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革命道路
1922年，我出生在沂水县（现沂南县）上高湖村刘姓的一个大家族中。我的五世祖曾作过大名府知府，但到我父亲这一代，家业已经衰败，父亲靠开染坊维持全家生计。我记事时，家族虽已不兴旺，但家庭房宅、生活水平比一般老百姓还强些，族人中不乏知书识礼之人。那时，我的叔伯大爷刘心甫就是当地知名的开明士绅。他生活在清朝末年，很早就参加了孙中山的同盟会。民国建立后，刘心甫在家乡宣传三民主义，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主张。后来，他与沂水县共产党地下领导人邵德孚关系密切，受邵的影响，他的思想更进步，反帝反封建思想坚决。1929年，刘心甫在家乡上高湖村带领群众扒村庙建学堂，并亲自担任上高湖学堂的校长。
在我10岁时，母亲去世，父亲天天忙于生意，很少顾得上管家。奶奶虽然拉扯着我和弟妹，但总不像母亲管教得严厉。于是，我在后来的生活中更有些自由了。在那个三纲五常、封建势力盛行的年代，有的女孩子在家母的严加管束下，从小仍然束足，而我却把束的脚放开了。我看到男孩子上学堂，我也坚决要求上学，奶奶和父亲也就同意我上学了。在学校里，校长刘心甫对我特别关心和器重，这不仅是因为族亲的关系，主要是看到我思想活跃，年纪小，又是个女生。受他的进步思想影响，我的思想变得激进，对封建思想那一套很是厌恶，接受新事物很快。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再次发表国共联合抗战的声明。年底，发生了西安事变，全国民众抗日情绪高涨。在学校里，刘心甫向我们讲时势，谈日本在东北的罪行，带领我们到社会上广泛开展抗战宣传。为了抗日，刘心甫在高湖乡组织成立了革命救国会，并亲自担任会长。革命救国会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下设工、青、妇等组织，十五岁的我担任了妇女会长。妇女会长负责妇女工作，主要任务是向广大妇女宣传妇女解放，争取自由平等，发动妇女参加抗日救国运动。1937年“七七”事变后，党的秘密组织在我们高湖乡展开广泛的抗战活动，他们宣传党的统一战线主张，发动群众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我作为村的妇救会长，自然成了党的骨干力量。这时我已经不上学了，几乎成了专职妇救会干部。根据救国总会的部署，刘心甫领着我们在村里、集市张贴标语，举行演讲大会，教唱抗日歌曲。当时最响亮的宣传口号就是：国共两党合作民族兴旺，国共两党分裂中国灭亡。村里的姐妹们踊跃参加革命活动。我们不但在本村本乡宣传抗日，还到十多里外的村子作宣传发动。演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教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等抗日歌曲，深受老百姓欢迎。
1937年底，八路军115师从陕北来到我家乡，我大哥刘曰恒立即报名参了军。大哥当兵，对我有很大影响，我非常羡慕，也想报名参军。但救国会的领导对我说：“参军是抗战的需要，妇救会的工作也很重要啊！你年龄又小……”他们说得有道理，我便在家乡继续做抗日工作。当时，华北危机，山东形势严峻，民众抗战激情沸腾，抗日烽火遍地燃起。泰安徂徕山爆发武装起义，沂水邵德孚出狱后也拉起了抗日队伍，胶东、渤海等地都发生武装起义……消息传来，我们受到极大鼓舞，掀起更深入更广泛地宣传发动群众的热潮。我们在周围村庄宣传举国抗日的新形势，号召群众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要求妇女们冲破封建势力的束缚，积极投身到抗日洪流中去。当时。宣传反封建争自由与宣传抗日反对日寇侵略是一致的。妇女们如果不争取平等解放，仍受三从四德束缚，还裹足，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如何能参加到轰轰烈烈的抗战洪流中来？我们妇救会的姐妹们大力宣传男女平等，鼓励妇女走出家门，参加社会活动。我们挨家挨户地宣传，一个人一个人做工作。不久，高湖乡妇女工作出现了大好局面。
由于我工作泼辣、积极，1939年，我被组织吸收为共产党员。从此，我便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投入到家乡的抗战工作中。1940年1月，我到南沂蒙县委党训班学习三个月，毕业后，留在了县委工作队工作。
在抗大的岁月
