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秋，我在太原兵校学习还需要一段时间，无法照顾爱人和孩子，准备把她们娘俩接到太原来，女儿小荣华听说要找爸爸去，高兴的又蹦又跳，在潞城安居兵工厂领导的安排下，雇了一辆马车送她们，一路上小荣华又说又笑，直到在她妈妈的怀中睡着才算安静下来，当走到榆次县时天色已渐渐黑了下来，晚上就住到了榆次。
次日到达太原，马车是从城南门进入城里的，车夫拿着写有地址的纸条，一路打听到住处，等晚上我放学回来后，见到她们娘俩高兴的便抱起了孩子，住处是太行山兵工厂一位战友临时腾出来的一间屋，他叫什么名子我已记不清了，是兵工局里的干部，他爱人名字叫小娥，有一个姑娘和我们荣华的年龄差不多，我们在那里住了三、四天就搬走了。
由于太原刚解放，到处是残垣断壁，百废待兴，住房急缺。太行山兵工厂的战友韩国帧当时已在二四七厂工作，在他的帮助下，从城里大北门他居住的宿舍的马路对面租了两间民房，房子很破，门窗四面透风，里屋房顶漏雨，我们住在外间屋，我每天一大早就起来，骑着自行车去兵校学习，放学后再回家。
寒冷的天气渐渐来临，我用纸把窗户缝隙糊住，但还是难以阻挡严寒的袭来。这时荣华慢慢开始了咳嗽，几天后加重，我们先是抱着孩子让天主教堂里面的医生给看了看病，吃了点药，不见轻，又让附近街道的民间行医郎中看，抓了些药，还是不见好转，此时我俩焦急万分，打听到一家日本人开的诊所，医生给她看病后，诊断是肺部严重感染，我们恳切的对医生说：“不管花多少钱，请你们无论如何也要治好我们的孩子”。当时打了一针最好的25元一支的“潘尼西林”药。回到家中看着小荣华痛苦难受的表情，我们心情十分焦急难忍，期盼着病情好转，小荣华时而昏迷时而清醒，一会看着我喊“爸爸”，一会扭过头去叫“妈妈”，她重复的喊来喊去，让我们心如刀割，过了几日我们又把医生请到家中，医生给孩子号了号脉，听了听肺部，用手指着胸部摇了摇头说：“坏了坏了的”，意思是说孩子已经不行了，在我们的要求下再次打了一针“潘尼西林”，当天夜晚我俩看着小荣华慢慢闭上了双眼，痛苦的离开了这个世界。
清晨天不亮，我从街上找了一人帮忙，给了老乡几个钱，我们一起把小荣华埋葬到北门外城墙下。女儿离去，悲痛不已，回家后我和爱人张继英就立即搬出了这个令人难忘而伤心而痛苦的地方。
我们搬回了还是第一次来太原住的地方，太行山兵工厂战友家，住在小厨房里。爱人张继英看着战友的小姑娘，时时想起自己的女儿，经常泪流满面，痛哭流涕。同样我也是每当上学路过埋葬女儿的城墙时，都要扭头停下来多看几眼。父女之爱、母女之情难以忘却的记忆。
两个月后，兵工局在小东门一处用牲口棚改建成6、7间住房，我们就搬过去住了，爱人张继英常常责怪自己，说孩子这种病本来可以治好的，给耽误了治疗，该去国立医院的。我就劝她刚解放缺医少药，医疗条件落后，我们没有经验，这种事情也是不愿意发生的。
我姐的二儿子张谨昭（也叫谨柱）在长治技术学校学习，夏季到了，学校放假，二外甥来到太原我这里看看，然后回山东，看到他二舅妈时常拿着孩子相片思念的痛哭，二外甥未经我们同意就将有孩子的几张照片给烧掉了，幸亏还有两张孩子的照片保留了下来。看着继英悲伤痛苦，这样长期下去会伤害身体的，为了让她摆脱悲痛，我就让她跟随二外甥一同回老家，到江苏新安镇与岳父母和妹妹住上一段时间散散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