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籍江苏镇江市，民国初年，父亲与叔父们因同乡和职业的关系，受聘于山东枣庄镇兴公司，合家由镇江迁往山东枣庄煤矿镇兴公司东园门里三号。
镇兴公司是中兴煤矿公司的主要煤炭经销商。在洛口、济南、泰安、邹县、济宁等21个县市设有代销点，当时的镇兴公司老板是庄乐峰（镇江人），家住天津，是天津英租界的董事。
二叔，戴焕霞（号琅仙）当时是镇兴公司驻中兴煤矿公司总代表，他另为亲属的就业谋生，曾在公司南门外洋街开了益大绸缎商店。三叔，戴焕云（号子开）是驻邹县镇兴公司煤厂经理。父亲，戴焕魁（号子星）在公司教书（私塾），授徒多是公司职员子弟。祖母、二叔和我家居住生活在一起，共有20余口人（包括雇佣人员六人），当时家庭经济情况较富裕，经常宾客来往不断。民国17年，我父亲病故，民国18年我二叔相继去世。由于二叔的去世，家庭的经济由兴盛而骤然衰落，无奈而分家。我和母亲兄弟四口人的生活来源，主要由我三叔父和我前母所生的大哥供养勉强度日。1922年，我出生于枣庄家中。9岁，在中兴学校读书，因患病留级一年，15岁高小毕业。现年75岁。
我生长在枣庄煤城，住在高级职员居住区。每天上、下学经常和同学们在一起，对我记忆最深的有以下几件事。
第一、在每天上、下学时，路过公司南大门，经常看到从南大井挖煤上来的身穿破旧衣服的煤炭工人，他们的脸和手被煤粉染得黑黑的，只有脸上的两只眼睛和露出一口牙齿是白的。他们每人身上还背着一个铁饭盒，工人走过南大门时，站在大门两旁的矿警上去拦住他们的去路，用棍棒敲打着工人身上的饭盒和腰部，一旦发现工人的饭盒和腰部藏有炭，矿警就用棍棒抽打。我们几个女同学忍不住，就上去问矿警，为什么要打他们？矿警凶狠地说：“你们小孩子懂什么！不要多管闲事，快上学去！”我们气得边走边说：工人在井下挖煤上来都成黑人了，他们那么辛苦还要打人家，真不讲道理！还有同学说：在井下挖煤很危险，不是遭水淹就是被炭砸死、砸伤，每年井下不知会死多少人呢！
第二、枣庄矿工为了生活，要求资方增加工资进行罢工游行示威，遭到矿务局长杨老八部下的阻挠冲击，还抓共产党和工人群众，扬言：“宁错抓一千，也不放过一个。”我五姐夫是个开自行车行的小老板，他站在一边看热闹，也被矿警抓去关了起来。后来听家人说，事后还是花了钱找关系才保出来的。那时我才13岁，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更不知矿警又为什么要抓共产党。后来只听大人说过：“共产党是为工人说话做事的。”我似懂非懂地在想，共产党能帮工人说话做事，那又有什么不好？
第三、我小时候就读的中兴中、小学校长、老师多数是从北平、天津、上海、徐州聘请来的，师资水平较高，那是毗邻的滕、峄、费、邹县和枣庄本地其他学校所不及的，当时中兴学校的胡校长和毕业班的班主任皆是日本留学生。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大举侵华，全国吃紧。由于矿产资源是日寇侵华掠夺的重点之一，日军不断派情报人员到枣庄煤矿探察。记得有一次，我们毕业班正在上课，校方陪同一伙日本人来校视察，他们刚走到教室门口，全班同学愤怒地敲打课桌和椅子，发出一片乒乓响声以示抗议。日本人走后，学校就掀起撤校长的学潮。随后，我们班就毕业了。不久的一天，口军12架飞机轮番轰炸枣庄煤矿，全矿人心惶惶，学校也停课了，老师纷纷整理行装各自准备回家，同学们也互通门路寻找去处，究竟何去何从摆在了我们青年学生面前。怎么办？我们一些同学一致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不能蹲在家里当亡国奴，只有团结起来参加抗战才是唯一出路。
1937年冬，枣庄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召开了各界抗日救国宣传动员大会，号召人民团结起来，提出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从此枣庄掀起了抗日救国的高潮。
