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上海迎来了胜利的曙光。为了进一步解放全中国，中央决定三野南下解放福建。三野接到命令后，决定派出第10兵团执行解放福建的任务。
当时，随从第10兵团南下解放福建的干部，都是经过革命斗争锻炼出来的骨干，但不能满足福建省城乡工作的需要。因此，福建省委和10兵团党委研究，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随军服务团，在上海各区、各大中学校招收一批有文化、有知识的革命青年随军
服务。三野还决定由第一重伤医院跟随10兵团入闽。
我所在的华东军区第一重伤医院是华东地区最大的医院，被称为军区医院的老大哥，我们医院三所的全部医务人员参加执行护送南下服务团的任务。7月中旬，我们进驻上海沪江大学，经过短期培训后，开始行军南下。
经过两个多月的跋山涉水、风餐露宿，9月底抵达福州。在福州稍事休整后，宣布了厦门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卫生处的组成人员。卫生处由南下服务团医疗队、华东军区政治部卫生所和华东军区第一重伤医院等3个部分人员组成。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我们在福州欢度了第一个国庆和中秋佳节。10月18日，厦门市军管会卫生处在美头山医院正式成立，黄开云处长宣布接管国民党机构事宜。军管会卫生处下设3个接管组：我负责第一接管组，接管东南鼠疫防治处厦门办事处和厦门海港检疫所（即现在的卫生检疫局）；第二接管组由商铭同志负责，接管省立厦门医院；第三接管组由黄应培同志负责，接管市卫生局和各区卫生所。除了3个接管组外，还设妇幼保健科、医政科、总务科和人事科等。接管的主要任务是：留用人员登记、初步审查，物资财产清点登记，包括医疗用品、办公用具、银元等。国民党时期的留用人员基本上经过登记后而录用。对留用技术人员，如对“闽南一把刀”的王志超，耳鼻喉科专家黄祯德、王铭甫，外科专家黄锡隆，皮肤花柳病专家林荣年等，我们十分重视，在政治上、生活上给予关心、爱护，工作上信任、重用他们，让他们感受到新中国、新政权的温暖，心情舒畅、努力工作，在各自的学科中，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厦门的卫生事业的建设和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南下服务团的成员中，有的是上海学生运动的骨干，也有大中专学生和中学生，年纪最小的是江平，才15岁。年少离家，一路奔波，经常鼻子出血。我比他大3岁，既是医生，又如兄长，行军路上，我们特别关照这位小弟弟。记得进入厦门后，江平生病发烧，一两天了，还是高烧不退，若不采取措施，将危及生命。有的医生认为是疟疾，有的诊断是脑膜炎，因为当时正是流脑季节。我仔细观察后，比较倾向是脑型疟疾。后来，经过医生们会诊，确定是疟疾，立即采取措施，救了江平一命。
我们第一接管组6个人，任务十分繁重。我们先向留用人员讲明政策，不管是加入国民党、三青团，还是有过劣迹的，只要交代了，讲清楚了，共产党不计前嫌；若隐瞒、欺骗，或超过填报期限，后果自负。因为我们反复交代政策，做耐心细致的工作，所以登记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如期完成了任务。而较为麻烦的，是厦门海港检疫所的检疫工作。因为当时国民党封锁很紧，外国船只根本不能进入港口，只能停靠在外海。每次有外轮进来，我们则要派人坐船到外海，经过一番检查、登记，才能把他们领进港口。
厦门刚解放时，卫生状况十分恶劣，中山路浊水横流、垃圾如山。进城后，我们组织清道队（环卫人员）上街清扫卫生。经过一个多月的清扫，市容焕然一新。当时，厦门的卫生机构少，力量单薄，特别是区一级缺乏医院和防疫站，全市对传染病的预防没有建立必要的制度。一旦疫情发生，只能靠个体开业的诊所，无法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1950年下半年，我们转入厦门的卫生防疫工作，建立疫情上报制度，组织群众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记得有一次召开卫生系统的座谈会，名医康天爵从医生的角度，说起消灭蚊子、苍蝇的重要性。他说，蚊子传播疟疾，对人体危害很大。他十分激动地说：“这是看不见流血的流血，政府无论如何要重视疟疾的防治工作。”
