顽固派掀起反共逆流
一九三八年底，国民党内出现了投降逆流。国民党亲日派首领汪精卫于十二月公开投敌，这是在日本诱降下国民党营垒的严重动摇和分裂。一九三九年一月五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汪精卫和一切投降反共活动》的指示。这年一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从对外转向对内，制定了一整套反动的“溶共”、“防共”、“反共”的具体政策。
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的政治压迫和军事进攻，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到一九四O年三月达到了高潮，即第一次反共高潮。
与此同时，国民党河北省保安司令张荫梧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把进攻八路军失败率投降日军接受伪职的柴恩波的叛国行为称作“施行曲线救国”。从此，“曲线救国”的汉奸理论成为国民党军队大批投敌的依据。
华北顽固派对我军的进攻，除了柴恩波外，还有张荫梧部于一九三九年六月，袭击冀中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惨杀我军干部战士百余人。秦启荣于三月至八月，在山东一再制造磨擦事件，袭击杀害八路军干部战士。杨森部包围新四军湖南平江通讯处，杀害我军通讯处负责人涂正坤、罗梓铭等同志，制造著名的“平江惨案”。十二月后，反共进攻愈演烈，阎锡山在山西进攻我党领导的抗日决死队（山西新军），摧残抗日民主政权，杀害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蒋介石命令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队袭击边区属地宁县、镇远等县城，同时，国民党绥德专员何绍南组织保安队攻打八路军。一九四O年初，蒋介石还调遣九十七军朱怀冰等部进攻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太行区。
中共中央为保持抗日阵地和打退投降反共逆流，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致电蒋介石及国民党五中全会，指出在日军阴谋分化我国内部之际，必须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二月，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河北等地磨擦问题的指示》，指出对国民党的无理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轻言让步。七月七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毛泽东同志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
我华北根据地军民奋起反击，在山西粉碎了阎锡山旧军的进攻。在绥德警备区赶走了专事磨擦反共的何绍南部。一九四O年三月又消灭了进攻太行区的朱怀冰部三个师。从而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国民党顽固派不会甘心于华北反共磨擦中的严重失败，必将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央对此作了充分估计，中央军委《关于目前华中军事策略的指示》中指出：“华中之皖东、淮北、苏北成为顽方必争之地，目的在隔断我八路军新四军之联系，陷新四军于危境。”“顽方在华北磨擦受到严重失败后，加之我又增兵陇海路南，磨擦中心将移至华中。”对于华中武装磨擦中我方的策略作了如下指示：“以淮河、淮南铁路为界，在此线以西避免武装斗争；在此线以东地区，则应坚持控制在我手中，先肃清地方顽固派。对桂军，力求缓和；对韩德勤部在有利有理条件下，即当其追到我军驻地时，坚决消灭之。将来八路军到达华中后，则应坚决争取全部苏北在我手中。陈毅部队应当向苏北发展。”并且警告说：“在华中为新四军磨擦日益尖锐的条件下，顽方有可能利用优势兵力向新四军军部地区进攻，因此，军部及皖南部队应预先有所准备，以免被袭击。