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斗争中发展地方武装
为了保卫根据地，坚持敌后长期斗争，苏中三分区和一旅把建立和发展地方武装作为根据地发展的一项主要内容。黄桥决战前后，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组织，只要愿意抗日，都可编人自卫队。当时发展很快，很短时间内发展了近四千人，大部分编为地方武装，一部分补充主力部队。
当时是大发展形势，地方武装警卫团、自卫队和游击小组的成员，绝大部分是纯洁的青年农民，但也混进了一些流氓、兵痞等坏分子。也有一些是改编来的，成分就复杂得多。一九四一年初，形势有了变化，地方武装发生过叛变投敌事件，有人拖枪当了伪军。
为了建设地方武装，我们以分区警备团五个连分别编人如西、泰县、泰兴、靖江警卫团作骨干，迅速将各县警卫团建立起来。各团团长和政委由各该县县长、县委书记兼任，由一旅派出团、营、连、排各级干部百余人，去各县警卫团工作。各县警卫团成立后，发展很快，每个团有二至三个营，到五月底就发展到四千人的规模。各县警卫团在县范围活动，坚持游击战争。如四月九日，敌伪军一千多人“扫荡”泰县、泰兴、靖江地区。三个县警卫团配合主力一、二、三团作战，连续作战半个月，在攻克古溪、蒋垛、苏陈庄、大泗庄、孤山等据点的战斗中，都担任警戒和战勤任务。我们根据地方武装的特点“地方性”，开始先在原地区活动，然后将其慢慢上升为县团，离开区乡范围，进而两县部队合编，走出县范围活动。以如西和泰州独立团合编为如泰警卫团，以靖江和泰兴警卫团合编为靖泰警卫团，分别活动于如泰和靖泰地区；以分区特务营和古溪、珊瑚区游击大队编为分区独立团；各县以留下的警卫团少数部队为基础，重建各县独立团。这年秋天，苏中军区领导机关驻如皋县丰利地区，三旅亦在该地整训。如泰警卫团奉命至丰利以西担任警戒任务。十二月底，日伪军三千余人向丰利进攻，我旅二团与如泰警卫团协同三旅七、八团，与敌激战一周，两次争夺丰利，掩护苏中军区领导机关顺利转移。以后，如泰警卫团编人二团，靖泰警卫团编人一团。一团仍在三分区活动，二、三团在东台、泰东地区活动。
不脱产的群众武装自卫队即民兵，也随着减租减息群众运动的深入而迅速发展起来。到一九四一年六月底，不脱离生产的民兵发展到五万余人，脱离生产的自卫队发展到三千余人。他们在反“扫荡”斗争中，配合主力站岗放哨、拆桥破路。八月十三日日伪军大“扫荡”（简称“八一三大扫荡”）后，整个苏中地区出现困难局面，三分区的形势更为严峻。我们更是抓紧时机武装群众，开展群众性游击战。
一九四二年初，又出现了新的情况。一月下旬，坚决反共反人民又与日、汪狼狈为奸的“忠义救国军”，竞趁我三分区斗争艰苦之际，由汪浩然率二千余人，为了打通江南与江北张星炳、陈泰运的联系，从江南北渡，进入我靖泰地区，三分区又陷于三角斗争的局面。我一旅先后三次集中一、二、三团准备歼灭这股顽军，都因日伪据点的阻挠，和频繁的“扫荡”，均未果。四月，我一团在泰兴县霍家庄反“扫荡”中，一营营长罗天英勇牺牲。四月二日，二团攻占距如皋城十五里的伪军新筑据点陆家庄，打破了敌人限期修好如黄公路的计划；十五日又攻占如皋城南的白蒲镇，烧毁了日军经济侵略苏北的大本营——江北公司。五月中旬，“忠救”窜至孔家桥一带，竟然派一部化装成伪军与伪军合驻，配合伪军丁聚堂部占领宣家堡。五月二十一日，我一、三团进攻宣家堡伪军，“忠救”公开出援丁聚堂汉奸部队，遭我惨痛打击后，回窜靖泰长江边。“忠救”与伪军勾结一体的丑恶面目彻底暴露，于五月底渡江南窜。至此，“忠义救国军”北渡的阴谋计划彻底破产。
部队经过半年频繁的战斗行动，急待补充休整。但日军南浦旅团纠合伪军于六月开始对我四分区“清剿”，七月又转为对三分区“清剿”。
六月二十日，苏中区党委、一师、苏中军区联合发出关于反“清剿”的指示，反“清剿”的总方针是：立即全面动员，团结党政军民开展以反“清剿”为中心的群众运动，以政治重于军事的原则，坚持苏中斗争，争取反“清剿”胜利，粉碎敌人的“清乡”企图。
