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 庭
一九一四年五月，我诞生在菲律宾吕宋岛的一个山区小镇上。
我的父亲叶孙卫，原是福建省南安县的一个贫苦农民，有房二间，地五分，家中一向穷困，加上农村破产，生计无着，新婚几个月后，就跟随同乡飘洋过海来到菲律宾。开始做苦工，以后做小买卖。我出生的时候，家境可以算得上小康水平。菲律宾华裔很多，港口三宝颜就是华人聚居之地。传说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时到过这里，所以叫“三宝颜”。据明史记载：福建商贩数万人，往往久居吕宋（即菲律宾的一部分）不返，生育子孙。
我父亲到菲律宾后又结了婚，这也是当时华侨中常见的现象，即在家乡结婚以后，又在侨居国当地婚娶，所以我有两个母亲，我的生母是菲律宾人。
大概是长期受西班牙和美国的统治，当地人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受西方影响较深。比方说，菲律宾就不像旧中国那样“四世同堂”，而是小家庭制，而且妇女与男人一样有财产继承权。我父亲和我生母就是各开一个小店，各自独立经营。我母亲有一片椰林，父亲从母亲的椰林买来椰子打油出售，并兼营杂货。母亲开的是米店，我还记得她自己扛起稻谷到碾坊去碾米的情景。
母亲和父亲不一样，是有文化的妇女，英语很好，来往的信件都用流畅的英文。她还教我学了一年英语，所以后来我回国上学英文课就很轻松。我小时候活泼好动，调皮捣蛋，母亲却特别疼爱我，可是我五岁便离开生母回国，以后就再也没见到她了。开始还有书信往来，投身革命后，便音信断绝，一直到解放后，才得知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期就病故了，母亲依然经营小店，但身体已不如前，患高血压症，家计重担由我的没有出嫁的大妹妹主持。五十年代初，突然收到大妹妹的来信，告知家中负债无法偿还，要宣布破产，但弟妹还在读书，又怕病弱的母亲受刺激，走投无路，希望我能借笔钱给她。这封信使我非常为难，我当时是福建省省委书记、省长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军区司令员，却没有钱可以寄给她，这是在海外的人所不能理解的。考虑了几天，给她回了一封信，告诉她无法寄钱，但可用另外的办法帮助，我要她带母亲和弟妹一起回国，由我来负担养家的责任，并供养弟妹在国内上学。可是没有回音，不知道这一难关是如何渡过的。我生母在一九六五年病故，听说参加送葬的有一百多人。据家人说：母亲为人正直，在当地华侨中很受尊重。
我一家兄弟妹妹九个。大哥叶启迪，是家乡的母亲收养的；二哥启存，大我两岁，从小一起长大；和我一起回国，一起读书，又一起参加革命，和我关系最为密切；我是老三，原名启亨；我下面还有四个弟弟、两个妹妹。其中启东幼年时由我二哥带回国读书，解放前夕又回菲律宾，解放后回来上大学，一直在福建工作；其他几个弟妹是在我回国后出生的，过去一直没有见过，我国和菲律宾建交后，三个弟弟才回国相聚，已经都是上年纪的人了。
我这个华侨家庭，过去叫作“海外关系”，有一段时间受“左”的影响，甚至我的女儿在六十年代初要报考大学机密专业，招生的人也要调查她的海外关系。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些关系更是成了我“里通外国”的罪证。现在想起来还好笑。其实华侨大多是非常爱国的，虽然封建王朝视华侨为“化外顽民”，后来国力日弱，华人在海外受尽歧视压迫，但总是对祖国怀着赤子之心，祖祖辈辈保持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我父亲就是这样，从小教育我们不要忘记家乡，不要忘记祖国。他经常对我说：“中国人在海外受欺侮，就是因为政府太腐败，所以你们自己要争气。”我刚刚五岁，父亲就带我和二哥回祖国读书。
