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革命进行到底
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胜利之后，是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划江而治呢？宜将剩勇追穷寇呢，还是沽名钓誉学霸王呢？这是当时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问题，也是摆在世界人民面前的问题。
这时，敌人不仅在军事上，并且在政治上、经济上，均已面临绝境。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国民党统治集团惶惶不可终日，四分五裂，南京、上海、广州……都自称“政府”、“发言人”，成为国际政治上的笑柄。蒋介石宣告下台，退居幕后。李宗仁虽然认为“中共全盘胜利已成定局”，也不免蠢蠢欲动，想分一杯羹，终于为老奸巨猾的蒋介石火中取栗。至于美帝国主义的哀叹，则在艾奇逊为编纂《白皮书》致杜鲁门的信中写得很清楚：“不幸的但亦无法避免的事实，是中国内战不祥的结果，为美国政府始料所不及”。无可奈何地供认：“美国也试图加以影响，但不能有效”。于是，美帝国主义一方面利用残存的国民党政府进行“和谈”阴谋，另一方面把希望寄托在“民主个人主义者”身上，企图在革命阵营内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或带上温和的色彩。
这样的背景下面，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蒋介石提出了愿意进行“和平谈判”的建议，居然还提出了妄想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和反动军队等项条件。此中阴谋是明眼人一看就清楚的。一月十四日毛主席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八项和平条件。李宗仁代理总统后，表示“中共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四月，国民党以张治中为首的代表团，到北京与中共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四月十五日，中共代表团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提交南京政府代表团，四月二十日被南京政府所拒绝。这就使中外人士看清了他们的嘴脸。当时，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威胁是存在的。但是，正像毛主席说的，除非美帝国主义的参谋总长是个“疯子”，否则它是要考虑后果的。美帝国主义的武装威胁，一是时机，主要是它能以小的代价取得大的成果，如果错过这个时机，美国就干涉不起来了。但也有第二种可能，蒋介石千方百计挑起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拖它下水，把战争的重担压到美帝国主义头上。因此，两种可能同时存在，这确实是一个十分重大的政治问题。
毛主席在《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这一电文中，指示全党：“我们从来就是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的。这一种计算现在仍然不要放弃，以免在事变万一到来时，我们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但是，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愈强大，愈坚决，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将愈减少，并且连同用财政及武器援助国民党这件事也就可能要减少，一年以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以来，美国政府的态度的摇摆不定和某些变化，证明了这一点。在中国人民中和我们党内存在着的对于美国帝国主义力量的过分估计的错误观点，必须继续地加以指明和说服。”
