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二年下半年，中共福州中心市委派我到闽东地区巡视工作。以后，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七年，我一直在闽东进行革命斗争，其中包括闽东三年游击战争，至一九三八年率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北上抗日，才离开了这块战斗了五年的土地。
闽东革命的初期历史
闽东地区地处福建省东北部，包括福安、霞浦、宁德、福鼎、寿宁、柘荣、连江、罗源等县，以后又发展到古田、屏南等地。境内多山，太姥山、白云山、鹫峰山绵亘其间。海岸线长达一千五百多公里，有著名的三都澳、福宁湾、罗源湾等港口，海域辽阔。北邻浙江省，具备利用两省边界山地进行红色割据的条件。
闽东地处海隅，文化落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工农运动的影响不大。一九二六年前后，闽东一些在北京和上海念大学的青年学生参加了党，在闽东地区开展党的活动。其中著名的有宁德的郑长章，福安的郑眠石。
闽东地区能远去北京、上海等地念大学的青年学生很少，大多是在福州念中等学校的青年学生，如：马立峰、杨而菖、叶秀藩、范浚等人。他们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先后入党，以后又受福州党组织的派遣，回乡传播马克思主义，进行建党活动。马立峰同志出生在福安县马厝村的中农家庭，在福州理工学校半工半读，一九二八年参加革命互济会和反帝大同盟，一九二九年二月入党，和陈铁民、郭文焕等组成福安小组。是年暑假马立峰回福安开展工作，发展小学时的同学詹如柏等入党，开始进行农村建党工作。八月，福安县委成立。杨而菖同志，连江透堡人，一九二九年二月入党，一九三O年以透堡小学教员身份作掩护进行活动，同年十二月任连江县委书记。叶秀藩同志，寿宁人，一九二九年在福州高等师范学校入党，一九三一年五月以寿宁嗷阳小学校长的身份为掩护，秘密发展党的组织，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寿宁成立特别支部，任特支书记。范浚同志与叶秀藩同志同时入党，回寿宁后任特支委员。与此同时，颜阿兰、黄丹岩等同志也回宁德、福鼎、霞浦、罗源等地，开展党的活动。由于党员都是知识分子，活动也都局限于县城和大的城镇，如福安、赛歧、透堡、霍童等地。
一九二九年冬，闽东人民在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始了有组织的革命斗争。一九三一年二月，由福州中心市委巡视员邓子恢同志主持，在福州召开福安工作会议。会议对年关斗争、农村、兵营、工运等作了具体决定，改组了福安县委，由马立峰任书记，并把县委机关移到农村，改变过去局限在知识分子小圈子中活动的状态，邓子恢同志原在闽西工作，富有农民运动经验。福安工作会议以后，他又两次到福安，以溪柄为重点，带领马立峰等深入农民群众中，发展农会，以春荒断粮为导火线，发动抗麦债斗争和反鸦片捐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党的威信大增，农民运动日益开展，并且推动了周围各县的工作。马立峰同志也在斗争中成为群众领袖。这年十一月，邓子恢同志又到连江巡视工作，到达透堡。连江当时没有县委组织，只有杨而菖同志与福州中心市委发生通信关系。邓子恢同志协助杨而菖同志建立了连江第一个农村党支部，随后成立了连江县委。福安、连江的群众性“平谷”、“减租”斗争，给闽东各县农民影响颇大。经过这些斗争，闽东党逐步学会了如何开展农运工作，并将工作中心由县城转向广大农村，在那里形成了风起云涌、势如雷霆的斗争局面。
农民运动蓬勃开展，党的力量有了很大发展。一九三一年八九月间成立了福安中心县委，马立峰任书记，指导福安、宁德、寿宁、霞浦、福鼎五县党的工作。一九三二年底又成立了连江中心县委，杨而菖任书记，指导连江、罗源两县党的工作。
农民运动起来以后，必然要遭到反攻政权和地主豪绅的镇压，迫切需要以革命的暴力对付反革命的暴力，打击反革命气焰，推进革命进程。
一九三O年福安就有小型武装，那时叫做肃反队。一九三一年以后，连江开始有武装活动。稍后，寿宁也组织赤色武装。这些从群众斗争中产生的小型的分散的武装活动，主要是镇压土豪劣绅反动分子破坏农民运动的反革命行动，配合群众斗争的开展，但还不能用来对付反革命民团。
