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风运动，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思想教育运动。这个认识，是经过了四年多时间的整风实践才获得的。
敌后的整风运动和延安不同，和延安中央党校更不同。它没有稳定的学习环境，必须服从战争的需要，学习的时间拖得很长，时断时续，时紧时松，逐步取得成效。我很羡慕去延安学习的同志，能在党中央、总学委和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下进行学习，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平。本来，我有这种机会的，党中央曾决定在一九四一年内召开第七次全国党代表大会，我已当选为出席“七大”的代表，由于担任东进任务而留下了。否则，我将和张鼎丞等同志一起赴延安，也将在中央党校参加整风运动。
一九四二年二月，毛主席在延安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两篇重要报告，指出整风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其中又以反对主观主义为重点。党中央号召全党整，并陆续发表了二十二个文件。一九四二年四月三日，华中局宣传部发出《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及讨论中央决定的通知》；七月二十六日，华中军分委作出了《关于各战略单位整风的决定》，要求依据战争环境和部队特点，组织党员干部认真阅读规定的整风文件，除少数团以上干部调华中党校学习外，其余排以上干部一面坚持艰苦斗争，一面进行整风学习。这年冬天，为对付日军大“扫荡”，整风学习暂时停止。苏中三分区由于情况紧张，战斗频繁，整风学习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种情况，恐怕在敌后地区也是普遍存在的。
一九四三年四月三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要求“在华北、华中各根据地……重新作出自己的整风计划”。并指出：“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前一种是革命队伍中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后一种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四月十日，华中局发出指示，决定把整风学习作为全年的中心任务。六月，我参加了苏中区党委第四届扩大会议，会议作出了七月开始整风的决定。但是，六、七两月，苏中地区日军开始对四分区进行“强化清乡”，对三分区实行“清剿”。我四分区、三分区均以全力投入反“清乡”、反“清剿”斗争。七月一日，我三分区部队配合四分区，趁敌主要兵力集中海（门）启（东）之际，动员边沿区群众万余人，发起总破击敌人封锁线。八月份又集中力量粉碎日伪军对三分区的“扫荡”，以致无法集中时间和精力进行整风学习。九月，三分区根据苏中区党委的电示，作出以整风为第一位的任务，普遍开展了整风学习。主要采取在职学习的方法，建立了学习组织和学习制度。地委、旅和分区领导干部编为甲组，县团级干部编为乙组，其余干部编为丙组，按不同内容、 不同要求分别进行学习。在个人学习的基础上，小组漫谈讨论，交换心得体会，然后联系个人思想和工作，进行自我总结。当时，部队中军阀主义残余有所抬头，在主力部队更为突出，影响部队内部的干部之间团结和官兵之间团结。我根据自己调查研究和本身的学习体会，就军阀主义残余的表现、危害、思想根源和克服方法等方面，写成《反对军阀主义》一文，发表在师政治部出版的《抗敌杂志》上，以提高认识，纠正军阀主义残余的错误倾向，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此期间，在进行纯洁内部、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产生了一些绝对化和扩大化的错误，把许多由上海动员参加我军工作的知识分子，因为家庭历史关系复杂等等原因，被怀疑为托派分子或反革命分子加以审查，有的甚至被拘留审查，幸而我们自己及时发现这个错误加以纠正，没有导致产生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但还是伤害了一些同志。
