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桥鏖战（上）
黄桥决战在军事上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有些人常把真理绝对化。毛主席的军事指导思想，歼灭敌人必须以多胜少，需要三倍、四倍，甚至五倍以上的兵力。孙子也说，“十则围之”，要超过敌人十倍才能包围。而黄桥决战，韩军十万，我军一万；战场上呢，韩军二万五千多主力，我则全军不足一万！
是不是以少胜多就违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不是以弱胜强就不符合自古以来的兵法呢？
并不是绝对的。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就列举了鲁齐长勺之战、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有名大战。而重要的，毛泽东同志指出：“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之。”
陈毅同志是从我军南昌起义失败后，从实战中锻炼出军事才能，习惯于长期战争中的“以弱胜强”，在黄桥决战中得到了充分发挥。陈毅同志在黄桥决战前后的统一战线工作是得到中央表扬的，至今人人赞誉，而他在黄桥决战的军事成就却被淹没了。黄桥决战是陈毅同志军事上的杰作，是“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的典范。
与陈老总在姜埝召开军民代表大会的同时，韩德勤在东台召开旅以上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研究进攻黄桥的计划。他以为我军撤出姜埝是“匪胆已寒”，“不敢与我作战”。于是在九月三十日，韩德勤密令：“集中力量，力求主动”，“应不惜牺牲，达到最后目的”，将新四军“包围而歼灭之”。韩德勤部署了三路大军：两李和陈泰运的部队为右路军，约一万二千余人，攻击我军黄桥以西防线，并掩护中路军的进攻；左路军由第一、第五、第六、第九、第十共五个保安旅的大部组成，约七千人，攻击我军黄桥东南地区防线，牵制我军防御兵力；中路军是进攻的主力，兵力约一万五千人，以八十九军三十三师为左翼，向黄桥东面的加力、分界攻击，独立六旅为右翼，攻击黄桥北面，李守维亲率一一七师大部、军部直属队及炮兵为中坚，由营溪南下，攻击黄桥东北。韩德勤共组织了二十六个团、三万余人的兵力，发起黄桥战斗。同时，日军加强了对长江的封锁；沿江韩军也劫走了船只，以断绝我军退路。
我军仅七千余人，兵力悬殊太大，还要分兵防御可能配合进攻的泰兴等地的日军，形势十分严重。
为迟缓韩德勤的进攻，中央于十月二日致电周恩来同志：“韩德勤又大举压迫陈毅，据陈毅称战事不可避免，要求黄克诚增援。因此，我部署方针，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望先告何应钦停止韩的行动，否则八路军不能坐视。”少奇同志根据中央指示，致电陈毅、黄克诚同志，认为苏北目前确不应向韩采取严重的进攻行动，而应完全站在自卫立场，对陈毅部的增援如无中央明令南下，就以到达阜宁、益林之线为止。而陈、粟目前的作战方针“还应是独立打破重围，求得以速决为原则”，“在胜利后即以比较谦虚的态度言和，冲突可暂时停止。”