万不得已时，可向苏南陈支队靠拢，再向苏北转移。”果然，蒋介石一面在江南向我新四军实施政治压迫和军事逼进外，还亲自策划国民党军令部制定了《肃清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非法活动之异党指导方案》，提出“第二十一集团军（即李品仙部）须派出有力之一部及地方游击团队，进出于津浦淮南两路中间地区，驱逐该地区内之新四军第四支队后推进至洪泽湖以南地区，与第八十九军及李明扬部之各一部，协助肃清该地区内非法活动的异党。”“第八十九军以一部驱逐沭阳、宿迁、涟水边境非法活动的异党，以一部及李明扬部之一部，驱逐大桥、仙女庙（江都县属）附近地区非法活动之异党，尔后分别进出于洪泽湖南北地区，与第二十一集团军之一部及第九十二军协力肃清该地区内非法活动之异党。”“将该地区内非法活动之异党压迫于大江以南，或相机剿灭之，务须截断新四军与十八集团军南北之联系。预期于六月中旬以前，肃清该地区内非法活动之异党势力。”
半塔集保卫战
国民党顽固派向新四军军事进攻，有一点是与华北不同，华北使用的是地方部队，而华中使用的是正规军，其中包括嫡系的韩德勤部。根据中央指示，我军对“桂军力图缓和”，但当时的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兼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却调集五千余兵力，于三月四日首先向我军驻津浦路西的江北指挥部及四支队司令部发起进攻，我军四、五支队主力和苏皖支队集中路西对顽作战。趁我路东主力西援作战之际，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调集三四九旅、独立六旅、常备十旅、补一旅等部共约万余兵力，向我路东五支队后方机关所在地——半塔集及其附近地区，发动大规模的围攻。
半塔集地处苏皖五县交界处，是一个山区小集镇。驻在半塔集的是五支队教导大队六个队（三个军事队、两个学生队、一个女生和少年队），约五百人。附近有十团两个营、十五团两个连和特务营，约两千五百余人，新战士多，武器装备较差。
三月二十一日拂晓开始，国民党军分三路向半塔集发起进攻。同时，附近我军驻地均遭受顽军猛烈攻击。
胡服（刘少奇）、张云逸、邓子恢同志电报中央后，中央军委电示：“李品仙奉某方令，实行全部反动政策，坚决进攻皖东淮北新四军，欲将我张云逸、彭雪枫等部全部消灭，切断新四军、八路军联系，并使我江南新四军处于无路可退。在此情况下，我有坚决打破反动进攻，创立皖东、淮北、苏北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巩固新四军与八路军联系这一紧急任务……彻底战胜进攻部队，巩固这一极端重大的抗战战略地区。”次日，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根据这一精神，要求半塔集及其附近守军：“动员和组织一切力量，坚守半塔，待路西主力挥戈东援，歼灭韩顽。”
战斗第一天，五支队教导大队击退了敌人三次进攻，控制了半塔集周围所有制高点，打通了半塔与苏郢的通路。当晚，根据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的指示，邓子恢、郭述申、周骏鸣。赵启明等领导同志开会确定：要求部队固守七天以上，以待援军。部署上也作了调查，命令已到古城的十团两个营赶到西高庙，接出特务营，然后向半塔靠拢。
十团配合古城游击队击退顽军嘉山常备大队和秦庆霖常备旅一部对古城的进攻。二十三日清晨，配备特务营击退进攻西高庙之敌。尔后赶到半塔支队部，作为支队机动部队。顽军多次进攻，均未奏效。我军民士气愈战愈旺。女同志和小鬼也表现得很出色。顽军进攻的第二天，曾以一部进攻半塔集东南十九里的乔王村，那里仅有民运组长兼指导员的女同志刘洁率领的四十多人的当地游击队，苦战一天一夜，牵制敌一个团的兵力。教导大队的女生队、少年队担任救护工作，并且开展对顽军的政治工作，号召顽军枪口对外……
驰援半塔集
三月二十二日，顽军围攻半塔集的第二天，江南指挥部陈毅同志获悉后，立即给我们来电，命令挺进纵队火速日夜兼程前往增援。救兵如救火。二十二日接到电令，纵队几个领导同志商量了一下，稍作准备，二十三日即由我率领挺纵一团和四团各两个营，从吴家桥地区出发，从绍伯湖西渡运河，横跨（长）扬（州）公路，昼夜兼程急进。