当时，组织爱国卫生运动声势浩大，一呼百应。我们组织防疫人员到机关单位，各家各户、地下防空洞喷洒药水。起初，有的群众不理解，不让防疫人员前往，我们接管组王晓真同志便全程陪同。她身穿军装，手臂上佩戴着“军管会”袖章，耐心地向群众解释：“全市搞卫生防疫，喷药水消灭蚊子、苍蝇，保护人民身体健康，不向百姓收钱。”防疫人员也一边喷药水，一边用闽南话说：“不收钱，不收钱！”老百姓理解了，他们看到解放军同志辛辛苦苦地跟着防疫人员，挨家挨户地做工作，急忙打开门窗，让药水喷洒到每个角落。
除了喷药水之外，厦门还因地制宣，利用海水冲洗水沟，消灭蚊子的藏身之地。
当时，各区街根据潮水涨落的时间，统一安排人员到码头挑海水，冲洗水沟。一时间，家家户户都动员起来，肩挑手提的，用罐子装的、板车拉的，犹如打一场人民战争，浩浩荡荡，其场面颇为壮观。一桶又一桶的海水把下水道冲干净了，堵塞的臭水沟也畅通了，老百姓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爱国卫生运动之所以能顺利开展，取得胜利，是因为它顺人心、合民意。也正因为当年的爱国卫生运动开展得好，预防措施得当，20世纪50年代，厦门的鼠疫、天花、霍乱得以灭迹，白喉、疟疾、乙脑等流行性疾病也基本控制住了。在这场爱国卫生运动中，各区街的干部身先士卒，起表率作用，因此，培养了一大批党的优秀干部。
除了爱国卫生运动顺应人心外，还有一件清查省立厦门医院地下党的事，我记忆尤深。
南下服务团一路行军抵达厦门时，省立厦门医院派了救护车到高崎接应。而随车前来迎接的有一个叫赵友骏，江苏人。他很热情地迎接我们的到来，可没想到，军管会有一位同志认识他。一打听，赵友骏是厦门的地下党。这位同志觉得可疑，因为他知道赵友骏是被国民党抓走的。若是国民党的逃兵，岂能是地下党？军管会同志把此事向组织汇报。组织上经过调查，得知赵友骏被国民党抓走后，中途逃跑了，流浪到厦门。后来进入省立厦门医院，竟然冒充地下党员发展了10多个党员。有门房看门的，有药房的，还有总务处的。赵友骏还通过这些党员，冒着危险从医院拿走了不少药品，支持厦门的地下党。此事涉及医院的地下党组织，牵涉到的人数较多，而且这些“党员”入党的时间也较长，确实为党做了不少工作。怎么办？该如何处理？
假党员来发展党员，在当时是一件很重大的事件。倘若处理不当，伤害了自己的同志，后果不堪设想。但若不处理，党的严肃性从何而言？一时间，这些同志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想不开。厦门市委听了调查组的汇报后，又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最后做出决定：重新审查、重新登记，符合条件的重新入党。市委还在《厦门日报》登了消息，表明市委处理这件事的态度。当时的市委书
记林一心曾说，被发展的这些同志确实为革命做了不少事，我们应该实事求是，不能委屈那些为党做过贡献的同志。
经过组织的重新考察，除了不起作用的3个同志自动退党外，其他十多位同志落实后，承认他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重新履行入党手续。市委还在医院的大礼堂，组织了一场隆重的入党宣誓仪式。那一天，医院礼堂座无虚席。入党的同志满面春风、喜上眉梢，感谢党给他们的政治生命获得重生！
组织上对赵友骏的处理也是人性化的，把他安排到军管会卫生处当事务长。这场“假党员”事件的风波平息了，留给人们的思考是深刻的。每当我回忆往事，回忆曾经工作过的那段流逝的岁月，我的心情难以平静。当年的那些党员有的已作古，有的还健在。但不管怎么说，假如当初对他们处理不慎，那将影响他们一辈子。
张鸿源简历：
1930年9月出生，籍贯山东蓬莱。1944年参军，1947年8月军医学校毕业，历任华东军区第一重伤医院三所医务室室长，厦门市军管会卫生处第一接管组组长，开元区党工委委员，卫生事务所所长，市卫生防疫站站站长、书记，厦门卫生学校校长、书记，福建医科大学卫生系主任，厦门市中山医院党支部书记、副院长等职。1993年离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