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5月3日，中共安徽宿县县委书记孔子寿通知我到宿县城里开县委会，讨论国民党部派丁梦贤担任宿县教育局长的问题。按照会上商定的计划，于次日动员宿县各校学生，在四职操场集合游行示威，向政府请愿，罢免丁梦贤教育局长的职务。游行队伍到警察局后，警察局长惠剑泉命令警察队抓走学生四、五人。游行的学生非常愤怒，当即去警察局找惠剑泉质问，惠闻知从后院越墙逃走。学生们把抓去的学生营救出来，整好队伍继续前进。当行至国民党县党部时，书记长李小甲公然向游行队伍开枪。虽未打伤学生，但激起了游行队伍的无比愤怒，大家振臂高呼“打倒国民党李小甲！”“惩办李小甲”等口号。到了县政府后，我们派孔和卿、孔子寿、王香圃（我原来的名字）、邵奎、江汉伯为代表去见县长，并递交了请愿书。县长说：“丁梦贤担任教育局长是省教育厅委派的，我县无权过问”。
到5月5日国民党部大肆逮捕共产党人。在模范小学逮捕了邵奎（模范小学校长，中共宿县县委委员）、陈月英（共青团书记、教员）。8日逮捕了邱其仁（党员）。7日逮捕了陈德荣（学生、团员）。8日中午，国民党员吴子文带领了五个匪徒到我家把我捕走（我当时是县委委员、古饶区委书记、完小校长）。机警敏捷的我妻李浦霞，急忙把我党的文件拿到厨房焚烧了，致使吴子文抄我家时一无所得。
匪徒们把我带到县政府，扣上手铐，砸上脚镣，投入监狱。
当日夜间约十点钟，监守喊我去审讯。法庭气氛森严，执刑人凶狠地站立两边。王县长与国民党部委员黄杰二人会审。王县长在堂上将桌子狠狠一拍说：“你要如实招供，不要狡赖免得吃苦。”我说：“我反对丁梦贤担任教育局长，是因为他吸毒犯罪。请愿，不让他担任教育局长有什么罪呢？”未等县长开口，黄杰便狂叫起来：“你胡说八道！你们鼓动无知学生闹事就是犯罪。古饶来人控告你在那里胡作非为，在各村组织“光蛋会”，并带领些光蛋会员去临唤镇抢袁大化的粮食，并非诬告吧!王香圃老实点吧，你是混不过去的！”我说：“法庭是讲理的地方，不能以势压人。孙中山先生说我国人民有结社的自由，身为国民党县党部大员的黄委员比我知道的更清楚吧！北伐时我响应北伐军的号召，在农村成立的是农民协会，根本没成立过什么‘光蛋会’。农民协会成员都是农村有田地耕种的人，人有穷富之分，农村哪有光蛋的？我在农村成立的是农民协会而非‘光蛋会’，我是古饶区农协会长而非‘光蛋会’的会长。黄太然到古饶担任国民党区分部书记长后，我就把我成立的古饶区各村农民协会名册，全交给书记长了。黄书记的叔叔就是他村的农民协会会长，他是‘光蛋会’长吗？黄书记的父亲是他村农民协会的会员，他是‘光蛋会’员吗？真的就是真的，假的终归是假的，绝无虚言。”“再则黄委员说我带古饶的光蛋会员去临唤镇抢袁大化的粮食，这更是无中生有。我并非是没有粮食吃的人，怎么会抢别人的粮食呢？年关借粮运动时，我在古饶担任完小校长，古饶离临唤镇近百里路，我能飞到百里之外抢袁大化的粮食吗？况且我根本不知袁大化其人，更不知其住处，怎么会出现抢袁之说呢？请问委员大人，什么证？什么据？”县长说：“有控告你的状子。”我立即反驳道：“是谁告的叫他来对证，去袁大化家调查一下便知真伪。”