六月二十五日，苏中军区要求各部队向日伪军发动一次反“清剿”的总攻势。我旅二团和三团攻克泰东唐洋区的小灶据点，毙伤日伪军六十余人，俘日军一名、伪军六十余名。七月一日，一团、特务营和如西独立团乘日伪“清剿”部队撤退如西之际，对如黄公路的芦港、加力、搬经、芹湖等据点发起进攻，毙伤日伪军四十余人，俘伪军七十余人，攻克芦港。八月二日，乘胜发起水洞口战斗，给伪二十六师陈才福部以重创。
在反“清剿”中锻炼了地方武装，但也遭到了一次小应有的损失。七月初，泰州独立团掩护县机关在缪家野活动，遭到从黄桥出动的敌伪军的奔袭。县委和独立团领导同志准备不足，遭敌迂回包围时未能及时迅速组织转移，却在背水作战的不利情况下，以仅有二百多人的独立团一部和机关人员抗击强敌，犯了游击战争的大忌。结果被敌伪军包围，县委书记徐克祥同志以下三十多人牺牲，约四十人被俘。这是三分区反“清剿”中损失最大的一次。
三分区的群众是英勇顽强的，对敌斗争蓬勃发展，多次爆发群众围困伪军据点的斗争，声势甚为浩大。八月三十日，如西县渡军井区民兵和万余群众围困西河湾伪军据点。九月五日，如西县石庄区、江安区民兵和万余群众包围水洞口据点。九月二十六日，如西县泰丁庄民兵集中周围二十余里两万余人，驱逐由加力镇下来抢粮的伪军一百余人，并跟踪追至加力镇，将据点周围的竹篱笆全部拆除。靖江、泰兴民兵和万余群众围攻生祠堂据点。泰兴县三区十个乡两万多群众，在民兵的掩护下包围广陵镇据点，迫使伪军撤回征粮队，接受群众提出的四个条件。泰县群众围攻张甸据点。群众取得围攻伪军据点的胜利，大力地激励起群众要求武装起来与敌人斗争的情绪，民兵队伍发展很快。当时，根据地一支流行的歌曲唱道：
从平原到海洋，
钢刀钢枪筑成了铜墙铁壁；从运河到长江。
锄头钉耙织成了天罗地网……
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运动
深入进行根据地建设，关键在于发动群众，首先是发动农民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斗争。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实行的土地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这就是一方面减租减息，一方面交租交息的政策。
一九四O年夏，我军在郭村地区就曾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东进黄桥以后，在中心地区东燕庄等地组织农抗会，进行“双减”。从一九四一年春天起，三分区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逐步转到农村，于是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便成为第一位的工作。县以上抗日政府，颁布了“二五”减租条例。各级领导从党政机关和部队中抽调了大批干部，组成民运工作队，分头深入农村，对贫雇农进行耐心细致的启发教育，帮助基层党组织，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并通过行政系统，由县、区到乡、保，张贴、散发、宣传政府发布的减租布告争
抗日民主政府规定：从一九四一年夏季起，地租按抗战前的租额减去百分之二十五，利息最高不得超过一分半。这项规定称之为“二五减租”和“分半减息”。广大农民处于长期封建压迫下，思想包袱较重。他们对二五减租法令虽然十分拥护，但又心存疑惑，不知是真是假；还有人顾虑减了租就种不到老板的田了；也有人担心新四军来了搞减租，新四军一走地主要倒算。针对这些认识，民运工作队协助基层党政组织召开群众大会，大张旗鼓地宣传减租减息的意义，提出了鼓动口号，如“实行二五减租，改善人民生活”，“减租为了抗战”，“拥护抗日民主政府，实行二五减租”等等。在教育农民的同时，还召开地主、士绅座谈会，普遍对他们进行守法教育。