1940年，组织上送我到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学习，我们山东抗大一分校的校领导和教员大部分都是来自延安。我们女生队，对外称光山队：队长是张达，罗林任指导员，支部书记叫张霞。学员们来自五湖四海，领导对我们像亲姐妹一样，十分关心、爱护。到了抗大以后，大家共同感受到学校不愧为八路军的抗日军政大学，女同学和男同学一样站岗、放哨，是学习队也是宣传队、战斗队。虽然是在战争环境下，但课程系统，内容实用丰富。政治课除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外，主要是学习中国革命的发展历程，革命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推翻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阶段，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渡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现在的抗日战争，是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军事课主要讲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技术。讲麻雀战、地雷战，讲战斗动作、地形地物的利用及山区和夜间辨别方向等。抗大没有固定教室，没有桌椅板凳，山头、场院、树荫下，到处都是课堂。在抗大，生活是十分艰苦的。每人每天的伙食费是7分钱。因为敌人“扫荡”，学校没有固定的根据地，这7分钱也难以保证。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筹粮、筹款、募捐成了我们的主要工作之一。我是学员中的党员，处处要发挥党员的模范作用。生活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有一天，我们已经两顿没吃上饭了，晚饭时，从老百姓那里筹集来部分熟地瓜。当时，能筹措到这么点地瓜实属不易，因为鬼子天天“扫荡”，几乎是挖地三尺，老百姓哪里有粮食啊！开饭时，领导将熟地瓜先分给群众学员，党员后分。在分到我时，饭筐里只剩下二块地瓜巴子了。我吃完地瓜巴子，尽管肚里饥肠辘辘，但心里还是很高兴的，感到党员就应该这样。
生活虽然艰苦，我们政治情绪却很高，很饱满。抗大校歌响彻蒙山沂水，鼓舞着我们每一个学员：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儿女优秀的子孙。……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的作风…-．
适应斗争形势的变化，我们抗大有时驻莒县大店，有时到蒙山脚下，有时在鲁南，有时到滨海。走到哪里，我们就宣传到哪里。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与群众建立了鱼水深情。每到一地，我们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给老百姓扫院子，挑水，宿营不打扰群众。常住牲口棚、屋檐下。老百姓都夸抗大学生纪律好。
一年多的抗大生活，不但把我锻炼成一名八路军军人，而且使我的政治理论和政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特别是对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建设、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等重大问题，有了深刻理解和认识，为我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守卫鲁中南大门
抗大毕业后，我回到鲁南军区边联县，任高里区妇救会长。临沂边联县，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南面临沂是日寇的战略据点，有重兵把守。向北十几里，是山东抗日指挥中心的鲁中军区，当时，沂临边联县是沂蒙山根据地鲁中军区的南大门，守卫好南大门，对于全鲁中，乃至全山东的抗日战争，至关重要。高里区又在边联县的南部，这一地区敌我斗争十分复杂。周围鬼子、汉奸据点多处。汤头、沪子山据点里鬼子有机枪、大炮。经过敌人1941年秋季大“扫荡”和反动宣传，这一带各村庄里出现不少“挂白旗”的情况。原来的一些抗日的民兵、村干部、党员，经不住敌人的拷打和引诱，有的倒向了敌人，有的还当了汉奸。
