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浙边临时省委的成立
一九三四年冬天，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闽浙赣、皖南遭十倍于我之敌包围，不幸覆没，方志敏同志被捕。粟裕、刘英同志率突围出来的部队，组建为“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一九三五年二月，挺进师进入浙西南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八月，国民党军队开始“围剿”浙西南游击队，在敌人的猖狂进攻面前，挺进师主力撤出浙西南中心区，转战于闽浙两省交界的景宁、庆元、松溪、政和、建阳一带。十月间，粟裕，刘英同志率领挺进师百余人，在福建省寿宁县的郑家坑和闽东特委会师。
闽东党长久以来失去了上级党的联系，迫切需要得到上级党的领导，因此我们非常欢迎挺进师的到来。随即闽东特委和以刘英同志为首的浙西南政委会举行联席会议，会上我们主动提出接受他们的领导，刘英同志采纳了这个建议，双方共同组建了闽浙边临时省委。当然，由于挺进师此时也失去了与中央的联系，闽浙边临时省委的成立无法报中央批准。临时省委由刘英同志任书记，粟裕同志任组织部长，我任宣传部长兼团省委书记，闽东特委参加省委的还有阮英平、范式人、许旺同志。并相应地成立了闽浙军区，粟裕同志任司令员，刘英同志任政治委员。
这时，挺进师建立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已遭受损失，闽东地区则有四块比较巩固的游击根据地：一块以寿宁为中心的福（安）寿（宁）地区，一块以宁德为中心的宁（德）屏（南）古（田）地区，一块以霞浦为中心的霞（浦）鼎（福鼎）地区，还有一块是以福鼎为中心的鼎（福鼎）平（阳）地区。每块地区各有一个独立团坚持原地斗争。我们看到挺进师没有根据地的情况，就把鼎平地区和鼎平独立团划给他们。这就是以后的浙南地区。刘英同志就以挺进师和独立团改称闽浙独立第一师，把闽东独立师改称为闽浙独立第二师。
闽浙临时省委内部的分歧
闽浙临时省委成立后开始的一段时间里，闽东和浙南双方不但关系很好，而且很密切。挺进师还抽调了一些干部（军事干部和做肃反工作的保卫局干部）帮助闽东地区和闽东独立师的工作。但是，以后就发生了内部分歧，主要是在如何坚持斗争的方针问题上的分歧。
刘英同志是一九二九年参加革命的，一九四二年任浙江省委书记时英勇牺牲。他对敌斗争非常坚决，但在党内斗争中却很“左”。此时虽然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和挺进师已经遭受了严重损失，但是没有总结经验教训，主要是刘英同志仍然坚持他那一套“左”的做法。刘英同志批评闽东独立师不到白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新的根据地，是右倾保守主义；提出要闽东独立师（此时已改称闽浙独立第二师）离开闽东到浙西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我和闽东特委的同志都不同意刘英同志的意见，认为如果闽东独立师离开了闽东老区，闽东根据地就无法坚持，有垮台的危险；而闽东独立师如果没有闽东根据地作为依托，也就无法到白区开展游击战争。粟裕同志也不同意刘英的意见，赞成我们的意见。有一次，粟裕同志和我个别谈话，详细谈了浙西南斗争的情况。由于他们在浙西南活动期间，没有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和新区的条件，相应改变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在龙泉、丽水、龙游一带活动时仍是采取中央苏区时代的工作方式，遭到强大敌人的进攻，无法站稳脚跟，根据地和部队都受到损失，所以部队活动总是被国民党军跟踪追击，摆脱不掉。粟裕同志问我：“我们‘尾巴’总是甩不掉，你们是怎样甩掉（尾巴）的？”所谓“尾巴”，是指跟踪的敌人。