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山填海
海中造堤，横断海峡，变海岛为半岛，并在堤上通行火车与汽车，在我国五十年代还是没有先例的。而这个巨大的现代化工程，又全部用石料干砌而成，基本上由人工操作，更是奇迹。这一奇迹就是高崎到集美的海堤，厦门从此与大陆连在一起。
厦门海堤（准确的称呼应是“高集海堤”）的修筑是一九五三年由福建省委提出的。我们首先是从国防上考虑的。厦门是个海岛，要靠海上运输，兵力调动，物资补给，困难很多，但厦门的地位十分重要，既是国防前哨，又是解放金门以及下一步解放台湾的前进阵地，必须有尽可能便捷的交通。其次，当时福建铁路计划修至厦门，海堤修筑后，不仅铁路、公路畅通厦门岛，亦能更有效地使用岛上的海港，增强海陆联运的作用，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所以今天才有可能在厦门设立经济特区，这是后话了。第三，当时有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解放前的厦门是个畸形的消费城市，仅有的两家工厂在解放前迁去香港，只有一些商业和服务行业，十八万市民中约有三万人依靠侨汇生活，其他居民谋生乏路，生活贫苦，依靠政府的救济款维持生活，终非了局。以工代赈，修建海堤，可以解决存在的失业问题。其实，三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经济危机时，所谓“罗斯福新政”，主要措施就是由国家大量兴办公用事业，解决失业问题。
陈毅同志很同意修建海堤的建议，报告了中央，得到了毛主席的批准，并拨出专款一千三百多亿元（折合人民币一千三百多万元）。
正是朝鲜停战前夕，战争即将停下来了，经济建设就突出了。百废待兴，建设项目纷纷上马，难免顾此失彼。修建厦门海堤工程涉及单位较多，主要有交通部、铁道部，还有华东和福建的有关单位，没有哪个单位愿意承担修建任务。有些人还认为修筑厦门海堤是不可能的事。他们说：新加坡修海堤用的是四吨重的钢筋水泥预制件，我们连起码的吊重机械都没有，没有施工条件，我们只有石块和人力，正好象俗话说的：“石沉大海”一场空。也有人说：修建这样的工程，要么出风头，要么翻筋斗。所以没有哪个单位愿意承担修建这个工程。最后中央决定由陈毅同志负责，陈毅同志指定由我负责工程的具体领导。《政务院关于修筑厦门市高集海堤工程的决定》中明文规定：“工程之具体领导即其行使管理、干部与职工之调配，政治工作，具体施工组织领导等，由叶飞同志负责指挥。”实际上，就是由我来“承包”了。随即建立了专责机构——高集海堤工程管理局，掌握工程具体工作的进行。我责成厦门市市长梁灵光和副市长张维兹同志负责。
海堤工程结构，到底采用钢筋混凝土构件，还是就地取材采用石头，经过了反复研究论证。如果采用钢筋混凝土构件，从东北或上海订购钢筋混凝土构件，当时的条件，远道运输困难；更重要的，当时福建地方的技术力量只能把两吨重的石料投入海中，没有起重机械用来吊放四吨重的钢筋混凝土构件，此案脱离当时的实际，显然行不通。因此决定采用斜坡直墙的石条修筑海堤的方案，优点是：第一，闽南山多，石料蕴藏量丰富，石质好，都是花岗岩，可以就地取材，利用石料造堤质量是有保证的；第二，闽南石工多，采石和制造石条技术高，能工巧匠不计其数，闽南地区和厦门，住房全部都是条石砌墙，连窗棂都用石条作框，既坚固又美观，而且古朴典雅；第三，厦门失业者众多，采用石堤基本上靠手工操作，可以吸收大批失业人员，既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又可为国家锻炼一批建设队伍，符合于群众目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一致；第四，用花岗岩的条石筑堤，海堤的坚固程度并不下于钢筋混凝土制件。最后发生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海堤的设计问题了。福建本省的技术人才不多，国内还没有修建过海堤，缺乏资料，连北京苏联专家也不敢承担设计任务。