这段运河正好穿过邵伯湖，一片泽国。侦察参谋刘大观带领侦察员先头出发，在湖边筹集船只。那一带群众中对新四军印象好，渔民船户纷纷前来。部队走得也快，船只刚集中，就赶到湖畔，纷纷上船，夜间穿越邵伯湖。
白天，横跨天扬公路时，恰好与一百余日伪军遭遇。狭路相逢勇者胜。前卫是一团一营，分两个箭头插上公路，拦头截尾，手榴弹没头盖脑地在敌人堆里爆炸，炸得鬼子伪军乱叫乱喊。约一个小时，即将一小队日军和一个连伪军全部歼灭，俘获日军士兵一名。记得那名日军士兵姓横田，名字已记不起来，以后成了日本反战同盟的积极分子。那时却蛮横得很，为了赶路，只好把他捆在担架上抬着走。枪声刚停，来不及打扫战场，部队又急速前进了。
二十四日，部队前进到半塔集东南二十余里之马集附近。侦察员发现顽军，着装不很整齐，好像是顽军地方部队，抓了俘虏一查问，原来是“忠义救国军”行动总队。真是冤家路窄！在苏南交过手，在这里又遇到了！岂肯轻易放过。一个猛冲，就冲进了集镇里，打得顽军措手不及。我军接连打下三四个村庄，共消灭顽军一千余人，突破了顽军包围半塔集东南面的缺口。
我纵部队经过两昼夜连续战斗行军，极为疲劳，二十五日在马集休息一天并打扫战场，二十六日即由马集出发向半塔集方向攻击前进。围攻半塔集的顽军主力独立第六旅，也由竹镇方向向马集攻来。我军前卫挺纵一团六连连长汤万益报告：前面是集镇，国民党军队密密麻麻像蚂蚁一样，捉到俘虏，说是韩德勤的独立六旅十三团、十六团。这独立六旅是韩德勤的主力，兵员足，装备好，武器精良，战斗力强，顽军内部称它为“梅兰芳部队”。那个旅长翁达，军衔是中将，骄横不可一世。我军如不把它打垮，如何解除半塔集之围。我即命令部队展开向敌进攻。一团六连连长汤万益是员猛将，战斗中伤残了一只眼，人称“汤瞎子”。一听冲锋号响，他抱起一挺机枪就冲向敌阵。团参谋长廖政国就在前卫连后面，亲自抱着机枪，和十来挺机枪一线排开，向敌人猛烈扫射，发起猛烈冲锋。顽军独立六旅还没有弄清怎么一回事，已给弹雨压得尸填河沟，还能跑的就四处溃散。激战三小时，我军将独立六旅击溃，歼敌一个营，敌其余部队向竹镇方向逃窜。
我纵已从半塔集东南打开缺口，并与从路西赶来增援的苏皖支队取得联系。坚守半塔集的部队得知援军已经到达，士气大振，摩拳擦掌，准备反击。
二十七日，张云逸、罗炳辉同志率主力亦兼程东返，先头部队到达半塔集西南四十华里的张山集。韩德勤见我军东、西两面援军已到达，溃败之势已不可挽回，全线动摇，开始后撤。
部队休息三天，部署反击，由罗炳辉同志任前敌指挥，我任副指挥。二十九日开始，分三路全线反击，追歼逃敌至三河右岸。顽军已于我军反击前狼狈逃窜，一天一夜之间跑过了三河以北，我军因反击迟了一天，未能将该敌歼灭。
战后，少奇同志向中央报告半塔集保卫战时，总结说：“韩部溃退如此之快，主要是政治原因，师出无名，不能提出讨伐新四军与共产党口号，干部士兵均不愿打，屡次叫部队冲锋亦无人来冲。围攻半塔各敌，在受到坚强抵抗后，愈攻愈使他们丧失战斗意志。”“一月来打磨擦仗的经验证明，在今天进行内战是大家反对的，是极不容易的。在开始时，要在军事上进行坚强的防御战，然后才能在政治上打击顽军，丧失顽军战斗意志与提高我军战斗意志。”
半塔集保卫战的胜利，打开了皖东抗日根据地的局面，我军很快建立了天长、盱眙、来安、嘉山、六合、高邮、仪征、甘泉八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路西也发展很快。路东路西都建立了联防司令部。刘少奇同志曾说：“抗战还要有个家嘛，这个家叫淮南抗日根据地。”这终于实现了。
少奇同志的一次谈话
半塔集保卫战胜利结束后，有一天，邓子恢同志带我去见少奇同志，这是我第一次与少奇同志见面。这不是普通的见见面，而是少奇同志有意识地找我谈话。邓子恢同志当时是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政治部主任，可能他事先向少奇同志介绍过我。少奇同志当时是中央代表，他和我这次谈话是一次很重要的谈话；在场的只有少奇同志、邓子恢同志和我三个人。我们是在少奇同志的房间里谈的，谈了一两个钟头。少奇同志主要谈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皖南项英的错误；一个是解决苏北问题，把新四军和八路军打成一片，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问题。少奇同志来到华中，就是执行这个任务的。