我们，门口有两挺机枪、两门大炮。每人一间小房子，仅能放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条凳子，互相之间不准交谈。当时的情景说起来也有意思，李、胡、江三人不能到党校里面打饭，张、我、李三人轮流打饭，当我值班时，要打6个人的饭，连饭带热水瓶5瓶。李学智说：老魏，你如果看到有肥的一角钱一块的肉，带一块回来。有一次，下雪地滑，一下子滑倒了，摔了一身泥和雪，回房间时正好看守不在，我就对李学智发牢骚说：你们倒好，在这里等吃，我都摔倒了。李学智开玩笑地安慰我说：劳苦功高，劳苦功高。关押期间，除没完没了的批斗，没完没了的写检查，写思想汇报，没完没了的早请示晚汇报会外，就是到工厂、农村去劳动。有一次到肉厂批猪栏肥，摔倒在两米多深的沟里，昏过去，被送到医院抢救。去农村割稻子，睡在仓库里，晚上天又热，蚊子咬，根本无法入睡。生活不如犯人，不准亲人探望，女儿送衣物、棉被来都要拆开检查，还要挨训。
在部队关押隔离审查三年多，又去五七干校，石门农场劳动改造，继续隔离审查两年多，被定为走资派，开除党籍，工资降五级，后又改为留党察看两年，工资降三级，最后又撤职，严重警告，直到粉碎“四人帮”才得彻底平反。1971年7月，分配我到金华县肉联厂工作，任支部副书记、书记、总支书记。1972年1月，调回金华地区任地委常委、政工组副组长，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军代表，个别人仍把我当成有严重错误的干部看，背着包袱工作。1977年10月任地委副书记，曾有一段时间分工管工交、财贸，兼任纪委书记职务。解放出来工作后我曾作了一首诗：
文化革命悲凄惨，抄家关押造假案，
亲人难见愁肠断，咫尺犹如万重山。
拨乱反正冤昭雪，解脱复出有个窗，
重上前线去拼搏，劫后余生全家乐。
经过十年浩劫，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整个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粉碎四人帮后，百废待兴，全党全民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生产，重建家园，在这一段时间，全党除了集中一切力量抓好工农业生产外，主要就是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我的主要工作是协助党委搞好这方面的工作。除了继续搞好文革时期的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落实干部政策外，大量的是查清四人帮的残渣余孽，进行甄别定案。对四人帮主要骨干分子， 尚且有命案触犯刑律的交政法部门依法处理，对一般的骨干分子和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分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和免予处分，分配适当的工作。1983年上半年，我兼任机关机构改革领导小组组长。按中央1982年关于干部制度的重大改革政策，废除干部终身制，到规定年龄实行离退休制，有一大批人要退下来，这就更加迫切需要迅速选拔一大批年富力强的干部来继任。此项任务繁重，没有经验，这是我国第一次实行干部离退休制度。自己能尽力为之，积极去搞好工作，带头打报告要求离休，完成组织交给的光荣任务。1983年12月经省委批准从地委副书记岗位上退下来，安度幸福的晚年。
（魏俊哲口述 崔静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