渡不渡长江？也就是将不将革命进行到底？这是一个对中国命运和前途的关键性的决策。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决心是坚定的。周恩来同志就向国民党政府代表团明确表示过：第一，我们并没有宣布过停战，只是在和谈进行中，暂时不渡江，人民解放军正在等待向江南推进的命令，如果南京方面拒绝和平协定，预定四月二十日渡江南征；第二，如果协定签字，我军必须渡江接收江南地区。也就是说，不论战与和，渡江南进都是肯定的。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六日毛主席电示渡江前线总前委：和平协定最后方案“南京是否同意签字，将取决于美国政府及蒋介石的态度……你们的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并保证于二十二日一举渡江成功。”
渡江作战的军事部署
我由于患严重的黑热病，不得不到济南治疗和休养。很遗憾，我没有能参加淮海决战。淮海战场歼敌五十五万五千余人的捷报传来时，我也战胜了黑热病，只是医生们的意见，还要休养一个月，才能康复。
休养不到一个月，来电催我了：赶快到十兵团上任，负责抓渡江的准备工作。这时，全军已整编完毕，华东野战军编为第三野战军，辖第七、八、九、十兵团。第十兵团辖第二十八军（原华野十纵）、第二十九军（原华野十一纵）、第三十一军（原华野十三纵），由我任司令员，韦国清同志任政治委员。实际上，我在济南也蹲不下去了，大军南下，饮马长江，眼看渡江战役发起在即，委实安不下心来。特别是我十兵团准备渡江的地区正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苏中三分区，熟悉的地区，熟悉的人，引起回忆，牵动情怀。一接到电报，立即动身，赶到泰州。那时的长江以北，一片胜利景象，一片欢笑声。大军云集，渡江南征只待一声令下。
抗日战争时期，我军经常过长江。但那时是游击战争中的偷渡，如今是百万雄师过大江，是面对敌军设防的长江天堑的强渡，能不能取得渡江作战的胜利？美帝国主义会不会进行武装干涉？
国民党政府有位国防部副部长说：“长江自古天险，共产党能渡过来？除非它是天兵天降。”狮子开大口，无非是有美国人撑腰。
这一点，毛主席在决策前是慎重考虑过的。所以，在渡江的兵力使用上，第二野战军紧靠第三野战军，渡江后二野沿浙赣路进军，第四野战军迅速南下，都是考虑到对付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这种可能性的。当时，国民党军队于安庆、南京至上海段沿江地区及杭州、金华、衢县、歙县段浙赣铁路以北地区布防，约二十四个军七十二个师，其中直接担任江阴至南京段防御的是六个军三十四个师，用作机动者两个军六个师。以我三野的兵力和气势都是绝对优势，是可以完成作战任务的，但考虑到可能出现的美军干涉，第二野战军投入渡江作战就很有必要了。因此，我军以第三野战军组成上海南京段的东路军，芜湖安庆段的中路军；第二野战军组成安庆九江段的西路军，突破长江防御。突破敌军长江防线后，由三野十兵团占江阴、无锡、苏州；九兵团主力则迂回南京以南，指向上海；七兵团沿京杭国道，直插杭州；完成对南京的包围。第二野战军三兵团出徽州，沿浙赣路前进，保障三野侧翼，其余部队摆在浙赣路沿线。意图是，万一发生美国武装干涉，我军有足够力量对付它。突破长江天险，我所在的十兵团担负了重要任务。十兵团属东路军，在江阴段突破敌人江防，这是敌人防守的主要地段。即使渡江顺利，占领滩头阵地，也可能要遭到敌军的东西夹击。作为兵团司令员，我感到责任重大，不仅是军事上的，更重要是政治上的。
第三野战军在渡江前夕组建兵团时，把原来的建制打乱了。十兵团的任务如此艰巨，三野领导机关决定，第二十三军（即陶勇同志任军长的原华野四纵）由七兵团拨归十兵团指挥。这就解除了我指挥上的不少顾虑，二十三军是华野主力，它的战斗作风我也比较了解。
紫石英号事件
帝国主义会不会进行武装干涉？这是全国人民也是全世界瞩目的问题。
