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五四指示”
进军苏南一九三八年三四月间，在新四军各支队到达皖南集中的同时，日本侵略军在华中和华北的主力正沿津浦铁路南北对进，企图夺取徐州，进而占领华中广大地区。国民党军大部集结于徐州、武汉及长江一线，准备与日军进行“战略决战”。五月十九日徐州陷落，新四军先遣支队则于是日进入苏南敌后战场。
这时，日军尚未完全控制苏南的广大农村和中小城镇。国民党军溃散时丢弃了大量武器装备，散兵游勇流散各地，各级政权瓦解，盗贼蜂起，土匪横行，社会秩序混乱不堪。江苏省委没有抓住这个时机，放手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发展抗日武装力量，在敌后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只有出狱的和失去关系的共产党员，以及当地爱国人士组织了一些保卫家乡的抗日武装，力量很小。而国民党接受了放弃华北的教训，派遣官员，收编游杂，其挺进军和军统特务武装忠义救国军以第三战区后方为依托，在苏南扩大势力，破坏抗日进步力量。苏南地区大量发展我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最好时机，虽然已经失去了，但敌后仍有空隙，仍可发展抗日武装力量，建立根据地。所以《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行动方针的指示》（五月十四日）称当时为“有利时机”。正应利用这一时机，主动的、积极的深入到敌人的后方去”。如果再一次丧失时机，那就要成为历史的罪人了。这里和华北不同的是，华中已形成了敌、顽、我三角之间复杂的斗争局面。
关于新四军的行动原则，早有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同志致项英、陈毅同志电：“……但在目前最有利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
五月四日，毛泽东同志《关于新四军应进行敌后游击战争致项英电》中，指示得更加明确：“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敌情方面虽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在侦察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条件与内战时候很大不同……薛岳等的不怀好意，值得严重注意。但现时的方针不在与他争若干的时间和若干里的防地，而是服从他的命令，开到他指定的地方去，到达那里以后，就有自己的自由了。尔后，不要对他事事请示与事事报告，只要报告大体上的行动经过及打捷报给他。……”这一电文被称为第一个“五四指示”，在新四军的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是新四军的行动方针、部署和准则。概括起来：第一，要到敌后去进行游击战争；第二，平原也能发展游击战争；第三，要打破国民党的限制和束缚。
接着，《中央关于新四军行动方针的指示》（五月十四日）再度指出：“迭次来电均收到。根据华北经验，在目前形势下，在敌人的广大后方，即使是平原地区，亦便于我们的游击活动与根据地的创立。我们在那里更能自由的发展与扩大自己的力量与影响。只要自己不犯严重错误与谨慎从事，是没有什么危险的。”
根据中央迭次指示精神，了解苏南敌后情况，确定新四军的战场位置，军部确定陈毅同志负责组建先遣支队，共四百余人，由二支队副司令员粟裕同志为司令员。四月二十七日先遣支队从岩寺出发，揭开了新四军东进抗日的序幕。为了确保先遣支队胜利进军，陈毅同志利用他跟川军的统战关系，送部队通过太平、青阳、南陵。五月十一日夜间，先遣支队越过日军占领的宁芜铁路，向南京近郊秣陵关前进。五月十四日正式进入苏南敌后战场。
先遣支队出发不久，第一、二支队即先后向苏南敌后挺进。遵照中央第一个“五四指示”，陈毅同志率一支队于六月十四日进入茅山，旋即展开于镇江、句容、金坛、丹阳地区。张鼎丞同志率第二支队于七月进入宁芜铁路和宁杭公路之间的江宁、当涂、溧水、高淳地区。谭震林同志率领第三支队在策应一、二支队挺进苏南之后，于七月进入皖南作战前线。
一九四O年六月十五日，粟裕同志率先遣支队胜利完成了破坏南京至镇江间铁路的任务。十七日上午又在镇江西南十五公里的韦岗伏击日军车队，经半小时激战，击毁日军军车四辆，毙敌土井少佐以下十余人，伤敌十余人，缴获长短枪二十余枝。新四军进入敌后的处女战，在沉闷的沦陷区炸响了一声春雷。
