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初期，我们作为共产党员，曾被派往国民党部队做统战工作。虽然只有短暂的半年时间，可我们却经历了从未有过的复杂局面，受到了终生难以忘怀的锻炼和考验。
（一）派出工作
一九三八年八月，我们从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调出，随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由滕县北上，路经尚未沦陷的费县城，是国民党山东省第三专员公署保安二旅的驻地。当时，在全面抗战的形势下，已与我党建立了统战关系，为了加强他们队伍政治思想工作，向我党提出派遣政工人员的要求。山东分局遂决定派刘其人、潘维舟二同志以公开共产党员的身份到保安二旅政训处做领导工作，另有张恺、戴伟珍，王冰三人，以社会抗战青年的身份，随同刘、潘二人留下一起工作。
分配我们工作时，是山东分局组织部干部科长史秀云同志谈的话，她先，讲了统一战线的形势，介绍了保安二旅和费县国民党党部内部的斗争情况。给我们交待的任务是：把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带过去，促使友军进步，团结、抗战。接着提出了希望和要求，特别向我们几个女同志提出，统战工作环境复杂，和在自己部队里不一样，要处处小心。并直接了当地提出，在那里不许谈恋爱。说实在的，那时我们是年纪轻、党龄短的党员，对史秀云同志前边讲的那些大问题，还似懂非懂。但对她后边交待的任务和具体要求，我们听得明白，记得清楚。
几天后，分局机关离开费县城继续北上。当我们送别同志和战友的时候，心里很难过，真比离开家时还要难过的多，强忍着把泪水吞下去。我们的家在沦陷区，只身一人出来参加革命。因此，我们党和军队就是自己的家，是自己革命的大家庭。
（二）新的环境
保安二旅是国民党第三专员公署张里元属下的嫡系部队。在内部的派系斗争和人员的成份上都比较复杂。虽系地方的保安部队，可在组织建制和管理方法上都是国民党正规部队的那一套。我们五个人从共产党八路军派进去工作，这当然就成了一大新闻和罕事。因此，他们就在背后议论纷纷，处处观察我们的举止行动。这在我们来讲，就完全进入了一个新的环境，各方面都是格格不入的。
我们留下后，刘其人是党代表，在保安二旅政训处当主任。潘维舟和我们三个女同志一起到新开办的训练班工作，训练班设在费县城的一所大庙里。训练的主要对象是连排级军官，也有一些新参加进去的抗战青年，还有几个女的，和我们住在一起，训练的内容有军事、有政治，潘维舟同志是训练班的主任并讲授统一战线的课程。训练班只办了一期，一个多月的时间。随后，潘维舟同志调回山东分局，我们三人就回到旅政训处。在刘其人同志领导下工作。在训练班期间，我们穿上了国民党军队的制服，带上保安二旅的臂章，定了尉级的军衔，还开过一两次军饷，对这些，我们感到十分别扭，从心眼里觉得厌烦。
我们到保安二旅刚开始工作，费县国民党党部和保安二旅里面的顽固派、别有用心的人就大肆造谣，散布了许多不三不四、不堪入耳的流言蜚语。还有的人明目张胆地说，搞统战就是要把我们统到他们那边去，甚至还有的人为此而打赌，真是狂妄至极。这些事，传到我们耳朵里，真是气炸了肺，恨不得立刻离去。可在气愤之后，我们就暗下决心，一定要坚持斗争，做好工作，做个名符其实的共产党员的样子给他们看看，让他们长长见识。
一九三八年冬，日寇向费县城推进，保安二旅一枪未放，连日寇的影子还没见就撤离了。临撤出时，刘其人同志对我们的行动做了具体部署．要警惕打起仗来，个别坏人乘混乱之机，在背后开枪。他要我们几个党员和他们部队中几个思想进步的青年，在撤离行军或战斗中要互相照顾，保证安全。我们几个党员，就自觉地特别关心和保护党代表刘其人同志的安全。撤离费县城后，转移到离沂水城四十里路的布前庄驻防。当时沂水城还未沦陷，在城里没有八路军办事处，刘其人同志的爱人夏明同志就在那里工作，我们互相来往过。
到布前庄后，我们几个七同志，住在一家刘姓的大地主的旁院。一间空空的大屋，只放了一张有架子的大棕床，连个草垫和苇席都没有。我们行李单薄，只得几个人合起来．下面铺着薄被，上面盖床薄被，身上穿着棉衣，几个人挤在一起，就这样，也还得缩成“团长”才能睡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多么想念自己的部队啊l我们的部队，每到一处 都和贫苦农民打成一片，贫农家里房子少，我们也常常住进地主、富农家的房子里，可基本群众总是为我们铺上厚厚的秸草，送烤火柴，烧热水等，使我们从身上到心里都感到暖和和的。特别是女同志，常常被贫农家的大娘大姐拉去，睡到她们暖和的炕上或床上。这使f我们在远离家乡和亲人的战争环境里，感受到亲人的温暖，激励着我们的斗志。这个期间，我们的工作已有开展，主要是争取团结了他们部队中一些思想进步的下级军官、士兵和抗战青年。同时在驻村群众中开展了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已与基本群众有了密切的联系。上边的统战工作，有刘其人同志去做。我们主要是在下层工作。因此，很少到他们机关去，更很少接近他们的上级军官，有事找我们去，也是说完就走。逢年过节，他们军官喝酒， 打麻将，我们更是躲得远远的。在这里，我们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无论在政治上和生活上都是这样。
