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中整编，彻底党化
一九三九年十月，我率“江抗”主力西撤到达丹北地区，陈毅同志来部队视察，向我交代由六团担任向北发展的重要任务，决定与挺进纵队合编，“彻底党化挺纵”，执行向苏北发展的任务。对于一些具体问题，也一一作了交代。我带着六团，渡过长江，到达扬中，与挺纵会合。一九四O年的新春，就是在长江中的扬中这个小岛上渡过的。过了新年，第二天即由扬中北渡到达江都、吴家桥地区。
“挺进纵队”原是苏南丹（阳）北抗日自卫团，由我党早期党员（以后与组织失去联系）管文蔚等同志领导组建的。一九三八年七月，新四军到达苏南敌后，该部和新四军取得联系，陈毅同志将丹北抗日自卫团改番号为新四军丹阳游击纵队；九月，我一支队政治部主任刘炎同志带一批军政干部，加强这支队伍，正式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管文蔚同志任司令员，老红军干部郭猛、张福前（张震东）同志分别任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郭猛同志调任扬中办事处主任后，由龙树林同志任政治部主任。龙树林同志在反“扫荡”中牺牲后，由陈时夫同志接任。
我部与管部合编后，仍沿袭新四军挺进纵队番号。管文蔚同志仍任司令员，我改名聂扬，任副司令员，张藩同志任参谋长，吉洛（姬鹏飞）同志任政治部主任。下辖四个团：一团即新四军老六团，乔信明同志任团长，刘先胜同志任政委；二团由“江抗”各部编成，徐绪奎同志任团长，何克希同志任政委；三团为挺纵的一支队和四支队，梅嘉生同志任团长，李一平同志任政委；四团为挺纵的二支队和三支队，韦永义同志任团长，刘文学同志任政委。纵队成立军政委员会，由我任书记。一九四O年三月，江南指挥部又派梅嘉生率两个营西进，编人苏皖支队。挺进纵队直接指挥的部队为一团、四团和纵队特务营。
“党化”，就是要使这支部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F，实行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一切建军制度。
原挺进纵队是由丹阳地区的地方自卫武装，在共产党领导下，在新四军一支队的直接指挥下，成长和建设起来的。它在两年多的战斗锻炼中有很大提高，建立了党的组织，建立了政治工作机关和政治工作制度，成为一支具有一定战斗力的部队，是一支队指挥下的重要力量之一。但是，这支部队成份复杂，没有主力骨干。老六团和这支部队合编的任务，就是彻底党化这支部队，它成为一支在党绝对领导下的主力部队。
“党化”，首先是干部的“党化”。要提高部队的素质，决定在干部，首先要提高干部的素质。在整编中，原团、营干部调皖南军教导大队学习，连、排干部由纵队办教导大队集训。从一团抽调一些干部作为四团的骨干，使部队面貌为之一新。
部队训练，亦如六团在皖南练兵一样，首先抓正规作风养成。军容风纪，队列动作，军人礼节，作息制度，这决不是形式主义的东西，它表现了一支队伍的精神面貌。有位老军人说过：从部队的步伐里可以测知这支部队的士气。这有一定道理。自由散漫，士气不振，部队的行进步伐必然零零落落，参差不齐；训练有素，士气高昂，部队的行进步伐，必然整整齐齐，坚定有力。内务条令和纪律条令的执行尤为重要，保证部队的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保证部队的令行禁止。经过严格的军政训练，提高了这支部队的军事、政治素质。
此外，还整顿和建立了一套正规的部队供给制度（包括财务制度）。
正像陈毅同志所说：“建军是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斗争。”挺纵的“党化”是一系列思想上组织上的建设。
经过整编和训练，挺纵四团走上了革命化正规化的道路，由地方部队改造和训练成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正规部队，成为苏北我军的主力团之一。在发展苏北的历次战斗中，都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百尺竿头，再上一步
