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战华东战场，第一纵队的成立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朔风怒号，风沙满天，正是苏北平原萧瑟的初冬时节，古城涟水却突然热闹起来，穿着灰军服和杂色便衣的青年男女塞满了这个荒凉寂静的小城。这些来自浙东、浙西、苏南的部队和党政机关干部，是执行《双十协定》撤退八个解放区的协议而渡江北来的。
就在这里，十一月十一日，奉党中央命令，组成远征军，任务是挺进东北。任命我任司令员，原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同志任政治委员，原浙东区党委书记、浙东游击纵队政委谭启龙同志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原浙西军分区司令员贺敏学同志任参谋长。司令部由原苏浙军区与苏中军区抽调人员组成，政治部由原浙东区党委机构及浙东游击纵队政治部部分人员组成。一些穿杂色便衣的青年就在涟水城穿上了灰军装，开始了武装斗争生涯。
纵队下辖三个旅：
第一旅是原苏浙军区第四纵队，即原新四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廖政国，政委阮英平。这是一九四五年春由我带领由苏中南下的部队，抗日战争胜利后由浙西天目山地区经苏南北撤来苏北。第一团就是闽东红军组成的新四军老六团。第二团是以原江抗新六团、挺纵二团为基础编成的。第三团为原高（邮）宝（应）独立团。我对部队和干部都较熟悉。
第二旅是原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八旅，旅长刘飞，政委彭林。第四团是新四军六师十八旅五十二团，就是老六团挺进上海近郊后西撤时，留在阳澄湖畔的三十六个伤病员，发展起来的部队，苏南“清乡”时转移到苏中的。京剧《沙家浜》写的就是这个团创建的故事。第五团原是由五十三团三营与五十二团三营合编的江都独立团。第六团为东台地方武装编成的新部队。
第三旅是原浙东游击队（苏浙军区第二纵队），旅长张翼翔，政委何克希。第七团由浙东游击纵队五支队与淞沪游击支队组成。第八团由浙东三支队与金（华）萧（山）支队组成。第九团由浙东四支队与三北（余姚、镇海、慈豁）特务营组成。远征军编成后，立即筹划北上。预定的开进路线是：越过陇海路，经山东滨海地区，到达胶东，由龙口渡渤海到营口登陆。
当时，小道消息很多，把东北说成“天上有，地上无”。有的说：到处是队伍，只要有干部，几天就可以编成一个团。说什么，胶东部队有个班长，掉队了，给人家请去当团长。干了几天，委实干不了，偷偷溜回胶东来要干部。有的说：日本关东军的仓库任意搬，什么武器都有。说什么，和苏联红军军官联欢，灌他们酒，仓库里的枪支尽你拿。华中军区也从淮阴来电报，要我纵把武器留下，到东北后重新装备。这使我很为难，打仗是要武器的，部队千里行军怎么能不带武器呢？不带武器的队伍只有挨打的份！我去电报申述了我的意见，复电只同意我们带轻武器，重武器都留下。那时候，在大反攻的热潮里，根据地参军的青年很多，武器却不能满足需要，很多新兵没有枪，有扛长矛的，有背大刀的。重武器更是缺乏，一门山炮，一挺重机枪，人们亲昵地叫“老黄牛”、“小老虎”的，战士们可以讲出它不少神话。但是，我们考虑来考虑去，还是没有执行把重武器放下这一条。这倒不是本位主义，主要从部队完成任务这个角度考虑问题的。事后证明，这个考虑并非多余，否则我们留下山东作战，将发生极大困难。
最近，从聂荣臻等同志的回忆录中读到，晋察冀根据地首批进入东北的部队，确是由苏联红军把日本关东军的仓库交他们看管，取出一批武器发给扩编部队使用。党中央根据这一情况，曾经向各解放区发出通知，命令调往东北地区的部队，把武器装备留在原地，到东北重行武装。可是，以后苏联红军改变了态度。不仅收回了武器仓库，也不让我军驻在沈阳，而让国民党军队接管。当各解放区的部队陆续到达东北时，哪里还有武器可以领到呢？以致出现了“新兵新枪，老兵老枪，或无枪”的不正常现象。幸而我们没有把武器留下，到了山东才没有发生这种现象。
初到山东