陈毅同志与粟裕、钟期光、王必成、陶勇等和我在内的有关同志，经过反复商量，苏北军分委数度集体研究，形成了一个独立解决韩德勤的方针。就是说，在八路军及四、五支队的配合下（这种战略配合是非常必要的，陈毅同志后来在党的“七大”发言时曾表示热忱的感谢），并不固守两星期待援，而是以“独立作战为原则。韩如三路或两路来，坚决各个击破之。”（陈毅于九月下旬致毛、朱、王电）这“各个击破”就不仅是“打破重围”，而是要歼韩军主力了。因为多方争取了两个月的决战战机终于到来，按照陈毅同志和苏北军分委的意愿，即使援军不能到达（如胡服所料，赴援“事实上决不会快的”），也非歼韩军主力不可。事实上，韩德勤提出的是“决一死战”，我军提出“决战”，双方都很明确。我们很清楚：韩德勤主力全部来了，胜败在此一仗，如果打赢了，就解决了苏北问题，如果打不赢，再也无处可退。韩德勤也清楚：要未“把新四军赶到长江喝水”，要么“苏北垂危”。他的“追剿令”写得很清楚：“此次决战关系苏北及我团体整个政治军事问题至大，事已至此，应不惜牺牲达到最后目的。”
我军退出姜埝后，已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了有利地位：第一，揭露了韩德勤积极反共、破坏抗战的罪恶阴谋，我军的忍让求全的态度，赢得了社会各阶层的极大同情；第二，加深了苏北国民党军队内部派系之间的矛盾，增加了地方实力派在韩我之间中立的可能性；第三，我军能够缩短战线，及时集中兵力，处于进行自卫反击的有利地位。我军虽然人数较少，但军事素质却不是顽军能比拟的，被迫自卫，背水作战，“哀兵必胜”。当然，除了上述条件外，要取得战役的胜利，还需要发挥灵活机动的军事指挥艺术。
这是抗战以来全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反磨擦战斗，如何对付顽固派如此规模的进攻呢？
当时有三种作战方案：
一种是给予韩军重大杀伤后，暂时撤出黄桥，乘顽军追击时，再集中兵力歼其一部。优点是兵力集中，便于机动，诱敌深入根据地腹部歼敌，这是红军一贯战法。但是，该地区北有运盐河，东有串场河，西有泰州到口岸的运粮河，南有长江，并有泰兴城、靖江城等日寇大据点，回旋余地甚小。而且我军撤出黄桥，非但影响民心、士气，对中间派也必将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另一种方案是全力死守黄桥，待韩军进攻失败后再出击。这个方案是有道理的，黄桥西南面有日寇大据点，北面省韩来攻，腹背受敌，此种战法可以应付敌顽夹攻的严重局面。但以当时的人力、物力来看，困难较多，最多只能击溃顽军而不能歼其全力。这样就会同前一方案一样，都会大大增加中间势力参战攻击我军的可能性。这样就不能决战，使苏北问题长期拖下去，于我不利。
陈毅同志主张以黄桥为轴心，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方案。不是以主要兵力守黄桥，而是以少数兵力（约占总兵力的四分之一）坚守黄桥，吸引、迟滞、消灭敌人，主要兵力（约占总兵力的四分之三）则置于侧翼机动位置，当敌人遭我军大量杀伤后，择其一路歼灭之，并继续扩大战果，以求全胜。对中间势力稳定其中立；对日寇据点则大胆不管，只派少数侦察部队进行监视。有人担心：这样是否有风险？陈毅同志分析：当顽军大举进攻时，日寇会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而韩德勤也不敢公开要求日军直接参与向我军进攻。只要此战能速战速决，日、顽联合攻我的局面不会出现。陈毅同志诙谐地说：“如果战胜了，苏北大局就定了，我们就可大发展；如果失败了，那就算了。”他是充满必胜信心的。最后，大家一致同意了这一方案。战后，俘获的顽一一七师参谋长称赞说：出其意外！
根据这一方案，具体部署是：一、二纵队兵力比较充足，用于突击方向，隐蔽集结于黄桥西北的顾高庄、严徐庄、横港桥地区待机；并由二纵队派出主力老二团的两个营配置于古溪至分界一线，实行运动防御，诱敌深入；另以一纵队派一个营化装进入敌后，配合地方武装，袭扰敌人。三纵队全部人员不足两千，用于防守。当时，我考虑三纵兵力少，担当如此艰巨任务，确有困难，所以提出由一纵队抽一个团增强防守黄桥的力量。陈毅同志认为这会削弱突击力量。粟裕同志提出自己坐镇黄桥，陈毅同志同意了。陈毅同志的指挥所则放在黄桥镇西北十二里的严徐庄，指挥全局。