一九四四年三月，车桥战役后，苏中有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苏中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才真正开展起来了。分批抽调干部分别到区党委党校、军区政治部整风队以及地委整风队进行离职学习。苏中公学和抗大九分校亦进行专门整风学习。我们在整风中有个特点，除了学习中央统一规定学习的整风文件以外，还专门学习华中局印发的刘少奇同志的著作《论党》。这本书不是后来全国出版的“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而是他在华中局党校和其它场合的讲演，和在华中地区发表的文章。记得有《做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党》、《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论党内斗争》、《人的阶级性》、《反对党内各种不良倾向》等文。这些著作和论述是针对当时华中党组织中存在的实际情况和问题而提出的，我们学习起来倍感亲切；但它又是总结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并上升到理论高度的系统的建党学说。《人的阶级性》一文，精辟地阐述了阶级性和党性的关系。《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续篇，把党员和党的关系比作细胞与人体的关系。他要求“每个党员应该成为党内积极的、活动的因素，应该起积极的、推动的作用，而不应起消极的作用”。论述了民主集中制，论述了党员和领袖的关系。他认为党的组织结构，同其他事物一样，是矛盾的统一体。“党是由各个不同的党员结合成的。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结合而成的统一组织，就是党的基本组织结构，而结合的形式就是民主集中制。”一方面党员决定了领袖，另一方面党员又必须服从领袖。“党内没有不受党的组织支配的任何个人，如果领袖不受党的支配，而且要支配党，就不成其为领袖。但是党一定要有领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民主是手段，集中是目的这说法是错误的。只有民主或只有集中都不能达到党的团结和统一。统一不只是集中，而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同时，没有集中也就没有统一。只讲集中，不讲民主，就会产生专制政体，在党内就变成了家长制。所以，民主集中制才是党的正确组织原则。《论党内斗争》一文，着重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特殊条件，并指出我们党内斗争中一种严重的偏向，是斗争进行得过火，是党内斗争的绝对化、扩大化，走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倾向，即党内斗争中的“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党内组织上的官僚主义错误倾向。列举了党内“左”的过火的斗争的各种表现，及其所造成的恶果，还分析了无原则纠纷与无原则斗争的几种表现。这些论述，对于认识和总结我们党所经历的道路和经验教训非常有益。一九四四年的整风运动也是为战略反攻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大生产运动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九年就发出了“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号召，要求部队、机关学校开展生产运动。在一九四二年又提出了战斗、生产、教育为敌后根据地的三大任务。《解放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同志为该报撰写的社论《敌后的敌后也能搞生产》，号召各根据地毫无例外发展生产。指出整风和生产是夺取抗战胜利的两个“环子”，必须狠狠抓住。新华社也不断播发中央机关、延安和陕北各地以及三五九旅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消息、事迹和经验。陕北的一些著名劳动模范，也是根据地军民熟知的人物。