在群众大体上了解减租减息的目的意义和实现的办法后，就组织农民向地主作必要的斗争，从斗争中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各地在向地主斗争时，一般地首先对开明士绅进行工作。开明士绅大多能自觉地接受政府法令，开明士绅带了头，不少地主不得不实行减租，或采取明减暗不减的方法敷衍工作队。明减暗不减的花样很多，比较普遍的是白天减的租息，晚上送还地主。一些有影响的大地主态度则比较顽固，其他中小地主就采取观望态度。由于日伪军频繁的“扫荡”、“清剿”，顽固派的干扰破坏，使“双减”工作大受影响。一般说来，根据地的中心区和群众基础好的地方实行了“双减”，而一般地区基本上仍停留在口号上。但不管怎样，农抗会的威风已经树立，广大农民感到扬眉吐气，新四军受到尊敬，不断掀起参军热潮；地主阶级内部也发生了分化。
一九四二年夏季开始，广大地区较普遍地实行了“双减”。敌伪“清剿”开始后，有一些大地主乘机反攻倒算，中小地主则对政府实行软磨手段。我们选择典型，打掉反动地主的威风，全面开展“双减”。例如，泰县选择雅周区黄柯庄的大地主孙明甫作典型。此人在泰县运粮河东势力很大，土地多，佃户多，政治上反动，当过国民党区长，历史上有过血债。区委通过农抗会组织佃农包围孙明甫的住宅，推选代表，与孙展开面对面的说理斗争，指出“二五减租”是孙中山先生最先倡导，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也宣布要实行的。当前日寇入侵，国难当头，农民出力抗敌，贡献甚大，凡爱国士绅都应体恤民情，深明大义，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实行“双减”。代表在谈话中有意点出他勾结伪军、推行“伪化”的罪行，要他在“双减”运动中立功赎罪，否则罪加一等，严惩不贷。通过说理斗争，迫使孙明甫公开表态，答应实行“双减”。中小地主见大势所趋，纷纷表示愿意遵守民主政府法令，按规定减租减息。到一九四二年年底，减租减息受益的农户达四万六千四百七十户，换新约七千四百二十七张。
由于普遍地深入地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其它工作也得到了推动。发展了农抗会员五万六千五百二十五人，自卫队员十五万八千三百三十人，民兵七千三百七十人。改造区乡政权四十多个。新成立农村支部六十二个，发展新党员五百二十七人。
加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
巩固抗日民主政权，是根据地建设的头等重要任务。一九四O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指示华中局参照华北经验，抓紧政权建设，把原来大地主阶级控制的旧政权，改造成为几个革命阶级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
我军进入黄桥以后，成立了通如靖泰临时行政委员会，同时成立了泰县、泰兴、如皋、靖江四个县政府和若干区政府，政权都还带有临时性质，还很不完善和巩固，极需加强建设。特别是不少基层政权为封建势力所操纵，工农群众未能参加政权管理，民主制度还未完全建立。县以下基层政权很不健全。一九四O年十一月十五日，在海安召开了苏北临时参政会。选举韩国钧为名誉议长，黄逸峰为议长，朱克靖、朱履先为副议长。选举管文蔚为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主任。一九四一年三月，撤销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组成苏中行政委员会，办事机构为行政公署，主任管文蔚。第三行政区成立第三专员公署，专员朱克靖。
