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革命之路
叶老师建议我们到厦门去投考中山中学。那时厦门有两所中山中学，厦门港中山中学是左派办的，鼓浪屿的中山中学是右派办的。我那时已经大略懂得左派和右派的区别了，当时左派和右派在闽南的斗争很激烈，公开在报纸上争论。叶老师是左派，以前在厦门读过书，那里有他的老同学、老朋友，也都是左派，所以他介绍我们兄弟去考厦门港中山中学，并托他的朋友照顾我们。后来才知道，他的朋友里就有中共秘密党员。
我们的功课底子好，到厦门中山中学考取了插班生，就直接从初中二年级读起。我上英文课很轻松，因为过去学过，读《模范英语读本》第二册就基本没有什么生词。其它的功课也不大费力。我在课外有时间就看课外书，当时最喜欢看的是小说和进步书刊。小学时喜欢看三国、水浒，中学时受当时新文学运动的作品影响较深，鲁讯的作品也看，但恐怕是太年轻的缘故，不大懂。
那时我们也经常传看一些革命的书刊，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新青年》、《向导》是我最喜欢看的刊物，也看《共产党宣言》等共产主义运动的普及读物，但当时还看不懂，比较易懂的是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无政府主义的书也读过一点。大革命时期，这些书刊在厦门是可以公开出售的。因为家里寄来的学费不多，我们兄弟俩节衣缩食，省下钱来买书，记得那时每逢星期日都要上一趟书店。
厦门是个海滨城市，在鸦片战争后就是“五口通商”的港口之一，是中外交往较多的城市，交通便利，当时就有定期班轮到上海、香港。文化也比较发达，思想很活跃。我在这里读中学的时候，正是大革命的高潮，各种思潮涌进这个小岛，革命气氛很浓厚。当时我接触要好的同学、朋友都是倾向左派的，还有叶老师介绍的左派的“大朋友”，也经常给我们讲一些革命道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对我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关系很大。
互相传看进步书刊，一起议论时事政治，这是那时进步青年的风气。“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当时的情景确实是这样。有段时间我还在报刊上发表过几篇文章和诗歌。没想到“文革”中，造反派从旧报纸上找到了我写的两首诗，作为我“从来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而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派”的罪证。专案组甚至把这些罪证送到周恩来总理那里，周总理看了后觉得好笑，对他们说：“那个时代的革命青年就是这个味道嘛！”
大革命时期，厦门左派力量最集中的地方是厦门大学、集美学校和中山中学。这三个学校是当时我们党的据点，教师、学生中都有党员、团员。曾担任过福建省委书记、被王明路线打击的罗明，闽西苏区创建人之一的郭滴人等，都在集美学校读过书。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革命，福建的反革命政变，也是“四一二”那天首先从厦门开始，这几个学校就是重点。我们中山中学的高中学生杨坡树是共青团员、厦门学生会的主席，就被反动派抓去杀害了。国民党在厦门到处抓人、杀人，白色恐怖笼罩了美丽的鹭岛。我们厦门中山中学也被强行封闭。
学校被封后，我和几个同学一起转学到厦门的省立第十三中学，这是厦门唯一的省立中学，就是现在厦门一中的前身。
大革命的失败，使我更加坚定了走革命的路。虽然这时我对共产主义思想的认识还是初步的、模糊的，但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叛变革命，大肆捕杀共产党人，白色恐怖没有把我吓住，反而使我认清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面目，认识了共产党才是真正革命的。中国革命的希望在于共产党，因为当时被国民觉杀害的共产党人中的很多人我都是认识的，他们都是坚决革命，很纯洁、正直的青年。这时，我才坚定地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下定决心走革命的路。那时我才十四岁，也是初生之犊不怕虎吧。当然，也有一些人被白色恐怖吓倒了，对革命消极了，有的跑到南洋去了。“四一二”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后，当时厦门党团组织遭到破坏，但火种依然存在，革命活动转入地下。十三中学有个数学教师就是中共省委的秘书长，他从我的朋友那里知道一些我的情况，就注意到我。那时我开始参加一些秘密活动，由于我年纪太小，还不到入团的年龄，算是外围的成员吧，跟着团员们一起出去散发传单，贴标语……
