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持阶段的基本斗争形式：反“扫荡”
一九四一年三月，苏中军区正式成立。这标志着抗日战争第二阶段——相持阶段在苏中地区的开始。
三月十九日，华中局正式划定苏中区范围：东台、兴化以南，长江以北，运河以东，黄海以西，面积约二万余平方公里。其中，我统治区约占百分之四十七，敌占区约占百分之三十二，友军占百分之三，游击区约占百分之十七。人口约八百一十七万人，其中我解放区约五百一十余万人。苏中分为四个行政区，相应地成立了军区和军分区。新四军第一师兼苏中军区，第一旅兼第三军分区。三分区三月下旬于泰州县雅周庄成立。
刘少奇、陈毅同志在给苏中地区领导人的指示信中说：“过去顽固派集中力量对我进攻，使我不能集中力量抗敌，现在由三角斗争形势转变为对日直接斗争的形势了。反对敌人和汉奸伪化苏北，保卫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成为我军及苏北人民目前唯一的直接任务。”这是“更直接，更严重的抗日任务”。五月，由中原局和东南局合并组成的华中局也指示苏中，要发动群众坚持长期抗战，保卫根据地。
苏中地区的日军是独立第十二混成旅团，原属于第十一师团。自一九三八年进到镇江、丹阳后，即担任镇（江）丹（阳）铁道警备任务。以后，十一师团调回日本，这个旅团留在镇丹地区，改为警备旅团。一九四一年一月下旬，为接应李长江叛国投敌调来苏中，并改为独立第十二混成旅团，无联队编制，直接辖五个大队和一个特种兵大队。这支日军是我军与之在苏南、苏中地区交战达四年之久的“老对头”，旅团部驻泰州。伪军有第一集团军李长江部、第二集团军杨仲华部、一方面军任援道部，新老伪军达三万五千余人。敌伪还投入很大力量修筑公路，增设据点，凭借优势的兵力、火力和交通的便利，对我苏中根据地进行频繁的“扫荡”。一九四一年一月出动三千余口伪军占领黄桥，并向黄桥以南地区“扫荡”，新四军也由此开始东进以后的第一次反“扫荡”。接着，二月十八日，日军为接应李长江投日，对苏中进行第二次“扫荡”，分别从扬州、高邮、黄桥、如皋等据点同时出动，侵占海安、东台、安丰、曲塘、姜埝等城镇，又在我军撤出泰州后，占领泰州。未及一个月，日寇又进行了第三次“扫荡”。
一九四一年四月的这次“扫荡”规模较大，日寇称之为七路“扫荡”。我们拟定了以黄桥为中心，在其四周选择新建据点为攻击目标，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来粉碎敌伪“扫荡”的作战计划。敌伪军向顾高庄、古溪、蒋垛、雅周庄一带“扫荡”时，我以地方武装和民兵积极袭扰，与敌纠缠，使“扫荡”进展缓慢，并派三团和独立支队伪装主力，张扬其事地向孤山、老庄头等地发起攻击。这时，我率在两泰地区隐蔽待机的一、二团突然出现在泰（兴）黄（桥）公路上，包围了姚家岱、石海两个据点。
四月十七日，我一团围歼姚家岱之敌：日寇一个中队和二百名左右的伪军，此战击毙日军泰兴城防司令以下三十余人，生俘日军三名，开创了苏中抗日根据地生俘日军的纪录，而且全歼伪军一二团也顺利全歼石梅伪军三百余人。
此战锻炼，地方武装和根据地人民。泰州、泰兴、靖江三个县的警卫团，在根据地初建的形势下，发展很快，这时大约已有四千人的规模。因收编的多，成份不纯，时间又短，内部并不稳定，但经过反“扫荡”的锻炼，部队精干了，成份纯洁了，战斗力也提高了。人民群众经过反“扫荡”，也学会了坚壁清野、分散转移等一套，对新四军的斗争胜利有了信心。同时，也大大地坚定了广大群众坚持敌后的信心。
调动敌人，粉碎盐城大“扫荡”