此后，在苏南，一、二支队发扬近战、夜战的特长，连续对日军进行夜袭、奔袭、伏击和突袭作战，不断传出胜利捷报。著名的战斗有：七月一日，一支队二团王必成部夜袭宁沪铁路上的新丰车站，歼灭日军四十余名。八月十二日，夜袭句容城，毙伤日伪军四十余名，摧毁了伪县政府。八月二十三日珥陵河川伏击战，毙伤日军四十九名，首次生俘日军一名。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六日，又粉碎了日军四千人对小丹阳地区的疯狂“扫荡”，毙伤日军五十余名。三个月内，大小百余战，南京的城郊机场，雨花台畔，麒麟门外，都响起了新四军健儿的枪声。这些胜利的战斗振奋了人民群众的抗日斗志，为开辟根据地打下了初步基础。我军也以自己的英勇善战和模范纪律树立了军事政治威信。
我军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动员组织群众抗战，扶助地方游击队。七月下旬，一支队司令部授子管文蔚部以“新四军丹阳游击纵”的番号，派一批军政干部去帮助工作，逐步开辟了丹北地区，为新四军向北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十月，一支队司令部授予上海地下党掌握的武进梅光迪部以“江南抗日义勇军”的番号，派参谋长胡发坚同志等军政干部去加强领导，为我军向东路地区发展准备力量。此外，扶植了进步人士巫恒通、朱春苑等发展抗日武装，争取了姜金昆、吴甲寅等地方游击队。二支队也争取了吕孟先以及博望、薛镇、小丹阳等地的游击队。陈毅同志亲自做茅麓公司经理纪振纲的工作，在团结抗日的精神感召下，纪振纲积极为新四军筹集粮饷，采购药品。七月，镇江、句容、丹阳、金坛四县抗敌总会成立，这是半政权性质的机构，它的诞生标志着茅山根据地的初步建立。八月，在二支队活动的当涂和宣城水阳镇也分别成立了抗战动员委员会。在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和民运工作队的组织发动下，各地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等群众团体也纷纷组织起来，在拥军、扩军、配合部队作战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一九三八年十月，傅秋涛率一团回皖南整训，我团奉命进入苏南茅山地区，归一支队指挥。
初进敌后
六团初进敌后，面临着新的转变。第一个转变是：我们过去的作战对象是国民党军，现在的作战对象是日军；过去是在本乡本土作战，现在是在江南敌后作战。第二个转变是：过去是山地游击战，现在要在交通发达的平原、河网地区进行游击战。
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不少：首先是语言不通，绝大多数的闽东战士不会讲普通话，也听不懂苏南话，苏南群众当然听不懂闽东话。闽东部队在红军时期开展游击战争的特点是依靠群众，群众工作在先，军事行动随后，现在语言不通，就困难重重，变成了聋子、瞎子。其次是敌伪据点星罗棋布，犹如梅花桩，而且铁路、公路、河流纵横，交通发达，消息传递迅速。我们从皖南到茅山的进军路上，八天就打了七仗，地形、敌情不明，敌人行动快速，常常被动应战。第三是在丘陵、平原、河网地区作战没有经验，没有了深山密林，一望无际，空空旷旷，没有任何荫蔽，就像失去了依托之处，连宿营放哨都不知道哨兵该如何放。老经验不管用了，新的一套还没有学会。
一天中午，我们部队驻在一个小村上，狡猾的日本鬼子头顶青稻草，沿着四周田埂，一步步逼近小村。我们的哨兵以为是一垛垛稻草堆，未曾注意。就在这时，一位连长押送汉奸到团部，吴焜同志送连长出门时，突然发现田里的稻草堆在移动，拿起望远镜一看，原来鬼子以稻草作掩护，正向我驻地聚拢来，准备袭击我军。他立即命令这名连长带领一个排，控制村东北的阵地，亲自率领其余部队用密集的火力冲出一条血路，迅即控制要点，同村东北的我军阵地相呼应，形成犄角。吴焜同志亲自吹起了冲锋号，发起猛烈攻击。敌人突然遭到反击，狼狈败逃。
还有一天夜晚，经过几夜急行军，队伍十分疲劳，驻进一个小村后，大家抓紧时间休息了。吴煜同志不放心，亲自查了两次哨，刚睡下又被阵阵狗吠声惊醒了。他起身往窗外一望，原来被敌人包围了。他急中生智，手提快慢机，率领战士们猛打猛冲，打得敌人落荒而逃。
总不能老是被动应战，我想用化装奇袭的老办法，打它一个小胜仗，鼓舞士气，积累经验。正像陈毅同志交代的：“积小胜为大胜。”他还说：“我们做给江南人看，只要我们吃亏少，敌人吃亏多，经常保持这一比例，最后水落石出，江南民情，必然奋发起来。”