我一下回答不出来，只能这样告诉他“像你们那样在白区横冲直撞，我们没有这个把握。我们开辟新区，在未巩固以前，党组织是不公开的，也不公开建立苏维埃政权。我们部队到白区活动时，一般是先派人去同当地党和群众组织取得联系，了解情况，然后部队才开出去活动。我们把这叫作‘群众工作在前，部队在后’。”我还告诉他：“我们共有四块根据地，还有大大小小的游击区。每次行动，部队从这块根据地到达活动地区公开活动，任务完成了，敌人调集兵力要来进攻了，部队就回到另一块根据地隐蔽休息，都是夜间活动，一夜走七八十里。这样，敌人不知道我们从什么地方出来，又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有群众，敌人没有群众，所以敌人就找不到我们的行踪。”粟裕同志深有感慨地说：“这办法好，这叫作‘狡兔三窟’，‘窟’就是根据地，没有‘窟’，兔就狡不起来。我们如果有‘窟’，就不会这样被动了！”粟裕同志又说，你们的意见是对的，闽东部队不能离开闽东根据地，我们挺进师就是吃了没有根据地的苦头。但是，刘英同志违背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违反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还是坚持他自己的错误意见。这样，闽浙临时省委内部就产生了原则性的分歧。可是闽浙临时省委自己又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粟裕同志就提出只有和闽北地区联得联系，请黄道同志来主持建立闽浙赣临时省委，才有办法解决和纠正刘英同志的错误。粟裕同志还要我负责设法去问闽北独立师和黄道同志取得联系。黄道同志是闽浙赣苏区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当时是闽北游击根据地党的负责人。在成立闽浙临时省委的时候，刘英同志也曾主张设法同闽北地区取得联系，建立闽浙赣临时省委，来领导闽北、闽东、浙西南三个地区的斗争。
我首先和闽北独立师取得联系，于一九三六年二月，在福建政和县洞宫山与黄道同志会晤。当时在座的除黄道同志和我以外，还有闽北军分区司令员吴先喜和闽北独立师师长黄立贵、政治委员曾镜冰等同志。我向黄道同志汇报了闽东和浙西南的斗争情况，并且详述了刘英同志和我们在斗争方针上的原则分歧，建议成立闽浙赣临时省委，请黄道同志担任书记，统一领导闽北、闽东、浙南的斗争。黄道同志认为：当前远离中央领导，几个地方统一领导是有利于革命斗争的。他这次出来就是为了与闽东党会合，拟议建立闽赣临时省委的。但是，鉴于闽浙临时省委当前的情况，要建立统一领导，首先必须闽浙临时省委自己对前一阶段的工作作出总结，指出刘英同志的错误并责成他去恢复浙西南的工作，然后才能建立闽浙赣临时省委。我当即提出：“我们正是由于临时省委内部对于方针问题争论无法解决，所以请你出来担任领导的。”黄道同志坚持说：“如果你们本身不能解决问题，闽浙赣临时省委也就无法成立。”我就进一步说：“我可以向闽东特委和粟裕同志传达这个意见。但是，如果不能解决问题，则非但浙西南斗争濒临危机，闽东又如何办？”黄道同志以高度革命责任心，忧心忡忡地说：“是呀，是呀，闽东斗争的成败，你们要对党负责的！”我提出：“如果不行，我们就受闽赣临时省委领导。”黄道同志说：“你们必须先退出闽浙临时省委，才能接受闽赣临时省委领导。”我觉得问题严重，考虑再三后提出：“这样做不是分裂行为么！”黄道同志也怔住了，他经过慎重考虑后说：“如果正常的方法不能解决问题，只能采用非常方法，这是斗争的需要，何况临时省委是你们两家协商成立的，未经中央批准，可合可散嘛。”我说：“今后如和中央接上联系，打起官司来怎么办？”黄道同志毫不犹豫地说：“我一定替你们证明。”
我回到闽东后，刘英同志来了，召开了闽浙临时省委会议，有阮英平、范式人同志参加，粟裕同志未到。平时刘英同志总是和粟裕同志一起行动，这次他却是单独前来。在闽浙临时省委会议上，我向刘英同志报告了和黄道同志会合，并向他坦率汇报了黄道同志的意见。刘英同志一反常态，满口承认浙西南工作的错误，但是他不同意成立闽浙赣临时省委并由黄道同志任书记，虽然他自己过去曾多次提议此事。他反复声称，错误我们自己纠正，并居然提出要我担任闽浙临时省委书记。他说，我们已建立了闽浙临时省委，何必再成立闽浙赣临时省委呢，还是我们这个摊子吧。我当然坚决拒绝。会议毫无结果，闽东特委不得不宣布退出临时省委。