1938年初，四川旅沪同乡会战地服务团到了枣庄，我和王世荣（即张恺）、白秀荣等同学参加了该团宣传队。该团团长是田拓夫、政委是李浩然（中共党员）。宣传队白天在矿区发动募捐，晚上排练唱歌、演戏。3月初，在李浩然的带领下到滕县城演出慰问川军抗日战士，由于形势紧张，接着返回枣庄。这时，地下党召开紧急会议，要大家做好进山打游击的思想准备。我们知道此事后很高兴，就分头给家里打招呼。可是我母亲和白秀荣的妈妈两位老人舍不得我们出去，一定要我们回家。对两位老人，只有耐心说服，可是怎么劝说老人都昕不进。时间紧迫，天又晚了，只好先劝老人回家休息，我们说：“要是紧急时，我们会从老猫子洞（即防空洞）回家的。”两老人听了信以为真，就回家了。3月16日晨，我们团在地下党领导人郭子化、宋子成、李浩然的带领下离开了枣庄，踏上了抗日救国的征途。
我们到达临沂大炉村，住在一个进步人士万春甫的住宅大院。到农村的主要任务是继续宣传发动农民群众起来抗日，建立广大农村抗日根据地。当时因我年轻（16岁），分配做儿童工作。即把驻地的放牛、放羊、放猪娃发动和组织起来，教唱歌，识字，讲抗战故事，教儿童团如何站岗、放哨、捉拿汉奸等。农村孩子刚参加这些活动，感到耳目一新，精神振奋，都很起劲。每晚饭后，都主动到打粮场上，由儿童团长带领下操、唱歌，不少农民群众在旁围观，我们团就趁机宣传抗日道理。从此，农民逐渐接近和了解我们，并积极参加民兵和基干队组织。
与我从枣庄一起出来的张恺、李汝佩、金刚等同志，经常接近和鼓励我。金刚是我的联系人，3月28日金刚找我个别谈话，介绍我参加了“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入队后，我更加积极努力工作，争取早日入党，并大胆向金刚同志提出入党要求。1938年4月11日的上午，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金刚带我到大炉村南门外石阶旁举行了入党仪式，从此我就成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了。我很兴奋激动，感到工作更有意义，有方向，有奔头了。我入党后不久，1938年6月，党组织调王世荣（即张恺）和我到人民抗日义勇队宣传队工作。义勇队总队长是张光中，政委是何一萍（何牺牲后，政委是李乐平）。总队宣传队长是白坚，总队部驻地滕县南塘村。宣传队经常到南塘村附近村宣传演出，并发动农民群众，组织民兵、基干队保家抗日。
1938年夏，郭洪涛领导的八路军四支队经过艰苦的行军和数次战斗后到了滕县和义勇队会师，以后，他们又到达了沂蒙山区——王庄（山东省委驻地）。
1938年9月，山东省委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八路军四支队和义勇队抽调刘其人、潘维舟、王冰、王世荣（即张恺）和我组成八路军工作组到国民党张里元部保安二旅做统战工作。我们党小组的负责人是刘其人，在保安二旅政治部任政治部主任，副主任是一个国民党员担任，我们另外三个人任政治教官。为了便于工作，山东省委决定刘其人、潘维舟是公开的共产党员，我们三个女同志为秘密党员。当时这个国民党部队政治部的情况相当复杂，里面大多数是国民党员、三青团员、“CC”、“复兴社”、“蓝衣社”的成员，在那里开展党的活动，相当困难。不料，我们在工作中发现王冰与二旅长郝云喜来往十分密切，引起我们对她的怀疑。我们向刘其人反映情况后，刘即找王进行个别谈话，了解情况，并向王严肃指出问题的严重性。而王冰非但不听，反同郝私订婚约，无耻地甘心做郝的第三个小老婆，并自行其是地前往日照准备与郝结婚，堕落成为党的叛徒。
1939年初，国民党派沈鸿烈到山东任省主席，统战形势日趋恶化。郝云喜非常反动，扬言说“剩一棵枪也要打共产党”。因刘其人同志是公开的共产党员，为了他的安全，省委先把他调回，而王冰已去日照，准备与郝结婚，那里就只剩下王世荣和我两个人。此时旅部有人存心不良，经常邀请我俩吃饭、喝酒。这种情况，已引起了我们的警惕。正在紧要时刻，省委终于派来了交通员。他暗中交给我们两封信，一封是组织给我俩的调函，要我们随同交通，员速回；另一封伪造的家信。党为了不暴露我俩的真实身份，和回途中的安全，要我们正式向旅长请假，“回家探亲”。第二天一早，我俩去见郝云喜，乔参议也在坐，我们把“家信”当面交给了他们。郝看完信后，毫无羞耻地要我们等喝完他的喜酒再走。我们怕王冰的出卖坚持要早走，并说喝喜酒的事待回来再说吧。乔参议低声对郝说：“八路还是八路的人！”就这样，我们怀着万分喜悦的心情离开了。当天，政治部有些和我们要好的年青人，一直送我们出庄。过了几天，他们也到岸堤抗大来学习了。