中央没有哪个部门愿意承担海堤设计任务，只好由福建地方自己来设计，自力更生。集中了福建的技术人才，包括厦门大学的技术人才来担任海堤设计任务。闽南的劳动人民是创造过奇迹的。泉州著名的洛阳桥就是闻名世界的石质梁式长桥，两吨重的条石交叉砌成的桥墩，经历过海浪整整一千年的狂暴冲击，安然屹立。筏型基础，种植牡蛎以固桥基，是我国古代重要的科学创新。可见当年就有技艺高超的石工，就有在海底砌成条石巨墙的技术了。民间传说中的那位“夏德海”因为误听成“下得海”，而被蔡状元蔡襄派遣到海龙王那里去投递公文。可见当年就有潜入海底测量的能人，不过被人们把这些无名巧匠神化了。
在旧社会，手艺人为了糊口求生存，虽然身怀绝技，也是“传子不传女”的。闽南的石工、渔民也有“传授技术就是出卖祖宗”的传统思想。在“多打一块石，就是为社会主义多摇一下橹”、“不为赚钱，而为争气”的崭新思想武装下，他们和传统思想决裂了，在工会领导下，组织了技术讲座、技术学习班、技术研究会、交流会、技术表演、师徒合同等活动。很多祖传绝技公开了，新办法也想出了不少。有开采大片岩石的经验，有海上一列式拖带法，还有空心水炸采石法，三角架吊锤采石法，夹缝爆炸，滑道放沙，山坡板车，条石护坡，水底铺平，扬高台等等。例如，堤边护坡，原来设计采用三至五吨的大块石，这在采运方面都是极大的困难，工人们提出条石护坡。老工人根据经验认为：条石只要两吨重就够了，但要磨琢成整齐的长方形，直放，交叉架起，承受力可在两倍以上。经过试验果然质量有保证，而且美观，又节约了大批人力物力，并成为以后类似工程的范例。又如条石质量，起初技术人员误认为黄色石头都不好，不敢用，造成既积压又缺材的矛盾，但老工人从经验中识别石质，坚持质量是好的。经过试验，证明老工人的经验是对的；相反的，有些白色石料却是不好的。老工人说：如果在旧社会，无论如何也不讲；讲了，饭碗就打掉了。工程技术人员的信心大增，用条石修建海堤的设计方案终于制定出来并拍板定案了。
政务院批准海堤工程设计任务书以后，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七日，工程指挥部正式成立，开始初步施工，至一九五三年底，为工程准备阶段。主要是加紧勘测、钻探、绘图，整理资料，进行典型试验性的施工，集中力量做好技术设计。这时已调集五百多干部、三千多工人，工地上热火朝天了。但当时海底地质钻探工作是一个大问题，因为铁道部的自动钻探机他调，没有钻探机进行海底地质勘探，就用福州钻探温泉的土办法进行海底地质勘探工作。最后，留有一段三百米长、七十米深的深水段未能勘查钻探。在工地上发动群众讨论，大家献计献策。劳动人民是蕴藏着无限智慧的，潜水工人就建议潜入海底进行钻探，三十米以下是潜水员禁区，难度非常大，但是这些“夏德海”的子孙果然“下得海”，多次潜水，终于摸清了“海龙王”的老底。
一九五四年一月，全面施工开始，工人增加到一万人。采石工地炮声隆隆，采石磨石一片欢腾，有线广播不断宣传苏春泉石工生产组、益安轮一列式拖带法等先进事迹。拖带法也是老工人提出的土办法：驳船拖着一列渔船，每只渔船载运两吨重的条石，驶到航道，船只突然掉头，成四十五度倾斜角，八根钢钎同时使劲，“扑通”一声，条石落进海水，渔船飘起，急驶而去。当时拍成电影纪录片，引为奇观。
春节前夕，来了新问题，惠安石工过去出外打工，清明、春节必然要赶回家。俗话说：“清明不回家，没有祖先；春节不回家，没有老婆。”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工程正处紧张阶段，来不得停工十天半月。青年工人陈宗庆本来择定春节结婚，和未婚妻商量后，提出了：“海堤完工，戴上红花，那时结婚，喜上加喜。”一时间，工人们纷纷提出，“一定要等海堤完成才回家”。“将来海堤完成了，抱着自己的孩子，戴着红花从堤上走过去”。我们又组织家属慰问队，配合政府和妇联做好家属工作，家属纷纷鼓励亲人。一位老妈妈说：“告诉我孩子，家里不用介意，将来劳动竞赛的红旗多带几面回家。”工人们一破旧习惯，以艰苦奋斗、服从计划为工人阶级的光荣，冒大雨，顶寒风，抢潮水，赶浪头，日夜施工。在鳄鱼岛、大里木岛的工人，工区初开辟时，因准备不及，一个多月住不到工棚，二十五个人挤在一个帐篷里，下起雨来没有蹲的地方，平时吃的水要从厦门岛送去。吃水不便，用水更难，但他们始终坚持工作，令人感动。我知道后，立即责成后勤部门迅速解决他们的工棚、用水和其他方面的供应，条件才有所改善。