对于帝国主义的武装挑衅，党中央的军事上的部署已在上面说了。中国革命斗争不是孤立的，有个世界大局的问题，全局上要有敢于击退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挑衅的气魄，局部上又要谨慎从事，尽可能地避免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所以党中央命令我军：如果和帝国主义军事力量发生冲突，我们不要打第一炮、第一枪，不要挑起冲突。但是如果它们敢于先打第一炮、第一枪，就要坚决予以回击。
没有料到，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试探的，不是美帝国主义自己，却竟然是那个日趋没落的“大英帝国”。这个“帝国”曾用大炮轰开中国大门，又在长江中横行霸道，曾炮轰过南京和万县。
四月二十日上午，英国海军舰只紫石英号、黑天鹅号、伴侣号、伦敦号与国民党军舰相伴，由东向西驶进我二十三军防区游弋。当晚，我中路军突破安庆芜湖线，渡江至繁昌、铜陵、荻港地区。二十一日下午，在我东路军渡江前，紫石英号、黑天鹅号等军舰竟然再次从长江上游向我战区驶来。
大约下午四点半钟，离渡江时间只有一个小时了。二十三军军长陶勇同志来电话报告，就在我渡江地段对面江上二公里处，有二三艘兵舰，游戈不走，请示是否将其驱逐。
我接到电话后，开始以为是将要起义的国民党舰队，因为军委和总前委通报过，林遵将率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起义，并规定了联络信号。我便打电话问：“这些军舰是不是挂的规定起义的联络信号旗？”陶勇同志说：“持的是花花绿绿的旗” 并说：“这些军舰老在我们正面长江上不走，妨碍我们渡江，有点不怀好意，是否把它打掉？”我考虑只有半个小时我1‘兵团就要启渡，事不宜迟，随即命令前沿观察所升起信号，警告外国军舰迅速离开我军防区。如果不听，就开炮赶走它！
榴炮六团接到命令后，就在前沿观察所升起信号，发出警告。
英国军舰没有任何反应。忽然，舰上人员都集中在舰尾上，炮口转向我军阵地，继续向前行驶。此时必须当机立断。既然你这样猖狂，渡江时间已近，不能再等待了！
“开炮！”
榴弹六团和部署在沿岸阵地上的炮兵都投入了炮战。长江上水柱突起，烟卷波涛。
黑天鹅号带着浓烟，溜了。紫石英号也被击中，在江上颠簸着。我军指战员伤亡达二百五十二人，团长中弹身亡……正在这时，野司来电话查询：“你们怎么同英国军舰打起来，谁先开的炮？”我立即回答：“英国军舰先开的炮。”电话搁下后，我马上摇通了陶勇同志的电话。我说：“江面上的军舰是英国军舰，我们把英国军舰打伤了，上面来查情况哩。”陶勇同志怒气冲冲地说：“有什么好查的！我最好的团长都给他们打死了！文武双全的人才哪……”他说不下去了。我和陶勇订了“攻守同盟”，都说英国人先开炮。解放后我俩谈起这事，只有一笑了之。
当晚，我兵团胜利渡过长江。第二天，我军向常州无锡前进。就在这时，英国远东舰队司令布朗特率领英国军舰开来报复，把我们后勤船只搅乱了。我军又以猛烈炮火予以迎头痛击，将其击退。我手头有一本《渡江一日》，是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一九五O年编印的。其中有一篇《长江线上的炮兵》，作者乔人。有这么一段描写，紫石英号瘫痪在镇江江面上的第二天，“……上午，有两艘英舰从下游上驶，搜索前进，到我阵地左侧时，停泊在江面窥探二小时，鬼鬼祟祟，看样子即知道是企图报复……敌旋即调动炮位，对着我阵地，降落英旗，开始发炮！于是一场恶战开始了！……从炮镜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的炮弹在敌舰上开花，两门炮被打翻了，炮手飞得不知去向，舰身穿了十几个窟窿，夹着尾巴歪歪斜斜的逃走了。炮手们说：‘你再来跟我们试试看！”’
从鸦片战争开始，英国的军舰在中国横行霸道了整整一个世纪，终于撞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铁拳之下，他们这时也许还没有意识到：义和团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也没有料到，再过十年，还要在台湾海峡，也是用大炮来告诉美国人这个道理。这是后话了。