十二月上旬，我纵到达山东根据地滨海地区休整，待命进入东北。此时东北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国民党第十三军、第五十二军在秦皇岛登陆，占我山海关，又长驱直人攻占我锦州，切断了我军华北与东北的联系，并进占沈阳。党中央根据东北形势的变化，命令我纵和晋冀鲁豫的杨得志纵队停止进入东北，以后又命令我纵留在山东地区作战，加入山东野战军序列，编为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我军在山东休整地点是滨海的老根据地大店、相公庄地区。人民群众对待子弟兵非常热情，但对我们这支南方部队大为惊奇。地方干部归纳为：第一奇，讲话像鸟啼，叽里哇啦，一句话也听不懂，好像来了一批外国兵；第二奇，个个留头发，好像来了一批学生兵；第三奇，不少人盖着五颜六色的绸面丝棉被，有人还穿着绸衬衣，好像来了一批少爷兵。他们悄悄议论起来：“这样的部队还能打仗？”年轻战士接受新事物比较快，学了几句山东话，加上手势比划，就能交流情况。山东老大爷、老大娘弄清了这支部队来自出产丝绸的鱼米之乡，穿件绸衣，盖条绸被，并不一定是地主、资产阶级；习惯于留个小分头，也不是“腐化堕落”，知道这支部队是长期在敌人腹心地区的梅花点线之中坚持战斗，在大江南北作战多年的队伍。
对部队来说，地区的转换毕竟是一个转变，首先是生活上的变化。部队是吃惯大米的，在有些人的头脑里，面食只是点心，高梁是酿酒的。这倒不是有“享乐思想”，而是本乡本土世世代代就是这样生活的。山东人民非常照顾我们，尽量把小米供应部队，在当时当地来说这是上好细粮。但是炊事员们不会淘小米、煮小米饭，更不要说做出各式各样美味的小米食品了。小米饭里砂子很多，嚼起来满嘴嘎吧响。战士们对远离家乡本来就有情绪，于是讲怪话了：“肚子吃得像砂包，打仗省得做工事。”
我记得这样一个故事：有个连队的小米饭煮得特别糟糕，简直就像没有淘就下锅了。满嘴砂子触怒了一个脾气急躁的班长。这个家乡给国民党军占领了的浙东四明山人，气呼呼地把饭倒在大路上，吼道：“沙子是铺公路的，难道我们的肚子里也要造公路吗？”这一行动引起了人民群众的恼怒。当晚，有人沿村打锣，召集村民大会，连长、指导员也被邀去参加。群众七嘴八舌地批评起来：“新四军同志浪费了公粮！”“咱们老百姓想吃小米还吃不上哩！”“要是咱们一天能吃上一顿小米饭，那就够享福了。”青年们还责问道：“为什么要这样的耍态度？是对咱们吗？毛主席、朱总司令怎么教育你们的？”然而，有位白发苍苍的老大娘发言了：“这不能怪新四军同志，南方人不会煮小米饭，他们淘不出砂粒来，为什么咱们不管这事呢？”于是，好心的老大娘、老大爷都说：“咱们拥军就要拥到实处，马上去帮军队淘小米，煮好小米饭。”当场就分工，第二天到各连炊事房去传授经验。连长、指导员开会回来，立即把已经睡下的战士、干部叫起来开会，指导员声音颤抖地叙述了会议的经过，激动地说：“同志们，要是今晚我不全部告诉你们，那么一整夜就是闭不上眼睛的！”那个泼小米饭的班长“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
从此，部队吃到了又软又香又没有砂粒的小米饭。从此，部队即使吃高粱煎饼、柿子蒂、山芋干、豆饼末子……再也没有一句怪话。
华丰受降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蒋介石从峨嵋山上下来，摘取胜利果实，决心打内战。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七日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明确指出：“国民党在美国援助下，动员一切力量进攻我解放区，全国规模的内战已经存在。”由于蒋介石的军队远离华北、华中，就利用日伪军的力量控制沦陷区，进攻解放区，当时称为“蒋日伪合流”。也就是毛泽东同志在《蒋介石在挑动内战》一文中所说的“宁渝合流，蒋伪合作。”一九四六年初，我纵从滨海地区西进津浦线，一月八日以第一、第二旅向盘踞兖州地区拒不投降的伪军吴化文部发起攻击，以第三旅包围监视泰安、大汶口一线日伪军。一月十三日国共双方下达停战令，我纵奉命停止攻击，等候军事停战执行小组调处。一月二十二日于华丰、太平地区收缴日军窿田旅团轻重武器一部。
日军窿田旅团原已奉令撤到济南集结，但于一月上旬又奉国民党军事当局命令停止撤退，守卫华丰、赤柴矿区，并控制泰安、大汶口铁路。我军攻击兖州包围泰安时，派员下达通牒，我以纵队司令员名义命令他们不得参与中国内战，并听候下一步的命令进行受降。日军旅团长表示：愿守中立，如伪军求援甚切，则派小部队向天射击以应付。并且表示他们希望能撤退去济南，但碍于国民党军事当局命令，希望我军包围佯攻，造成撤退理由，以此继续向上级要求北撤。因此，在兖州战斗中，日军没有任何行动，这对我们集中力量作战是有利的。
