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 中
一九三O年七月，我在厦门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我这次被捕和当年哄动一时的“厦门劫狱”事件有关。关于这次事件，解放后高云览同志专门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小城春秋》，后来又拍成电影，当然这都是经过艺术加工了。我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这次劫狱行动，但大致的情况是清楚的。
当时在厦门狱中关押了共产党人四十余名，其中有的是省、市、县的骨干，如市委书记刘端生、团省委书记陈必笙等同志。一九三O年五月，得到消息说要把这批政治犯押解福州，福建省委决定组成“破狱委员会”进行营救，由省委书记罗明主持，由省委军事部长陶铸同志率特工队负责伺机劫狱。这次劫狱行动非常成功，准备周密，行动果断，里应外合，指挥有方，整个劫狱过程只用了二十分钟，干脆利落。等到大批军警赶到，全体人员已坐船扬帆离去。
这次劫狱成功轰动一时。当时厦门岛属思明县，监狱就在县政府里，警戒森严，岛上还有大批驻军和警察，共产党居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而且神出鬼没，一举成功。消息传出后，第二天，厦门的几家报纸都在头版用大字标题赫然刊登。外地和海外报纸也争相转载，上海的《申报》还发表详细长篇连载。厦门劫狱成功当时造成了很大政治影响，有力地显示了我们党的力量，打击了反动气焰，同时解救了大批党的骨干，后来这些同志大多分配到闽西苏区和闽南各地工作。劫狱事件发生不久，我在福州接到省委的通知，要我回厦门代理团省委书记（原团省委书记到上海汇报工作），并要我选调干部加强团省委的工作。七月初，我回到厦门，并带了两名干部，一是福州团市委书记陈之枢，一是晋江团县委书记陈举，准备到团省委工作。到厦门后都住在团省委的一个机关。厦门劫狱成功后，国民党当局恼羞成怒，大肆搜捕。这时我们住的机关已为敌人注意，不安全，决定搬家，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房子，只好暂时住下，采取了应变措施，让原来住在这里的同志搬走，并清理了文件及其他东西。我们对房东说，早先住在这里的人是回家探亲，我们是他的朋友，来厦门上学，暂时借他的房子住。房东见我们像文质彬彬的青年学生，便相信了。我们还先编好一套口供，以应付意外。果然，敌人很快便来搜捕，但没有搜到证据，要抓的人也不在，于是，把我们当做“嫌疑犯”抓去交差。
被捕后最初的三四个月，我们被押在厦门警备司令部的军法处，提审了几次。由于在搜查时没有抄到任何证据，加上我们三人按事先约好的口供，一口咬定是到厦门来读书，暂时借住朋友的房子。军法处审了几次搞不出名堂，就把我们移解思明法院（当时厦门属思明县）。
到了法院，对我们就比较有利了。当时的惯例政治犯在军法处不经审判就被枪决，一旦移交法院，就是表明问题不是那么严重，是一般性的问题了。由于我们在被捕前做了准备，搜查时没有搜到证据，口供也没有漏洞，我们心里有数，在法庭上就一再提出：“说我们危害民国到底有什么证据？”法官是厦门人，普通话讲得不好，我们装作不懂普通话，只会说本地土话，法官只好和我们讲闽南土话。我们故意装作是年轻不问政治的青年学生，以此作一种斗争策略，在法庭上进行斗争。就这样一直拖到年底，法院发现实在找不到什么线索。军法处搞不出名堂，才移交法院审理，在法庭上我们继续采取这个斗争策略，加上当时法律规定不到十八岁不能判刑，按道理就应当释放了。但是反动法庭搞不出什么名堂，也不愿轻易放过，所以就按“危害民国治安罪”中最轻的一条，以共产党嫌疑犯的罪名判了我们一年徒刑。
判决后，就把我们由拘留所送到监狱中服刑。由于当时刚发生过劫狱事件，我们几个“共产党嫌疑犯”便被投入死囚牢监禁。