我们回到沂蒙山区山东省委驻地——王庄报到时，组织上亲切地接待了我们，我俩休息两天，然后去下尉省委党校学习三个月，再行分配工作。组织分配我回大炉村，在鲁南三地委妇委会任秘书，仍兼做驻地的儿童工作。孩子们经过战争的锻炼和磨炼，许多人后来参了军，有的成为部队的骨干。
1941年，我被调到鲁南区党委宣传部工作，区党委书记是赵镈，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是张雨帆，宣传部长是林乎加、吕志先。鲁南是军事战略要地，是日、伪、顽和我必争之地。
1941年至1942年，是抗战最艰苦的时期。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实行惨无人道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残酷地实施“铁壁合围”、“拉网清剿”，梳篦式的反复扫荡，疯狂地从军事上、政治上、思想文化上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全面破坏。还对我根据地进行分割、封锁，扩大其占领区。当时，鲁南的局面正如李竹如同志所说：“东白山、西白山，南北漫子宝山前，南征北战十余里，鲁南天下一线牵，一枪打透了的根据地”，而国民党反动派在敌情严重又连遭自然灾害的情况下，非但不抗日’反而暗中配合日军袭击我鲁南区党委驻地，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银厂惨案。
事情发生在1941年10月27日，国民党反动派五十一军一一四师六八三团张本枝部于当日拂晓，趁天尚未亮人们还正在熟睡之际，向我驻地发起了突然袭击。我们宣传部的同志在睡梦中被嘭…嘭…的枪声惊醒。敌人已经进村了！这时，村围墙的东大门已被敌人火力封锁，门也被锁住了！我们十几个男女同志群策群力用力将石墙推倒，墙的倒塌被东南角山头上的敌人发现，就用机枪扫射，封住了我们的出路。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只得再返回村子。在枪林弹雨中，突然发现东大门被打开了，我们就突围冲了出去。赵镈同志本来也已经走出房门，当他发现房内还有党的机密文件未带出来的时候，他又返回住地及时把党的机密文件当场烧掉，他个人却已来不及撤出而遭逮捕。当时一起被捕的还有二十余位同志。在赵镈同志被捕的日日夜夜里，敌人对他软硬兼施，受尽了摧残和折磨，但他仍坚持斗争，英勇不屈。敌人对他束手无策，实在无计可施，就残酷地将赵镈同志活埋在“九女山下”。事后据目击者说，赵镈同志把自己将被活埋的刑场当作对敌斗争的战场，当敌人将要活埋他时，他毫无畏惧地站在土堆上，理直气壮地向活埋他的国民党士兵们宣传党的主张和政策，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自动跳下土坑而壮烈牺牲。鲁南广大干部和军民得知赵镈等二十多位同志惨遭杀害的消息后，万分悲痛和愤怒，决心化悲痛为力量，踏着烈士的血迹坚决和敌人斗争到底。今天我们幸运活着的人虽然已经离休了，还始终忘不了过去的艰苦岁月，还时刻怀念那些在敌人屠刀下，英勇不屈为党为人民而壮烈牺牲的烈士们。
在抗日战争中，参加革命的年轻人随着对敌斗争形势的发展，年龄的增长，婚姻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当时没有婚姻法，一切服从于战争，从实际出发。部队有个战时规定；“28、5、团”（即28岁、5年革命经历、团级干部），只要男女双方同意，经组织批准后，即可结婚。