我把当过侦察班长的四连连长王明星同志找来，交代他一个任务：“给你一周时间，到宝埝镇上去捉一个鬼子，缴一条枪。”王明星似乎认为太少了，有点不大相信，问我：“一个？”我点头说：“只要一个。给你一个班，化装成老百姓混进宝埝去，捉一个活的来给大家看看。”
我给王明星布置任务后，又把宝埝的伪乡保长找来，交代他们：“我们有一个侦察班要到宝埝去，你们要负责他们的生命安全，可不许出一点鬼！”
王明星领受任务后，带了七八个侦察员，化装一下，就混进了宝埝镇。日寇的据点筑在镇东端，街上人来人往，却没有发现日军官兵，等到下午，出来了七八个日本兵，不好下手。但弄清楚了一个情况：鬼子中队长有个习惯，星期天一定到街上刮胡子。星期天，王明星带人混进街后，埋伏在河北街中心的理发店四周。一直等到下午两点来钟，鬼子据点的栅门开了，走出三个鬼子，背皮包的那个走进J，理发店。王明星趁理发员拿剃刀的时候，对准鬼子就是一驳壳枪，鬼子倒在血泊里。王明星拿起鬼子的皮包和手枪，大摇大摆地从西门离开了宝埝。
胜利似乎太小，影响却是很大。干部、战士和居民都拥到团部来看鬼子中队长的“王八匣子枪”。王明星不无遗憾地说：“鬼子真不经打，一枪就完蛋了，没有抓到活的。”说得大家都笑了。陈毅同志在《茅山一年》一文中就写了这事：“我军便衣队于去年十月在宝埝击杀敌之中队长一名，迭次击杀日军不少，敌人恼羞成怒说：‘新四军有胆量，公开来打一仗，不要这卑鄙手段。’从这里我们看见了强盗的日军军阀在挨打之后，也居然板起面孔来讲什么道德了，何等可笑。”后来王明星同志在五十四团任参谋长时，在苏南反“清乡”中英勇牺牲。
接着，十一月六日，我团又在丹镇公路上夜袭敌人，毙伤敌五名，破坏桥梁四座。
十二月上旬，又进行了白兔战斗，这是白天攻打日伪据点的一仗。白兔是镇江境内的市镇，是个水陆交通码头，驻有日军一个中队和伪军约百余人。我们接到情报，白兔敌人要撤退，所以决定立即发起攻击。一打才弄清楚，当地群众希望我们拔除这一据点，故意报告说敌人要撤退。激战六小时，我毙伤敌五十余名后撤出战斗，这一仗并没有打好，据点没有攻下来，反而遭敌人反击，被迫撤出战斗，部队受到一些伤亡。不过，这一仗虽然吃了亏，但却取得了经验。吃一堑，长一智。
知道日军此时还是很顽固的，敌军据守据点的兵力虽然不多，通常只有一个小队兵力守一个据点，但是根据当时我军的火器装备，要攻占据点并不简单。白天攻击是不成的，只能用夜间突然袭击。即使攻进了敌人据点，敌人还是不会投降的，还要进行肉搏战。日军抵抗很顽强，往往要把他们都打光了，才能占领据点。很不容易抓到活的日军，最多也就能俘虏一二人，而且是负重伤的，这就算打得很漂亮了。二团因为是最先进入敌后的，已有了经验，所以打了许多很好的仗，如攻取新丰车站、夜袭句容城等。六团还缺乏在敌后与日军作战的经验，白兔一仗，使我们取得有意义的收获。
白兔战斗还使我们具体体会到苏南敌后三角斗争的复杂性。当我团去进攻白兔镇的日寇时，国民党镇江县政府董县长竟然命令他的特务队来伏击我军，致伤亡我指战员十余人。此后，我团以夜袭、奔袭、奇袭和伏击等手段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一九三九年五月，陈毅同志写了一封《献给良团全体同志》的信。良团是六团的代号。信中概述和评价了我团半年多的战斗。信上写道：“我们今天不应讳言，在最初东征时期，你们中间曾经有极少数人过高估计日冠的战斗力，但是你们经过六个月的战斗，在白免、在高庙、在宝埝、在下蜀、在龙潭、在延陵，你们与日寇交手，打败了日寇。”应该说，进入敌后作战的两个转变完成了。
回忆这段往事，吴焜同志的音容笑貌常常出现在眼前。战斗中，吴焜同志常常挺起身子，端起机枪，带头向敌人冲击。有时，他还要拿过司号员的铜号，吹起冲锋号向前冲。直到现在，老同志回忆往事时，常有人这样说：吴副团长的号一响，能使人忘记一切。除了敌人的脑袋，什么也看不见，好像敌人的子弹都被他冲散了一样，只听见他的声音：“天红了，地红了，眼睛红了，杀呀！”
我曾对吴焜同志说过：“身先士卒，临危不惧，这是前辈名将留下的好风格；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这是我军‘三猛’作风的好传统。但是，作为一个团的指挥员，就不能只起一个英勇战士的作用了。”吴焜同志认真地考虑着，第二天才郑重地回答我：“这支部队是你在闽东游击战争中带出来的，依托根据地，开展游击战，是有丰富经验的。但作为坚强的能攻能守的正规团队，无论军事技术上、战斗作风上都是不够的。不错，我们团在皖南进行了军事训练，成绩不小，但在实战中还是要各级指挥员以身作则，这样才能把部队的顽强战斗作风带出来，才能打不垮，拖不烂！”
重重阻力