挺纵一团（新四军老六团）在吴家桥进行了第三次大练兵。这时的一团经过苏南东进作战之后，战斗力提高了，装备大为改善，部队面貌大为改变，已成为一支劲旅。在此基础上，在吴家桥进行了一次难得的练兵，进一步提高了部队的军事、政治素质。
在皖南集中整编后，进行了第一次练兵，已在上文详述。这一次的严格整训，打下了由红军游击队改造成为一支正规部队的基础。
进入苏南敌后，在东进之前，在茅山地区又进行了第二次练兵。这次整训大约一个月，是在一支队副司令员罗炳辉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这一次的练兵主要是针对日军的作战特点，总结半年来与日军作战的经验，为东进抗日做准备的，着重训练对日作战。罗炳辉同志出身行伍，身经百战，作战练兵经验丰富，军事技术和战术都好。本人又是出名的神枪手，每天练习射击，从不间断，对部队训练也很严格。训练打麻雀战时，亲自示范，对部队影响很大。
吴家桥整训，时间比较长，有二三个月的时间。这时的部队既有打鬼子的游击战经验，也有反“磨擦”的运动战的经验。经历了平原水网地带的作战，在东路河汊湖泊行动时，常是数十条船只鱼贯而行，一遇情况，立即投入作战，这都是我们前所没有的经验。这次练兵，总结了在东路作战的经验教训，集训干部，训练部队。
执行发展苏北的任务，要在三角斗争中建立抗日根据地，既要对日寇作战，又要打反“磨擦”仗。对日寇作战主要是游击战，但有时也要进行较大规模的作战；而打“磨擦”仗，则主要是运动战。在东路的反“磨擦”战中，双方都动用二三个团以上的兵力，培养了部队猛打猛冲猛追的“三猛”作风。一团在吴家桥练兵主要是解决提高打运动仗的作战能力的问题。干部中主要解决组织指挥问题，正面突破和穿插、迂回包围，火力与兵力的配合，运动道路的选择，运动队形……等。战士除苦练射击、投弹、刺杀三大技术外，还进行利用地形地物、战术技术合练，反复练习，反复运用。
这次练兵使挺纵一团既能打游击战，又能打运动战，既能在反“扫荡”中与日军作战，又能在反“磨擦”中与顽军作战；在创建苏北根据地和以后的坚持苏中根据地的斗争中，发挥主力部队的作用。
同时，在挺纵各部队中抓紧基本政治教育，针对部队农民成份多的特点，编写了政治教材《农民与革命》，系统地通俗地具体地阐述了农民与革命，农村包围城市，中国农民的现状和前途，农民与抗日，农民与中国共产党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用“农民在全国总人口中大约占百分之八十，是现时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贫农“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贫农和中农都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才能得到解放；而无产阶级也只有和贫农、中农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到达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而“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中国革命战争本质上是农民战争，等等，这样一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来教育干部和战士。军队政治工作主要是引导、启发农民战士的革命热情，向他们灌输社会主义思想，使他们转化为无产阶级斗士。
万事俱备，只等东风
陈毅同志向我交代渡江北上任务时说：“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是执行中央、毛主席一九三八年‘五四指示’的具体化。向北发展，就是发展苏北。中央有明确的指示，苏北问题解决后，可以背靠山东八路军，依托江河湖海，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陈毅同志爽朗地笑着，豪气十足地说：“苏北那地方，我真是朝思暮想呐！叶飞啊，你先去，把落脚之地弄得扎实些。我再把江南主力带过江，大干一场，弄它十万人枪！”