我初次与靳怀刚同志相识，是在1939年鲁南的大炉村。那时，他刚从延安回到山东鲁南做统战工作，我也是从国民党张里元部队做统战工作，刚调回山东省委。经过第四期党校学习三个月后，被分配到鲁南三地委妇委会工作，我们都住在万春甫大院，一次在开会中认识。平时有来往，接触时间较多的是在地委召开的地、县、区活动分子大会前后，那时，我们在一起排练文艺节目。记得在“扫荡警疯”剧中，我扮演靳担任角色中的女秘书，从此两人逐步熟悉起来，有了感情，相互印象不错，靳认为我年轻、活泼，能唱会跳。我感到靳为人正直热情，说话风趣，风度翩翩，能同群众打成一片。我特别敬仰的是，他虽然是豪门出身，而能坚决背叛剥削阶级家庭，走出来参加革命。他不但能吃苦耐劳，也没有“阔少”架子，同他尚能谈得来，我们是较要好的同志。当时，我们还年轻，在接触中并没有夹杂着任何其他的个人想法。后来，因部队工作需要，靳被调到八路军一一五师司令部工作，而我调到区党委宣传部，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学习和工作着。以后的几年中，靳一直对我很关心，开会时，两人到一块随便谈谈，相互鼓励。
1941年，由于斗争形势紧张，敌人经常进山“扫荡”，加上连年遭受自然灾害，军民生活非常艰苦困难。无粮吃，经常吃带沙的长了霉的豆饼和山芋，有时甚至食野菜、草种子等，不少同志闹了胃病。我的胃病也是那时留下来的，至今未愈。
在激烈的斗争中，区党委遵照上级指示，为保存革命力量，决定将区党委机关工作人员分散下放到各县、区，深入基层带领群众与敌人进行斗争。我被分配到苍山县，因交通不便，通信困难，曾与靳一度失去联系。靳患有支气管炎病，他有从家里带来的药，用药打针，自病自医。我自同靳分手后，不知他的情况如何，特别是天转冷后，容易发病，心里时刻在牵挂着他。
1942年，靳又被调回鲁南区党委工作。有一天我正在村里工作着，突然有位老乡通知我说，西白山来了几位同志要我立刻去见他们。我上山到村口，果然是区党委组织部长张雨帆和靳怀刚等同志。见到他们很高兴，没等我坐下，雨帆同志说因单位里有事，要先提早回去，只留下了我和怀刚及他的通讯员。这时，通讯员在院子里同老乡说话，我和怀刚坐在老乡的客堂间谈别后的情况。靳说：雨帆同志很关心我们俩人的事，这次他陪我同来看你，你看咱们的问题怎么样？可以解决了吧！我当时还不完全理解他的意思，而且也想得很多，认为自己还年轻，还想在艰苦复杂的对敌斗争中锻炼一个时期。靳提出结婚，使我感到很突然。要我考虑一下，在近日内答复他。说实在的，我除了担心他的身体，内心还是很喜爱他的。经我再三考虑，我就同意了。他把我俩的婚事向领导汇报后，很快就批准了。
我和靳结婚是在1942年12月一个寒冷的冬夜。当我带着随身穿的换洗衣服走了几十里山路，来到怀刚的住地——涧村时，天已进入黄昏。靳在村头上迎接我，党委机关不少同志看到我来了，向我们表示祝贺，靳买的几斤带壳的熟大花生，算是招待同志们的婚宴。大家坐在桌子的周围，正在谈笑风生，同志们要我和靳同唱一首歌曲。当我俩正在合唱“十字街头”中的主题歌：春天里百花香……时，忽然得到敌情报告，说出动“扫荡”的敌人已离我们村不远了，便立刻转移到十几里路外的下村。刚在下村住下，又听到传来一阵阵的枪声，说敌人又从涧村出动了，党委机关则又集合出村。走不多远侦察员报告，敌人是向另外方向走去了，于是我们就在午夜之后到了上村住下。因上村村子小，房子少，于是大家就挤在一间屋里住，这就是我们新婚的洞房之夜。第二天，敌人已返回三十里路以外的据点里，我们就又回到了涧村。当时，我俩就在房东牛棚的一小块地方用麦秸铺了一个地铺，中间隔了个草帘。晚上休息时，一边是我们新婚绵绵的情语，另一边是老黄牛反刍声给予伴奏。这是敌后新婚游击生活的一段趣事。
1943年冬，敌人侵占了抗日根据地内的几个村子，又设了不少敌伪据点。当时，我怀孕将要临产。为了产期相对的稳定，就通过敌战区的地下关系，将我安排隐藏在靠敌伪据点附近，坐落在一个半山腰的独姓村里。这个村祖孙三代十多户人家，人心很齐，他们一大家人都为我保密。我临产的当晚，怀刚带领武工队深入伪据点附近活动，为了教训一个反动伪乡长，进行夜间偷袭。拂晓天尚未亮，我听到了嘭嘭的枪声，这是我们武工队在同伪据点的敌人接上火打了起来。第二天听说：伪乡长听到村里有动静，就躲藏在楼下厨房的大锅底下的洞里。武工队未能发现他，就将床上的两个孩子抱了出来。我们武工队中的一位李区长，在翻墙头时不小心，摔在乱木堆里，腿折断了，他怕自己落在敌人手中，就用自备枪自尽而壮烈牺牲。事先武工队向敌伪提出条件：第一、要伪方把我们的牺牲人员用上好棺木敛好，抬送给我方。第二、八路军过路时不许打枪阻扰。第三、不许欺压当地的老百姓，不许向群众乱收捐税。否则对他们不客气！敌伪据点都一一照办了。当武工队把孩子送去时，他们从孩子嘴里得知武工队待孩子不错，其父母深表谢意。