我团初进苏南敌后时，陈毅同志交代的任务很明确：除积极寻机打击敌人外，主要是搞减租减息，发动群众，扩军，巩固茅山根据地。陈毅同志还阐述了抗日游击战争和群众运动的关系。他说，敌人是强大的现代化的帝国主义武装，而我们仍然使用粗劣武器，在军事上要抓住敌人的弱点，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扬自己的长处和克服自己的弱点。由于是民族革命战争，我们的力量的来源是抗日民众为祖国而战斗的热诚，动员的深广包括了多阶层的一切中国人，远非内战所能比拟。因此，单纯的军事家绝对不能胜任抗日的游击战争，就是我们内战的经验，也还不足以应付这全面的新的斗争局面。只有充分发动群众，才能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茅山根据地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了，但群众工作是很受限制的。我们部队是有做群众工作的传统的，但只要一进行工作，总是四处受干涉，使你束手无法办事。
举一个例。句容县中心乡组建地方武装，陈毅同志交代归第六团领导。我们派干部和少数战士作骨干，组成了冬防队。六团在附近活动时，可以带他们几天，影响他们。作战时，给一点轻任务，让他们听听枪声，锻炼锻炼，战后分给他们一些战利品，提高他们对战胜日军的勇气和参加战斗的积极性。人员不断扩大，中心乡冬防队也就成为这个地区发展武装的骨干，成为上升为主力的基础。这么办，就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忌。我团一营扩大了三四十名新战士，居然告到了三战区。三战区找到项英那里，项英同志知道后，直接来电责备我们，而且来个“三不”：不发枪，不发饷，不批准。我们不得不向陈毅同志请示了。
陈毅同志得到报告后，只身骑马来到我团驻地崔庄。当时，副团长吴焜同志带着第二营在敌占区活动，我和参谋长乔信明同志、政治部主任刘松青同志，向陈毅同志说了我们的意见：“我团进入苏南时，军部扣去了第三营；从水阳一线到名容东乡，不断打击日军，不能没有伤亡，不能没有损耗，不扩军怎么办？难道我军就让如此消耗殆尽？这不是正迎合了蒋介石在抗日中消灭我军的阴谋吗？陈毅同志思索了片刻，平静地说：“这样吧，先编进来吧。军部那边，我去反映。不要国民党发枪，也不要他们发饷，我们自己解决；我相信副军长是会同意的。”
我们一听能扩大队伍，好不高兴。陈毅同志临走时还特别叮属我：“你们不要有什么顾虑。人、枪、款都要继续放手搞。”
以后，我知道，陈毅同志被项英同志批判为“人枪款主义”。就常识来说，要进行武装斗争，能不要人、要枪、要款？无非是怕得罪国民党当局罢了！
陈毅同志是严守组织纪律的，从不在我们面前暴露他和项英同志的分歧，我们以后才逐渐清楚的。
由于项英同志的“江南特殊论”，以及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右倾观点，即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独立自主地发展武装力量，不敢提减租减息，而改为“让租让息”，不敢公开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对国民党无原则的迁就和退让。这么一来，我们深感在敌后活动，处处束手束脚。这时我虽然没有认识到项英同志的错误是一种路线错误，我还没有这个水平，但是，六团究竟是一支经过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有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因而就本能地自觉地去做群众工作，当然只能在“让租让息”的口号下去发动群众，严格部队的群众纪律，以及积极打击日冠，也就取得了群众的拥护，同群众建立了血肉的关系。因为无法独立自主地公开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还是保留敌后的国民党政权，还主动保护敌后的国民党政权，同国民党政权建立统战关系。陈毅同志逼得没办法，就采取组织抗敌总会的办法，名为抗日群众组织，实际上是一种半政权组织性质。即使我们这样受限制地进行活动，在“让租让息”的口号下来发动群众斗争，还是经常与国民党三战区以及当地的国民党政权发生矛盾，我们经常因此而受到项英同志的批评，指责我们不懂统一战线，使我们非常苦恼。如果没有陈毅同志同项英同志的斗争，支持我们，我们就什么事都办不成，什么工作也不好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