到了一九二八年下半年，福州、厦门的党团组织开始恢复。那时我虚岁十五，勉强够入团的年龄了，当时厦门的团市委书记叶贵煌找我谈话，介绍我加入“C-Y．”（即共青团的简称），并交给我入团后的第一个任务：在十三中学发展团员，建立团支部。很快我就介绍了我二哥启存和同学郭乃疆入团，并建立了支部，选举我任支部书记。
我们这个团支部主要是做学生工作，组织读书会，团结进步青年。刚入团，浑身是劲，东奔西走，充满热情。这年冬天，团市委书记叶贵煌找我谈话，问我中学毕业后的打算。那时十三中是四年制，我已读完，再加一年预料，就可以考大学。叶贵煌告诉我：根据我的工作表现和个人素质，组织上打算培养我，但这就要脱离学校，脱离家庭，放弃升学，完全转入地下。他问我有什么想法。我当时满腔革命热忱，确实没有什么个人打算，便回答说：只要是组织需要，干什么都可以。于是我便下定决心，并说服了二哥，不参加即将来临的毕业考试，不要文凭了，并且给家乡和国外的父母去信说：中学毕业了，和朋友到日本留学，由朋友负担学费，家里就不要再寄钱了。这当然都是假的，只是以此为借口断绝了与家庭的关系。当时我们都认为，这样做才是彻底革命的。现在来看，实际是“三脱离”：脱离学校，脱离家庭，脱离社会，只和革命同志来往，这些往往导致脱离群众的结果。其实，和家庭、社会保持联系，对从事革命工作会更有利一些，当时却认为这样做才是彻底革命。我们党那时确实还在幼年时期，很多做法都是很“左”的、幼稚的。
不久，我参加了团省委在厦门开办的积极分子训练班。这个训练班主要是培养地下工作者，主要是讲授秘密工作的纪律和具体的活动方法，也学习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大概是因为我在处理家庭和个人问题上的坚决态度，所以把我送到这个训练班培养。这是我参加革命一直到现在唯一的一次“脱产”学习。训练班结束以后，就被分配担任厦门区委书记。
我的中学时期，正是第一次大革命从高潮到失败的动荡年代，也正是这个动荡的年代，使我开始成熟，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思想，从此终生献身于革命事业。回首当年，我依然怀念这个朝气蓬勃的时代，我感谢带着我走上革命道路的这些我青少年时代的启蒙者和同志们。
二哥启存
每当忆及我的青少年时代，总是很怀念我的二哥启存。我们两兄弟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同睡一床，同坐一张书桌。进中学后还在同一个班级，后来又一起入团，一同做地下工作。由于我们少小离家，举目无亲，更是相依为命。
但我们俩的个性大不相同，二哥好静，性格内向。记得小时候，我和他争吵打架，明明是我先惹他的，但我先去告状，母亲却护着我而惩罚他。打架归打架，我俩还是形影不离。回国上学以后，他不爱活动，也不交朋友，和我不一样，是个死读书的人。比如说我们同桌，他就一直不知道坐在前后左右的同学的名字。他单纯、耿直，嫉恶如仇。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固然有进步思想影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强烈的正义感。我们当时交往的都是进步的、很正派的青年，大家都很单纯，我们都把党团组织看得很神圣，是地上少见，天上才有的，这一点，二哥比我更突出。
一九二八年冬，我从训练班结业后不久，就被任命担任共青团厦门区委书记，二哥是团省委宣传干事。那时党团组织均已转入地下，租房子“住机关”，要调女同志来假扮夫妻，以便掩人耳目。这时的干部很年轻，最大的也就二十多岁，青年男女长期住在一起，产生了感情，往往假夫妻成了真的。和二哥住一个机关的团省委宣传部长就是这种情况，可这事给二哥撞破，他非常气愤，认为是肮脏的事，跟我说：他们这样乱搞，哪像个革命者。甚至认为这样下去和国民党差不多，因此对整个团组织感到失望。我当时也说服不了他，他一气之下就离开了团组织，从厦门跑回菲律宾家里去了。二十年代时，中国党和外国党的关系是互相承认的，所以，二哥到菲律宾后，大概思想通了，又和当地的党组织联系上了。
一九三O年七月，我在厦门被捕，写信给家中，和家里恢复了联系，希望家里救济。在菲律宾的二哥知道后，连忙回国营救我。我又通过二哥与组织取得了联系，他也就同时接上了党的关系。后来我刑满出狱时，组织上也是派他来接我住到机关，可以看出组织上对他是信任的。
我出狱后，在机关休息了一个星期，因为已经暴露身份，不宜再在厦门工作，就被调到福州工作，从此和二哥分手，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了。由于地下工作的纪律，我和二哥一直没有通信，到解放后才打听到，启存以后担任过南安县委宣传部长，参加了安（溪）、南（安）、永（春）游击区红色游击队，一九三五年被捕，在家乡壮烈牺牲。
