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进决策
一九三九年五月，江南无边无际的原野上，稻苗茁壮，新竹翠绿，一片生机勃勃。五月四日这天，第四军六团干部战士情绪格外欢快，因为第二天，我们就要出发到江南东路地区去打击日本侵略者。
所谓东路地区，是指常州以东宁沪（当时叫京沪）铁路两侧的长江三角洲地带，南起太湖，北至长江，东接上海。它交通方便，经济文化发达，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之后，在大举进犯华北的同时，以重兵占领了这个地区。而在南京、上海沦陷后，江南地区陷入混乱的无政府状态，广大人民群众热望新四军进入江南敌后领导抗战。一九三八年五月四日，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即电示新四军项英同志（即第一个“五四指示”）：“在侦察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的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并指示：“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分渡江进入江北地区。”一九三九年二月间，周恩来同志到皖南新四军军部，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全会批判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重申全党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的方针，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还指示新四军要实行“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
一九三九年二月间，陈毅同志到军部听了周恩来同志传达六中全会精神，回来后就命令我们六团准备向东作战。他在交代任务时说：“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要放手向敌后发展，抗击日寇。我们不要依靠国民党发饷、发枪，要独立自主地发展队伍，壮大自己。你们这次到东路去，一要发展队伍，二要搞到武器装备自己，三要筹集款子。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人、枪、款。有人说这是机会主义。这不对！有了这些，才好抗日嘛！”他详细解释了这三条，又说：“还要相机建立抗日根据地。”最后，他确定我们以“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的名义出征，并亲自到部队作了鼓舞人心的动员。为了应付国民党第三战区，我改名为叶琛，副团长吴琨改为吴克刚，参谋长乔信明改为汪明，政治主任刘松青改为刘飞。我们一面派人到东路去侦察、联络，一面给部队发齐了夏装。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就绪，只等第二天早晨出发了。
刚刚吃过晚饭，支队部打来电话，说陈毅司令员要我去。我放下电话，立即跨马向一支队司令部所在地溧阳县水西村奔去。十多里地，一会就赶到了。当我走进陈司令员的住房时，看见屋内只有他一个人，默默地抽着烟。见我进来，他用手指指旁边的竹凳，一句话也没说。我坐下后，他仍是一言不发。我心里一沉，问道：“你叫我来有什么事啊？”
他还是不说话，慢慢从口袋里掏出一份电报递给我。电报是项英同志发给陈毅同志的，内容是坚决反对东进。理由有两条：一是东进超出了国民党划定的“地盘”，会破坏统一战线；二是东路地区铁路、公路、河网交错，日军兵力强大，据点林立，部队到那里去会被敌人消灭。
看过电报，我的心情很沉重。我是从心里赞成东进的，但事关重大，就没有说话，也抽起烟来。
他在屋里走来走去，先慢后快，越走越快。大约过了十多分钟，他突然坐下来问我：“你看怎么样？”我一时不明白他问的“怎么样”是什么意思，没有回答。他见我没吭声，又“呼”地站起来，点燃一支烟，狠狠吸了几口，踱几步，在一张竹凳上坐下来。一会儿，他猛地站到我面前，问道：“哎！叶飞，你看你们到东路去会不会被消灭？”我立即回答：“你问这个呀！我们有把握，不会被消灭。不仅不会被消灭，还会发展。我可以向你保证。”
他追问了一句：“噢！你有把握？”
“有把握！不只我一个人，全团的营连干部讨论过，都认为有把握。我敢给你立军令状！”