少奇同志谈到项英同志在皖南的错误，明确地讲，项英同志在东南局不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对国民党顽固派一味退让妥协，不敢斗争，他提出口号：“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强调新四军力量小，敌人和顽固派力量大，强调华中特殊。项英认为，江南敌后交通便利，不利于开展游击战争，所以，他不敢到敌后去放手发展抗日武装力量，只在国民党划定的范围内活动，又不敢建立政权，更不敢和顽固派坚决进行反磨擦斗争。项英坚持错误，抵抗中央的正确路线，已经给新四军带来很大的危险，如果不及时改变，危险更大。少奇同志说，现在根据地不巩固，新四军军部就在顽固派的眼皮底下，没有回旋余地，不晓得哪一天可能会被国民党顽固派消灭掉。项英同志的错误，造成现在这个危险的局面，对我们很不利。少奇同志讲，中央要新四军军部和主力向北发展，到江北去，项英同志就是不行动，说什么长江敌人封锁，大部队不好过。少奇同志还把党中央与东南局项英来往的电报给我看。当时，我只知道项英同志反对派新四军以“江抗”（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名义东进苏（州）常（熟）太（仓）地区作战，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少奇同志这么一讲，就把问题点破了，再一看电报，恍然大悟，豁然开朗。少奇同志谈话有一个特点，当谈到重要的问题时，观点非常明确，没有模棱两可。陈毅同志不执行项英同志那一套，不照他的办，想办法向东、向北发展。少奇同志说，陈毅同志对项英同志的错误是有斗争的，是与项英不同的。少奇同志又说，不过现在中央还在争取教育项英，所以对他的错误，目前在党内还不公布。争取项英同志到江北，执行中央的路线。
接着，少奇同志谈道：现在的任务就是解决苏北问题。对开辟苏北的任务，他谈得很透彻，非常明白。少奇同志说，发展华中，开辟苏北，不光是新四军的任务，而是全党的任务。在相持阶段中，放手发展人民力量，不光是为了保证抗战的胜利，还为了抗战以后中国革命的前途。
少奇同志说，现在解决苏北问题比较麻烦，因为华中的情况与华北、山东的情况有所不同。他说，抗战初期，华北的国民党军队逃跑一空。八路军是奉命挺进敌后作战，北方局放手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我们党和八路军迅速在华北占了主导地位，国土是我们从敌伪手中夺回来的。那时，国民党很愚，他还不懂得我军能在敌后建立根据地发展壮大。徐州会战时，蒋介石还请八路军一一五师进入山东，帮他扯日军的后腿。他是想借日寇来消灭我们。结果，我们不但没有被消灭，还建立了山东根据地。所以，我们在华北、在山东开辟的根据地都是合法的，国民党是哑巴吃黄连，没法叫苦。这样的文章好做。
少奇同志说，现在华中的情况就不同了。国民党接受了教训，对苏、浙、皖，他们也比华北更重视，不再跑光了，留在苏北为首的就是韩德勤，约有十几万军队。他们在那里光收税，不抗日，也不让你新四军进来抗日。他们还时常与日伪眉来眼去，暗送秋波。日寇因为兵力不足，想借韩德勤之手为他反共，因而也很少对韩顽施加压力。韩德勤便竖起了“孤悬敌后”的节孝牌坊。现在我们为了争取抗战胜利，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只能把阻碍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赶走，要把韩德勤占着的地盘夺过来。这个文章怎么做就难了。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形势呢？一个是我们自己有错误，即上面说的项英犯的错误；一个是国民党接受教训，“聪明”了。少奇同志讲，国民党的策略变化了。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总结了教训，制定了反动的“溶共”、“防共”、“限共”的政策，对我们限制得很厉害，不让我们到广大敌后建立政权，发动群众，搞减租减息。少奇同志说，现在蒋介石“聪明”了，我们反而愚了，强调新四军的特殊性，规规矩矩地受约束，不敢独立自主，不敢扩大根据地。当然，这个错误不是项英个人的，他是执行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