当时，我们这些专职地方干部，主要任务就是到游击区里的各乡各村宣传群众，迅速恢复和建立各种组织，并配合部队适时拔掉敌人设立的据点。
一天傍晚，区委书记段春山对我说：“咱八路军和县大队要来拔南大山这个据点，咱们要很好配合。”接着，他详细地向我交待了任务。这天夜晚，我们区里的几个干部来到南大山据点东边的黄崖村。黄崖村的村长姓苏，本来是我们的人，但敌人“扫荡”后，他投降了敌人，住进南大山据点当了汉奸。今晚，我来这里就是做苏村长老婆的工作，让她规劝丈夫反正，为我们拔除南大山据点提供些情报。
苏家在村里是富户，住的是大瓦房，四合院，紧关着大门。
嘭嘭彭！我开始敲门。许久，屋子里和院子里没有一点动静。我加重敲打门，并且从门缝向里喊话：“大娘，开门呵，我是老刘。”这个黄崖村，过去我经常来，苏村长和大娘，我也认识，还在他家吃过饭。我喊话后，里面仍没有动静，我又敲阵子门后向里喊道：“大娘，我是老刘呵，外面天太冷，您开门让我进家暖和暖吧！我不会伤害你的！”大概是听到我说不会害她，她便走出正屋，出来开了大门。
因为是自己男人去当了汉奸，做了亏心事，她在我面前胆战心惊，不知所措。于是，我就开门见山地对她说：“大娘，咱们可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不能去帮着日本鬼子来打自己人。再说，鬼子的疯狂是暂时的，鬼子的日子长不了，当汉奸可没有好下场！要想想后路！”
我这么一说，苏大娘抽抽咽咽哭了起来。我继续对她说：“咱八路军和抗日军民是有力量的，能够恢复和保卫根据地的！只要你丈夫立功赎罪，我们既往不咎！”
女人的心是相通的，我在给她讲抗日道理时，也对她表示了同情，还问了些家里的事情。苏大娘表示很后悔，说自己和丈夫一时糊涂，丈夫走向了歧路。并向我表示，一定要把丈夫劝说回来，让他为八路军工作，决不给鬼子当帮凶。
第二天晚上，姓苏的汉奸从据点里回黄崖村家里过夜。苏大娘终于劝通了丈夫，这个当了汉奸的苏村长，幡然反正，按预约的时间、地点，向边联县大队提供了据点的情报，不久，我边联县大队配合鲁中部队一举拔除了南大山这个敌人据点。
经过几个月的奋战，敌人设在边联县高里区的据点大部分被拔除了。年底，县里决定攻打沂河（支流）南岸的三官庙据点。三官庙据点里驻着汉奸王洪九部的人，他们为虎作伥，经常配合葛沟、汤头据点的鬼子出来祸害百姓，群众恨透了他们。同时，三官庙南靠敌人重镇临沂，拔除这个据点，对我们守住鲁中南大门有重要意义。三官庙又地处鲁中区与鲁南区联系的要道，拔除它，对加强两大区的联系有重大作用。
但三官庙是敌人经营多日的大据点，围墙高、濠沟深，且离临沂不远，距葛沟、汤头只有数里地，情况比较复杂，攻打时困难多。为了确有把握，边联县大队和鲁中军区主力部队一团联合作战，并召开战前准备，进行了周密研究。
准备会上决定，一团参战部队从三官庙东、南两个方向进攻。边联县大队由西侧进攻，高里区区中队和基于民兵在北面打（因北部敌人兵力弱，且向我方撤退方便）。战前由县大队长李冠智率人对据点进行了侦察，弄清了敌人兵力及火力部署。
会议决定在晚上攻打三官庙，那天下午，我便到了丁家岭、桃花埠一带村庄召集民兵。并组织群众扎担架、捆造爬围墙的梯子。傍晚，我带着民兵向三官庙赶路。走着走着，听到前面枪声响起，大家参战的心情非常迫切，三步并二步，直奔北城墙。女民兵们跟着男民兵一齐跑。到了城下，我急急火火到了指挥部，向县委书记王介福等报告了参战民兵的人数及支前情况，看到他们已忙得不可开交，我便按原先布置的任务展开工作。
民兵们手中武器很落后，有的是老套筒，有的只有两个手榴弹，但他们表现得很勇敢……
三官庙据点很快被我军民打下来了。伪军死的死，伤的伤，大部分成了俘虏。接着，我军民对据点里敌人的设施、围墙进行了毁灭性破坏。然后，带着战利品，连夜转移，回到河北岸……
拔除三官庙据点的战斗，是我们边联县民兵、地方部队和主力部队成功配合的一次战斗。据点拔掉后，我们根据地更加巩固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1945年10月，我随山东部队进军东北，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沂蒙山，生我养我的地方，在这里，我走上革命道路，在这里，进行了整整八年的抗战。几十年来，无论我在什么地方，从事什么工作，我永远在怀念着你——沂蒙山和沂蒙山的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