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一九三九年底离开中共淄博特委到沂水县委任组织部长。我到沂水的时候，沂水县委驻在卞山，卞山是那样的巍峨，周围是峭壁悬岩，山顶却十分宽广平坦，居住着几十户人家。每天早晨，鸡鸣声此起彼伏，给人一种异常清新而又生机勃勃的感觉。在战争年代的紧张气氛中，身处此境，的确使人有一种难得的舒适之感。
到了这里，沂水县委书记王翰卿同志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县委宣传部长刘滋泉同志一见到了我就十分爽朗地说：“我们正盼着你来，你终于来了!"接着他们把县委机关的同志一一向我作了介绍。现在尚能记得姓名的有：李道德、阎娟（女）、杨琳、耿启明、张伟华、吴畏（女）、杨×，颜××等同志。
我到沂水县委之后，第一个感觉是，在当时的沂蒙山区，象沂水县委在组织上这样完备的还为数不多。在我到沂水之前，我曾到过邻县安邱和临朐，当时那里不仅没有我党领导的民主政权，而党组织还处于秘密状态。虽然在八支队的协助下，那里曾一度建立起一些抗日武装；但当八支队转移离开该地后，那些本就数量不多的武装也只得撤离地方，跟四支队二大队一起行动。我也知道，蒙阴县委此刻已经组成，但其根据地规模较小。而这时的沂水县，抗日根据地比较广阔，从县到区到乡，民主政权都已组成，人民群众抗战热情很高，对于我党领导抗战，信心很足。
过了一段时间，我才见到县委的邵德孚同志。多年的地下党的艰苦生活，和非人的监狱生活，使他与同龄人相比显得苍老，虽然他只不过大我几岁。我们以前曾经见过一面。那是一九三八年冬季，中共淄博特委组织部长杨纯同志派我去莒县招贤镇找二支队政委景晓村同志，为临朐县党组织接关系，途径沂水城，在八路军驻沂水办事处住了一宿，见过邵德孚。现在我们又见面了，并且一起工作，故而彼此非常高兴。见了邵德孚同志以后，又相继见了刘大队长、郑教导员和军事部长等同志。和江海涛同志见面比较晚些。见到李贯一同志，可能是在池带领国民党沂水县政府保安团二、三营参加民主政府工作的时候。他对同志亲切和蔼，遇事从容镇定。在当时的情况下，他能毅然率其武装参加民主政府工作，确是一大功劳。对于他的这种爱国举动，我党非常赞扬。山纵司令部政治部便派李志南同志到该部任政治委员，加强党的领导。
进行抗日，必须要有武装。一九四O年，沂水县除有县大队外，各区、乡均有武装。记得三区北部一个地方实力派人士建立的一个中队，在于××（名子失记）的工作下，由刘队长带领归向抗日民主政府。为了加强对他们的领导，便由郑斌教导员跟其行动。这时沂水县大队直接领导的队伍将近两千人。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很重视这支武装力量，所以派了李志南同志任政委（李原系纵队部参谋科长，东北人）。从这里也可看出，沂水县抗日根据地在沂蒙山区所处的重要地位。
沂水县党的基础原就很好，抗战开始后，沂水县委又很重视党的建设工作，所以至一九四O年底全县就有千余党员了。各区区委组织健全。其中不少负责人还是地下时期的老同志，如李德民同志等。这时二、三、四区已经连成一片，是一块较大的根据地了。八区区委孤出在悦庄、南麻一带的村庄，工作是比较艰苦的。一区区委的同志战斗在沂水城西南不远的地方，对敌斗争比较顽强。七区也有党支部，他们虽处严密的地下状态，但还是很有战斗力的。一九四O年，上级党委指示要认真对待农村党组织的发展工作，这时沂水县委及各区区委在发展农村组织工作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虽然这时尚未进行减租减息，但各级党组织对于改善人民生活、关心群众疾苦，工作还是比较好的。干部作风艰苦朴素，注意联系群众。特别是各级机关中的当地干部，工作中虽以他们为主体，但和外来干部团结很好，亲密无间，相得益彰。如邵德孚同志，他是沂水县地下党的老领导，论革命资历，他比我和其他同志都是比较深的，但他总是十分谦虚，对于外来的同志，都很尊重。
他的这种高尚的风格，使我受益非浅。由于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同志间的关系，情同鱼水，因此当时沂水县委的工作是很得力的。山东分局领导也很满意，把沂水县委作为中心县委看待，在工作上经常给以具体指导帮助。山东分局领导人之一陈明同志，在每逢我们的工作中遇到困难或者发生问题的时候，他总是亲自提出宝贵的意见和中肯的批评，对我们的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那热情的态度，循循善诱的谈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对《中共沂水县地方党史大事记》某些情节的补充。
一、当时“中共沂水县委”对内对外都是这一称号，有时口头上说“北沂水”，但不记得有“北沂蒙”的称号。因这时己有蒙阴县委。虽然沂水南部称“南沂蒙,, (可能因包括蒙阴的个别区在内)，沂水却依然是“沂水县”的完整称号。
二、关于“肃托”。一九四O年我在沂水县委工作时（开始任县委组织部长，后来上级党委曾决定我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不记得有“肃托”的布置。我一九四一年在南沂蒙县委工作时，曾接到耿启明同志一信，提到他在沂水县委正受审查，整的比较严重，要我证明他政治上没有问题。我没有给他回信，也没有向组织上写报告证明他究竟有没有问题。这是由于我当时虽然担任中共南沂蒙县委宣传部长，但我已觉察到鲁中区党委也正在审查我，认为我是湖西地区来的，需要审查（后来我到党校学习时，因同学提我为支委候选人，党校组织处长才公开宣布我不能当候选人，因为还未审查清，这便是证明）。这样我怎么能写信证明他没有问题呢？若是写了证明，当时对耿启明本人不仅不会起帮助作用，还会带来副作用。耿启明同志的信是一九四一年上半年给我写的，说明沂水县的“肃托”不是一九四O年，而应是一九四一年。
三、县委机关在汉峪遭受敌人袭击事件。
当时县委机关及干部训练班驻在汉峪，拂晓为沂水城、东里店敢伪军袭击。县委机关的同志大部向西南的山头突围。跟县委行动的一个连由郑教导员率领沿向西去的山沟突围，陷入敌人火力中心，故损失很大，牺牲二十多人。向西南山头突围的机关同志绝大部分脱险。最不幸的是，县委宣传部长刘滋泉同志在突围中牺牲了，是极重大的损失。上级党委在县委帮助工作的有七、八位同志也一同突围，记得组长霍国栋同志（后改为陈枕如）也都脱险。李铎好象不在。《大事记》提到李铎被俘一事，恐他不是属于当时上级党委工作组中的人，而是他在另外的场合被俘的吧。在汉峪被袭时，县政府机关不在这里，县大队队部亦不在附近的村庄。而只有郑斌教导员带的一个连队（即三区北部刘队长带来的武装改编的那个连）受损失最大。刘大队长带武装来增援，因相距较远，故县大队的三个连队来汉峪后，只进行了掩埋牺牲同志的遗体等善后工作。
四、“太河惨案”后，我正随淄博特委机关驻悦庄，看到沂水县的群众在悦庄的广场举行了声讨秦启荣制造惨案罪行的大会，到有千人左右。这时的区政府还是旧政权，但群众代表登台讲话，控诉秦启荣罪行的，自然是我党的干部人员。因我未直接参加，不能详细介绍。只是说明当时沂水党及广大群众声讨国民党制造分裂，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义愤行动。
一九八五年六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