当时，管文蔚同志奉陈毅同志之命去见李明扬，李表示“严守中立”。陈毅同志听了汇报之后说：“我们打胜仗，他不会动；我们打败了，他就会来抢黄桥了。我们一定要打好第一仗，才能稳定他的中立。”在部署战斗时，又派朱克靖、黄逸峰同志到泰州“报聘”，安抚两李，并时刻警惕蒋介石、顾祝同、韩德勤方面及日伪方面派来的说客。陈泰运、各保安旅团也都派了人去。这就稳住了左右两路约一万七千人的兵力，使得我军能集中全部力量对付敌中路军的进攻。
根据一定要打好第一仗的考虑，选择独立六旅作为首战歼灭对象。这支部队是韩德勤所属部队中战斗力较强的，按一般的战斗原则先打弱敌，这战先打独立六旅这支劲旅，可收出奇制胜之功。如果首战歼灭了独立六旅，对于拉开两李、陈泰运同韩德勤的距离，稳定李、陈的中间立场将起重要作用；该旅是韩军中路的右翼，把它消灭后，就把韩军的中路打开了缺口，可以实现对韩军的包围与迂回；主力首战被歼，必给韩军士气以严重打击，并使其他杂牌军不敢妄动。所以，首先歼灭独立六旅，将会对战役全局起决定性的影响。
首歼独立六旅也是有条件的。我们一纵在增援半塔集时就打过它，把它冲得落花流水，听说打这支部队，指战员的信心很足；其次，独立六旅只三千多人，不象八十九军两个师那么庞大，战斗不致于拖延太久而影响下一步；再次，独立六旅两侧按韩德勤的作战计划规定，由两李、陈泰运的部队列阵前进为掩护，由于李、陈已和我们有密约，我军可以埋伏在他们两路之间，背李、陈而击翁达。
问题在于选择适当的攻击时机了。
韩德勤出师不利，九月三十日暴雨，部队行动不了，而且参差不齐，七零八落。十月三日，雨过天晴，才向我攻击前进，分兵几路扑向黄桥，十月四日攻城，战幕拉开。
八十九军扑上来了，攻打黄桥。翁达比较有经验，被我一纵揍过一次了，独立六旅迟迟不上。四日上午，黄桥前沿工事以东三百米处的小焦庄失守。经过一个上午的争夺，黄桥东部的发电厂在中午时分也被韩顽军攻占。有些地方，顽军已突破了镇边的河沟，手榴弹都甩到了黄桥的街头。
这时，苏北各种政治势力的注意力都集中到黄桥这个弹丸之地上来了。四日下午，李明扬宣布“谢绝会客”；而李长江的佛堂里，南京来的“和尚”，兴化来的“参议”，进进出出，空气紧张。陈才福的土匪部队竟然在我西北方向打家劫舍，开始骚扰……
我冒雨到阵地上巡视。正是青纱帐起，便于接近大路观察。四日下午两点左右，正当黄桥东门争夺战愈演愈烈，我军阵地一片烟火之时，翁达率领他的独立六旅出来了。我在青纱帐里看得清楚，这部队一路纵队前进，每人一顶笠帽，完全是旅次行军的架势，好不逍遥！大概翁达正得意哩，让八十九军打了头阵，“乘人两伤，后发制胜”，蛮以为新四军主力已在黄桥以东拼得焦头烂额，正是他直入北门，攫取头功的大好时机哩。前队过去，翁达和几个高级幕僚骑着几匹高头大马，在本队前头由大批卫队簇拥而行。它的一字长蛇，正好让我军切断围歼！
我立即电话报告陈毅同志：独立六旅在我枪口下踽踽南行，毫无戒备，正是在运动中加以歼击的绝好机会。我建议不要等他攻到黄桥北门，立即出击，把他切成几段，一举歼灭该敌。
陈毅同志说：“能不能再放近一点？会不会太早？”我说：“过去一个团了，现在在过本队……”
陈毅果断地说：“一定要看清楚，等独立六旅全部脱离高桥，再出击！”
我说：“从行军队形的间隔判断，后卫该出高桥了。”
陈毅同志立即批准我的建议，命令二纵队配合一纵出击，首歼翁旅。他大声说：“那就出击！注意，照单全收，一个人也不要放他跑掉！”