苏中地区的大生产运动不如其它地区那么轰轰烈烈。这有客观原因，也有认识问题。有人认为苏中开辟较晚，尚难进行生产工作；有人认为苏中富足，不需要进行生产工作；大多数人认为苏中战斗频繁，不可能进行生产工作。所以在一段时间内，还没有把群众的自发要求逐步变为有领导的群众运动。一九四四年县、区、乡三级都设立有中上层人士参加的生产建设委员会，县设生产建设科，区设生产建设股，从组织上保证生产建设的领导，开展大生产运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大生产运动中，部队按照后方机关、地方武装、作战部队、医院、工厂等不同情况，制定了以农副产品及日用品自给、半自给为目标的生产计划。有开荒种粮种菜的，有饲养家禽家畜的，有开办作坊、组织运输的。当时一团是苏中主力部队，在整个苏中地区活动，没有固定地点，但在短期休整期间，还是进行了北行、施家桥、固津三次大规模的开荒种粮活动，每次开荒两三百亩。休整时，全体部队参加劳动；执行战斗任务时，各连派出数人，组成生产队留守，进行田间管理。各县独立团做到菜金自给八个月，保证部队的油盐肉食供应。生活改善了，广大指战员的体质普遍得到了增强。
这个时期的军工、军需生产也有了很大发展。苏中三分区离上海近，经常派人到上海扩军，上海地方党也动员工人、学生参军。我们就把技工、上海人呼之为“外国铜匠”的，和学理工科的大学生，调集到旅和师部军工科。这些技工师兄师弟很多，再通过他们动员熟悉的朋友到根据地参加军工生产。像程望、吴凤仪、袁德等人建国后都是国防工业的骨干。还有个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学生洛克，也在长期的军工生产的实践中，成为不错的专家。一旅、三分区军工科人数最多时达三百人，分为榴弹厂、弹药厂、修械厂等。一九四四年生产的手榴弹已能自给，迫击炮弹、枪榴弹、掷弹筒弹可自给百分之七十，步枪子弹可自给百分之三十。除完成修理枪械外，还能够自制掷弹筒、六O轻型追击炮等。
一九四二年冬精兵简政时，为了保存军工骨干，将技术突出的徐昆、张震、丁逸三同志分配到一团。当时军工科科长许松同志和一团领导协议，一旦军工科恢复和发展生产时，随时调回。但落到一团团长廖政国同志手里后，再也调不回了。就像老母鸡孵小鸡，三人为骨干，配上一些普通工人，调些战士当杂工，小小兵工厂就开张了。把部队作战时的子弹壳都收集起来，配上新底火，装上火药，自造弹药。随后，派人到上海、苏南等地买来无缝纲管、自来水管、轶轨……制造掷弹筒、六O炮，锻制三刃刺刀。再后来，改造八二迫击炮为曲射、平射两用炮，研制步枪送炸药、迫击炮送炸药……愈出愈奇。以后，旅军工科所属工厂集中到师军工部，驻宝应安丰附近的林上。环境安定，生产扩大。各式追击炮弹大批量生产；轻迫击炮：七三口径的完成五十门，五二口径的完成二百七十门，生产上了轨道。
一九四四年十月，粟裕同志率三旅南下之前，和我一起去林上军工部视察。我在大会上讲话，表扬军工部完成了大批迫击炮和炮弹的任务。军工部在大会上授予十位同志以劳动模范称号。
一旅、三分区最早建的军需工厂是被服厂，以后义陆续建立了军鞋厂、毛巾厂等多处，生产了许多被服装具和日用品，保证了部队的军需供应。
军政大整训
《中共中央关于整训军队指示》中，分析我军当时情况时指出：“我军经过了七年抗战锻炼，从这一方面来说是提高了。但是我军现在进行的是极端分散游击战争（这是完全必要的），极少集中整训与集中作战，从这一方面来说是退步了。”因此，要求“一年内，整个八路军新四军都应得到一次有效的大整训。”“一切准备将来供我军发展一倍至数倍的条件。”“整训内容分军事和政治两方面。”“军事整训就是练兵并总结带兵、用兵与养兵的经验。练兵的内容以技术为主，战术为辅。”练兵要“实行群众运动的方法”，“使到处成为操场，到处成为课堂，时间抓得很紧，人人不甘落后，使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实行学用一致的方法”，“练兵内容要切实用，不是为练兵而练兵，而是为战胜敌人而练兵。”“一年整训期内的政治工作须作一个普遍的彻底的有计划的改造。”必须保证整个整训任务的完成。”《华中局关于部队整训的指示》把这次整训的意义，讲得非常明确，“是为了迎接快要到来的大举反攻日寇，把它驱逐出中国大城市和交通要线，因此在思想和技术上应做一番准备。”
华中局上述指示中还规定了政治教育的内容：“以整风教育为主要内容，辅以时事教育及其他必要的政治文化教育。”并且在应注意的问题上指出：“现在干部的整风尚未完毕，除一部分干部经过整风学习外，其次仍须继续抓紧进行整风，各部队战士的整风可以在整训中进行，以坦白大会、检讨会等方式进行反省检讨。”部队首先开始政治整训。
这时，重新发表了古田会议决定，新华社播发了谭政同志在留守兵团关于政治工作的讲话，和反对军阀主义倾向的文件，组织干部战士认真学习，作为连队政治整训，也就是连队整风的重点，改善官兵关系。在学好文件，搞通思想的基础上，召开连队民主大会，干部带头检查管理教育上的缺点错误，虚心听取战士的意见，提出改正缺点错误的措施。许多战士也自觉地进行了检讨。在此基础上，召开官兵团结大会，干部战士分别订出“爱兵公约”和“尊干公约”。这一政治整训带有很大的群众性，所以称之为“拥干爱兵运动”。