我生孩子的第二天，山下敌伪据点里的敌人，发现农民在集市上为我买鸡蛋，引起了怀疑，扬言要到该村搜查。与我们有关系的敌方翻译官，抢先向我们武工队提供了消息，我们当晚转移。由房东大哥挑着担子，一头放小孩，另一头放行李。当晚天下着大雾，能见度很低，敌据点里的人听到周围村子的狗叫声，以为是有八路军大部队过路，只是缩在据点里空喊着：“看见了！看见了！”并嘭、嘭的放空枪而不敢出来。我们就趁机跟随着一位武工队员，冲出敌人的两道封锁线，又爬过一座大山，走了几十里路才到目的地。这时，出生不到三天的小女孩身上冻得冰冰凉，房东大嫂把孩子抱在怀里也暖不过来了，就这样被活活地冻死了。我们失去了一个女儿，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给我家欠下的一笔血债。
我共生过四个（一女三男）孩子。在战乱中生了一女二男，我亲身体会到女同志在战争中生孩子真是不容易，生活十分艰苦，而且也很危险。
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敌人对滨海进行的最后一次大“扫荡”中，领导为了产妇的安全，决定把十多位产妇分散布置在山上梯田里挖的土洞里。我和另一位产妇在一个土洞中，在这仅两个平方米的土洞里，我们不但听到震耳的大炮和机枪声，而且在石缝中还看到日本太阳旗在山头上左右摆动着。我的大儿子靳东光就是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降生的。当时产妇都没有水喝，也没有东西吃，孩子那就更不用说了，只有暂时交给老百姓喂养。那时的老百姓生活也很艰苦，没有东西吃，奶也很少，有时饿得孩子不管什么人抱起来，就扑在怀里想吃……。
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接着就又向我解放区进攻。我的第二个男孩子靳立明就是在国民党的进攻时，于转移途中诞生的。总之，我的婚姻和家庭是在战乱和动荡不安艰苦危险中建立的。
在淮海战役胜利以后的1949年，我们干部八大队（接管城市工作的干部大队）随大军南下进入上海，军事接管大城市后，生活才算逐渐安定下来，真正有了自己的家。1950年冬天，我在公交公司医院里生了第三个男孩子靳朗。这时的产期生活与战争时期大不相同了，有吃有喝，孩子也有奶吃，个子长得比两个哥哥高（一米八五）。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不管是在解放战争中还是在进入上海以后，近五十年来，多亏有我母亲热情关心地照顾着几个孩子和家庭，这样，我和靳怀刚才有更多的时间和全部精力，投入到战斗和工作之中，才有可能全身心地投入到接管初期那段日日夜夜忙于公用局的接管工作中去（靳任公用局交通处处长，同时是公交公司的军方代表和总经理。我在公用局人事室）。
1950年由于靳的工作十分繁忙，又不适应上海的污染环境，经常发气喘病，有时发得较厉害。在靳住院治疗期间，我曾接到两次病危通知。我十分感谢上海市党组织和上级领导给予我们的关心，在靳的病重期间，请来了上海的名医——专家董存朗对靳进行诊治，用最好的药给以治疗，使靳的病转危为安。在经过一个时期的疗养后，靳又重返战斗岗位，在其后的几十年中做出了颇有成效的工作。同时使其生命延续到我们愉快地度过了五十金婚之年，这是党和人民给予我们的幸福。
但不料，靳于1996年8月22日因肝癌晚期，不幸逝世，我们全家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
我现已75岁，离休多年，我的三个儿子和媳妇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目前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继承父辈的遗志，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地工作着。
（刊登于《齐鲁巾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