中共福建军委于一九三O年一月十七日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指出：福安县统治力量薄弱，群众生活贫苦，区域偏僻，山势险阻，便于开展工作。在连江长门炮台要塞司令部已建立党组织，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已经逐渐扩大。如果能取得一部分武装，福安即可开展游击战争。
马立峰、詹如柏等同志在闽赣各地武装斗争和苏维埃运动蓬勃开展的影响下，积极筹备武装暴动。组织武装暴动要有懂得军事的指挥员，要有骨干武装和组织起来的革命群众，特别是要在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的基础上组织暴动才有胜利的把握。但是当时缺乏搞农民运动的经验，也没有人懂得军事，先后几次暴动都失败了。一九三二年五月，福州中心市委扩大会议决议，强调福安党要马上将游击队组织起来，“在农村中进行解决反动武装，帮助及发动农民起来斗争，要在这样的工作当中去创造新的苏维埃区域”。会后，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陶铸同志亲自来福安组织武装斗争。陶铸同志是黄埔军校华业生，广州起义时任教导团参谋长，长期担任福建省委军事部长。他到福安后，首先把几十个因受敌人迫害而不能回家的同志召集起来，成立一支精干武装。在中秋节前夕，亲自指挥马立峰、詹如柏、陈挺等同志率领二十多名勇敢的贫农团员打进兰田，取得胜利。这就是闽东革命史上著名的“兰田暴动”。九月十四日福安正式成立了闽东工农游击第一支队。随后陶铸同志又到连江，帮助杨而菖同志组织官坂暴动，成立了闽东工农游击第十三支队。
一九三三年春，闽东春荒严重，地主豪绅趁机哄抬粮价，牟取暴利，群众斗争情绪急剧高涨。福安、连江中心县委决定把抗捐抗税抗粮抗租抗债的“五抗”斗争转变为土地革命运动，在基本地区内打土豪分田地，在白区内打土豪分粮食，斗争便如暴风骤雨般地展开了。到这年十月为止，除霞浦、周宁两县外，其他各县都有红色游击队。
霍童暴动以后
我是一九三二年下半年由福州市中心市委派遣到闽东巡视工作的。我到宁德霍童时，那里已有三十多人、七条长短枪的工农自卫队，由区委书记颜阿兰率领。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正是端阳节，我和颜阿兰率领文湖、半岭村的工农自卫队五十多人，从小石半岭出发，一举拿下了霍童民团驻地宏街宫，缴获二十六枝枪，这就是闽东革命史上记载的“霍童暴动”。接着又乘胜出击，接连收缴了坑仔里、赤浮地区共八十多条枪，遂于六月底建立起闽东工农游击第三支队。
自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八月，闽东党先后创建了五支主要革命武装。第一支队（福安）支队长詹如柏、政委马立峰；第三支队（宁德）支队长颜阿兰，一九三三年七月牺牲后，由谢丙成继任支队长；第五支队（福安）支队长任铁锋（后脱离）；第七支队（寿宁）支队长范铁民；第九支队（连江）支队长魏耿（后叛变），政委杨而菖。这就为闽东全区性武装暴动打下了基础。
在群众运动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脱产的游击队，土生土长，与群众的利益息息相关，便于隐蔽，便于坚持长期斗争，便于在斗争中发展壮大，这是闽东地区游击队的优点。游击队常常深夜进入村庄，农会会员轻轻叫开基本群众家门，安排煮饭、洗脚，然后悄悄把游击队员安置在阁楼上休息，鸡犬不惊，连同村的地富分子也发觉不了。有时甚至和敌人同驻一地。一九三三年春，游击第一支队悄悄进入福安县城，就住在白匪刘宗彝警察部队隔壁楼上，从小窗看出去，白匪军官的指手划脚，士兵们有气没力的操练看得一清二楚。敌人却不知道我们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等到白匪架枪休息，一声令下，游击队冲出去干净利索地消灭了这股敌人。但游击队也存在弱点，离开了基本群众就没有办法活动，开辟新区就受到限制，而且没有基于武装，缺乏军事骨干。那时闽东稍懂军事的干部，只有杨采衡同志，他曾在旧军官学校毕业，当过连长，但对红军的一套就不甚了解。一九三三年六月，由福州中心市委派赖金彪同志来闽东，才使闽东的同志对建军问题有个了解。
他是广东大埔人，红十二军排长，彭杨军事学校的优等生，选派去苏联深造，经过福州时去海参崴的交通断了，中心市委把他留下来，输送到闽东游击队。他带来了人民军队的建设经验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游击队的战斗力是不强的，不能进行较大规模的战斗，只有在战争实践中锻炼才能解决这个问题，闽东的干部基本上是在战争中学会战争的。