英国皇家海军发表了闪烁其辞的“简单声明”，拐弯抹角地说是“受到敌对部队攻击”。英国舰上人员亡四十二人，伤六十六人，其中包括舰长卡格列。远东舰队第二指挥官、皇家海军中将马登的军服也被弹片撕破了。这一下，伦敦热闹了。出名的反共顽固头子丘吉尔在英国下院，要求英国政府派两艘航空母舰去远东“实行武力的报复”。英国首相艾德礼胡说什么：英国有权开动军舰进入中国的长江。还撒谎说：人民解放军“准备让紫石英号开往南京，但要有一个条件，就是该舰要协助人民解放军渡江”。四月三十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发表声明，斥责了战争贩子丘吉尔的狂妄，揭露了艾德礼的谎言。严正提出：“人民解放军要求英国、美国、法国在长江、黄浦江和在中国其他各处的军舰、军用飞机、陆战队等项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领水、领海、领土、领空，不要帮助中国人民的敌人打内战。”现在看来，我们虽然炮击的是英国军舰，打中的却是帝国主义分子的神经中枢，使它们终于不敢轻举妄动！正如《毛泽东选集》为《声明》作的题解所说：“表明了中国人民不怕任何威胁、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严正立场，并且表明了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意义是很大的。
帝国主义分子是什么手段都做得出来的。英国当局经由紫石英号舰长同我军代表多次谈判，要求放行。而在谈判期间，紫石英号军舰于七月三十日夜，乘江陵解放号客轮经过镇江下驶，竟然强行靠近该轮与之并行，掩护逃跑。当我军警告其停驶时，紫石英号军舰悍然开炮射击，并撞沉木船多只，逃出长江。
江阴要塞起义
关于江阴要塞起义有各种不同说法。评价历史，应该实事求是，江阴要塞起义是历史事实，不能否认。但也不能说，没有江阴要塞起义，我军就不能从江阴渡过长江。我中路军首先突破安庆、芜湖线，渡到繁昌、铜陵、荻港地区。这对于我东路军的渡江作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而江阴要塞起义，使我东路军能顺利渡江、迅速登陆，并夺取了江阴要塞，打开了国民党军长江下游防线的重大缺口。
江阴这地方，是长江下游江面最窄的地方，仅一千五百米，素有“江防门户”之称。这里又是向南、向东发展的有利地区、倚江据险，宋朝南渡后置营寨于城北，设军州，为战守要地；明代是防歼倭寇的战场；鸦片战争后向德国克虏伯工厂购置大炮，建立炮台。江阴要塞是有名的，历史上就是作为重镇防守的。日军侵华时，也是由无锡从陆地迂回夺取的，因为从江面正面夺取比较困难。我军渡江时，这里是国民党军的防守重点，不是它的薄弱点。一九四九年初，国民党重要军事头目接二连三地前来观察；四月十七日，李延年还陪同美军顾问团的头目前来出谋划策以加强防守。
当时我军为什么要选择这里为突破口呢？选东面一些，江面太宽，部队不易于拂晓前登陆建立滩头阵地；选在西面，靠南京又近。从地理位置来说，最理想的是江阴。要塞掌握在敌人手里，对我军渡江极为不利；但一旦我军掌握这个要塞，对我军整个战役都有积极作用。好就好在这里。
我到泰州以后，华中工委立即把江阴要塞的地下组织的关系交给我。一九四七年初，华中工委就通过华中五地委组织部长唐君照同志，与他的两个弟弟江阴要塞炮兵总台长唐秉琳、工兵营长唐秉煜和表弟守备总队长吴广文等建立了联系，成立了党小组，并在江阴城内建立了联络站，工作很有基础。我把掌握这一关系的华东局社会部情报科长王激明接来兵团部，和韦国清政委一起听取了汇报，王潋明同志做这一工作是比较有经验的，在济南吴化文起义的工作中搞得不错。我交代他：你和江阴要塞党支部的基本任务是，保持六十里防区，控制三到四个港口，不打枪，不打炮，迎接我军登陆。我和韦国清政委向他强调说：完成这项任务就是渡江的第一功，其他事情我们办。在方法上，注意要他们掌握几个连长、排长，利用他们的封建关系掌握士兵。口号可以提得灰色些，跟这些人讲：要打一起打，要逃一起逃，要当俘虏大家一起当。不要因为胜利在望，麻痹大意，暴露自己，以致前功尽弃。在领导关系上，通知要塞地下党同志，起义工作由王激明同志管理，由王对兵团党委负责。王潋明建议：是否派些干部去，把要塞的关键部门直接掌握起来。我们研究后，由二十九军派团长李干，营教导员徐以逊、陆德荣、王刚四位同志去，由政治交通员吴铭同志带去江阴，由唐秉琳等作了具体安排。
四月十五日，王徵明来信报告了安排情况并请示下一步的行动。我亲笔复了信：