陈毅同志不但“朝思暮想”，而且早就苦心经营，巧作安排了。
要向北发展，必须突破长江天险。陈毅同志反复考虑：长江之中的扬中县南岸接近宁沪线上的丹阳，北岸邻接李明扬驻地泰州，是一块理想的渡江跳板；拿下扬中、新老洲，再在南北两岸各取一块桥头阵地，部队就可以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在经济上也可以打破国民党的封锁。
那时，国民党的游杂部队贾长富团盘踞扬中县，这个所谓“国军”，实际上是由长江帮匪、地痞和国民党军南京战役溃散官兵组成的土匪部队，无恶不作。这部队，挂着顽固反共分子江苏省保安九旅旅长张少华的招牌，在国民党省主席韩德勤的怂恿下，积极反共，残杀抗日进步青年。扬中人民纷纷派人过江，请求新四军讨伐。一九三八年十月上旬，陈毅同志派挺进纵队为民除害，第一次进攻扬中时，贾长富早已撤走；一九三九年一月，第二次攻打，全歼贾团，解放扬中。同时，挺进纵队的一个支队又在长江北岸控制了江都境内的嘶马、大桥一带狭长地区。
项英同志老是强调“江南特殊性”。江南当然有特殊性，这个特殊性就是国民党顽固派的全面反共政策。除了皖中国民党第五战区和苏南、皖南国民党第三战区的反动进攻外，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命令“讨伐”新四军挺进纵队，限期夺回扬中和扬泰沿江地区。但是，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加之新四军威名慑人，“两李”又与我军有所默契而观望不前，其他部队也就观望不前。
韩德勤见军事“讨伐”不成，便施展政治阴谋，一方面要求国民党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向新四军军部施加压力，限期将挺进纵队撤出扬中；一方面采取分散瓦解办法，不惜重金，收买挺纵二支队长方钧。这个方钧，原是反动军官，杀害过红军人员，上海沦陷后带领残部逃到丹阳，到江北后，竟然另立山头，自封为“长江九省游击总指挥”，杀害我军派去的干部。但是，三战区的无理要求，陈毅同志婉言拒绝了；渡江协助挺纵解决方钧叛变，控制了江都、大桥、嘶马地区，韩德勤的反共迷梦破灭了！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七日，我军成立江南指挥部，陈毅、粟裕同志分任正、副指挥，统一领导苏南、苏北的新四军部队，以及所辖地区的地方武装。
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有十三万发子弹无法从江南运到江北，李明扬亲笔致函陈毅司令员，要求协助护送。十一月十一日，陈毅同志派第四团团长陶勇同志、政委卢胜同志率团部及第二营协助护送。完成任务后，即以“苏皖支队”名义，进入扬州、仪征、天长、六合地区。
十一月底，我率六团渡江，在扬中与挺纵会合。这一行动引起了日军的注意，纠集海、陆、空军三千余人对扬中进行大规模“扫荡”。挺纵预先接到情报，遂全部渡江到江北吴家桥、大桥、嘶马一带，进行军政训练。
一九四四年三月，梅嘉生同志率两个营西进，编入苏皖支队，陶勇、梅嘉生同志分任正、副司令员。一度切断天（长）扬（州）公路，声势大振。他们在皖东站住了脚跟，沟通了与我军第四、五支队的联系。
这样，我军就控制了扬州以东，泰州以西和仪征、六合、天长地区，形成了随时可以东进海安、东台、如皋、南通，北上高邮、兴化、宝应、盐城的有利形势，为开辟苏北根据地准备了有利条件。
上面所述是军事上的安排。在统一战线方面，陈毅同志也有安排，做了不少工作。陈毅同志交代向北发展任务时，还告诉我：泰州李明扬、李长江是苏北最有影响的地方实力派，是我方与国民党顽固派的中间力量，争取他们的中立，是解决苏北问题的关键。并说：两李与国民党省主席韩德勤矛盾比较尖锐，对我军比较友好，曾表示过愿意帮助我军东进南通、如皋一带。陈毅同志具体交代我说：“两李的上层工作由我来做，加上管文蔚、朱克靖；两李部队的中下层工作由你们做，和他们交朋友。”