苏中第三行政区开始就注意吸收各阶层人士参加政权工作，比较认真执行政权中的“三三制”政策。以靖江县政府为例，初建时，就有民主人士梁朱明为司法科长，刘拜山为民政科长。这在知识分子和国民党进步分子中收到了极为明显的效果。小学教员中许多进步分子陆续参加了政权建设，三区的范苏、范乐山，四区的王抗东，五区的周永康，七区的祝文学等均在抗日政权建设的早期参加了政府工作，以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早有抗日革命动机的青年孙异、张治平、贾其锋，当他们识破了国民党保安四旅何克谦假抗日的面目后，即返回家乡参加了革命工作。国民党靖江县党部书记长盛仁东是一个坚持抗日进步的人士，黄桥决战胜利后，我们就邀请他参加了苏北参议会，不久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八区的祝惟干是国民党靖江县教育局的督学，在党的影响下，任靖西办事处主任；四区的张洪作了四区区长；他们两人经过一段时间考察后，均被吸收入党。三区的高继绪在大革命时期参加过党，长期脱党后也参加了抗日政权，做了三区第一任区长。祝惟干在一九四三年起还担任了靖江县县长。再如泰县，一九四二年十一月，泰县召开参政大会，聘请各界代表一百六十多位共商本县抗日大计。徐观伯为议长，杨为群、周泽、黄泽亭等为副议长，议员中就有孙明甫。除周泽是共产党员外，徐观伯是力主抗战、正直进步的民主人士。黄泽亭和孙明甫都是地主，而且犯有推行“伪化”的错误，特别是孙明甫这个大地主，在伪军中寻求靠山，干了不少坏事。对于他们所犯的罪行，我们进行了严肃而适当的批判斗争（主要是劝他们保持好民族气节），当他们开始悔悟认错，表示愿意洗心革面，走抗日之路后，我们仍持欢迎态度，并且在参政会里保留他们的一席之地。这种既斗争又团结的政策，对教育和争取地主阶级中一些做过坏事的人起了良好作用。社会上层分子真正跟共产党走的、很坚决抗日的，不多。如西县县长季恺却是不多中的一个。这人出身大地主，芦港就有他家雕梁画栋的大宅院，大革命时期有血债，是李明扬的高参、秘书处长。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表现很好，在李部任职时给我们送过情报，我们在郭村时他对李明扬做了不少工作；“二五”减租时带头执行法令，起了推动作用；土地改革中表现也是好的。应该说表现很积极，是为革命事业作过贡献的。建国后任无锡市城建局长。“文化大革命”中，把他抓了起来，要判他死刑，多亏陈老总出面讲：“要杀，我们过去早就杀了。你们说的那些，我们都知道；但他为革命做的好事，起的作用不能忘。”这样才保了他一条命。陈老总逝世后，他跑到八宝山革命公墓，抱着陈老总的骨灰盒大哭了一场，还照了相。“文革”后期，他还专程来北京看过我。至于专署，泰兴民主人士、教育家、中学校长刘伯厚，先是担任第三行政区参政会的议长，朱克靖同志南下后，就由刘伯厚担任专员。
乡村是政权的基石，当抗日民主根据地迅猛发展的时期，干部队伍跟不上形势的需要，我们在县、区两级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机构，乡以下只有一些群众基础较好的地区更换了一些人员，大部分地方还来不及进行改造。一九四二年以前的基层联保主任、保长、甲长还有许多是国民党旧政权的留用人员。这些人情况相当复杂，相当多的人员是看风使舵的两面派，斗争形势好时与我们合作共同抗日，斗争形势逆转时则倒向敌伪与我军作对，或者两面应酬。一部分人员则是投靠敌伪势力的反共分子，或是横行乡里的“地头蛇”。经过一段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工作，在全区范围内实行“新乡制”，废除旧政权的“保甲制”，乡下面设村，乡长和村长均由人民群众公开选举。照顾到农民的文化水平，选举时采取投豆子的办法，在每个候选人的身后放一大碗，想选谁就在谁身后的碗中投黄豆，以得黄豆数的多寡决定谁当选。“新乡制”的实行，使得基层政权牢固地掌握在我党领导的抗日积极分子手中，铲除了“伪化”的社会基础，扫除了“地头蛇”，人民当家做主，深得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坚持斗争，迎接胜利