我立即命令一团分三个箭头，直插独立六旅的腹部，四团打其前卫，五团打其后卫。顿时，把这条长蛇的躯干斩成几段。独立六旅在局部被歼以后，收缩到土墩和独立家屋固守，其后卫团还猛扑高桥，企图打开退路。我五团已先机占领高桥，一场血战，把该部十八团打了下去。一团团长乔信明同志看准顽军中有一大群挎皮包、拎箱子的军官拥着骑马的头头奔跑，断定是旅部，立即率领一营扑去。接着，二营插向敌阵，和三营配合，攻歼大股大股顽军。全团三个营分三路插向敌军第十六团。独立六旅首尾被攻，展开不及，被我军一个猛冲，乱作一团。
翁达发现我军向他进攻时，相距只有一里许，只好率领乱糟糟的旅部奔进一个村庄，声嘶力竭地命令架设电台，摇机员却连人带机不知去向。翁达气急败坏地命令通信军官，带着卫士、传令兵找李守维求援。其他部队也溃退到两个村庄里。我一纵把这三个庄子团团围住……
二纵队赶到高桥，独立六旅已经过完，没有打上，就机动灵活地插到南边去了。这样，我纵迂回包抄的部队和二纵插到路东的部队，把独立六旅和八十九军的联系切断了。
八时许，陈毅同志亲自打来电话，询问战况。我报告说：
“正把独立六旅围在三个村子里。”他说：“很好。”又问和王必成联系上没有？我报告说：他向南插，迂回过去了。
十时许，陈毅同志再次亲自打来电话。这时二纵队已到八十九军后面，发现李守维亲率一一七师的三四九旅三个团正向东南兼程急进。陈毅同志问十二点以前能不能解决战斗？我说，可以，没有多少敌人了，十二点以前完全可以解决。陈毅同志立即交代我：解决战斗后，队伍马上集结，作为二纵队的第二梯队，向南迂回包围，消灭八十九军。我报告说：俘虏、缴获都很多。他说：打扫战场，收容伤员，你们不要管，总部派人去。消灭敌人后，部队立即出发。
一团向我报告：一具倒在血泊中的尸体，看来是自杀的，身边有一件绣有“翁达”名字的风雨衣……
黄桥鏖战（下）
独立六旅被歼后，韩军主力第八十九军就完全暴露和孤立了。
担任黄桥守卫任务的三纵队，战斗异常激烈。八十九军的三十三师猛攻黄桥东门，陶勇同志指挥部队连续击退韩军进攻。东门阵地硝烟弥漫，一片火海。李守维亲率军部和一一七师三四九旅向黄桥急进途中，得知独立六旅被我军围歼，不但不去救翁达，反而在黄桥东北十来里的野屋基停留下来，紧急构筑工事。
根据指挥部部署，我二纵队于四日夜，插入三四九旅和八十九军预备队的空隙，经过八字桥，赶向如（皋）黄（桥）公路上的分界地区，切断韩军退路。一纵队根据战斗结束先后，在午夜之前，依次出发，向东穿插，绕过分界以北。一、二纵两路夹击，将三四九旅和三十三师全部分割包围于黄桥东北地区，配合三纵出击，首先歼灭三十三师主力。
五日上午八时，我率一纵各部先后到达指定地点，在距离野屋基七八里处的独立家屋设下指挥所，立即与二纵取得联系，查明敌情，勘察地形，组织进攻。于此同时，命令部队休息待命，不进庄子，露天休息，争取睡眠两小时，恢复体力，以利再战。
二纵已于拂晓开始攻击小二房庄的三十三师，并与三纵取得联系，战斗正酣。
正在此时，只听得野屋基方向枪声绵密。原来是李守维得知翁旅被歼，三十三师又正被我二、三纵围攻中，知道情况不妙，即率一一七师企图向东逃窜。正在此时，四团团长廖政国同志带着部队来到野屋基附近的小村庄，忽然发现桑树林里人马杂乱，不象我军。他立刻派二营营长焦勇同志去搜索。一下子就抓到了十几个俘虏，其中一个竟是八十九军军部的副官。当时，两军都在不断变更部署，我军上下都不知道八十九军军部正在野屋基。这一审问，便查明了他们统率机关的位置。焦勇问道：“李守维呢？他在不在野屋基？”俘虏说：“也在。”焦勇马上报告廖政国，并且建议趁李守维不知道我军已到他的侧背，猛一下捣烂他的军部，活捉李守维！廖政国是何等样人，胆大包天的！大腿一拍，立即采取断然行动，一面派人找纵队部报告，一面就指挥部队突然向野屋基进攻。枪炮一响，一团也立即投入战斗。
于是四团从东南面，一团从东北面，向野屋基进攻。随后，五团也从三里庄向东插去，向东南方向攻击，这一下把八十九军军部打得大乱。