接着，堤线深水部分的抛石，由于技术上对流速增加没有详细深入的研究，认为开放抛石会影响沉箱施工，迟迟不能抛石，造成山场石料积压。老渔民根据经验献计说，分散抛石，不致增加流速。一经试验，果然有效。但是，堤基是否坚实？于是，“夏得海”的子孙们下海了，潜到海底，摸查海底筑堤情况。他们在海底什么也看不见，全靠两手在海底堤基上向前摸索。当摸到石块抛得不平时，立即发出讯号，通知水上抛石队补抛；遇到小块石填得不平，立即扒平铺齐。陈拼火带领的“猛虎下山队”担负挖海堤水下底槽和安砌水下三角石护坡工程，一次再一次地潜入水底……有一次，著名的“土潜水员”陈水传正在水下向前摸进，突然摸到一处的石笼内只有少量石头，许多石笼口破开，断定这是潮水冲走的。他不顾已到起水时的危险，迅速发出讯号，水上工作人员立即抛补，保证了堤基的稳固。堤基坚实，而且大大加快了施工进度。厦门海堤是在敌前施工的大工程，整个工地经常受到敌机、敌炮的骚扰。一九五四年八月底，全国各民主党派发表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联合宣言。九月三日，我军炮击金门，厦门形势顿形紧张，此后三个月，是工程为提前通车开展突击竞赛运动最紧张阶段。在“提早修好海堤，支援解放台湾”的号召下，虽然敌机每天成批轮着临空袭扰，工地遭到轰炸，装载条石的船只中弹起火，骆佃已等同志不顾敌机低空扫射，奋不顾身地跳下海去进行抢救，英雄事迹立即传播全工地。工人们提出了“与敌机抢时间，防空不减产”、“多搬一块石，就是为解放台湾多出一份力”的战斗口号，工效逐日飞速上升。终于，按计划提前半个月于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五日完成海堤修建任务。十二月十日举行正式通车典礼。
最为壮观的是海堤合龙。海堤是从集美和高崎两面同时修筑的，合龙之时，龙口愈窄，水流愈急，每秒钟流速达五米，巨浪旋涡卷着船只，不是撞向石堤粉身碎骨，就是旋向海底尸骨无存。老渔民说，厦门潮水没有大潮、小潮、大退、急退之分；来潮时浪较大，流速并不相差；平潮二十分钟，大退二十分钟。抓紧大退时机合龙最为有利。合龙时，载运条石的船只鱼贯而来，船只倾斜至九十度，驶至合龙口时，借助湍急流水的冲力，船舷接近水面，石块随即落水，趁着巨石破坏旋涡之时，船空载轻，飘然而起，急驶而去。真是险象百出。船的倾斜度掌握不好，石料倾倒后抓不住时机，都会船毁人亡。只见船只一艘接着一艘，巨石一块接着一块……石块终于冒出海水之上，人们不禁齐声欢呼。然而，到此还没有结束，……水性极好的青壮渔民纷纷跳下海去，把堆叠的乱纷纷的石头进行调整，交叉排列，好像砌墙一样。此种景象，真是毕生只能一见。
一九五四年，彭德怀同志首次来福建，视察厦门，就在这条十里海堤上疾驶而过。
劈山筑路
彭德怀同志回国后担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他对解放金门、马祖，从而解放台湾，是很积极的。一九五四年彭老总来福建视察，就是专门研究解放金门问题。
解放金门，只是解决局部问题，最后是解放台湾，而台湾问题又是中美斗争的焦点。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进行艰巨的准备工作，既包括军事的，更包括政治的、外交的、经济的各个方面。当时福建省的交通条件很差。这不但影响福建省的经济建设，也影响海防建设。朝鲜停战以后，我们的远射程炮兵可以大量调来福建了，可以集中力量来对付这个方向了，但必须解决运输问题。所以作了两个决定：