“土匪”问题
游击队建立的早期，常常混进流氓无产者。闽东地区民心强悍，又多山地港湾，在残暴的封建压迫下，多有铤而走险上山下海当“土匪”的，寿宁就是出名的“土匪”窝。当革命初起时，这一批人参加进来，确是“很能勇敢奋斗”，而且会使用武器，懂得军事，在暴动中能起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确有“破坏性”，流寇思想较严重，破坏纪律，发洋财，甚至抢劫也会发生。一支百把人的游击队，只要有五六个“土匪”分子，就能控制这支队伍，改变政治方向，发生变质为土匪部队的严重危害。闽东党及早注意解决这个问题，并且经历了一场尖锐的斗争。一九三三年一月，连罗游击队以李德标为首的八九个人被透堡民团所收买，以“反对经济不公开”等口号蛊惑人心，竟将县委书记和支队长拘押，图谋率队投敌。陶铸同志闻讯后，采取果断措施，派员赶来连江，逮捕五人，并在洪塘公审，处决了李德标、张太铨二人，改组游击队领导。十月，杨而菖召开连江县委扩大会议，检查了“没有从群众组织和群众斗争中选拔游击队员，所以混进一些坏分子”的教训，提出今后要“恢复游击队特支，加强对游击队员的政治思想教育，淘汰不好的队员，从群众组织中发展队员”。有的同志本身没有当过“土匪”，但在建立游击队的过程中，与他们有来往，有
感情，只见到他们敢冲敢杀的一面，对纯洁内部有不同看法。一些“土匪”分子已经担任班长、副队长，享有“勇敢”名声，掌握一部分群众，处理不当就会发生问题，福安游击队几乎发生分裂。但是能不能纯洁内部，这是能不能保证游击队不变质、牢牢掌握在党的手里的关键问题，我们统一了思想，采取了果断的措施。
第一，坚决清除“土匪”分子，其中比较好的可以酌情留下，但不能担任领导职务。动员一批赏员和纯洁的贫雇农参加，成为游击队的基本力量；抽调一批区委干部担任班长、队长和政治指导员。阮英平（玉斋）、潘伯成等同志就是这时从区委岗位调到游击队的。江平同志是一九三二年由福州中心市委派来担任福安游击第一支队政治指导员的。他是长乐县人，早年在福州政法学院附中读书，因发动抵制日货两次被捕，一九二七年入党，一九二九年去苏联留学，回国后派来闽东，一九三三年九月在一次和大刀会的战斗中牺牲。
第二，游击队建立党支部，直属县委领导，以保证党的绝对领导。
第三，普遍进行“游击队是干什么”的教育，明确游击队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下，明确游击队的性质和任务，划清游击队进行土地革命与“劫富济贫”的界线，肃清流寇思想，提高每个成员的政治觉悟。事实证明这些措施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对“土匪”分子区别对待的政策是正确的，在以后漫长的艰苦岁月里保证了部队在党的领导下，完成了各项艰巨任务。
狮子头客店遇险
在我一生的战斗生涯中几经生生死死，一九三三年冬天的一次，我几乎已经到了死神的怀抱，但最终还是挣脱出来。那次遇难时敌人向我射出的子弹，至今还留在我身体内，真可谓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闽东福安县有一个叫狮子头的地方，离县城约有六十多里，是个渡口，由赛歧到福安一定要在这里过渡。这个渡口有家客店叫狮子头客店，是一座孤零零的上下两层的木头房子。来往赛歧和福安之间的行人在这里登岸后，大多要在这家客店里休息、吃饭、等船，然后再上路。这里是个交通要道口，往来的人很多，我们的同志在这里接头，不容易引起人家注意。这个客店实际上是我们闽东地下党的一个交通站。
有一天，我约一个同志中午十二时到这个客店接头。这天早上我从山上游击队的根据地下来，中午到了客店。我先在楼下坐一坐，接头的同志还没到。吃午饭的时间到了，店主人就把我带到楼上吃饭。楼上就是我们接头的地方，只有我一个人在吃饭。这时，我听到楼梯响，有人上楼，我以为是来接头的同志到了，回头一望，不对，上来了三个人，我都不认识，不禁大吃一惊。就在这时，那三个人从楼梯口几步跑过来，我还来不及掏枪，他们就将我按住，朝我开枪，我头部中弹，倒在楼板上，鲜血淋漓。他们开完枪，搜去我身上的手枪和笔记本，就跑开了。我脑子还清醒，听到他们下楼的声音，便抬头一望，这下坏了，原来只下去了两个，还有一个留在楼梯口正看着我死没死。那人一看我抬头，就大叫起来：“还没死！还没死！”并跑过来朝我又连开三枪，一枪击中脑部，一枪打在手臂上。