黄杰站起来怒气冲冲地说：“你再赖也赖不过去的。你认识黄太乾吗？黄太乾是共产党员，与你在一个小组，你是小组长。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你说出真情实话，我们可以从宽处理。不然，绝不能放过你，你可不要后悔。”我说：“感谢黄委员的好心肠，可惜我不能达到你黄某的愿望。我不认识黄太乾，也不是共产党人。怎么会在一个小组呢？”黄说：“黄太乾承认他是共产党，供你与他在一个小组，你不承认参加共产党行吗？给拉下去动刑拷问，不招就给我打！”县长没有说话，执刑的人只是吆喝而不动手。黄看县长不说话，很尴尬地坐下了。
我说“别说黄太乾是不是共产党我不知道，他这个人我就不认识。”黄说：“他是你老乡能不认识?”我说：“老乡多着呢，我都认识吗？有的我认识他而他不认识我，也有的人认识我而我不认识弛。认识就是认识，不认识就是不认识。既然黄太乾认识我，请叫他来看是否认识我，是在何时何地认识我，我又在何时何地共产党。黄说与我在一个小组，那么一个小组不只是我与黄两个人，还有谁你未问他吗?可叫他来当面对质吗？为什么不叫他来与我对证?"此时，县长与黄杰的表情都很不自然，很不高兴。我话未说完，县长就说：”狡猾的东西。先带下去！”
我回去思考着开庭的经过，从他俩的表情来看，他们之间一定有分歧。
5月17日深夜12点左右，我朦胧听到看守不寻常的喊叫：“王香圃快起来！”“王香圃出来开庭！”听到深夜开庭，我怀疑有什么不幸。出了牢房便缓慢前行细察动静，回头一看，邵奎、陈月英、陈德荣、邱其仁都带出来了，于是我思想上即作就义的准备。牢房两旁警备队持枪林立，我心中的悲和愁、仇和恨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对敌人的无比敌视和悲愤。朝前走了几步，看到父亲迎面奔来，两眼流着泪水，我不由一阵悲伤和心酸，老人哭着对我说：“孩子不要难过，不要害怕，是县长把你们解去凤阳高等法院打官司。”又看到母亲和我妻子坐在路旁哭不成声，我急到母亲面前说：“娘，您要保重身体，不要挂念我，没啥了不起的，不要怕，天理自有报应。”我就这样离开宿县，被押解去凤阳了。
深夜的大街上，寂静无人，只能听到哗啦哗啦的沉重脚镣声。我的双脚被脚镣磨得露出踝骨，鲜血直流。我咬着牙，艰难地行走。我想，这是考验我们的革命意志，表现我们英勇气概的时候，不能有丝毫的畏惧动摇，不能退步软弱。走着走着，忽从远处传来“才出锅的热包子”“菜包，肉包子”的叫卖声，叫卖声勾起饥肠辘辘，我感到又累又饿。
到了火车站，见父亲提着两盒子糕点送给警备队长段长胜。不多会儿，火车也到站了，我们上了火车（专车无客人）。段队长的护兵给段队长送来了一壶茶，段队长喝着茶对我们说：“不是王县长，你们五个人的生命就完了。昨天县长请县国民党部人的客时，他们要求县长用严刑审问，县长不同意，吵了半天，他们去南京告县长的状，请求枪毙你们，县长得知，急忙叫我送你们去凤阳高等法院。我忙了半天晚上也没吃饭，赶快把你们送去，县长也就安心了。你们到了凤阳高等法院，他们也就无能为力了。”我们都说：“感谢县长和段队长。”听了段讲的这些情况后，大家很高兴。陈德荣同志说：“我唱苏三起解愿意听吗？”段队长说：“唱吧。”于是他就唱了起来，唱的段队长也在叫好。唱得我们忘了自己是犯人，变忧愁为欢乐，又说又笑。