日本为了把中国变为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更加急于结束侵华战争或迅速巩固占领区，稳定中国战局。因此，他们一面大力扶植汪伪政权，一面根据御前会议制定的《处理中国事变纲要》，对蒋介石“除继续进行军事行动外，应尽政略和战略的所有手段……竭力摧毁重庆政权的抗战意志，以图迅速使其屈服。”同时倾注主要兵力于敌后战场，更加强调打击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抗战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遵照党中央关于咬紧牙关，渡过今后最艰苦两年的号召，
华中局于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日至三月五日在阜宁单家港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提出了“坚持敌后斗争，渡过难关，继续积蓄力量，努力建设完全巩固根据地的三位一体的新任务。”会议确定苏中区的主要任务是“要切实、迅速地巩固苏中根据地，聚集和加强力量，以便将来应付国内外的事变；建立独立作战的地方军，主力部队应地方化；广泛建立群众性的游击队和不脱产民兵。”
为了贯彻华中局扩大会议精神，苏中军政党委员会于四月、苏中区党委于九月、苏中军政党委员会于十月下旬至十一月十一日，召开了三次重要会议。十月下旬开始的苏中军政党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谭震林同志代表华中局作了报告，粟裕、陈丕显、管文蔚同志分别作了《开展三防运动》、《苏中精兵简政的方针与实施步骤》、《半年来工作总结及目前工作意见》的报告。会议确定总的指导思想是：“充分发挥主观力量，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处处打击敌伪，同时在不利条件下适当进行各种不同的辅助斗争，以达到武装公开坚持之目的。”会议对精兵简政、“三冬”（冬防、冬学、冬耕）工作、军事建设以及党政军一元化领导等问题，确定了具体方针和实施步骤。
九月中旬，由我主持在如西县东燕庄召开三分区（一旅）、三地委联席扩大会议，根据中央政治局《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以及华中局、苏中区党委会议精神，讨论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和主力地方化的实施方案。
以苏中来说，军队和地方的领导一般是统一的，党、政、军、民各组织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团结的。一九四一年后又建立了各级军政委员会，进一步加强了集体领导和统一指挥。第三行政区也成立了军、政、党主要负责人组成的委员会，由我担任书记。
根据中央政治局的上述决定，确定以各级党委（区党委、地委）为各地区党、政、军、民组织的最高领导机关，实行一元化领导。由于一师兼苏中军区政委刘炎同志患病休养，由粟裕同志任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同志任副书记。原来第三行政区的地委书记是韦一平同志，成立以江都、高邮为中心的第一行政区后，韦一平调去任地委书记，由我兼任三地委的书记。那时，我们一旅的干部最少，我的兼职就很多：一师副师长兼一旅旅长、兼政委，又是三地委书记兼三分区政委。一旅的领导干部也很少，没有副旅长、副政委，参谋长是张藩同志（以后任副旅长），政治部主任是吉洛同志。调出的干部也很多，除韦一平同志外，原来的旅政治部副主任陈同生同志早就调出，乔信明同志调到二分区当副司令员，惠浴宇同志调到第一行政区当专员，以后又要调吉洛同志任四地委书记、三旅政委。韦一平、惠浴宇同志已调一分区，如再调走吉洛同志影响就大了。