潋明同志：来信收到。我军行动已推迟到本月二十日以后，可告吴铭。因此你暂不必南去，再等三四天以后去更好。同意吴铭来信所规定的联络信号，信号是要在行动时候采用，以免暴露。请告吴铭他们，不要心急，不要松懈，按我们前天所谈的告诉他们去做。保持交通关系最要紧，但在这几天内，如无特殊情况交通不要太频繁，可以减少一些。此致布礼！
叶 飞
1949年4月15日
这封信，居然保存了三十多年。当调查江阴要塞起义这段历史时，他们拿出来，要我作证明。现照录如上，亦可作一佐证。
四月十八日晚，王潋明由江南工委护送到江阴要塞，做好了起义的准备。二十一日零时刚过，我渡江先头部队即在江阴要塞炮台火力范围内的长山北麓登陆，在接应同志的带领下，迅速击溃了敌二十一军一部，控制了长山。另一路先头部队也在萧山顺利登陆。二时，要塞地下党组织逮捕了国民党军江阴要塞司令戴戎光。
那天晚上，我们从报话机里听到要塞炮台和八圩港驻敌二十一军争吵不休，八圩港之敌骂要塞炮兵不打“共军”，反把他们打得鬼哭神嚎，连联络的电话线杆都打断了。我一听，心里说：“行了！”果然，我军渡江，江阴要塞在总台长唐秉琳、流动炮团工长王德容、守备总队长李云葵、吴广文率领下宣布起义，调转炮口，配合我军作战。
我军渡江这么顺利，与江阴要塞起义有很大关系。第二天，英国旗舰向我们报复，当时我们重炮还没有过江，怎么办？就是靠要塞的大炮打的。这里的炮射程远，威力大。当然，如果没有江阴要塞起义，我们也可以从江阴渡江的，但不可能那么顺利渡江，可能要付出重大伤亡。这是事实。所以，江阴要塞起义是有功的。
长江果真是天堑吗
百万雄师过大江，确是千古壮举。中国历史上渡江作战惨败的教训是不少的。所以，自从《南史?孔范传》出现“长江天堑，自古限隔”的字句以后，长江就和天堑连在一起了。人们所熟知的赤壁之战，曹操丧师八十三万，片甲不归，是令兵家丧胆的战例。
曹操为什么大败？人所熟知的原因是：一是北兵不善水战；二是不习惯南方潮湿天气，“瘟病”流行；三是中了反间计，杀了知水战的荆州降将蔡瑁、张允；四是上了庞统的大当，利用北兵不惯船上生活，把船只钉在一起，无法机动；五是中了苦肉计，黄盖带来了一片大火……于了一连串的傻事，以致一败涂地。
赤壁之战是公元二O八年，距我军渡江作战已经一千七百多年了，然而我军使用的渡江工具仍然是曹操那个时候的木船。很巧合，曹操在巢湖练水军，横槊赋诗，不可一世，而我军也有一部分是在巢湖练兵。那么，人民解放军为什么没有重蹈曹操的覆辙呢？
渡江，首要的当然是船只。我到十兵团的集结地，不仅地方干部熟悉，连老百姓也熟悉。动员船只就有很大方便。据当年三野管后勤的副参谋长刘瑞龙同志写的文章，其中提到了船只问题，不算安徽地区，单是苏北就调集了八千只船，其中渡江船二千六百只，运粮船一千二百只，随军弹药船一千一百只，渡江前内河运输船二千三百只，机动船八百只。
高邮帮、兴化帮的船只纷纷向江边驶来，和泰州、靖江的船只会合在一起。船工都是长江上乘风破浪的老把式。但是要把这样成千成百条船编成一支整齐划一的队伍，显然是很艰巨的。那些水手保持历代相传的旧习惯，乱吆乱喝。至于我军那些生长在北国的解放军战士怎样在波涛汹涌的长江上沉着作战也是难题。骡马牲口、火炮、弹药如何运过长江？木船如何对付兵舰？怎样掌握潮汛？怎么在逆风逆水中继续前进？船只前进中怎样才能射击命中？……
我们的渡船工具和曹操时代比进步不大，但军队和人民却不可同日而语了。经过训练和演习，船工们改变了面貌，船编了号，选出了班排长。一声集中哨子，船只立即一艘艘箭似的从小港里驶了出来，静悄悄地排成队伍。一声向后转，几百条船随着篙子的点动，一下子都旋了过来。随着前进哨子，船队又迅速向前疾驶。而战士们呢，非但学会了游泳，学到了撑船打篙，还研究了水上浮动打枪打炮的诀窍，发明了土造浮水衣、救生器……
渡江作战时，我先头团二连在江心敌人密集的火网中，船工张玉香的后背中弹负伤。他的父亲张校华说：“儿呀，你忍着，同志们生命全在这条船上，越等越糟。”他拼命划船，奔到了全连的前面。四连一班的船上，老船工胡文安和他的儿子互相鼓励：“越靠岸越要划得快一些，送大军过江就是这一刻了！”当离岸四五百米时，敌人的重机枪和六O炮开火了，水花溅上船来，浸透了水。胡文安沉不住气了，手里的桨慢下来。战士徐长姜立刻代替他划桨，而胡文安的儿子却一直勇敢地立在船头，更用劲地挥舞着木桨，船像箭一样的从敌人重机枪火力的封锁下前进……
长江天堑，也是可以飞渡的。正像有位同志在渡江作战报道中讲的：我军是人民用双手托着渡过长江的！