怎么去改变这个局面呢？当时，八路军和新四军是分离的，还没有打成一片。少奇同志说，中央已经决定，要解决苏北问题，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如果不解决苏北问题，八路军和新四军就不能打成一片，就不能建立巩固的华中根据地。苏北问题怎么解决，这个文章不好做，就是说，我们不能主动去打韩德勤。我们只能进行自卫斗争，否则我们在政治上被动，得不到全国各界的同情。
少奇同志又说，文章还是可以做的。因为国民党顽固派已经确定了一个反动的愚蠢的政策，要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现有的重心是进攻新四军。顽固派既然来进攻，我们就有理由起而自卫，消灭他们。
这个文章怎么做？少奇同志把地图铺开，一边指点着一边告诉我说：中央已抽调山东八路军黄克诚纵队南下，已经到了陇海路边；江北指挥部在皖东，四、五支队部署已经展开；江南部队也准备到江北。我们在北面、西面和南面的部队已快靠拢了。要解决苏北问题，就要从韩德勤手里将苏北夺过来。因此，顽固派在华中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时，必须有一支坚强有力的部队吸引顽固派来围攻我们，孤军坚守一个星期，充分暴露了是顽固派猖狂进攻，衅自彼开，我们就可以增援，八路军部队南下，皖东部队向东，江南部队向北，到苏北来消灭韩德勤。
少奇同志找我谈话，就是要我担负起这个引敌围攻、孤军坚守、待援歼敌的任务。开始，我有点犹豫，不敢一下承担这个任务。我考虑，我的部队只有两个团，我军其他的主力还在江南。而韩德勤有十几万人，我们孤军坚守太久了没有把握。所以，我向少奇同志提出，兵力太少，守一个星期可以，一个星期以后怎么办没有把握。少奇同志明确地说：只要你坚守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以内是你的责任，一个星期以后就不是你的责任。那时候，八路军和新四军江南部队的增援可以到了。就像这次半塔集保卫战一样，守一个星期增援便来了。这一讲，我就明白了。我没有打过这样的仗，进了半塔集，仔细看过地形，了解过兵力部署和战斗过程，我心里有点数，我们取得了半塔集战斗的经验。少奇同志讲得这么清楚，我就接受了这个任务。
少奇同志看我那么痛快地接受任务，很高兴。那时候，我才二十六岁，真是初生之犊不怕虎。最后少奇同志又交代我：政治上一定要有理有利才能打，不能主动去打人家。人家来打你们，你们坚守待援，八路军就好来增援。一定要顽固派来进攻，我们被迫自卫，政治上才站得住。少奇同志指出，既要从韩德勤手里把苏北夺来，又不能主动去进攻人家，文章难做就在这里。这个分寸，少奇同志讲得很清楚。
接受了任务，我向少奇同志提出一个问题，回去怎么办？过去的做法不对，可那是项英同志指示的，在江南也是这样执行的。现在要改变，就得说那是错误的。可是项英同志的错误又暂不公布，回去怎么讲呢？少奇同志说：你这个问题提得好。并告诉我，你回去以后检查你们自己活动地区来提问题，介绍这次到皖东来的所见所闻，说皖东建立了县政府，魏文伯当了定远县长，是新四军委任的第一个县长，公布告明令减租减息，群众发动得好。然后对照你们自己活动地区看做得对不对？总之，是要贯彻中央的正确路线，但是不要去牵涉皖南，更不要去牵涉江南。我回去就是这样做的，后来就发生了郭村保卫战。
重返吴家桥
既然少奇同志已经交代了任务，我就注意专门研究半塔集保卫战的经验了。像半塔集这样的仗，我过去没有打过。过去主要是攻袭敌方，打的是游击战、奇袭、伏击；如果被敌人包围，赶快组织突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嘛。如今要在强敌包围下固守待援，确是新问题。但是，半塔集守住了，半塔集及其附近没有主力，守卫半塔集的只是教导大队，圆满地完成了固守待援的任务。这正是一个启发，一个榜样。我请直接指挥坚守半塔集的周骏鸣副司令员、赵启民参谋长等领导同志介绍指挥作战的经验，并由他们陪同详细观察了地形和工事。