童 年
一九一九年，父亲带着二哥和我回到了故乡——福建省南安县的金淘区深安乡。
故乡距闽南古城泉州一天路程，虽然山清水秀，但是人多地少，是个穷乡僻壤。几百年来，不断有人背井离乡，飘洋过海到南洋谋生。家乡人性格镖悍、豪爽。明末清初南安出过两个人物：郑成功和洪承畴，一忠一奸，南安人总是以他们的经历来教育后代。
父亲回到家乡才一个月，就被土匪“绑票”了，好不容易赎回来，就匆忙离乡出国，以后就再不敢回来。从此，我们兄弟俩就由家乡的母亲抚养。
家乡的母亲娘家姓谢，嫁到叶家后一直没有随父亲出国，留在故乡苦撑家业。华侨往往在海外和故乡各维持一个家庭，这大概是由于他们总盼望有朝一日“叶落归根”的缘故吧。她没有生育过，我和二哥回到家乡，她就把我们当亲生儿子一样来抚养，所以我是由两个母亲抚育成人的。以后我参加革命，开始做地下工作，后来转战南北，就断了音信。一直到一九四九年，我率大军南下解放福建。母亲是家庭妇女，没有主意，十分惊慌，也不知道解放军的首长叶飞就是她的儿子。一九四九年九月我军进军抵达泉州，我才把母亲接来，见面后告诉她老人家：“我就是启亨，叶飞就是我”。她才惊喜交集。以后她到福州和我同住。母亲的晚年总算享了几年清福，一九六三年病故，没有跟我一起遭十年动乱的罪。
我幼年还乡后不久，就被送去读书，先上了半年私塾，念的是《三字经》。那时我还不会家乡的方言，上课什么也听不懂，只见先生抑扬顿挫，摇头晃脑，口中念念有词，不觉嘻嘻笑起来。这下可闯了祸，先生拿起竹板戒尺打我手心……小孩学说话很容易，大约两三个月时间，我就学会了家乡话，还学会读写一些汉字。
第二年，进了深鞍乡完全小学。那个年代，这是一种“新式教育”了。当时的完小还很稀罕，毕业后就像考上秀才一般，有人到家中报喜：“贵府少爷讳××县完全小学第×名毕业……”家里要给来人赏钱，放鞭炮，宴请四邻。
我读小学的时候，正值第一次大革命的时代，福建沿海开放较早，新思潮的传播较快。我不清楚第一次大革命时代南安县革命活动的历史，只是知道在我读高小的时候，南安县已经有国民党的区分部和农民协会等组织。众所周知，孙中山领导民主革命，开始主要是在海外活动的，是得到华侨大力支持的。他和广东、福建沿海的三合会关系也很密切，所以南安县很早就有国民党组织并不奇怪。我读书的当年，这个小学有的教师比较进步，是国民党左派，经常给我们幼小的心灵灌输民主革命的思想，使我从小就受民主、革命、正义、平等、真诚、无畏、牺牲……这些清新而又美好的观念的感染。我还记得那时还参加过游行，唱“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
我开始获得革命思想的启蒙，是在读高小的时候。有位数学教师叶骥才，是国民党左派，很喜欢我们弟兄俩。那时我们两兄弟功课很好，每次考试第一名和第二名总是我俩轮流占去，叶骥才老师和我们很亲近，经常给我们讲解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这位叶老师，是我幼年时代思想上的启蒙者，现已退休住在上海，我到上海时常去看望他。
一九二五年我高小毕业了，正赶上国际性的经济危机，也涉及到海外的家庭，父亲写信回来说：家里经济困难，只能供一人升学，另一个要回菲律宾帮他经商。叶骥才老师知道这事后，找到我母亲说：“你这两个儿子都是高材生，中途辍学太可惜了，你们是小康人家，还是让两兄弟都继续升学为好。”母亲一向盼望我们两兄弟读书上进，便同意了，又写信给父亲。叶老师自己也给父亲和我生母写了恳切的长信劝说，终于打动了父亲，同意我两兄弟一起去考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