国共双方停战令颁布之前，蒋介石于一月十日密令各地军队于十四日前将日军武装解除完毕。因此，国民党军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李延年命令窿田旅团于十三日前撤到济南集中缴械，并命令大汶口伪军接替赤柴、华丰、东太平日军防务，泰安伪军接替泰安西南至大汶口的日军防务。
在我军包围内的日军，理所当然的应由我军受降。我纵的三旅一部配合鲁中地方武装包围泰安，集中主力阻止日军北撤，迫其就地缴枪。
赤柴日军于十二日下午五时撤走，我三旅进占该地，并将伪军击溃。日军集中于大汶口、东太平后，即分两个梯队开进，先头部队在百子坡被我军阻止，被收缴武器，其余部队退回原地。十四日，济南国民党军队一部南下，有接应日军北撤模样。这已是停战令生效以后，我以二、三旅分别将日军包围，一面施加军事压力，并断其吃水，增加他们的困难；一面派员递交我以纵队司令员名义通知该旅团就地放下武器的命令。派去的人是纵队政治部联络部长金子明，日本留学生，留着大胡子，以纵队司令员代表的名义与窿田旅团长进行谈判。窿田旅团长同意放下全部重武器和仓库物资，要求携带轻武器到集结地域去，以防行进途中发生意外。我方同意了这一要求，但规定他们必须依照我方规定路线撤走。二十二日达成协议，双方签了字。为了防止日军违反协议，我又在他们开进道路上部署了兵力，严密监视日军行动。二十三日，日军交出坦克两辆，汽车三十七辆，各种炮十一门和掷弹筒、重机枪等武器，又点交了辎重仓库，按照我方指定路线北撤。我们有些同志看着“三八大盖”就眼红了，向我提出把日军在开进途中包围起来，逼迫日军缴出轻武器。我不同意。我说，既然有了协议，就要严格遵守，不能贪小利。过了一个星期，听说有个部队在泰安附近还是搞个小动作，切了一个尾巴，弄到了一些轻武器。这是很不好的，但没有引起纠纷，也就没有追究了。抗战八年，看着日军在我军监视下，垂头丧气地蹒跚行进，确也解气。
纵队部进驻华丰，我就住在日军旅团长原来住的房子里。这里是新汶煤矿区，即大汶口到新泰一带矿区。这使我亲眼看到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长期侵占我国的事实：它的军队打到哪里，它的资本家就跟到哪里，在刺刀下掠夺我国的资源。当时的新汶就是日本资本家与军事头目投资开发的一个大型煤矿，已经出煤。日本帝国主义的无条件投降，才阻止了他们对中国的经济掠夺。
遭受日本资本家和军事头目欺凌剥削的矿工约有万余，其中不少人参加了我军。这些同志苦大仇深，又有爆破技术，在后来的解放战争的攻坚战中，起了很大作用。
“王胜事件”
第一纵队是由苏中（一旅）、苏南（二旅）、浙东（三旅）三个部分组成的。纵队成立初期，各自为政、无组织无纪律的习气相当严重，这样便发生了“王胜事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纵队部进驻华丰以后，二旅驻大汶口，距离较近。纵队命令他们派一个营看管华丰的日军仓库，等待纵队后勤部清点后分配。这仓库里，弹药、医药材料、被服、装具和其他物资很多。清点物资过程中，纵队政治部民运部长何能同志发现这个营把物资往大汶口搬运，就上去制止，但这个营不听指挥，继续搬运。何能同志赶来报告时，我们几个纵队负责同志正在开会，就由纵队政治部副主任汤光恢同志前去阻止。汤光恢同志去后，也没有制止住，而这个营看到上级已经派人来制止，更加加快搬运速度，免得以后不让他们发这个“洋财”。汤光恢同志回来一讲，而且说有个副旅长带着部队干的，我很生气。副政委谭启龙同志劝我不要生气，由他亲自去处理此事。谁知部队不认识他，仍是不加理睬，谭启龙同志被顶了回来，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更火了。竟然不听纵队副政委的命令！还了得！我便带了警卫员，坐了吉普车赶到现场。果然，部队还在向外搬运物资。我问：“谁带队来的？”有个干部回答说：“王副旅长。”我说：“把他叫来。”王胜来了，向我敬了一个礼。我说了一句：“你干什么！”当时，王胜如果立即命令部队停止搬运，当场也就了结，待以后再作处理。谁知王胜这人太忠厚，竟慌得不知道如何处置了，也没有马上制止部队停止搬运物资，只呆呆地站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更为恼怒，马上叫警卫员把他捆起来。警卫员看王胜是副旅长，不敢动手。我训斥了他，他不得不上去把王胜捆了起来。部队看到副旅长被捆，把正在搬运的物资丢在地下，一下走散。我把王胜带回纵队部，本来想给予撤职处分，二旅旅长刘飞同志知道后，赶来纵队部作了检讨，王胜禁闭一小时后就放了。以后，二旅把搬走的物资全部运了回来。这种事，如果在古代，是要军法从事的，哪能如此不听指挥！实在太不象话了，所以我才把王胜捆起来。