我们在半塔集地区休整了一个多月。本来，根据陈毅司令员的电令，半塔解围后，要我立即率部东返的。逗留如此之久，因为出现了极为微妙的情况。江北指挥部很喜欢挺纵这支部队，提出要我们留在皖东地区。陈毅同志却连连来电，催我率部东返。我觉得不好办，请示少奇同志。可以看出，少奇同志也是想留挺纵在皖东的，但也知道陈毅同志手里部队不多，所以他说：请示中央吧。以后我有机会看到少奇同志给中央的请示电文，确是倾向我部留下的，准备集中四、五支队、苏皖支队、叶飞两个团、张爱萍一个团，形成较强大的兵力发展苏北。正在这段时间内，皖南项英同志派袁国平同志去上饶与顾祝同谈判，屈从于顽固派要“叶、张两部南下”的无理要求，多次电报中央，提出：“在某种情况下，叶飞部可允南调”（四月十日）；“在目前形势下，似应允许江北部队南调”（四月十四日）；“袁（国平）到上饶求缓和，叶、张两团南调以应付事变”（四月十六日）；“袁与顾谈判，要我军将四、五支队，叶管部队逐步南调”（四月十八日）；“坚请叶张部南调，以加强皖南力量”（四月二十日）；再度要求叶张部南调，“以增加反击力量”（四月二十二日）等等。几乎是每两天就有一个电报，急如星火。从这里可以更加清楚中央一九四O年四月五日写给东南局的指示（即第二个“四五指示”），正是针对项英同志而来的，以及指示中为什么要提出：“他们要叶、张两部南下，我们则请准征调一部北上对付之。”四、五支队，李先念纵队，彭雪枫支队的坚决斗争，“叶飞在江北的发展……均不但是绝对必要和绝对正确的，而且是使顾祝同不敢轻易地在皖南、苏南向你们进攻的必要步骤。”少奇同志当时就反对项英同志的意见，在四月二十四日给中央电报中提出：我方如果同意叶管部南调，还有什么理由去苏北？
四月二十四日，陈毅同志致电中央提出：苏北敌“扫荡”高邮，预计很快陷为敌后，叶飞部应开回大桥，乘机发展。电报说：我们始终认为叶飞部必须开回大桥才能有利发展。挺纵西援后，大桥仅有两个营不能应付，尤以敌占高邮、兴化、泰州后，国民党大溃，我无主力亦不能收拾。同时大桥失守，苏南、苏北交通断绝。我们完全同意中央坚守华中、发展苏北之计。叶飞应开回苏北。
五月四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胡服：“望令叶飞部开返苏北，在苏北地区放手发展，在今年内至少扩大至两万人枪。严令叶飞订出分期实现计划，立即动手在高邮、泰县、泰兴、靖江等县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放手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韩德勤如妨碍我发展，须坚决消灭之。”
中央决定我部返回江都大桥地区，仍属江南指挥部建制。罗炳辉同志无限婉惜地对我讲：“没办法，你们回去吧。不过，伤病员都给我留下，抽一批基层干部给我；我给你们补充兵员，成建制的。”五支队给我部补充了一个地方部队。罗炳辉同志的要求我们也都照办，即抽调一批基层干部给五支队，我们即开回江都地区。
回到吴家桥地区，我召开军政委员会全体会议，参加的有管文蔚、吉洛、张藩以及苏北地委书记韦一平、副书记惠浴宇。我汇报了西援情况，具体介绍了皖东地区的做法，即是建立政权、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发展武装……等轰轰烈烈的情况。大家听了很高兴，认为这种搞法有奔头，革命发展大有可为。我就提出：我们现在搞法对头不对头？大家的思路打开了，都说应该象皖东那样的搞法。我就传达了解决苏北问题的任务，以及我们挺纵要负担的任务。大家思想统一了，改变过去死气沉沉的局面，放手发动群众，公开建设政权，实行减租减息，发展人民抗日武装。会后就任命惠浴宇同志为江都县县长，贴出布告减租减息。大家都很兴奋，准备敌人来进攻，正好趁机解决苏北根据地的问题。
会议中间还有一个插曲。大家议论纷纷，都觉得今后可以放手大干了。纵队有位同志却提出问题来了，他说：“我们过去执行的是皖南的路线，如果照你讲的照皖东的一套办，要么是皖南的路线错了，要么是你反党！”这个问题提得很尖锐，大家都怔住了，逼得我不能不摊牌：如果不明确指出皖南项英的错误，就不能执行中央的路线，不能放手发动群众，也就不能完成“吸引”顽军进攻的任务。我即宣布休会，大家认真研究明天再议。当晚我只好单独找这位同志谈话，我不得不明讲，少奇同志是如何讲的，说明白项英是什么性质的错误，因为现在中央还在争取项英改正错误，所以不在党内宣布……我还特别强调：少奇同志说得很清楚，陈毅同志是执行正确路线的，江南和皖南不同，陈毅同志同项英同志是有斗争的。我讲了以后，这位同志说：“哦，我了解了。我是不知道，你又不给我们讲。既然是皖南的路线错了，那当然不能再去执行错误的路线了。”第二天继续开会，大家再也没有什么意见了，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并作出了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