他摆了摆手，说：“那好！你们走，照原计划行动！”
我站起身，又问：“那个‘破坏统一战线’的问题怎么办？”“你们走你们的，不要管。这不是你们的事。”说着他用右手拍拍胸脯：“破坏了统一战线，我负责！”又指指我：“部队被消灭了，你负责！”
夜袭浒墅关
从支队部回来，我让部队比原计划提前两个小时出发。时间是五月五日凌晨两点多钟。全团迈着整齐有力的步伐，向东路地区挺进。
走在行军的行列里，我反复想着所了解到的东路地区的情况。那里，日军的兵力很强大。我们党领导的游击队只有一小部分，而且很分散。更多的是地方武装和面目不清的杂牌部队，以及反共的军统特务组织的忠义救国军……想到这些，我更感到此去责任重大，觉得肩上沉甸甸的。
拂晓时分，部队在常州附近越过宁沪铁路，天明后与梅光迪的部队会合。这是梅光迪拉起来的一支地方部队，号称“江南抗日义勇军”。上海党派何克希同志去担任副司令。何和新四军取得联系后，陈毅同志又加派一支队参谋长胡发坚去工作。胡发坚同志牺牲后，又派徐绪奎同志去。我们这次向东作战，就是打的这支部队的旗号。梅光迪任总指挥，我任副总指挥。他们看到六团到来，很高兴，立即和我们会合，继续东进。不久到达无锡梅村，和强学曾的游击队会师，并与地方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地方党组织和广大群众非常热情地欢迎我们到来，送水送粮，充当向导，介绍情况。特别是广大群众，看到我们着装整齐，纪律严明，猜测我们是新四军，盼望我们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可是由于我们打的是“江抗”的旗号，而“江抗”是常州的地方部队。在这一带不为人知，因此对我们能不能打胜仗还存有疑虑。为了鼓舞士气，树立群众的抗日信心，扩大“江抗”的影响，我们和地方党组织商量，决定在这里打一仗，目标就选在宁沪线上的浒墅关车站。
浒墅关车站，是日军在沪宁铁路中段的重要据点，所以我们决定第一仗在这里打。据点里有地方党的“内线”。侦察员去看了地形，弄清了日军的情况后，我们就决定夜袭。
六月二十四日黄昏，全团集结在梅村外的稻田里。我进行简短的动员后，部队就乘着夜色奔向浒墅关。雨后泥泞，战士们一步一滑地走在洒满迷蒙月色的田间小径上，偶尔可以看到村舍里的零星灯火，听到稀落的狗吠声。十二点多钟，部队到达距浒墅关半里路的地方。台头看去，浒墅关死一般寂静。探照灯眨着苍白疲倦的眼睛。一面巨大的太阳旗在房顶有气无力地飘摇着，格外刺眼。我按预先制订的作战计划，命令部队开始攻击。
首先上去的是突击队。他们以隐蔽的动作迅速搞掉了敌哨兵，接着摸到敌人的兵房。在“江抗”到来之前，从来没有人敢来动他们，因此，他们没想到我们会在这个时候杀进来，都在睡大觉呢。就在突击队摸到敌兵房的同时，攻击部队也冲上去，把一排排手榴弹扔进了窗口。随着隆隆的爆炸，敌兵乱作一团。当他们从梦中清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人拼命向外逃窜。这时我们的机枪响了，步枪也瞄准射击，一串串子弹射向敌人，打得兵房起火，日军惊慌狂叫。另一处，我军炸毁了铁路桥。一时间，熊熊的火焰烧红了半边天，机枪声、步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宣告着我们的胜利和日军的惨败。
三点多钟，战斗就结束了。
这一仗打得干脆利落，前后只用一个多小时，就全歼了这里的日军。还使铁路停止通车三天。上海和香港的一些中外报纸，发表了消息，刊登了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关于这次战斗的通讯。从此“江抗”的旗帜打出去了，日军大为震惊，广大人民欢欣鼓舞。
建立阳澄湖抗日根据地
浒墅关战斗后，“江抗”乘胜继续向东发展，进入常熟境内。在阳澄湖边，我们与常熟党组织及其所领导的“民抗”部队取得联系，在湖上的集散地东塘寺一带初步建立了根据地。
七月的阳澄湖，苇叶青青，稻谷飘香，是鱼虾正肥的季节，渔民的汽船、木船在湖面上往来不断。但我所注意的却是无边无沿的芦苇荡。
这儿港汊星罗，水网密布，颇象《水浒》里描写的梁山泊。当地同志介绍说，这芦苇荡里的地形十分复杂，没有人带路根本进不去；就是进去了也出不来。听着，看着，我想到陈司令员关于“相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指示，觉得阳澄湖及其周围地区就是一个建立东路抗日根据地的好地方。