这事，在整个部队都传开了，说我“厉害”，说“要当心点才行”。一九四八年初，在濮阳进行“三查三整”的新式整军运动中，为这事批评我军阀主义。后来陈毅同志告诉我：他和粟裕同志去西柏坡，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工作时，谈了不少问题，直至午夜二时，大家有点精神不集中了，但听到叶飞捆绑副旅长时，大为吃惊。毛主席便问是怎么一回事？粟裕同志汇报，把情况说了一遍。毛主席听后说：“哦，是这么一回事！”没有再说什么。
当时，纵队编成不久，部队纪律性也不好，游击习气较浓厚。这件事管得对，但方法方式是不妥当的。事后我向王胜同志道了歉。以后，王胜同志一直还是工作得很好。．
济南见闻
一九四六年上半年，亦即是后来被叫做“和平民主新阶段”的那段时间。经过八年抗战之后，好不容易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人心思和。我党坚持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坚持不懈的斗争，在国内外赢得了舆论的支持，赢得了民心。但是，国民党蒋介石却决心发动内战，消灭共产党和革命进步力量。当时就出现了国共两党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的复杂局面。
八年抗战胜利了，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以为战争结束了，希望能过新的生活。我党提出和平团结建设民主新中国的口号，而国民党蒋介石却一意孤行，决心发动内战，消灭共产党，狂妄地提出要共产党领导的坚持了八年艰苦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及一切人民武装解除武装。我党已有第一次大革命时解除武装、人头落地的教训，当然不能同意。毛泽东同志说：“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我们是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十年内战的血泊里认识这个真理的。
时局的发展走了曲折的道路。我党为了争取和平的实现，又作了让步，原来协议把八路军、新四军编为二十个师，减少成编为十八个师。当时国民党提出了一个方案，我军编成的师与国民党军的师混编。即：在一个整编军内，国民党军两个师，编入我军一个师；或我两个师，他一个师。反动派的意图是很清楚的：吃掉我们，或溶掉我们。陈毅同志把这称之为“面包夹火腿”。他说：“军队是革命的本钱。军队好比一把刀，过去我们是一个人拿的，今后要三个人拿了，而我们就要拿刀把。谁想动一动，他就会在刀口碰出血来的。只要我们保持革命的本质，我们就无所恐惧。”陈毅同志说：“我们共产党人就要有这种本领，人家是火腿，就夹掉它；人家来夹我们，叫它夹着一块钢，只会咬坏牙齿。”
’ 当时，有的地区和平空气很浓，甚至提出要精减部队，在部队中抵触很大。但在山东地区，陈毅同志对部队、对党内，提出要作两手准备，一手要准备实现和平，另一手则要准备战争，我们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没有两手准备，是要吃亏的。我们在部队进行了深入的教育，一方面，我们也实行精减，但只是精减一些老、弱、残废；另一方面，我们利用了这个间隙，抓紧整训部队，提高部队军事、政治素质，对和平或者战争，都做了充分的思想组织准备。