八十九军李守维部是韩德勤赖以横行苏北的军事支柱，人多武器好，是顽军在苏北最有战斗力的主力部队。李守维慌乱一阵后，还想作困兽挣扎，组织火力拼命抗击我军进攻。我军在野屋基东北的土坝上，顶住了大部队顽军的突击。李守维甚至组织敢死队，一手快慢机，一手大砍刀，和我军肉搏拼杀。韩军要突围，子弹箱反正带不走，机枪真如急雨一般扫射。四团五连长马飞云左臂的伤口里不偏不差地射进了二颗子弹。一团政治处主任曾如清的军挎包上穿了两个子弹洞，又一颗子弹把军帽帽沿穿了个洞，帽子被掀落在地，居然没有伤及皮肉，真是靠马克思保佑！据指挥部告诉我，二纵攻打三十三师也十分激烈。所以陈毅同志战后向中央报告说：“拼刺刀七八次”，“空前恶战”。
我赶到一团指挥所，一团长乔信明同志看到我来了，立即带着警卫员赶到第一线去了。
黄昏，在前沿开了个小会，乔信明、廖政国一致同意，趁着夜幕来临，进行近迫作业，挖到距野屋基二百米时，发起攻击。半夜以后，我军突进野屋基，逐屋争夺，战斗更加激烈。二时许，李守维终于顶不住了，带着军部向北突围。他们溜到挖尺沟河边，只有一座小木桥，人马挤成一堆，木桥边沿断了，人马纷纷落水。我军在北面警戒的一团三营立即开火，顽军又向西边突。李守维的军部躲避在小周庄后靠河边的窑里，一面仓促组织火力掩护，一面驱赶士兵下水，企图泅水过河。我一团三营追到河边，向泅渡的韩军猛烈开火。李守维骑着马仓皇逃窜，在人马践踏中，抢先过河逃命，因躯体肥重，连人带马淹死在挖尺沟河中。
顽军不善夜战，加上建制已乱，好象一群没头苍蝇到处奔跑。我纵队指挥所刚从野外坟包丛中移到村头小屋，架起电台，点上蜡烛，打开地图，便听得一片杂乱的脚步声。探头一看，黑压压的尽是人影。急忙吹灭烛火，奔出屋外。我和张藩同志带着指挥人员及电台竟和突围败军混到一起了。我们一看他们是乌合之众，便命令司号长把顽军带到河对面我担架连方向去。司号长一声高喊：“弟兄们，不准乱跑，跟我来！”顽军乖乖地跟着过桥。担架连一下抓俘虏五百多人。
李守维的三四九旅不愧是李守维的嫡系，李守维把他们丢了以后，他们仍在野屋基拼死抵抗。我一纵发挥白刃肉搏特长，终于将他们压倒。溃散之敌，陷于我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在一片“缴枪不杀！”“宽待俘虏！”呼喊的感召下，纷纷缴枪投降。
至此，韩军主力独立六旅和八十九军消灭殆尽，其余如保安十旅、保安三旅、保安五旅之大部也被我军消灭。
粟裕同志看清海安是个军事要冲之地，是个十字路口，控制了海安，就能割断如皋、南通、海门、启东四县顽军和海安以西韩军的联系，而如果省韩急调生力军来固守海安，我就不易攻克了。那么，黄桥决战就没有取得战略上的全胜。他抓住刚从江南过来的老四团三营（舒雨旺营）等部队，要他们“不顾伤亡，不计俘获，占领海安就是胜利。”舒雨旺等率部队马不停蹄，占领海安。
十月十日，八路军进抵盐城，新四军进抵东台，两军先头部队便在盐城、东台之间的白驹场以北通向刘庄的桥头胜利会师了。
这是华中创建苏北根据地的胜利，也是南北两支红色队伍胜利发展的成果！
战争奇观
四十年代初，在一望无际的苏北平原上展开的黄桥决战，出现了一个奇观：韩“主席”在与我们大战，他的部下和日军却在看热闹。
韩军与我军激战，上面已经作了介绍。
抗日战争期间，难道日寇能“观战”吗？如果了解当时国际、国内情况，就不会提出这个问题了。那时，汪精卫以国民党名义，已经“国府还都”，蒋介石也正和日寇勾搭，“曲线救国”论甚嚣尘上，如果说日寇希望亲自出马，消灭我军和抗日力量，还不如说他们更希望借顽固派之手“剿灭”抗日力量更为合算。当然，日寇也是精于计算的。黄桥周围的伪军都在据点里集合待命，大小头目在碉堡顶上用望远镜观望。泰兴的日军一部也前出到黄桥以西二十三公里的姚家岱观战待机。