当我军军部在盐城重建后，日寇就加紧向根据地进行“扫荡”，妄图围歼新四军军部及主力，占领苏中、苏北。那一段时间里，投降危机甚嚣尘上，南京群丑公开宣扬要“完成皖变未竟反共之功”。日寇头目也毫不隐讳地狂妄夸称，要以“闪击战打击陈毅及其重建之军部”。 一九四一年夏季，对苏北盐城、阜宁地区进行了大“扫荡”。
我军军部对日军大“扫荡”的动向早有察觉。在六月三日发出了《粉碎敌人“扫荡”的指示》。指示说：综合我军地区之日军动态，日军已开始向本军地区大举“扫荡”。须知日军“扫荡”本年不可免。着重指出，敌寇此次“扫荡”不限于局部某一地区，即不是局部地区之“扫荡”，对此认识不足，必然会上当。因此，在军事部署上要求各战略区发挥主动性，积极行动，相互配合。指示还指明了反“扫荡”的战术原则：敌之战术，系采取分进合击之惯伎；我军事上以分散游击避免决战为主，但应争取有利时机，实施较大兵力之突击，粉碎日寇的疯狂“扫荡”。
敌人为了发动这次攻势作战，调整了长江北岸沿江一带和运河沿岸的兵力部署。七月上旬，日军以第十五师团、第十七师团、第十一旅团各一部，接替独立第十二混成旅团在长江北岸和运河沿线的各据点上的防务。然后，独立第十二混成旅团集结于东台、兴化、射阳一带，由旅团长南浦襄吉出任前敌指挥官，指挥日伪军一万七千人，倾巢出犯，兵分四路：东台一路，兴化一路，射阳一路，陈家洋一路。七月二十日同时出动，向盐城合击。
开始，敌伪军约有少量增加，由如皋、海安、安丰、富安、李堡等据点出动，“扫荡”我苏中二分区。另外，南通、海门、启东等据点敌伪军以原有兵力出动，“扫荡”我苏中四分区的中心地带。而敌寇唯独在我三分区没有增兵，为什么？很使我踌躇。我估计有两种可能：一是南浦发动对我苏中的全面“扫荡”，由于兵力不足而作罢；二是南浦的目标不是苏中二分区，也不是苏中四分区，而是向北用兵，攻我军部，所以不在南部的三分区“扫荡”。
果然，北犯盐城的敌伪军二十日当天就占我盐城，继而进犯上岗、伍佑、刘庄、白驹、南洋岸、阜宁、东沟、益林、湖垛等地。当时正是雨季，河水大涨，日寇汽艇在水网区猖狂活动，非常便利。盐阜地区的我三师部队跳出外围。我军的一些机关，特别是在湖垛周围的后方机关，情况十分紧急。华中鲁艺的一批同志遭受敌寇袭击，著名作家丘东平、戏剧家许晴等同志英勇牺牲。
正当我军与日伪军在阜宁东沟激战之际，龟缩在曹甸、泾口一隅的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勒，竟然出动部队猖狂地攻我益林阵地，陷我军于腹背受击的危境。
军部在盐阜区有我军主力第三师的掩护，本来是可以放心的，但从战报上看，军部终究是大机关，不大适应游击环境，有点狼狈。我们～旅的几个领导人有点着急了。确实担心，老军部给国民党搞掉了，新军部再受损失怎么行！我们研究，支援军部反“扫荡”最有效的办法是只有根据军部《粉碎敌人“扫荡”的指示》，发挥主动性，积极行动，相互配合，攻其所必救，也就是古兵法说的：“围魏救赵”。
我们一旅的几个领导人认为：既然看到军部那边紧急，怎能不加支援？怎能各顾各的，无所作为？在战争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在形势紧急而必要时，不能坐等上级指示，作为一个指挥员要善于主动地把握局势，特别是敌人沿江各据点的兵力都抽调向北“扫荡”去了，兵力空虚，更是可乘之机。因此，一致决定，在三分区主动发起进攻，以配合盐阜区反“扫荡”，调动敌人。当时，我手上只有一、二两个团的兵力，便选择了古溪这个敌伪军中心据点，作为第一个攻击目标。古溪有伪军一个团兵力，一千余人。它靠近黄桥，能触动鬼子，有使它回兵的可能。我们一面部署战斗，准备晚上七时发起攻击；一面报告军部、师部。