经过这段实践，我们更加理解了分配工作时史秀云同志讲那番话的含义，亲身体会到了统战环境的复杂性，也更加懂得了共产党员坚定立场保持气节的重要性。
（三）意外的事
一九三八年的冬天，就在布前庄驻防的日子里，我们在保安二旅已立住脚，正在积极开展工作之际，一件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发生了。发现我们党的小组长，也是行政上的妇女组长王冰，到旅部去的次数多、时间长。旅长郝云溪也常派人来找她，起初我们也只认为是工作上的关系，没加注意。看到她给人家织毛衣，也只认为是给人以帮助，逐渐地发现她手头钱多了，花起来也很随便，有时说话吞吞吐吐，好象有些事瞒着我们似的。这时，张恺已任党的小组长，刘其人同志和我们商量，认为她思想上有变化，与郝云溪关系不大正常，继续在此工作，恐出问题，就决定请示山东分局，把她调回。可那时交通不便，不是决定了的事情，马上就可以办到的，需要有个联系的过程。
王冰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高中学生，从四支队随山东分局北上，我们相识于费县城，被分配在一起工作后，认为她文化高、会唱歌、会演戏、还真觉得比我们知多见广，工作能力强。可没有想到，她虽在抗战的洪流中参加了革命，世界观并没有得到改造。她害怕艰苦，贪图安逸，意志薄弱，不堪腐蚀，竟与国民党的旅长郝云溪有了暧昧关系，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立场。当知道我们准备调她四分局去之后，就耍起两面手法来，她本不想回去，可又表示急于回去，说她上中学时，郝曾是她的老师，她们之间，只是师生关系。后来又说，人家逼婚太狠，难于应付。在党的小组会议上和个别谈话中，哭哭啼啼。这时，我们缺乏社会经验，还相信她的假话，同情她，鼓励她坚持斗争。并告诉她，很快回到分局，一切事就都可以摆脱了。一九三九年元旦前后，党的负责人刘其人同志外出开会，她就缠住我们俩人，要我们先答应她与郝订婚，缓和一下，以后一走了之。这时，我们还没有识破她的两面手法，只感到党的负责人不在，党的小组只有三人，除了她，就是我们俩人。处于当时的环境，既无法向上级党请示，又不能作出党的决议。但我们坚持按派出时史秀云同志讲的办，不许在他们这里谈恋爱，这是个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问题，绝不能同意她的要求。就这样，她采取逼的办法，我们就采取拖的办法，一方面安慰她、教育她，一方面等着刘其人同志回来。拖了十几天，我们真是心急如焚，遇到了这个急又急不得，放又放不下的大难题。刘其人同志回来后，我们仍按原计划对她进行正面教育，要她坚持立场，不要上当，同时加紧与分局联系，争取尽快把她调回。可我们哪里知道，她已陷得很深，实际上已被人家统过去了，我们对她苦口婆心的教育，反而成了她公开叛变时攻击我们的口实。
一九三九年春节前部队移驻费县的石栏村。一天，郝云溪召开‘八大处人员会议，我们两人去参加了。会议一开始，郝云溪就宣布他与王先生（王冰）是正当恋爱关系，且已订婚。还影射说，有人说这是欺骗，这完全是恶意攻击，不是事实。接着王冰站起来说，她与郝真诚相爱，她是喝过十多年墨水的人，不会上当受骗。至此，王冰的真实面目暴露无遗，我们才完全明白了，知道受了她的蒙蔽，气愤至极，真恨不得上去打她几巴掌，当场揭穿她曾向我们说过的鬼话。可在那种场合，又不能这样做。会后，我们又气又急地向刘其人同志汇报了这一情况，他好象已经预料到这件事情的发生，他冷静地没有表示什么，只是安慰和鼓励我们。从此，王冰就搬到另一个村子去住，有卫兵侍候着，并派人四处购买结婚用品，公然准备当国民党旅长的姨太太了。
（四）艰难处境
王冰叛变后，对我们的工作十分不利，处境更加困难。她原是党的小组长，不用说她所知道的党的秘密都泄露给人家了。更坏的是她恶意造谣中伤，说我们所以不同意她的婚事，是因为刘其人同志对她有意。这真是无稽之谈，无耻至极。刘其人同志为人正派，党性很强，且已有未婚妻，两人感情很好，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他对于同志的关心、照顾，完全是出于党的利益。不同意王冰的所作所为，也完全是为了维护党的原则。王冰走后，我们已无法工作下去，特别是刘其人同志，由于王冰的造谣中伤，郝云溪已撕破面皮，公开声言要他立即离开保安二旅，也就是公然宣布统战关系的破裂。当时，郝云溪所以敢那样做，自然有一九三九年初国民党确定从对外转对内，制定一整套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的政治背景，可王冰的叛变，却是我们与保安二旅统战关系破裂的直接导火线。