黎明到了凤阳高等法院，高等法院法警把我们送凤阳县监狱关押起来。
我们在监狱里成立了党小组，大家推举我担任小组长。我们讨论了如何在监狱里做好党的工作，一致认为我们共产党员到处都要宣传马列主义，代表群众的利益。当前我们要做的事就是坚决做好反监斗争，决不能束手待毙。
一、发动放风斗争。监狱的每个牢房都臭气熏天。犯人蓬头垢面，面黄肌瘦，患病者甚多，每个月都死人。牢房内犯人十分拥挤，人靠着人，日日夜夜地坐着，腿都伸不开。蚊、蝇、臭虫到处都是，身上的虱子都满满的，都长疥疮，疾病经常发生。难友有病，大家凑钱买药医疗。我们要狱官经常打扫房内卫生，每天多放一次风，狱官不答应，我们就发动难友不进牢房，狱官看势不好也就同意了。
二、反贪污囚粮的斗争。囚粮每人每天一斤四两，可馍不够秤，饭太稀，少斤短两，人人不够吃的。难友们向狱官讲理，狱官不但不理，反而打骂难友。我们就写呈子向高等法院控告，进行绝食斗争。有一次绝食两天，高等法院派员来查，事情得到解决。规定每个牢房发一杆秤，给馍时都在秤上称一下。饭足数了，难友也就吃饱了，在狱中斗争身体也就能支持了。
三、组织越狱暴动。由于几次斗争的胜利，革命的烈火越烧越旺，难友们情绪越来越高涨。我们便积极发动越狱暴动。首先从难友中选择培养骨干分子。向判死刑、无期徒刑的青年进行宣传教育，提高其斗争觉悟，组织起先锋队。并详细讨论研究越狱计划，先捉住看守，出狱缴警备队的枪，再去逮捕县长一同出城。
开监狱虎头门是个关键，我派陈月英（女）做虎头门张看守（女）的工作。陈月英接受任务后，时常接近张看守，经常买点东西给她，并认她做干娘。张看守时常叫陈月英在她屋里，月英常对她讲革命故事和历史上的女英雄如穆桂英、花木兰、秋瑾等。张与月英的感情逐渐加深，时常买好东西给月英吃，还让月英在她屋里看报纸。月英说：“犯人在狱中不是禁看报纸吗？”张看守说：“谁不叫看，我叫看就能看。在我屋里没关系，他们谁敢不让我看报纸。”9月23日晚8点半，陈月英急来告我：“虎头门开了！”我立即告诉张明德与王金斗等马上行动。把董看守绑起来，用布蒙住眼，用棉花塞住嘴。王金斗、刘金榜拿着木制的用丝绸包着的假手枪，振臂高喊：“弟兄们跟我们找县长算账去！”张明德也拿着木制的假手枪高喊着。顿时，监狱内如火山爆发，各牢房的难友一齐拥向虎头门外，高呼“高呼贪官污吏！”“找县长算账去！”那种勇敢向前的革命暴动景况，笔墨难以形容。
枪声四起，县政府的大门关上了。有的难友未能逃出去，城门关了三天，满城搜捕越狱难友。陈月英又被捕回来了，绑在大堂上听候审讯处理。我心忧如焚，看她干娘张看守面带愁容，就低声问张说：“陈月英她怎么也跑走了呢？”张看守说：“月英是个女孩子，她家也都是当官的，怎么会逃跑呢，是犯人把她拉走的。”
