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王家就是党的地下联络站。常有许多“不速之客”来到家中，他们同我二叔从事革命活动从不回避祖母，一些资料落在家里，我祖母便随手藏在柜底或后院的一个地窖里。每到夜晚，我祖母就让家里人到后院睡觉，前院只留她一人。我曾多次在早晨看到，前院的大房里有许多不认识的人就宿，这些都是共产党的军政人员，而一切的接待、保卫，自然都由祖母操心了。
1938年秋，二叔潜入敌伪保甲团工作，后来因身份暴露，带着游击小组上了大青山，王家也被日伪军抄了家。汉奸们认为王经雨是个远近闻名的大孝子，只要抓到他的母亲并施加压力，他就会脱离八路军。于是，我和姐姐王友梅、哥哥王友群就跟着祖母开始了辗转逃亡的日子。我有个表叔，平日里深得祖母疼爱，日寇占领绥远后他回家当了教书先生，因为怕受牵连，他拒绝收留我们，这使我祖母非常生气伤心，她沉重地说道：“我活着就不当亡国奴，以后你们用八抬大轿请我也不再来了”。
在大青山根据地的姚喆司令员知道情况后，指示萨县游击队一定要想办法把我们一家接进大青山里来。1940年2月，我跟着祖母上了大青山，从此，我们北履大青山，南赴晋北黄土高原，开始了艰苦的游击生活。冬天，大家搭个窝棚睡觉，夏天就找个石岩避避。当时敌人三天一扫荡五天一进攻，我们也要时常跟着“转山头”。大青山悬崖陡峭、乱石嶙峋、荆棘丛生，年轻战士行军也颇感艰难，何况一个小脚老太太，但祖母拄着一根树棍，从不麻烦别人。
在山里，粮食是个大难题，断炊是常事。我们的干粮多是扁豆、大豆、莜麦，祖母已是牙齿脱落的老人了，吃这些东西常常牙床破裂出血，其艰难不言而喻。她吃一粒蚕豆，要在嘴里含很久很久，直至用口水泡软了才能嚼烂咽下。我和哥哥看她实在难受，便用石头捣碎让她吃。断炊后，就要靠山葱、薤子一类的野菜充饥，这时祖母常常乐观地跟战士们说：“咱们打回归化城（即呼和浩特市）后，大娘请你们到麦香村吃一顿炒山葱。”1941年，父亲在为伤员买药的途中与敌军遭遇，牺牲于武川县毛不浪梁。祖母得知噩耗后，对我和哥哥说：“活着不做亡国奴，死了不当亡国鬼，抗日这件事，儿子完不成，孙子接着干！”
在深山老林里，游击队员们灵活地打“麻雀战”，与敌人捉迷藏，巧妙地钳制和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年复一年，枪林弹雨中的大青山游击队冲锋陷阵、袭击据点的一幕幕组成了我童年的难忘画卷。在根据地的空闲时间，我喜欢摆弄游击队员们佩戴的各种枪，游击队员们有人给我讲故事，有人教我背珠算九归口诀，我还主动向有文化的干部、战士请教，跟他们学写字。那时没有纸张，就用草绳穿上桦树皮写，唯一的“课本”就是当时传唱的革命歌曲，如《八路军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等。还有根据地自编的歌谣，如《十骂汪精卫》等。
1942年，我由老乡护送过封锁线，辗转来到山西偏关，进入晋绥根据地偏关抗日干校学习。在这里揭开了人生新的一章。而祖母依然随军跋涉大青山区的山山水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回到呼和浩特。1966年5月，祖母在家乡病逝，而她带领全家参加抗日的事迹，至今还在当地群众中传颂。王友众，1947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952年转业后先后担任包头市机械厂团委书记、包头日报社副总编等职务，1990年任包头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95年离休后担任包头市诗词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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