军区政委刘炎为此专门做了我的工作，找我谈话，要我顾全大局，由于四地委的书记向明要调动工作，要吉洛去接替。刘炎同志说，当陶勇的政治委员很不好当，他个性强，不易听取不同意见。向明同志是有水平的，地方工作经验丰富，但没有军队工作经验，因此关系不很融洽。日伪对苏中四分区的“清乡”即将开始，向明同志又将调动工作，所以上级考虑再三，从斗争需要出发，调吉洛同志到三旅当政委，任四地委书记。各地方要独立坚持斗争，第一把手很重要，四分区要粉碎日伪的“清乡”，没有一个得力的第一把手是不行的。我当然要服从大局，吉洛同志就调四分区了。吉洛同志有水平，社会经验丰富，比较稳，处事不急躁。我们相处两年，比较合得来。吉洛同志调走后，由阮英平同志任主任。几个得力干部一调走，我的担子就更加重了。许家屯同志是本地干部，虽然党龄短一些，但比较年轻，有工作能力，当时是如西县委书记，我建议提他担任三地委的副书记，得到了区党委的批准。
十二月间，撤销各级军政委员会，建立了统一领导的各级党委。一地委书记兼分区政委韦一平；二地委书记兼分区政委陈时夫，副书记章蕴；三地委书记兼分区政委叶飞，副书记许家屯；四地委书记兼分区政委吉洛，副书记钟民；兴东泰地委书记黄逸峰，副书记戴为然。各县县委书记都兼县团政委。在实行一元化领导过程中，党内还进行了加强民主集中制和增强党性的教育，党政军民各组织之间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纠正了在工作制度、工作方法、相互关系等问题上存在的某些缺陷，增强了全局观念。各级党的组织逐步形成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党政军民更加团结一致，更有利于坚持斗争和根据地的建设与巩固。
在此同时，实行了精兵简政。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一日，中共三地委发出《关于目前精兵简政工作指示》，指出精兵简政是粉碎日伪“清乡”，克服困难，坚持斗争，保存力量，准备反攻的胜利途径。提出了准备反“清乡”的五大政治号召：一切为了坚持原地斗争，反对退却逃跑；一切为了胜利，反对盲目硬拼；一切为了革命利益，反对个人打算；一切为了抗战胜利，要做困难时的英雄；巩固内外团结，维护党的绝对领导。根据以上精神，机构合并，减少层次，干部下放降级使用，减少非战斗人员，处理老弱病残，清洗不稳分子。
为了坚持原地斗争，大批干部充实基层，并且在大胆培养和提拔本地干部的基础上，提出了干部地方化。三分区和一旅在培养和提拔本地干部方面是做得比较好的。因为调出干部多，地方工作干部老的也不多，必须大胆提拔本地干部，这个问题也就很突出。那时的团长、政委都是老红军，营、连、排各级干部中大多数也是老红军。主力地方化的时候，县长兼县独立团团长，县委书记兼政委，都是本地干部，但党龄短，有的主力团的团长去当副团长，政委去当副政委，主力团去的干部是老红军，地方上干部大多是新党员、新干部。有些人就不服气，思想不通，向我提意见，说我偏爱知识分子。哪里是什么偏爱，斗争需要嘛！本地干部中有些是外地入党回来的，有些是我军到达以后发展的，共同的特点是从救亡运动的影响下走向革命，参加党，参加革命工作。这批人中主要是青年知识分子。本地干部与当地群众关系密切，本乡本土，这对坚持斗争是非常有利的条件，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就有这方面的经验。对地方情况熟悉的程度，外来干部是不能比的，我虽然在三分区工作了三四年，还是不如本地干部了如指掌。当年大胆提拔的一批本地干部，总的情况是好的，一些同志为革命献出了生命，一些同志担任过或者现在仍在担任着重要职务。干部地方化，主要是指外来干部。要坚持原地斗争，必须与群众有密切联系，否则情况紧急时就没有群众掩护。大批干部下到基层，这对加强基层建设是有利的。还有一些同志去做学校工作，因为三分区文教工作基础好，单是泰兴县就有十三个中学，像沪光中学还是从上海迁来的。很多青年学生以后参军了，或者参加地方工作，出了一大批干部。这批年轻干部以后成为解放战争坚持敌后斗争的骨干力量。