木船渡江，必须有风。历史上有借东风的故事，把诸葛亮写得神乎其神，向老天爷借来东风，火烧曹兵八十三万。渡江战役中，盼风风到，也有“天助我也”的幸运事。记得规定启渡时间是下午五点半，但到了四点多，江面上仍是没有一点风，这可把我急坏了，也把全体指战员急坏了。真有巧事，四点一刻刚过去，起风了，而且呼呼地刮了起来，指挥部里所有人都跑到外面让风吹着，当时我们那个高兴劲呀，简直难以用文字来形容，真可谓“天助我也”！
渡江时，陈、粟司令员给我个别交代任务，要我跟着第一梯队船登陆，担任先头军军长的角色。因为作战地段在南京和上海之间，易遭东西夹击，所以要我随第一梯队军行动，目的是让我直接掌握情况，实施强有力的指挥。实际上，我不但在第一梯队军，而且一直跑到第一梯队师的位置。当时我对参谋长不很了解，曾建议政委韦国清同志留在兵团部，随后跟进。但韦国清同志不愿留在兵团部，表示要跟我一起行动。我当然不能不同意他的意见。
渡江后，我们抢占要点，实施远距离包围。不能说江防敌军没有反击，我当时指挥四个军，是有对付国民党军反击的准备的。但是敌人的反击只能称作为“不是反击的反击”。跟我们在江北打仗大不一样，敌人战斗力很弱。真是士无斗志，不堪一击！我们拂晓前登陆，上午十时左右就插到宁沪铁路线。常州守敌名义上是一个军，是敌人准备在纵深的机动反击部队。我军在江阴渡江段登陆后，该军向我登陆部队实施反击，被我二十三军击溃，一路追击，越过奔牛，直捣湖州。二十九军占领无锡、苏州。二十八军占领常熟向东警戒。三十一军配合二十三军向湖州猛进。我中路军、西路军占芜湖、宣城、广德等地。南京成了口袋底，李宗仁仓皇离去，我八兵团三十五军自浦口进入南京城。
南京，历史上的打法，都不是直接攻打，像这次一样，一包抄，不打自溃。我们占领南京，就是这样打的，垂手而得。南京的解放，事实上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灭亡！
如果说，渡江作战中我有什么插曲，那么我随第一梯队渡江没有随带电台是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插曲。我上了船才发现身边只带了一个警卫排，电台都留在兵团部了。我有点恼火，即使是轻装，电台不带是不行的，参谋机关连这件事也没安排好，可见新建机关的工作还没有走上轨道。一路顺风，拂晓五点多钟到达长江南岸登陆。我预定的位置是二十八军军部登陆后占领的一个村子，我们进村前，天尚未亮。我和韦国清同志在村外路旁休息，先让一个参谋去联络。这个同志叫黄云，绰号“小广东”，很机灵。他进村后问哨兵，发现是国民党军的哨兵，三言两语一问，他估计可能是国民党军的团部，便急中生智说：“师长到。”他把国民党军的哨兵带来见我。我看黄云回来，便问：“联络上没有？二十八军军长怎么没来？”黄云说：“来了。”我一看是个国民党兵，十分诧异。审问了这个哨兵，才知道二十八军军部还没有占领这个村子，这里驻有国民党的一个团。好险！如果我们糊里糊涂进村，岂不要当俘虏了，不当俘虏也要被打得稀里哗啦。于是我带着大家朝另一个方向走去，走出一里路，才找到二十八军的先头登陆部队。
兵团部随第二梯队渡江。当时，兵团部由参谋长率领已经启渡了。江上突然发生情况，有人打起谣风来，说是国民党军舰封锁了长江，如果渡江，非给轰沉不可……兵团第二梯队缩了回去。其实，这是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起义时，有几艘军舰的反动军官，不愿弃暗投明，欺骗士兵，开军舰逃向吴淞口。待情况查明，天已大亮，等到第二天晚上，兵团部才渡过江来。由于兵团部没有及时跟进，使我与总部失去联络整整一天。这可把总部急坏了，不晓得我到哪里去了，部队进展情况也不明。竟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故！事后，陈老总查明问我：“你怎么搞的？整天不与我联系，你跑到哪里去啦？”我只好搪塞说：“电台和兵团部在第二梯队过江耽误了。”
渡江战役共歼敌十四万三千余人，取得飞渡天堑的伟大胜利。中央贺电说：“全国欢腾，环球鼓舞”。“国民党反动派恶贯满盈，既发动反革命内战于前，又拒绝和平协定于后，自以为长江天堑可以限制人民解放军前进”。当然，中央也提出了新的任务：“同心协力，共同为消灭反革命残余力量，解放全国人民，建立统一的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