第二天下午，开庭专审陈月英。县长说：“这次监狱犯人闹事，是谁煽动起来的？有哪些人？你为什么越狱逃跑？要如实招来，你若是说实话，可以从轻处理，不然，我就枪毙你！”聪明机警的陈月英毫不畏惧，理直气壮地说：“我想县长是最明白的人。县长你可曾考虑，监狱里闹事起自男牢，我是一个女孩在女牢房，和男牢的人互不相识，也未曾说过话，我怎知道是谁煽动闹事的呢？”县长斥责说：“你说不知道闹事，然而你怎么逃出去的呢？”月英轻蔑地一笑说：“请县长原谅，我敢说我的出走你县长是有责任的。我是由宿县解来凤阳高等法院申冤告状的，事情未弄清楚就是县长释放我，我也不会走的。当时，听到男牢房闹事，我很惊惧，我们女犯人在屋里都不敢动，忽然男牢房来了两个犯人，到女牢房架我的票，知我家里有钱，强行拉走我，并把我皮箱里的衣服和百拾元钱也都拿走了，你问张看守这是事实吗？”张看守在一旁接着说：“我看见男牢的犯人，有几个到女牢房急急忙忙拉拉扯扯地把陈月英拉走的，其他的女犯人都未动”月英接着张看守的话说：“县长，现在是我逃跑的还是犯人把我拉走的，你该明白了吧啊。在监狱里被绑票真是古今中外的奇闻，我请县长替我追回衣服和钱。”这时，县长理屈词穷，气急败坏地对张看守说：“带回去！”刚出大堂，陈月英就抱着张看守大哭。张看守安慰了她一番，其实月英的哭是让县长看的。
这次越狱暴动未能取得完全胜利，主要原因是暴动时间太早了，县警备队还未睡觉，故只有三分之二的难友约五六十人逃出，虽未达到全部越狱之目的，但在凤阳周围影响很大，也惊动了蒋介石，他亲自指示两名官员来追查暴动事件。暴动月余，长淮特委书记朱务平亲到凤阳监狱来看我。给我带来些油烧饼（里边有给我的信），并两元零花钱，革命感情是无比深厚的，使我终生难忘。因此，我写七言诗一首以志永不忘怀：
金陵青青秦淮绿，革命何惜少年颅。
三字冤沉千载后，铁窗风雨著禁书。
砸碎万年铁索链，降服世间龙与虎。
誓把大地翻个身，玉宇澄清旭日出。
1930年旧历腊月二十四日，凤阳高等法院传我开庭。高等法院检察官蔡子屏宣判，王香圃查无实证，无罪释放，陈德荣也无罪释放。我听到这一宣判，内心的喜悦难以表达。父亲接我回到公寓后，凤阳县委书记孔子寿得知我释放出狱，特意到公寓来看我，让我晚上到门牌18号姓邵的家去找他。晚上见到孔子寿同志，他特意想知道陈月英的情况，我与他说后，他放心了，并说要去看她。我说：“你若去就找张看守，她是陈月英的干娘，对月英的帮助很大。”我又问孔子寿同志：“我到宿县找谁接关系？”他说：“你到宿县东关找王东凤就能找到胡书记。”
我回到公寓，父亲说：“现在蒋冯战争，火车不通，不卖票，明天早起咱步行吧。”天刚黎明，我父亲说：“老天不与人方便，又下起大雪来了。”鹅毛大雪在空中飞舞，我说“再大的雪也要走。”这时我回家心切，急如星火，想一步迈到母亲面前，根本不怕什么冷风刺骨，什么大雪漫身，背着行李随父亲起程回家。我们日夜兼程，于26日赶到了家。母亲见到我就痛哭起来，我妻两眼含泪不言不语，我也是百感交集，泪珠儿滚滚。我母亲哭着说：“全家都在整天整夜的挂念你，想念你，你回来了，这个心事也就放下了。”
我于1931年正月初一，到东关王东凤家找到了胡书记。把判决书给他看后，他详细询问了难友们在监狱中暴动的情况。我向他请示我今后的工作问题，他对我说：“因你被捕，在本县不易开展工作，等机会你去外地工作吧。在家也要隐蔽，现在蒋冯战争正在谈判，敌人的气焰十分嚣张，国民党特务仍在捕人，不要见熟人，工作不要着急，先好好地在家休养身体。”王东凤与我谈了谈宿县的工作情况，不多时我也就回家了。在家等待组织分配新的任务，去投入新的革命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