精兵简政以后，一旅和三分区是两块牌子一个机构，分区司令员是陈玉生同志，出布告是共同署名。地委副书记许家屯同志和专员朱克靖同志也各带一个精干的班子一起行动，合署办公，行动灵活。
根据主力地方化的方案，旅保留一个主力团外，其余则以营或连为单位分别编人各县独立团，充实和提高了县独立团，达到有独立活动和作战的能力。由曾如清同志带一个营到泰县，组建泰州独立团；吴森亚、张孤梅同志带一个加强连去泰兴，充实泰兴独立团；以分区独立团的一部编入靖江独立团，另一部编人如西独立团；另有一个分区特务营。各个独立团都有五个连队以上的兵力。三团则与泰东警卫团合编的泰东独立团，划归二分区编制。这样编组，正确地、辩证地解决了主力地方化和地方军主力化的矛盾，使地方军和主力军的战斗力都得到了提高，各县独立团都能独立活动作战。要进行一个重大战斗时，旅主力团到一个地方，立即能得到一两个县独立团配合作战，这就非常有利于坚持斗争。
主力地方化后，在十月十九日，我泰州独立团打晌第一仗，分两路合围到东夏庄抢粮的伪独立十九旅孔瑞五部六百余人，并有雅周区千余民兵配合行动。俘敌营长以下六十余人，缴获枪支弹药一部，并夺回被抢的粮食、衣物，救下被绑架的青年多人，受到苏中军区的嘉奖，在黄柯庄召开了万人祝捷大会，大大鼓舞了地方兵团作战的信心。接着泰兴独立团于泰兴东河下伏击，毙伤日军七名、伪军三十三名；如西独立团于陈家庄北泽庄伏击，击毙日军侦探长丸山军等两名少佐。到年底，各县独立团都有扩大，如西、泰州、泰兴三个团都有千余人，靖江独立团较小，也有五六百人。
一九四三年春，日伪开始对四分区进行“清乡”，对三分区进行“清剿”。三、四分区是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分区组织六十余人的短枪队，由三专署公安局长带领前往四分区，参加内线的反“清乡”斗争。外线也积极配合。五月四日，我集中泰州、泰兴、靖江三个独立团的主力，在靖江城至新港公路五号桥伏击伪十九师七十三团陈正才部。经过两小时激战，全歼该敌，毙伤伪军百余人，俘伪营长以下官兵四百零八人。五月四日拂晓，如西县蒲西区游击队和民兵三百余人，在如西独立团率领下，合力破毁敌“清乡”封锁线，将白蒲至林梓的竹篱笆全部拆除焚毁，缴获电线两千余斤。五月十六日夜，我主力一部率如西县蒲西、南马塘区群众八百余人，将丁埝至林梓沿河十二里的封锁竹篱笆全部破除，缴获电线五千余斤。五月十二日，如西独立团向企图封锁我三、四分区联系的三腰桥新筑的敌伪据点进攻，白蒲敌伪三次增援，都被我预伏部队击退，据点全部被摧毁，俘伪军三十余人。七月一日，我三分区部队配合四分区，乘敌人主要兵力集中于海启之机，动员“清乡”区边缘地带群众万余人，发动总破击，在一百四十余里封锁线上，把封锁篱笆全部烧光。
地方兵团的扩大、战斗力的提高与区游击队的发展，这从现在能查到的一份统计表也可以看出。一九四三年七月一日至一九四四年六月三十日，一年间共作战一百三十八次，收复敌伪据点十五个，攻袭敌伪据点十九个，毙伤俘敌伪军三千余人（内俘日军八人，毙伤日军一百四十四名，俘伪军一千六百八十五名，毙伤伪军一千二百六十名），争取伪军反正八百四十五名。
主力地方化后，地方兵团得到了加强，在坚持三分区的斗争中，担负起主力部队的作用，及时有力地打击了敌人，激发群众敢于包围据点、抗捐抗粮的斗争勇气。靖江县群众包围生祠堂、马桥、西来镇，泰兴县群众包围丁家庄、港湾、广陵镇，泰州县包围张甸等敌伪据点，均取胜而归。地方兵团的战斗力也得到提高，泰州独立团在缪高埭战斗中，一举歼灭伪军孔瑞五部九百余人，俘六百余人，伪军旅长孔瑞五被击伤，仓皇逃回蒋垛。泰州独立团和分区特务营参加了车桥战役，胜利完成了任务。以后这些县独立团就逐步上升为主力部队。泰州独立团扩编为苏中军区第三特务团，在全苏中范围内作战，成为主力部队，迎接反攻的到来。大反攻到来的时候，三分区部队一集中，就成了两个旅。解放战争中的二十五军五十九师，二十四军的七十二师，二十九军的八十五师就是在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