谁知下午五时，师部来了复电，不同意我旅攻击古溪的战斗行动，主要理由是：攻坚不利，易遭受重大伤亡，且未必能攻下据点。曹甸已有前车之覆，当有殷鉴！这一下使我很为难。根据古溪情况和敌我力量对比，反复权衡，是有把握可以攻取的。此仗应该打！还有，当时“扫荡”军部的敌伪军，大部分是从我们三分区调去的。无所动作，不去牵制敌人，不能为配合军部反“扫荡”的胜利打几仗，当然是不对的。我们不能不顾大局。如果按原定方案打古溪，军部当然是高兴的；但也不能越过师部的指挥。师部不同意，要我们不要轻率，万一打不下呢？我考虑一下，觉得听听下面意见为好，就召集两个团的团长、政委来开会。那时的一团团长已是王萱春，政委是曾如清；二团团长是廖政国，政委是李一平（昌平）。他们一看电报也愣了，都看我的态度，问我怎么办？我说：“上级主要怕我们攻不下来，伤亡一大堆，偷鸡不着蚀把米。”这样一点穿，大家便讲开了，叙述他们如何派人到据点侦察，如何勘察地形，突击队放哪里，二梯队在何处，突破口选择的位置……等等，总之都说：“有把握”，“没问题”。于是我说：“如果确实有把握，就打；只要打下来，就没有不执行上级命令这事了。如果打不下来，就有事了……”大家说：“打！”于是就具体研究攻击部署。有时候，逼得紧一些是大有好处的，上级不同意打嘛，那就研究得特别细致，设想得特别周到，打得也特别认真，唯恐有漏洞，决心非打赢不可；如果打不下来，责任就大了，麻烦事就来了。实际上，我有数，我侦察过，打下这据点是有把握的。果然一举突破，两个小时就解决战斗，全歼伪军一个团，伪团长在逃跑时落水毙命，而我军伤亡不到一百人。
打下古溪，我即集中全分区地方武装四面出击。我一旅主力乘胜进攻黄桥，黄桥敌人赶紧向泰兴城撤。我们占领黄桥后，一路追击，并扬言要打泰兴城。追击路上，两个主力团，加上地方武装、民兵，浩浩荡荡，横扫三分区内各敌伪据点。敌伪军闻风丧胆，我军乘胜收复季家市、加力、孤山、石庄等地。处于长江之滨的敌伪重要据点天生桥，亦被我泰兴独立团奔袭攻克，威逼长江交通线。至此，三分区敌伪据点大部被我占领。我一旅主力乘胜包围了泰兴城，占领四关。泰兴城敌伪向南浦告急，但南浦旅团继续“扫荡”我盐阜地区，仍不为我在三分区的进攻所调动。我们即以分区武装接替继续围困泰兴城，一旅主力向南浦旅团部所在地泰州城进逼，三面包围之。南浦襄吉这才不得不从盐阜区南撤，回援泰州。这样，军部就解围了。
陈毅、少奇同志对我一旅指战员英勇善战，在敌后积极主动进攻，牵制、调动敌人，配合盐阜区反“扫荡”获得全胜，非常高兴。他们直接发来了电报，向一旅全体指战员祝贺胜利，并予嘉奖。
陈毅、少奇同志同时还指示我们：要当心回头敌人的进攻。我们也已得知南浦率部南来，等他离泰州城还有半天路程时，就撤了泰州、泰兴之围，使南浦扑了空。我军主力向根据地腹地古溪、营溪地区隐蔽集结，待机应敌。南浦旅团由泰州出发向东“扫荡”，企图寻我主力决战。我旅就与他进行“蘑菇战术”，待南浦旅团东进至古溪、营溪附近，于夜间以急行军向西，转至敌背后，奔袭泰兴、黄桥之间的敌据点姚家岱，并一举攻克，歼敌一个小队。南浦旅团闻讯，又从东向西追击我军。我军待敌迫近，又于夜间由姚家岱急行军向南，经靖江地区，东返我根据地腹部南部集结。南浦旅团两次扑空，只得撤回老巢泰州城。至此，南浦旅团由盐阜区南撤，转移兵力，对我三分区的“扫荡”也被粉碎了。