群众告诉我们说，在这里行军作战都可以坐船。我们一试，果然很方便，一只汽船能拖十几条木船。河汊四通八达，两边都是芦苇荡，在岸上一般看不到，十分隐蔽。日军无人带路，只能在～些主干线上耀武扬威，不敢到河汊里来。这样，我们的天地就广阔了。不但夜间，白天也可以活动。有时几条汽船拖着一长溜木船，浩浩荡荡，像一支机械化舰队，好不威风。如果遇上日军的“扫荡”，有利时就狠狠打一下，搞它个措手不及；不利时就转身躲进芦苇荡。敌人想进进不去，想打打不着，气得直朝湖里乱放枪，我们则在一边看热闹。日军虽然在伪军的配合下，经常进行频繁残酷的“扫荡”，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但我们依靠广大群众和有利地形，选好机会，给予沉重的打击，使敌人的一次次“扫荡”都以损兵折将的惨败而告终。
由于我们在这里初步站稳了脚跟，地方党公开活动了。他们和部队一起，深入到埠港村浜中去，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日，扩大抗日武装，组织抗日团体。工作开展得非常顺利。在不长的时间内，各乡各县都很快建立起自卫队、农救会、青救会和妇救会。这些组织都是抗日的骨干。他们配合部队反击日军的“扫荡”，打击和袭扰敌人，传递情报，救护伤病员，筹集粮食，赶做军鞋，十分活跃。至此，在长江三角洲的水网地带，初步建立起了以阳澄湖东塘寺为中心的苏（苏州）、常（常熟）、太（太仓）和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抗日根据地。有了根据地，我们就如鱼得水，进退自如。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里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后来，根据形势的发展，我们离开了这里，留下作战处长夏光同志带三十几个伤病员在这里养伤。这时环境已趋险恶，梅光迪叛变当了汉奸。日军一次次进行野蛮的“扫荡”。但他们在群众的掩护下，不但养好了伤，夏光同志还以他们为骨干，配合当地抗日武装，又组织了一支新的“江抗”，继续在苏常太地区坚持斗争。在不长的时间里，发展成一支拥有六个支队的抗日武装力量，巩固和发展了东路抗日根据地。所以后来谭震林同志到那里去的时候，只带一些干部，没有带部队。沪剧《芦荡火种》、京剧《沙家浜》，就是根据他们的事迹编写的。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以后，东路抗日武装改编为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八旅。
火烧虹桥飞机场有一支赞颂新四军的歌谣唱道：
军号响，哒哒嘀，新四军，打游击。今日东，明日西；今日散，明日聚；敌人多，就撤退；敌人少，就袭击。打仓库，缴武器；打汽车，夺军衣；打汽艇，有穿吃。
日寇当了运输队，老百姓个个笑嘻嘻。
“江抗”就是这样。在苏常太地区，我们神出鬼没，纵横驰骋，袭据点，反“扫荡”，打得日本侵略军和汉奸部队魂飞胆丧。每打一仗，不但消灭了敌人，而且能缴获大批武器。国民党军队撤退时，在这里丢下大批武器，我们也收缴了一部分。这样，我们不但武器增多了，而且都是新式的。“江抗”开始东进时，武器陈旧落后，到这时，都换上一色新的三八式、捷克式。每个班都装备了轻机枪，每个连都有重机枪。武器缺乏的困难解决了，甚至枪还比人多。
“江抗”在群众中的威信越来越高，群众也逐渐知道“江抗”就是新四军。因此许多青年积极参军，上海、苏州、无锡等城市的青年学生和工人，纷纷前来投奔“江抗”。短短几个月时间，部队的数量就大大增加。到了十月，包括地方武装在内，已有六千多人。六团东进时不到七百人（有一个营留在皖南军部），此时已发展到二千多人。其他部队也发展很快。战斗力都有很大的提高。特别是那一大批青年学生、工人参加部队后，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政治和文化素质。有不少经过锻炼，成为优秀的军事、政工干部。
随着部队的发展，我们适时地进行了扩编。把整个“江抗”编为四路：六团为二路；梅光迪的部队为三路；无锡地方部队为四路；常熟的“民抗”为五路。这样一来，苏常太和澄锡虞地区的抗日武装统一了起来。这时的“江抗”武器精良，士气旺盛，战斗力有了明显的增强。
我们在苏常太地区初步建立根据地之后，为了进一步扩大抗日影响，决定派吴琨、何克希同志带领二路一个支队和三路一部分约一个兵团的兵力，向上海近郊挺进。他们日夜兼程，连续行军作战，渡过浏河，抵达嘉定地区，与当地党组织和吕炳奎部取得联系。尔后继续挺进，渡过苏州河，在青浦的观音堂地区与顾复生同志领导的游击队会合。随后，我也赶到那里。