一九四六年三月，周恩来同志与马歇尔、张治中到了济南，要会见国共双方驻军首长。陈毅同志作为山东解放军的代表，我作为副代表。美方的一位上校陪同我从大汶口前去济南。在济南，会见了周恩来同志和马歇尔、张治中，也会见了国民党济南第二绥区司令官王耀武、山东省主席何思源等人，开了扯皮的会议。看到周恩来同志，非常高兴。他告诉我们，国民党召开了六届二中全会，改变政协关于修改宪法的民主原则，从根本上推翻政协决议，看来蒋介石在美国政府支持下已决定大打，要我们作好充分准备。陈毅同志的活动较多，交代我利用机会观察济南地形道路，虽然从《老残游记》中读到过有关济南的引人人胜的描写，但全面内战爆发在即，哪有闲心游山玩水，想着总有一天要打济南城的，四处走走，实则是观察地形，了解敌军的防御配置。
和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接触以后，对他们有了一定的了解。一方面感到他们的腐败，另一方面也见到他们一些有识之士。我当时对何思源的印象是不好的，觉得此人衣着讲究，谈吐空泛，政客的气味很浓。但对王耀武却是另一种印象，觉得此人头脑清醒，精明强悍，是一个对手。
有一次，陈毅同志和王耀武有这么一段谈话。这时期济南反动报纸吹牛说：山东国军对共军像风卷残云，秋风扫落叶一样。
陈毅同志指着报纸问王耀武：“是真的吗？”王耀武很不好意思地说：“那是吹牛皮的。”陈毅同志说：“不信可以试试看，看究竟谁卷谁？你们需要对我们研究一下哩。我们对你们是有研究的，承认你们的长处。可是你们报纸总是说什么土匪长、土匪短，都是王婆骂街的一套。”
王耀武却说：“很感谢你，你真坦白，你说的是对的，我们就是这一套。你们有三大好处。”
陈毅同志问：“哪三大好处？”
王耀武说：“一是共产党方面肯读书，经常看到你们高级长官在报纸上写文章，讨论问题。国民党里有谁念书呢？有时间都吹牛拍马去了。二是共产党与老百姓的关系好。”陈毅同志插话说：“你们不是讲共产党杀人放火吗？”王耀武坦率地说：“那是宣传。”他继续说，“三是你们的军队打仗士气高，国民党方面不如你们。”
陈毅同志说：“我们也有缺点。一是读书没止境；二是与老百姓的关系也有不好的，与地主关系更是搞不好；三是我们军队的装备差。”
后来，陈毅同志说：这说明国民党方面有些有见识的人，但是由于国民党腐败无能，所以不能接受这些人的意见。
解放泰安、大汶口
一九四六年五月，形势越发明朗。中央明确指示：“国民党反动派除在东北扩大内战外，现正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在此情况下，我党必须有充分准备，能够于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坚决彻底粉碎之。”六月一日，又进一步指出：“美蒋对我极为恶劣，全面内战不可避免。”
山东形势也日趋紧张。蒋介石和白崇禧先后于五月上甸及六月三日亲赴济南布置内战。济南、徐州、青岛之敌均调集部队，伺机出犯。山东野战军为开辟战场，以利尔后机动作战，决心拔除山东解放区内残余的伪军据点。我纵奉令围歼泰安城的伪军警备第一旅宁春霖部和大汶口伪军第五路军吴化文的第一团赵广兴部。
伪军宁春霖部共三个团及一个特务营，全部驻守在泰安城和四关。泰安城墙高十米、宽三米，共长四千二百米；城壕深四米，宽五至七米。全城及四关共筑有碉堡、地堡两百零二个，明暗交通壕、散兵壕约七干八百米，街道阻塞墙六十二处，地雷群二十六处，照明灯三十三处，还有铁丝网及沙包等。
六月七日夜十时，我一、三旅对泰安发起攻击。八日下午四时攻占泰安四关，伪军被迫退守城内。不幸，一旅参谋长邱玉权同志为流弹所伤，抢救无效，这位老红军战士为解放祖国土地而贡献了自己的生命。十日下午六时，开始总攻城垣。西关方面，八团架设云梯，一举登城。南关方面，一团架梯成功，迅即攻人城内。我各路部队突人城内后，很快就肃清了敌人。当夜十时结束战斗，俘敌副旅长、旅参谋长以下三千余人。
大汶口守敌是伪军赵广兴部约一千余人。这股伪军原是津浦路西肥城、宁阳地区的惯匪，拜把子，结金兰，封建帮会统治，凶悍成性，四处抢掠。
我二旅于六月六日发起战斗，黄昏后顺利扫清外围。七日黄昏攻人大围子，残敌被我压缩于西北角一隅。以后战斗胶着，形成对峙，伪军凭借日军所筑坚固工事固守。七月初，残敌南窜兖州，大汶口为我解放。泰安、大汶口据点的拔除，巩固了我军后方，便于尔后机动作战。
一九四六年七月，蒋介石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为期三年多的解放战争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