这种“蘑菇战术”，敌人固然疲于奔命，我们也是很疲劳的，部队疲劳得一路行军，一路睡觉，连牲口也磕磕撞撞的。走到靖江地区一座桥上，“扑通”一声，我和骑的马一起掉到河里了，实在太疲劳了，哪怕睡十几分钟都是好的。不过不这样就不行，要摆脱敌人呀，要制造战机呀！后来，陈老总赞扬这样的做法，问我：从哪里学来的？我说：是从战争中摸索出来的，也可以说给鬼子逼出来的。他说：过去中央苏区也是这样搞的，这种战法一定要在群众基础好的地方才行。有时，我们与鬼子只隔三五里路，甚至擦肩而过，但敌人毫无发觉。这次反“扫荡”给少奇同志也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他去延安之前，找我个别谈话时就提到郭村战斗和这一仗。
此次敌人对盐阜区大“扫荡”，自七月十八日开始，至八月二十日，历时一月零二天，始告结束。九月十七日，新华通讯社发表新四军发言人关于苏北反“扫荡”的谈话，发言人说：此次苏北反“扫荡”，由于我军在南线发动凌厉攻势，迫敌南调，我北线部队乘机大举反攻，收复阜宁、东沟。八月七日，五路反攻盐城地区，收复湖垛、大中集、上岗诸重镇，使敌得于北而失之于南，转瞬间，得之于北者，亦不能全部保持。致向我盐阜区“扫荡”之主动权完全丧失。发言人公布了此次反“扫荡”（包括南、北线）的我军战果：我军与敌作战一百三十五次，毙、伤、俘敌伪军三干八百七十三人（其中日军伤亡一千一百人，生俘日军官兵十五人，伪军官兵一千零七十四人），击沉敌汽艇十三艘，缴获平射炮两门、轻重机枪二十五挺、步枪三千三百二十四枝、子弹两万余发。发言人说：敌军“扫荡”之主要目的是歼我军部，而今“我军部仍巍然屹立在敌后，不可动摇”，“敌伪之伎俩窘矣”！
日寇的报复“扫荡”
日寇夏季大“扫荡”失败之后，经过精心筹划，于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上旬对我三分区发动了报复性“扫荡”。很可能南浦认为：不征服三分区，他就不可能在苏北逞威。
这时，我旅二、三团正由张藩副旅长率领去江都、高邮、宝应地区开辟“同情区”，掌握在我手里的只有一个团和一些地方部队。
敌伪乘我主力较少的机会，兵分三路而来，着重“扫荡”如西县，合围点为芦港、高明庄一带，企图聚歼我旅部机关和主力部队。我弄清敌人这一意图后，先避开敌军“扫荡”之锋芒，显示了一下目标，然后急速转移到如皋以南隐蔽，以地方武装同敌伪军周旋，疲劳敌人，并假设目标吸引敌人合围，使敌伪军连连扑空，疲惫不堪。我判断敌伪军的“扫荡”已趋尾声，待其各自返回据点时，便率一团悄悄运动到靠近高明庄东北的自家湾附近隐蔽集结待机，密切注视各路敌伪军的转移方向，寻找弱点。终于找到了，撤向黄桥的那一路，有鬼子一百余人，伪军五百余人，由日军加藤大队长率领，由于疲劳，也由于轻敌，行动比较拖沓。我一看另两路日军已过去，正好抓住这一路，决心歼击它！
十一月十四日下午，我在一团指挥所，直接命令该团三营出击。日军见我来势凶猛，且战且退，企图占领高明庄里一批比较坚固的砖房固守待援。我一团一营一个连和特务连占据高明庄西、北野外，然后派一营和二营分别从南和北两面迂回上去，留出西北口子不包围。伪军一看不妙，抢先夺路逃跑，被我军歼灭三百余名于西北口子上。战至十五日凌晨，加藤被击伤，击毙日寇八九十人。加藤只得带着残兵狼狈溃逃了。苏中三分区的反“扫荡”斗争是很频繁的，一般一二千兵力的区域性“扫荡”，十天、半月就有一次，全区性“扫荡”一两个月一次。敌伪军投入很大力量修筑公路，增设据点，仅一九四一年，苏中范围内就增加了二百多处，而三分区又是敌人进攻的重点，增修公路十几条，增设据点四十余处，把我初建的抗日根据地分割开来，使我大部队活动困难，形成大面积的拉锯战，斗争十分艰苦。苏中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也是对这一民族战争胜利作了很大贡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