我竞还没有死！接受了第一次的教训，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紧接着，我听到楼下哨子声响，有人急促地叫着“快走，快走！”我听到楼上那人跑下楼的声音，楼下的人纷纷跑出去的嘈杂声，但我还是没有动。又过了好久，周围悄无人声，我才抬起头朝四周探望，确实没有人啦。我头部、胸部、手臂都中了弹，躺的地方周围都是血，不由想到这次非死不可了。我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只能躺在那里，脑子里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想到我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想到自己死得早了点，年经还轻，才十九岁，不能再为党多做一些工作了。又躺了一会，并没有像我想的那样非死不可，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一下子求生的欲望变得很强烈，要想办法脱险，要离开这个地方！我的血流得太多，根本站不起来，就拼着最后一点劲爬，爬到楼梯口，稳住神，憋足劲，顺着楼梯一级一级往下爬，这下如果栽下去，那就非断气不可，幸好爬下去了。到了楼下，那里还是没有一个人，我就歇一会，再爬，爬出门外，再向客店的后面爬去，一直爬到一座小磨房旁的小水沟边，再也没有力气了，昏了过去。
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一间屋里的一张床上，还有人在旁边照顾我，而且知道是半夜十二点钟了。原来，离狮子头客店附近几里路有个村子，叫狮子头村，村里的群众基础很好，有我们的一个党支部，还有农会的组织。客店里枪响的时候，村里的同志知道有情况，可他们一时不敢来，因为白天那里来往的人多。到下午四点多，天近黄昏，路上没有什么行人了，村党支部派人来观察，发现我昏死在水沟边，就组织人把我抬进村，并且请镇上的开业医生给我治伤。我身上的棉衣、毛衣、衬衣全被已经凝结的血沾住了，脱不下来，医生用剪刀一层一层地剪开，把伤口都洗干净。由于条件的限制，一时无法取出还留在头部、胸部的子弹，只能暂时上了药，包扎起来。后来估算，我在狮子头客店后的小水沟边昏死过去时大约是下午两点多钟，直到晚上十二点才醒过来，其间整整昏死过去十个小时。
刺杀我的人是福安县国民党派出的特务队。由于狮子头一带我们的力量比较强，所以那些特务刺杀了我以后不敢久留，匆匆返回福安县城。他们的头头一看搜来的我的笔记本，知道了我的名字，立刻又派他们赶回来，要砍我的脑袋。可是他们这一往一来，回到狮子头客店时已经六点多了，我早被救走。于是他们四处搜查，根本找不到我的踪影。第二天，敌人就派部队封锁了狮子头方圆十里内几个村子的路口，到处搜寻，整整折腾了一个星期。由于狮子头村的同志保密工作做得好，一点没暴露。慢慢地，敌人放松了，撤了哨。封锁一撤，同志们就想办法把我送到山上游击队的根据地去，这样才能完全脱险。
脱险也不容易啊！从村里到山上一路不安全，得想个周全的办法才行。同志们想出了一条妙计。那时福安农村的妇女还裹小脚，家境好一点的妇女回娘家要坐轿子。同志们想把我装扮成一个回娘家的妇女，坐在轿子里，轿帘一放，外面的人看不见，便于隐蔽。上路的那一天，同志们给我穿上妇女的服装，包括给我找来小脚妇女穿的鞋，我当然穿不进这种“三寸金莲”，就穿进两个脚趾；头上的伤口处就用妇女出门时的头巾包上，只露出两只眼睛；我坐进轿子后，他们还在我膝上盖上一床棉被，只露出一点小鞋尖。为了不露一点破绽，还按当地回娘家的风俗，安排了一个随着轿子走的小孩，一同上路。一切准备停当，我们就出发了。抬轿子的是我们的两个同志，非常负责，把我一直抬到山上。我终于脱险了。
山上的同志们见到我时，我的脑袋还涨得很大，因为受伤后躺在水沟边被风吹了几个钟头。他们看我伤成这个样子，都难过得掉下了眼泪。县委又把镇上那位开业医生请到根据地来给我动手术，取出了还留在头部的那颗子弹。很多事真巧，这颗子弹从我头部左侧耳前射人，碰到骨头，往下偏去，从我脸部中间穿过，留在右脸侧的皮下，如果这颗子弹往上偏去，就穿入我的脑部，那就要脑浆迸裂，我就活不了了。胸部的那颗子弹无法取出，留在那里直到今天，算是一个永久的纪念吧。
我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养好了伤，又投入了新的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