遗憾的是，我一直没有搞清楚二哥这段时间的详情。解放后，他被安葬在家乡的烈士陵园。
从事工人运动
一九二八年底，我从省委办的积极分子训练班结业后，就被派去从事工人运动。
厦门开发早，当时也算得上是福建产业工人比较集中的地方，主要是海员和码头工人，还有两个罐头厂，是机械化生产，出的罐头商标是“水仙花”牌，一直到现在，还用这个牌子，在国际市场上也有名气。当时，党在码头工人中的工作较有基础，其次是海员，罐头厂工作基础较差，我便到罐头厂去做工人工作。
罐头厂有个黄色工会，这是公开的，合法的。我去了以后，设法组织赤色工会，但那时正处在革命低潮，工作很难开展，只好先打进黄色工会，当了个不领薪金的书记。我是学生出身，第一次和劳动人民一起生活，虽然住在工人宿舍里，但和工人打交道总是觉得隔了一层，这时还缺乏做群众工作的经验。后来经过艰苦的工作，终于建立了团支部。记得发展的团员里，有位闽西龙岩的青年工人，名字忘记了，后来他参加了闽西的红军游击队。
一九二九年春，中共厦门市委改组为福建省委，罗明任省委书记。团组织也作了相应的改组，厦门团市委改组为团省委，厦门建立团区委，实际就是团市委，我担任团区委书记。到下半年召开的福建省第二次团代会上，我又被选为团省委委员、团省委宣传部长。
这时，党团和工会的各级组织，经历了一九二七年白色恐怖的考验，已经从严重的破坏中开始恢复。一九二九年冬，团中央和全国总工会在上海召开全国青工代表大会，我作为福建省的青工代表前去参加。这时我第一次到中央参加全国性的会议，也是第一次来到上海这个“十里洋场”。
全国青工代表大会的会场记得是在慕尔鸣路（现名茂名路）的一所公寓里，大约三十多个代表挤在一个屋里开会。代表们分散居住，当年我刚十六岁，是最年轻的两个代表之一。这时期党已转入地下，在白色恐怖中开会，感到这才有革命气息。
在这次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项英同志。项英同志是当时党的政治局委员，全总的党团书记，也是这次大会的领导人。我们这些青工代表对这位我国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十分崇敬，他的英勇的斗争经历大家都是熟知的。新四军建立以后，我又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虽然他在新四军的工作中犯了错误，但我认为：这并不会抹杀他作为工人运动的先驱者为中国的革命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我非常认真地听了项英同志在大会了的报告，至今还印象深刻。项英同志在报告中论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当前的斗争策略，他特别强调了青年工人工作的重要性，他说：“工会中应当有青工委员会，工会支部有条件可以组织青年小组。”
会议讨论了青工工作，认为党的六大决议中关于“力争工会公开的自由”的提法是完全正确的。“白色恐怖虽是厉害，然而必须力争工会的公开存在……以求脱离秘密状态，所以，工作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要随机应变。此外又可想法创造出某种合适的、合法的组织来，例如体育会、自修社、戏剧社、互济会等……我们可以在他们的名义下去工作，这是我们目前中国革命阶段中所需要的。”
我虽然刚开始做青工工作，但从自己的实践中，感到这些观点确实是很有指导意义的。当时党内因为缺乏经验，有很多幼稚的“左”的倾向，例如不愿意去利用黄色工会，搞关门主义，越搞越狭窄，结果脱离群众。互济会、反帝大同盟也是这样，本来是群众团体，但却生怕人家不知道是“赤色”的，结果，国民党抓到就杀，就没有人敢来参加了。共青团更是有“第二党”的味道，“先锋主义”比党组织还“左”……结果是地下工作不断遭到破坏、挫折，真是严酷的教训。当年我们这些革命青年，就是在这样严酷的斗争实践中逐步成熟起来的，世界上并没有什么“先知先觉者”。
一九三O年，我到团省委工作后，一九三O年上半年到晋江、福州巡视工作，有幸见到了著名的青年领袖恽代英同志。我在学生时代就十分景仰恽代英同志，喜欢读他的文章，有机会见到他本人，同他交谈，感到非常荣幸。当时，他代表中央在福州巡视工作，找我谈话。我知道他学问渊博，又是中央领导，但见到他的外表却十分朴实，平易近人。他教导我：团的工作不能脱离群众，团的干部要群众化，当前的斗争目标不能脱离群众要求。谈话中，他循循善诱，非常亲切，真所谓“如沐春雨，如坐春风”。这是我第一次和中央领导同志接触，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感到我们党有这样优秀的领导，确实是革命青年的楷模。
不幸的是，不久之后就听说恽代英同志回上海后被捕，第二年（一九三一年）四月壮烈牺牲。我和恽代英同志见面后回到厦门也被捕入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