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第二年。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有三个年轻的女同志，李伟、徐静和张则，她们来郯城县马头镇，发动、组织群众参加青年抗日救国团，到各家各户去宣传组织妇女、年青人参加青年救国团，年纪大的参加妇女抗日救国会。
我家一下出来三个女孩，我姐姐方治19岁，参加了一一五师战士剧社。我当时17岁，我妹妹方景昭只有14岁，就跟李伟、徐静他们一起去马头镇附近的村庄去宣传抗日，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活动。
当时我父亲方远焘是小学老师，思想比较进步，同意我们出来参加抗日活动。他受我伯父方远照进步思想的影响很大，伯父是辛亥革命的烈士，是同盟会会员，在一次到济南秘密送旗的时候被敌人抓住杀害的。在蒋介石背叛革命抓共产党的那年，我父亲执教学校的二个同事（共产党员）跑到我家来躲避警察的追捕，因为我伯父是辛亥革命烈士，他们没有进家来搜查，我父亲掩护二个教师从后边墙上跑了没有被抓住。在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日本鬼子准备进攻郯城马头镇时，他带着我们一家大小跟邻居百舍一齐“跑反”（逃难），我姐姐用自行车推着衣物行李，我二弟才3岁，也跟着一块走，他有时还要抱呢，后来跑到苏北，东跑西跑来到一个村庄，我父亲的学生侯老师家在那里，我们在他家住了一段时间。
在外面流浪了一二个月后，听说鬼子从马头镇撤走了，回到马头镇一看，吃了一惊，我家祖传下来的房子客厅被日本鬼子的飞机炸毁了，“跑反”前我父亲埋在地窖里的东西也都不见了，只好到农村我舅母娘家去暂住。
我们对日本鬼子非常痛恨。八路军来了以后在马头镇办了识字班，向参加学习的妇女宣讲抗日的道理、还教文化。1939年4 月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在芦汪子庄办了干部训练班，我和妹妹方景昭都去参加了。我父亲同意我们出来参加抗日工作。当时我姥姥还不同意，说：“都是小女孩出去干什么”？我母亲说：“她们父亲同意就叫她们去吧”。
当时干训班政治部主任是孙哲、军事教员有凌少农、指导员是王恭三、傅展如兼组织科长。干训班分青年队、农民队、女生队。我和全班有一天上课没吃饭，鲁南特委兼职干训班主任刘剑问我们学员“你们饿不饿”？大家都说：“不饿！”刘剑说：“不饿就唱歌”，大家就唱起抗日歌曲，当时女生队指导员是郭英，学员有方景昭、徐景新、徐秉淑、方逊远、兰惠文、李桂芬、周树芝、邓婉如、秦林、徐树提等人。学习了一个多月后都秘密参加了共产党。那时共产党在学习班不公开。互相之间也不讲。只有本党小组二、三个人知道。方景昭学习结束分到山东军区三分区黎明剧团，我分在临沂六区即庄坞区妇救会当会长，党内是分区委委员。
我们三姐妹出来参加抗日，影响了一批跟我们年龄差不多大的女学生也出来参加抗日。我的同学李桂芬也想参加抗日工作，她母亲不同意，她就说：“人家方老师家三姐妹都出去参加抗日了，她母亲说：“方老师同意他女儿出去参加抗日，那你就去吧”。她参加工作后，担任县妇救会秘书，1939年跟老红军干部梁兴初结了婚。马头镇的周树芝想出来抗日，她母亲不同意她出来。她说：“人家方家三个姐妹都出去了，年纪比我还小呢。”她母亲听说后就同意了。她跟我们一块参加了八路军的干训班。我家三姐妹自从参加抗日工作后，就离开了马头镇谁也没有回过家。我母亲想念我们有时在家里哭，有一次她听到有人说我妹景昭被敌人捉走，栓在马尾巴上在地上拖，伤心地坐在家门口哭，放心不下就委托在我家帮忙的徐嬷嬷到八路军驻地来找我们三姐妹，我大姐对我们说：“不见，见了怕父母再来把我们叫回家去，没法参加抗日工作了”，我们三姐妹谁也没有见她，只托人转告她景昭没有被敌人捉去，叫我父母亲放心。后来我姐方治跟一一五师老红军干部周长胜结婚后，从战士剧社调到一一五师电台上作报务通讯工作，我妹方景昭后来跟鲁南一地委书记杨士法结婚后，从黎明剧团调到费县下面的分区委任书记，我在临沂县委领导下在临沂县沙埠、耿墩、虎埠山、庄坞、涌泉一带活动，做妇女救亡工作。
那时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我们三姐妹都把生死置之度外了，那时吃的是糠煎饼、豆腐渣、地瓜叶，还经常有一顿没一顿的，白天作妇救会的工作，晚上睡在老百姓的草棚里，没有棉被就不脱衣服钻进草堆，几个女同志挤在一起取暖。当时没有条件长年不洗澡，身上长了虱子很痒痒。在那样艰苦困难的环境下能够坚持抗日，是因为我们有共产党的县委、八路军的领导和教育，我们是有组织、有信念的，还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我们斗志很旺盛。坚持斗争到1945年8月，迎来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没想到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撕毁停战协议内战爆发，蒋军重点进攻山东，我们三姐妹又投入到新的斗争中去了，没有时间回家看望父母亲。直到淮海战役胜利后，1949年8月，我才带着大儿子回家看望多年不见的父母亲。他们非常高兴，父亲又想起当年的情况说：“那年叫徐嬷嬷去看你们，你们不见，怕我们知道地方把你们叫回来，你们不想想当年如果父亲不同意，你们能出去参加抗日工作吗？你们当时不见不对。现在胜利啦，带着孩子回家看看就很好。说明我支持你们出去抗日是对的。
1958年我从北京调到浙江省妇联工作，正巧我大姐住在省军区司令部，我妹景昭在上海工作，都相互距离不远。我们三姐妹商量：父母亲年纪大了，把他们接到杭州来，共同赡养。我给父母写了信，父母亲接到信后，就来到杭州安度了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