我完全没有料到以后竟在我们自己的队伍内部演出了一场“鸿门宴”。事情发生在浙江省庆元县的南阳村，所以就被称为“南阳事件”。
“南阳事件”
一九三六年初秋，粟裕同志约我到庆元南阳会面。自我们同刘英同志的会议以后，我还没有见到粟裕同志，我也很想同他谈话。我和陈挺同志率一个连，于中午时分到达南阳，与粟裕同志会合。见到粟裕同志，我很高兴，要向他汇报会见黄道同志的情况和临时省委会议的结果。他说：“好呀，晚上吃过饭再说吧。”
当天晚饭的时候，我、陈挺和闽东的干部都入席了。如同旧小说中所描写的那种场景，酒过三巡，掷杯为号，预先布置好坐在我两边的人把我抓了起来，把陈挺同志也抓了。我的警卫员拔出驳壳枪，打出门去，报告连队冲出去。我的手脚被捆绑起来，背上还被撑了一根竹竿，不能动弹，就像对待土豪、叛徒一样。在押解我的途中，我几次提出要同粟裕同志见面说话，都未予理睬。后来在路上遇到国民党军队的袭击，部队被打散，押解的人忙乱中向我打了一枪，打伤左腿，就把我扔下，自己逃走了。国民党士兵逼了上来，我就从十几丈高的悬崖上跳下去，恰巧挂在树上，没有摔死。陈挺同志也随我跳下悬崖。天黑后，我俩不顾伤痛，赶往闽东根据地，昼伏夜行，整整走了五夜，才到达目的地。
后来，粟裕同志告诉我，当时是刘英命令他扣押我的，也不说明是什么原因。“南阳事件”后，刘英单独召开了闽浙边临时省委紧急会议，宣布开除我和阮英平同志的党籍。同时说粟裕也参加了叶飞、黄道反对刘英的活动，也将粟裕同志隔离起来审查。
“南阳事件”导致了闽浙边临时省委的彻底分裂。此后，闽东特委接受闽赣临时省委的领导。
“南阳事件”给闽浙边的革命斗争带来非常恶劣的影响。我被抓的消息传到闽东根据地，部队、群众非常气愤，认为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小叶（当时闽东军民称我为“小叶”）是红军，抓小叶的人一定是坏人。有的人情绪激动，甚至提出要带部队去找他们算账。幸而我赶回闽东，及时向大家做工作，制止了发生武装冲突的危险。
这就是导致闽东和浙南彻底分裂的“南阳事件”，这是在当时“左”的影响下党内斗争不正常的情况下发生的，而其表现形式又带着中国的传统色彩。记得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火并”在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中是常见的现象，看来在革命队伍中也很难避免（大意）。我自己就亲身经历了一次。然而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时，我深感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毕竟不是农民武装，因为在革命队伍内部，能够为着共同的革命目标而妥善地解决这些问题。抗日战争爆发后，闽东和浙南的部队都编入了新四军，以后一直并肩作战，直到革命胜利。我和粟裕同志也长期战斗在一起，从新四军一师，华东野战军，一直到解放后，我都在粟裕同志的领导下工作，多次当他的副手，相互间配合得很好，没有因为个人意气而影响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一九五八年有一次在上海开会时，李富春同志问我：听说在闽浙边临时省委时发生过南阳事件，有没有这回事？我就扼要地把这段党内斗争的经过告诉他。富春同志听了之后，很吃惊，并问我有没有向毛主席报告过，我说没有。富春同志对我说，有机会时应当报告毛主席。但是，以后我一直没有机会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报告此事。现在我认为有责任对闽浙临时省委当时那段极不正常的党内斗争作出如实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