至于“中间派”力量更是积极了，有些人还准备“捞一把”哩！可能他们比日寇的精神还要紧张。李明扬守在电话机旁，按时听取战况汇报。李长江派出当副官的亲侄子，带了参谋和传令骑兵为联络人员，驻在严徐庄陈毅同志指挥所附近村落，随时飞骑报告战况。陈泰运在运盐河堤上设立联络点，经常转报黄桥消息，有些尚未参战的保安旅旅长也不断打来电话询问军情，查明虚实，以定他们的进退。
我们如果打败了，看着吧，无数恶狼都会立即扑将过来的。
第一，我们没有打败，而且全歼了独立六旅和八十九军；第二，陈毅同志给他们做了不少工作，晓以民族大义；第三，对新四军的威力还是畏惧的，特别是李长江所部和薛承宗保一旅，伤口还没有愈合哩！
当然，他们的态度是根据战况的发展而转移的。
且说李明扬，他明明向管文蔚表示“中立”，然而在十月四日下午听说黄桥吃紧时，就闭门不出，谢绝见我军代表，逼走好友朱克靖了。听到独立六旅被歼后，却又要朱克靖打电话探听虚实。那电话正好是王于耕同志接的，一听朱克靖询问，知道李明扬就在旁边，泰然回答道：“家里很好。人都出去了，刚才陈司令员来了命令，叫我们准备打扫战场，收容俘虏。”朱克靖同志问：“陈司令员怎么样？”王于耕同志说：“很好。昨天下午我看他在打篮球。”这是确实的，翁达被围以后，陈老总确实投了几下篮，以示庆祝。朱克靖又问：“江南的部队来了没有？”王于耕说：“来了，有的已经打出去了，有的正从这里过哩！”这当然也是真的，只是国民党军方面的情报是江南来了“两个团”，实际上只是两个营。战局急转直下，李明扬也就吃了“定心丸”了。
那个李长江呢，居然钻进佛堂里去念经了。南京来的“和尚”，兴化来的“参议”，进进出出。他在大伦庄的前线指挥所里，几位纵队司令颜秀五、丁聚堂、陈中柱、陈才福摆开八仙桌叉麻将，准备韩、我双方两败俱伤，坐收渔利；更准备我军败退，好先抢占黄桥。翁达被歼，这几位司令从麻将桌旁直跳起来，把桌子上的蜡烛也碰倒了。陈才福怒斥报信者是“造谣”，“胡说八道”。颜秀五、丁聚堂则认为有此可能，新四军是厉害的，碰不得。那位当过我军俘虏的陈中柱，满腔怨恨地说：“杀敌一千，自伤八百，新四军的伤亡也不会小罗！”不管怎么说，韩德勤败了，他们也没有油水可捞了，继续打麻将吧。一九四O年十一月十八日，毛、朱、王批转陈毅《关于苏北统战工作与主要经验》的电文中，总结了十条经验：
（一）我们始终遵照中央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原则。
（二）我们首先击破了党内凡国民党军黄埔生皆顽固派的过左估计，同时纠正战斗开始即统战终结的观念，坚持政治前行、军事后行的原则，对顽固派应一面拉、一面打，先拉后打，先打后拉，均应活泼运用，反对一味蛮干或一味退让。
（三）予中立派以实利，不至独吞，主张蚕食渐进，反对鲸吞冒进。
（四）充分调查对方情况，每一个集团它都有一个基本利益和中心要求，不要轻易去违犯它。
（五）充分利用问候、送礼、写信及许多私人关系，同时知道统战对象的人事关系是很重要的。
（六）态度谦虚，措词和平，讲礼貌。打了仗还要做到拉，向他们说服。他们最要面子，无论如何不伤他的面子，不能答应的事不要马上拒绝，推下去过后自然不提。
（七）上层联络应有下层配合，但不能盲动，两李部下两团反正是如此。
（八）如作战缴得武器，立即退还一部分，向其讲和，每每得到成功，对于顽固派欺骗的部队最有效用。
（九）苏北对统战的缺点在于我们部队不能普遍了解上述策略，许多自高自大、狭隘、贪小利的观点仍然存在，仍须作深入教育。
（十）现在两李与税警团有联合组织中间集团向我分肥之形势，同时又有受蒋、顾贿买继续省韩反共的可能，但尚有进一步与我合作的可能。中心决定在我们，反对目前即向两李开刀，仍然力争其进步，再同走一段路程。此外，韩德勤残部及各保安旅长，亦按中央争取友军建立外围军的办法在做工作。
巩固胜利
遵照中央指示，为了团结各阶层人民和地方实力派共同抗日，进一步揭露蒋介石、韩德勤的反共阴谋，我军与韩国钧、李明扬商定，在曲塘召开苏北抗敌和平会议。但是，韩德勤却要求我军让出东台，并要把会议改在泰州召开。