死囚牢完全是石砌的，铁窗铁门，非常坚固，里面阴森森的。死囚牢里的犯人都是些被判死缓、无期徒刑或二十年以上徒刑的重犯，大多是些亡命之徒，监狱里从来就是黑幕重重，每间牢房都有所谓“犯人头”横行霸道，死囚号的“犯人头”更是残暴，其他犯人都要侍候他，家里送来的东西要给他一半，不给就整你。但奇怪的是，这些亡命之徒对政治犯却很尊重，不敢欺负。后来才慢慢知道，原来他们天不怕、地不怕，认为自己是“英雄好汉”，而共产党人专和“官府作对”，宁死不屈，比他们更勇敢，加上又有文化教养，所以我们这几个“共产党嫌疑犯”在牢中就颇受他们的尊敬和优待。时间长了，和他们的关系处得也不错，他们便和我们谈自己的经历和社会底层的形形色色，这对我这个学生出身的青年来说，长了不少社会知识，等于上了一次社会大学。
狱中生活十分艰苦，拥挤阴湿的牢房，石板地铺上稻草就是床，吃的是霉米烂菜，我们的身体便一天一天地虚弱下去。特别是和我同年的陈举同志，在狱中患上肺痨病，更受折磨。我们三人在厦门都是举目无亲，无人来探视，送东西，我看这样下去不堪设想，便下决心和家里人联系，以取得救助。我设法给家里人写了一封信说：到日本留学两年，回到厦门后因参加爱国活动，被当作政治犯逮捕，关在监狱。家中得讯后，在海外设法营救，我的二哥启存专门从菲律宾赶回厦门来探望。二哥回国后和组织联系上了。他来探监，使我们终于和组织有了直接联系。菲律宾家庭每月都寄一些钱来给我们零用，我的二哥每星期来探视一次，这给我们三人解决了大问题。二哥送来的东西所包上的报纸，都有一些重要消息。二哥还带来了我的菲律宾出生证，根据菲律宾法律，凡在菲律宾出生的就自动取得菲律宾国籍。厦门当时就有菲律宾领事馆，这就对我很有利，因为领事馆可以要求引渡我。父母亲得知我被捕消息后十分焦急，千方百计设法营救，准备通过菲律宾驻厦门领事馆交涉引渡。但这时我已判决，刑期不长，我想到引渡到菲律宾后可能更麻烦，就劝家里不要交涉引渡的事了。
一年半的狱中生活终于熬过来了，这对我来说，是参加革命后的第一次严峻的考验和磨炼。当时在白色恐怖下从事地下工作，随时都有坐牢杀头的危险，很少有同志能逃过这一关，大批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都牺牲了，和我一起被捕的陈举同志也病死在狱中，我是少数的幸存者之一。
由于在狱中和组织接上了关系，所以我出狱那天，组织上派我的二哥接我们到机关去住。一星期后，转告我，因我在厦门已经“红”了，不宜再在厦门工作，就分配我去福州担任团市委书记。但没想到几十年后，在“文革”中，坐过牢却成为我的罪证。那时凡是坐过牢的都被怀疑是叛徒，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逻辑。如果共产党人被捕后都是毫无气节，都会叛变自首，那么这样的党怎么还能算是光荣伟大的呢？怎么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呢？这确实是对共产党人崇高品格的极大污蔑。当然，叛徒是有的，和我一起被捕的陈之枢，后来就叛变了革命，但毕竟是个别的。
出狱之后
一九三一年底，我刑满出狱后，在团省委机关休息了一个星期左右，便调任福州团中心市委书记，陈之枢也随我去福州任团中心市委的组织部长。
由于这年三月，福建省委机关在厦门遭到破坏，七月间中央指示不再恢复省委，决定建立厦门和福州两个中心市委，分别领导闽南、闽东和闽中各县的工作，团的组织也作r相应的调整。
我调到福州工作时，党的中心市委书记是蔡协民同志。蔡协民同志找我谈话时问我办了转党手续没有？我当时还不大明白，认为团委书记都是同级党委的委员，还办什么转党手续呢？蔡协民同志就告诉我，立三路线结束后，恢复党、团、工、群，规定没有办过转党手续的团员都要重新履行转党手续，这样，蔡协民同志就作为我转党的介绍人。不久，蔡协民同志调回厦门，他的工作由陶铸同志继任。
蔡协民同志的革命经验非常丰富，早年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后，又回到湖南搞农民运动，后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又随朱德、陈毅同志上井冈山。一九二九年任红四军第二纵队党代表时才调到地方工作，先后任福建省委秘书长、省军委书记、福建中心市委书记，后来遭受王明路线打击，批判斗争后被派到采石工人中工作，实际是罚劳役。一九三四年四月，由于叛徒出卖而被捕，在漳州英勇就义。我和蔡协民同志共事时间虽然只有几个月，但这位我党我军优秀的领导干部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福州团的工作是有基础的。