刘其人同志要回分局了，我们两人是以抗战青年名义去工作的，不便与他一起走。他走前，再三嘱咐我们要提高警惕，坚持立场，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坚持斗争。并约定他回到分局后，立即请示组织把我们调回。刘其人同志在这种情况下离去，他只身一人，无人同行。到达分局驻地，还要经过保安二旅四十里的防区，我们深知国民党顽固派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为了保证安全，我们按照党的老传统，求助于群众。战争初期，为了便于接近和团结群众，女同志常常在贫苦农民家里认干娘，拜干姊妹。在石栏村住的一段时间里，我们认了一位干娘。这个问题，就去与她商量，求助于她，她的丈夫，四十多岁，身体健壮，是位纯朴忠厚的农民，自觉地承担了这个任务。天不亮他就扛起镢头，象是下地干活的样子，随同刘其人同志出发了。他们走了，我们就提心吊胆地在干娘家等待着。既怕刘其人在路上出事，又怕他们的人来找我们的麻烦。说也奇怪，这一天的日子过得特别慢，真有度日如年之感。一直到天大黑了，干娘的丈夫才回来，他讲了路上经过的情况，我们心中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刘其人同志走后，我们的处境就更困难了，离开了党的领导，一切都要自己拿主意，这是多么严峻的考验啊!这时已谈不到什么工作了，只求我们能平安回到分局就好。王冰过去之后，事情并没有结束。他们部队的人认为是胜利了，更加猖狂起来。公开声言，既能统过去一个，就能统过去三个，也真有些人正面地、侧面地来纠缠。我们心里害怕，可表面上还要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白天就以工作为名，走东家，串西家，躲在群众家里，晚上就早早地躲在屋里，不敢出来。还告诉住在隔壁的房东大娘，如听到有什么动静，就赶快过来。基本群众与我们是心连着心的，这些日子，房东大娘已经看出我们的处境困难，自然理解我们的心情，就时时地在暗中保护我们。就这样，我们在石栏村摹本群众的帮助和保护下，度着远离党的领导，处境十分艰难的日子，焦急不安地等待着分局的调令。
（五）秘密调令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刘其人同志走后十多天，一九三九年三月下旬的一个傍晚，山东分局来了交通员。他先递给我们一封公函式的大信封，里面是以张恺父亲名义写的公开信，上面还捺了个大手印。信中说母亲病重，速回看望。接着，他从裹腿里拿出山东分局组织部的调令。看到这些，我们真是欢喜若狂，高兴得又蹦又跳，可是冷静下来以后，又觉得是否能走出去还是个问题。因为我们出来参加工作以后，就与家里断了联系，这个情况王冰是知道的。她要从中破坏，还会出些麻烦。因此，我们商量，走的越快越好，免出事端。当晚，我们就拿着家信找旅长郝云溪请假，张恺说母亲病重，请半月假回去看看。戴伟珍乘机说，和大姐一起出来，也请假一起回去看看母亲。我们原来深怕请不下假来，谁知出于意外，郝云溪没与任何人商量，就准了假。当然，他是不会相信我们请假的理由的。可他已绎破坏了统战关系，想把我们统过去，事实上已不可能。把我们扣在那里，当时我党与他的上司张里元还有统战关系，又不佰于那样做。所以就顺水推舟地准了我们的假。
请假回来，我们高兴极了，可又怕他们后悔或另出什么主意。就在半夜时分，随交通员同志上了路。为在夜里能通过他们的防区，就一路小跑。黎明时，踏进了自己部队的防区。我们就撕下扔掉了保安二旅的臂章，放声地纵情歌唱，这是半年来从没有过的自由解放。早饭时，我们到达山东分局的沂水岸堤干校，下午到达山东分局驻地王庄，刘其人同志和分局组织部的同志来看望我们，见了他们一一自己的同志和战友，回到了革命的大家庭，我们竟悲喜交集地哭了。真象是受气的媳妇，回到了“娘家”。
我们从一九三八年八月到一九三九年三月在保安二旅的统战工作就这样结束了。可时过半个世纪的今天，对这一段史实，竟有些传说不一。我们作为当时的当事人和现在仅有的幸存者，把它详细地记述下来，目的是为了澄清事实，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刊登于《枣庄地区党史资料 第4辑》）
编者注：
张恺同志，又名王世荣，一九一八年生，一九三七年十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参加革命工作。历任同乡服务团团员、抗日义勇队指导员、鲁南区党委党校组织科长，鲁中区妇联主任、省民政厅副厅长、省妇联主席、济宁市委第一书记、地委副书记、吉林省纪委副书记、省政协常委。
戴伟珍同志、一九二二年六月生，原籍江苏省镇江，一九三八年一月参加革命工作，一九三八年四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参加工作后历任宣传员、秘书、干事，县妇救会主任，副处长、党总支副书记、书记等职，一九八二年离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