青浦地区的群众基础相当好，我军在那里隐蔽活动了一段时间，日伪军都没有发觉。有一天，上海近郊的数百名日伪军大摇大摆地出来“扫荡”，接近了我军驻地。我们决定打它个措手不及，就命令二路主力配合当地武装出击，将日伪军击溃。日伪军受到打击后，拼命往上海虹桥机场方向逃跑。支队长廖政国同志率部追击逃敌，一口气追了六十余里，天黑后到达上海虹桥机场。他们趁着夜暗，把伪警察和办事人员关在一间房子里，然后冲进机场，看到停着四架飞机。这时，机场四周碉堡里的日军打开探照灯开枪射击。廖政国命令部队打开汽油桶，把汽油浇在飞机上，再将一支支火把扔上去，顿时火光冲天，四架飞机全部燃烧起来。我军便趁机撤了回来。这一仗的影响相当大，上海的老百姓以为新四军要进攻上海了，有的群众还做好了欢迎的准备。第二天，上海出版的《导报》、《译报》以及《密勒氏评论报》、《士林西报》等都作了报道，在国际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导报》主笔陈同生同志不得不撤离上海，转到“江抗”工作。日军因为搞不清情况，第二天仍没有动静。直到第三天，才出动一个联队，配一部分骑兵，“扫荡”了一天。这时我们已顺利转移，日军毫无所得。
撤离东路
东路地区有一支武装，名叫“忠义救国军”，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部队。它网罗了特务、流氓、封建把头和反动军官，表面上打着抗日救国的旗号，暗地里与日军勾结，搜刮人民，杀害我党地方干部，打击抗日游击武装。我们东进之前，他们就并吞和歼灭了一些受我党影响坚持抗日的武装力量，并杀害了江阴县一支抗日游击队的领导人承寿根等。我们来到后曾派人去联系过，争取团结他们一起抗日。但他们坚持反动立场，不但不抗日，还公开配合日军打我们的部队。一次，我们刚进到一个名叫黄土塘的镇子，六百多名日伪军就冲了进来。狭路相逢，仗打得很激烈。我们凭着人熟地熟，和日伪军战斗一天，打死打伤大部敌人。正当我们继续扩大战果之时，身后却响起激烈的枪声。开始我们还以为是日军的援兵，后来才发现是“忠义救国军”。在“忠救”的配合下，日军又疯狂地反扑过来。尽管这样，我们还是把日军打垮了，“忠救”也被消灭一部分。
“忠义救国军”公开反共，配合日军妄图消灭我们的阴谋未能得逞，但仍不死心。黄土塘战斗后，“忠救”又集中了三个纵队的兵力，在江阴地区大举进攻我军。第一天，“江抗”二路和三路投入战斗，打了整整一天，“忠救”伤亡很大。第二天，王必成同志带领新四军第二团赶来增援。我们研究了敌我态势，决定发起总攻。当时我们占着优势，完全有把握消灭“忠救”。可是这时陈司令员来了电报，要我们停止进攻，向西撤退。
我和王必成同志都不愿意放弃即将到手的胜利，仍然想在拂晓时总攻，并给陈司令员发了请战的电报。半夜时分，陈司令员回了电报，严令我们停止攻击，立即西撤与他会合。于是我们命令部队连夜撤出战斗，向西转移。
不久，我们就到达武进县的西石桥和陈司令员会合。他看到雄赳赳的队伍，全新的武器装备，脸上堆满笑容。我向他报告说：“我们完成了你交代的任务。”他爽朗地说：“有人说你们会被消灭，这不是壮大了嘛！他五心不定，早晚输个干干净净！”我问他：“你为什么让我们撤回来？”他压低声音说：“别有意见哕！告诉你吧，要你率部队北渡长江，到苏北去打开新的抗日局面。我们以后也要过去。”
后来我才知道，党中央早就指示新四军军部离开皖南，向江北转移。可是项英同志强调有困难，一直不执行。陈毅同志清楚地认识到，新四军应下决心向北发展，主力过江，早点打开苏北局面，与南下的八路军会合。这样就可以建立巩固的连成一片的华中抗日根据地。从这个大局出发，他建议由自己率领江南部队过江北上，把军部迁到苏南茅山根据地。项英同志仍不同意此方案，陈毅同志只得先派我部渡江。
一听说有新的任务，我高兴地笑了。陈司令员看着部队，扬扬手说：“你们吃饱了，兄弟部队还很困难呢。叶飞呀，你们要照顾大局啊！”当即决定从我们团调出五十多挺轻重机枪给江南的部队。一天，陈司令员来我们部队，看到列队时摆出来的武器，就说：“你们还有这么多哇！”然后转过脸问我：“你们现在还有多少轻机枪？”我回答：“大概一个班还有一挺。”他惊喜地说：“啊！每个班还有一挺哪！现在皖南部队还没有机枪呢。再调！一个连留六挺轻机枪，一个营留两挺重机枪，其余的统统调走！”结果又调走了五十几挺。其实，第二次调走后，每个班还是保持了一挺。原来，廖政国同志耍了个“滑头”，他把机枪零件拆开，用麻布包起来，让炊事班挑着，因此每个连打了三挺的“埋伏”。
一九三九年底，我们到达扬中，随后跨过长江到达江都吴家桥地区，和管文蔚部会合，改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