陈毅同志做了大量工作后，于十月三十一日在曲塘召开了苏北抗敌和平会议。会议由韩国钧、李明扬主持，黄逸峰为东道主。陈泰运、朱履先、吴云山、各保安旅、地方绅士和八县代表、我军代表共三十余人参加。因韩德勤拒派代表出席，改为谈话会。会议决定苏北各部队团结抗日的临时办法四项和基本改造苏北局面办法八项。陈毅同志在会上发言说：各方能承认新四军、八路军在苏北的政治地位，则八路军、新四军愿与各方合作，制止阴谋家扩大反共范围，各军就原防立即着手进行必要改革，立即计划出动抗战。他还说：新四军顾全和平大局，已竭尽智能，此后内战责任应由对方负责。韩国钧、李明扬在会上也发了言，主张调停，共同抗日救国。韩国钧以八十四岁高龄自始至终与会主持，毫无倦意。老人对这次和议条件及通电异常重视，要大家都在记录上亲笔签名，要李明扬单独发电给蒋介石，并要他当众起稿，由老人转发重庆。最后，由韩国钧、李明扬联名发出通电，呼吁实现苏北军民党政抗敌合作，国共大团结，以实现抗战建国纲领。
黄桥决战前，李明扬、陈泰运等提出由黄逸峰出面领导一支部队。陈毅同志和苏北指挥部为消除李、陈的疑惧心理，应他们的要求，同意在我军与李、陈之间建立缓冲地带，由黄逸峰同志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出面，组织一支我党领导的、担任统战任务的外围军队，番号为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纵队，苏鲁边区游击指挥部第三纵队联合抗日司令部，简称“联抗”。一九四O年十月十日，经苏北指挥部批准，“联抗”司令部在曲塘正式成立。部队由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保安一旅各派一个连组成，收编了白米、曲塘两个常备中队，吸收了一批爱国青年参军，编为四个大队。刘少奇同志曾对“联抗”连以上党员干部作过重要讲话，阐述了党的外围军队的作用，肯定这是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个创造，并用实际经验指出，山西“新军”和苏中“联抗”是存在于敌后执行特殊任务的党的外围军队。“联抗”可以在特定的时间内，于特定的地区，去完成主力一时尚不能完成的特定任务。陈毅同志给“联抗”讲话时，明确地说：“你们名义上不是新四军，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的一部分。要以新四军的标准来改造部队。要继续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持统一战线。要实行党的减租减息政策，发动群众，建立一个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有力地打击日本侵略者。”所以“联抗”是黄桥决战胜利后的产物，名义上不属于任何一方，实际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武装。它的任务是继续争取李、陈，做统一战线工作；同时也担任监视和相机进剿顽敌的任务。以后，李长江投敌，陈泰运部队大部分顽化或伪化，保三旅被消灭，“联抗”完成了历史任务，一九四四年十月正式隶属于新四军，归苏中三分区建制。一九四O年十一月七日，刘少奇、黄克诚、曾山同志先后到达海安，与陈毅、粟裕、陈丕显等同志一起研究了苏北的形势和任务。少奇同志指示，要建立能得到群众认可的合法政权，就要群众自己来选举，不可能要求国民党政府承认或委派，只要用参议会的办法，广泛团结各阶层人民，选出政权机构，才能取得合法地位。