拥干爱兵运动采用创造和发现典型，向全体推广的典型与一般相结合的方法；采用说服教育，打通思想，转变落后分子的骨干与群众相结合的方法；采用表扬先进，奖励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和模范工作者，树立先进带动全体的方法，使部队政治工作大大前进了一步，成为解放战争中诉苦教育、立功创模、团结互助的先河。
拥干爱兵运动先在一团试点。发现特务连有个落后战士李少清，由于害怕艰苦，表现不好；加上连队干部和排长管理教育方法生硬，抵触情绪很大，经常装病、吵架、顶撞，成为全连有名的落后分子。排长秦金龙学习文件以后，觉得李少清成份很好，出身很苦，本质还是好的，从自己管理方法上找原因，感到自己排长当久了，架子大了，不关心战士了，处理问题就简单粗暴。他越想越惭愧，连夜找李少清谈心，检讨了自己的缺点。李少清也大为感动，检查了自己害怕艰苦，顶撞领导。两人谈到天明，越谈越心贴心。李少清患感冒，排长问寒问暖，亲自下伙房烧病号饭端到床前，更使李少清深深感动。李少清悄悄写了保证书，上面写着：“尊重干部保证做到的五条”。指导员刘时雪发现后，召开了“李少清进步大会”，团里的油印小报《前进报》还出了《李少清进步特刊》，全连掀起了学习李少清的热潮。团政治处抓住这一事例，帮助战士们在李少清的保证书基础上，订出“拥干公约”；又帮助干部在秦金龙大会上口头表态的基础上，订出“爱兵公约”，召开了“拥干爱兵团结大会”。这一经验在全团推广后，官兵关系得到改善，调动了干部战士的积极性，全团面貌一新。
特二团发现的典型是曹立三。曹立三原是兴化县民兵大队长，参军后当战士，有地位观念，不安心，闹情绪，经过拥干爱兵运动，思想有了很大转变，决心当好一名普通战士。曹立三的转变，对根据地新参军的青年农民影响很大，进一步明确了参军目的，决定发扬革命英雄主义，杀敌立功。根据地参军战士中的这个教育运动，就命名为曹立三运动。赖少其同志为此写了一个大型广场歌剧：《曹立三转变》。广泛演出后，对推广这个运动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经过政治整训，部队转入了以提高射击、投弹、刺杀、土工作业四大技术为主要内容的练兵运动。各级干部深入训练现场，与战士同课同操作，互教互学，坚持学用一致，教学与实践相结合，采取沙盘作业、评议战例等方法，总结正确运用战术技术的经验，提高了训练效果。对运动战、攻坚战、近战、夜战、巷战、步炮协同、爆破登城以及正规养成等内容，也进行了训练。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留守兵团二七O团等部队的练兵经验，经新华社播发全军。干部们普遍进行了学习和讨论，对于“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的经验，讨论得十分热烈。官教兵，应该；兵教兵，老兵教新兵，也没有什么异议；兵教官，很多人就有不同看法了j兵怎么能教官呢？兵拿什么教官呢？兵能教官，要官做什么？同意兵教官提法的少数人，也提不出说服人的理由。正在此时，发生了一件新鲜事。有个营部书记，名叫巴赛，上海下来的青年学生，没有进过抗大，平时练兵也不大参加，打仗时带伙房油盐担子、骡马、担架，可说战术、技术都不摸门。全团会操，团长下了命令，排以上干部集合，进行投弹测验。这个巴赛，轻轻一摔，手榴弹飞出七十米！再来，又是一个七十米！参加会操的干部战士都看呆了。原来这个洋学生，在念书时是个标枪运动员。能者为师，于是当了投弹教员。可见虽然不是“官”，也有一技之长可教。一时间，能人都请了出来，打野鸡、野兔的猎户可以教射击，渔家儿子可以教游泳，国民党军队的老兵可以教队列，学过武术的可以教擒拿格斗…
练兵中注意学用一致，注意与实践相结合。我到一团所在的北行去，只见练兵场上高高竖起两根竹竿，竹竿顶端扎上两根横竿，横竿之间又扎着三个竹圈。离开那个时代，就弄不懂竹竿竹圈和练兵的关系了。那时日伪军碉堡高高矗立，为了视角广、射界宽，上层的瞭望孔和射击孔都比较大，于是战士们根据这点练习高空投弹，把手榴弹从嘹望孔、射击孔投掷进去，杀伤敌人。那么远，那么高，那么小，能投的那么精确吗？那天表演给我看的是一团一营一连一班副班长王正发，人称“榴弹大王”。只见他一个箭步，右臂一扬，铁弹凌空飞越竹圈，而且连中三元。其它类似的创造还有多种。
练兵中还注意发挥各部队的专长，并且有意识的培养各个部队的专长。一团、特三团擅长野战，这方面就多研究些，多训练些；七团、特四团善于攻坚，也就加强攻坚训练。在各个团队中又注意培养各个连队的特长，有夜摸连、攻坚连等。当然，发挥专长并不是偏废其余，而是有所侧重。
这次军政大整训，可说是一团在抗日战争期间的第四次大练兵，又在军政素质上有了很大提高，为以后进行大规模攻坚战、运动战进一步打下基础，为进行反攻，为以后进行的车桥战役打下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