到了吴家桥地区后，对两李部队的中下层工作在原有基础上继续进行。挺进纵队政治部副主任陈同生同志，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做过白区秘密工作，当过新闻记者、报纸总编辑，社会经验丰富，经常由他与两李部下的纵队长、支队长进行接触。必要时，我也出面来往应酬，宣传我党我军抗日主张，增进友谊。交往比较密切的是李部二纵队司令颜秀五部和陈玉生部。
当时，共产党员陈玉生同志组织的部队，借用了两李的番号：鲁苏皖游击总指挥部第三纵队第八支队。开始时三纵队司令张公任曾承诺陈部“听点不听调”，意思是名义上属于他，实际上他不指挥这支部队。以后，两李发觉陈玉生是共产党员，就派他带部队到江南，通过新四军地区到三战区去领取弹药。完成任务后，李明扬就要陈部驻于通扬河以南靠近新四军的地区。我们到吴家桥后，就成为邻居了。张公任的三纵队是在南通、海门地区发展起来的，官兵大多是那个地区人，张公任调任后，由启东人陆洲舫接任。陆洲舫通过陈玉生来拉关系，我们也通过陈玉生做他的工作。陆洲舫这人，船户出身，很重江湖义气，与连云港到长江口的“海霸子”（海匪）颇有交往，抗战以后拉队伍时，陆部就有不少“海上弟兄”。我与陆洲舫接触以后，感到这人直爽，有抗日热情，易于交往，他有点文化，好像是个中学生，与我说得也投机。来往几次以后，陆洲舫通过陈玉生向我表示：要与我们俩“义结金兰”。我说：“拜把兄弟这套把戏意思不大。”陈玉生说：“他们就相信这一套，什么党呀派呀，他们不相信，相信异姓兄弟胜一家。
他们脑子里只有关云长，没有马克思。”我为这事，专门打了报告，得到了陈毅同志的批准。结拜兄弟时，没有什么仪式，由他们准备了大红帖子，上面印着“义结金兰”、“生死同心”之类的字样，写上各人的姓名、出生年月，相互交换。据陈玉生同志回忆：三人之中，我的年纪最小，但陆、陈两人推我为老大。结拜兄弟之后，别无异样，但是关系确实大不相同，更亲近更密切了，无话不说。我军东进直到海边，海边就是启东、海门，何况陆洲舫对海上很熟悉。陆洲舫呢，觉得两李对他并不信任，有东归之意。谁知李长江听到一点风声后，就要逮捕陆洲舫，张公任回去重任纵队司令。幸亏有人通风报信，陆洲舫连夜逃到江南，绕道上海，回到启东。陈玉生部则被东调泰兴蛤蟆圩地区。据说因为此事，两李对我军表示不满，认为是挖他们的“墙脚”。陈毅同志为此进行了解释。至于那个陆洲舫，回到启东后又拉起一支队伍，有时陆地，有时海上，半是军，半是匪。一九四O年十月底，陶勇同志带三纵队到“通知海启”建立根据地，又与陆洲舫取得联络，改编了他的部队。可算是当时统战工作的一个插曲。
当时苏北的地方党领导机构：一是江北特委，是江苏省委于一九三八年八月派遣唐守愚、陈伟达、吴佐成三同志组成的，率领一批干部在南通、如皋、海门、启东一带开展工作，以后发展到崇明县。一是苏北特委，是由新四军派干部组成的，在江都、高邮、泰县、泰兴、靖江一带开展工作。书记是韦一平同志，副书记是惠浴宇同志。
苏北特委在新四军武装掩护下工作，带有半公开性质。特委的主要任务是：重新建立与发展中共组织，积极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成立群众抗日团体，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开展统战联络工作，培训骨干力量。
一九三九年春，苏北特委在大桥附近办起了长江军政学校，吸收进步青年，培养骨干力量，并从中选择积极分子，秘密发展党员，为各地建党作准备。当地群众把军政学校称之为政治队。
同年秋天，苏北特委在江都的吴家桥举办党员培训班，下分泰兴、如皋、高邮、扬中、江都五个组，时间为两个月。主要训练内容有党的基本知识、马列主义基本常识。主要是培养、提高新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为今后大规模发展党的组织准备骨干。
江北特委和苏北特委的艰苦工作，为新四军向北发展做了组织准备，创造了有利条件。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东风何时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