按照这一意见，十一月十五日，在海安召开了苏北临时参政会，出席会议的有江都、高邮、泰县、扬中、丹阳、泰兴、靖江、如皋、南通、海门、崇明、东台、盐城、兴化等十四个县的代表，共三百八十八人，其中共产党员七十二人，占五分之一弱。大会选举韩国钧为名誉议长，黄逸峰为议长，朱克靖、朱履先为副议长；选举管文蔚为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主任。自此以后，如皋县、泰东县、泰兴县、如西县相继召开了参政会，建立了民主政权，开创了苏北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新局面。
为了保卫和巩固、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从八路军、新四军已经会师的实际情况出发，中央书记处批准，成立新四军、八路军华中总指挥部。十月十七日，华中总指挥部成立大会在海安召开。会上，由少奇同志宣布中央军委决定：叶挺为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在叶挺来苏北前，由陈毅代理总指挥，统一指挥华中八路军、新四军。
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十月十九日，国民党以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名义，致电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和新四军叶挺军长，诬蔑坚持华中抗战的新四军、八路军“破坏团结，破坏抗战”，强令新四军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同时又以汤恩伯、李品仙部三十万大军压向华中，李品仙叫嚣“交还”整个皖东政权；韩德勤腰杆子也硬了起来，要新四军恢复黄桥决战前的状态。十一月，皖东一带桂军麇集，声言增援苏北，其先头七个团占领津浦路的中心地区周家岗、界牌集等地；一一二师霍守义部队以“武装调停磨擦”为由，从山东南下进至淮阴苏家嘴一带。韩德勤会同一一二师先后攻占凤谷村、益林、东沟等地，并有继续扩张之势。
为了击退蒋介石对华中的大举进攻，保卫华中抗日根据地，华中总指挥部决心争取先机，发起曹甸战役，歼灭韩军残部，彻底解决苏北问题。
我军集中主力十个团，分三路由东向西攻击前进。十一月二十九日发起战役，相继攻占了北宋庄、蒋营、陶家林等地，并完成对安丰、曹甸、平桥等地方的包围。十二月十三日，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一、第二纵队及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一支队总攻曹甸韩德勤的主力所在地，十五日突破其前沿阵地，重创韩军。由于曹甸工事坚固，新四军、八路军初次配合作战，又缺乏水网地区攻坚作战的经验，战斗准备也不够充分，因此曹甸屡攻未克，部队伤亡较大，不得不撤出战斗。
曹甸战役历时十八天，歼韩军八千余人，又一次削弱了反共势力，缩小了反共阵地。韩德勤从此一蹶不振，蛰居一隅，再也没有力量与我军较量了。
曹甸战役后，苏北指挥部决定将部队分散，协助地方党政机构接收各县政权，推行抗战法令，进行民主改革，开展统战工作。一纵队部署于靖江、泰兴、泰县、如西地区，二纵队部署于东台、兴化、盐东地区，三纵队部署于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地区。
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进入了发展和巩固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