早在一九二五年就建立了全省第一个团支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虽受严重打击，但在一九二八年后又在学校、工厂和农村开始恢复党和团的组织。到我接任团中心市委书记的时候，在连江、福清和以福安为中涯的闽东地区均已建立了团组织，福州五六个中学中，茶叶工人、人力车、造纸等行业以及闽江的搬运工人中都有团支部。我到福州工作后，整顿了人力车工人的支部，又发展了锯木、印刷等几个支部，记得人力车支部就有一个同志参加了市委的领导。
当时在福州，团的工作最有基础的是在学校学生中，福州省立一高就是比较活跃的，这个学校贫寒学生较多，后来出了不少干部，原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同志就是在这个学校入团的。英华中学的学生富裕家庭的较多，但也建立了团支部。后来担任过闽北红军独立师政治部主任、新四军福州办事处主任的王助同志就是在英华中学入团，后来由我介绍入党的，是名很优秀的学生出身的干部，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此外，育英女中、福州一中、格致中学、法政学校也先后建立了团支部。记得原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同志就是福州一中的学生。当时有个特点，进步学生一般都是高材生，因为他们读书多，思想活跃，知识面广，又关心时事，容易接受革命影响，所以后来许多人成为党的优秀干部。
“九一八”事变后，福州的党团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青年运动也掀起了高潮，城区各学校广泛建立了宣传队，学生上街宣传，抵制日货，召开抗日救国大会。一九三二年春，福州几个学校在西湖开化寺联合举行爱国宣传大会，并演出抗日戏剧。这时，驻福州的日本领事和日本军舰“北上”号的舰长无理撕毁会场的抗日标语，并掏出手枪威胁学生，激起学生公愤，打伤了日舰长。各校学生还组织了“赴京请愿团”北上，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除了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以外，还建立r反帝大同盟和赤色互助会等群众组织，社会活动相当活跃。但是，当时提出的一些宣传动员群众的口号是脱离群众的。例如，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东北，民族处于危亡之秋，提出爱国主义的抗日救亡的口号是很能广泛动员群众的，而我们却偏偏要采取共产国际的立场，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要反帝大同盟开展反帝拥苏运动，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结果，反帝拥苏的口号不但不能形成群众运动，甚至使我们不能在群众中公开活动，倒是群众自己提出的抗日救亡的口号能为各阶层广大群众所接受、拥护，因而也就能够形成有声有色的广泛的群众运动。
至于赤色互助会的活动，本来在城市和农村的劳动人民群众中就有群众自己组织的社会性的互助团体，当然不带什么革命色彩，但正因为这样，所以不引起当局的注意而合法存在，这是社会上相当流行的群众性的互助组织。偏偏当时党的“左”倾情绪，认为它是灰色团体，没有革命意义，因此不去参加，自己关起门来组织互济会，还要特别在它上面安上“赤色”两个字，即赤色互济会，变成一个狭隘的“左”倾的群众小圈子里的团体，结果不能在广大群众中进行活动，只能做一些救济和营救因革命被捕受难的同志的工作了。这些，都是当时王明“左”倾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影响。
我在福州工作不到一年，一九三二年下半年，中共福州中心市委派我以市委特派员的名义到闽东巡视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