一是决定调铁道兵团入闽，以两年时间，抢修鹰（潭）厦（门）铁路；一是修筑飞机场，准备空军入闽。
而这两者，抢修鹰厦铁路则更为急迫。现代世界工业发达国家，铁路运输已经落后，空运和公路运输比较发达。但就我国来说，幅员辽阔，空运事业刚刚开始发展，公路运输亟待普及，铁路仍是主要的运输手段。五十年代，福建省连一寸铁路都没有，公路也只有几条干线，运输极不便利。不修鹰厦铁路不行，否则根本无法解决金门问题，空军也无法进驻福建前线。当时福建运输只靠公路，而汽车运输毕竟有限。海口又被封锁，无法使用海上运输。所以抢修铁路就变成当时紧迫任务了。
如果说厦门海堤是移山填海，那么鹰厦铁路是劈山修路，修筑工程非常艰巨。闽西北山地属武夷山脉北段，是全省地形最高峻的地区，为长江流域与东南沿海流域的分水岭。崇安、邵武、建瓯是福建的“屋脊”，由石英岩、砂岩构成的山顶常为悬崖绝壁。向南进入闽东南丘陵地带，绝大部分为花岗岩丘陵，浅丘群中，可见孤立的花岗岩低山，很多河流切丘陵平行人海，河流下游一般有冲积平原，也分布着低缓丘陵。铁路绕山爬坡，炸石工路，隧道多，桥梁多，工程十分艰巨，如果不是铁道兵部队的艰苦奋斗，克服各种困难，确是很难按时完成的。
抢修鹰厦铁路，决心是很大的，调集了七个师的铁道兵部队，全线铺开，限期两年，于一九五七年通车。福建地方全力支援，动员十万民兵配合铁道兵抢修鹰厦铁路。
鹰厦铁路最艰巨的工程是武夷山工段和分水岭工段。当时的铁道兵司令员王震同志视察这项工程时指出：凿通武夷山是“咽喉工程”，劈开分水岭是“心脏工程”。在大西南铁道工程修建之前，鹰厦铁路工程可算是最艰巨的工程了。
武夷山工程段，是交叉点上十二公里的工程群，人称“四大”：大填方，大挖方，大铁桥，大隧道。单说隧道就占全段总长的四分之一。
第一个隧道是铁牛关，中间是大禾山，最后一个是小禾山。
小禾山名日“小”，却是全线最长的隧道，石质硬度在八至二十五级之间。一九五五年铁道兵开来时，上级规定掘进速度是日进二米四，连续几天的速度却一米还不到。干部战士硬是不肯离开工场，非要打到二米四。地球还是要转，白天黑夜还是要轮换，打到二米四终于记录在第二天的日进速度表上面了。尖刀连连长尹尚龙几天几夜不眠不食，终于琢磨出了一个新办法：连环爆破。日进速度飞速上升，九月二十九日那天，大禾山隧道北口日进五米六，小禾山南口日进八米六，铁牛关隧道竟然日进十米八。正好王震同志来视察，高兴万分，一定要见见那位尖刀连连长。那位连长从工地上下来，没有来得及换衣服，只认为首长又交代什么新任务，满脸灰土，浑身褴褛，拎着一顶安全帽，赶到工程指挥部。一见王震同志出来迎他，愣了。王震同志拍着他的肩头，哈哈大笑：“我道是哪个？原来是你这个尹尚龙？”这个尹尚龙，本是三五九旅的炮手，难怪放起连环炮来了。整个隧道工程提前两月完成。
武夷山工程是凿通山岭，分水岭工程则是砍掉山头，硬是在海拔六百米的分水岭上，一连砍掉七个山头，开凿出长达七百米的铁路通道。单是挖坚石硬土就达三十余万立方米。大爆破极为壮观，一炮掀掉一座最大的山头，满天飞砂走石。据工程技术人员估计：这一炮就可节省六千工。
十多万民工也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他们担负着全线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路基土石方工程。山坡上的泥块不好运，民工们创造了“秋千运土法”，仿效过年时家乡切糯米年糕时用麻线分割的方法，用铁线夹，把粘土一块块切下。松石上的钢钎不好打，福州民工郑行宫和朱木得创造了“弓力单人打钎法”；炸药威力不够大，福清、晋江、厦门等地民工广泛学会了“蛇穴挖洞法”、“放葫芦炮法”……
向南进入闽东南丘陵地带，困难虽多，也就不在话下了。鹰厦铁路按时通车，成了福建省贯通南北的大动脉。
银鹰凌空
当时福建前线没有海空军是一大弱点。马祖岛是闽江的出海口，敌人在金门站住脚后，又占领了马祖，加上浙江沿海的一些岛屿还被国民党军占领着，这就从海上封锁了厦门、福州和温州。福州、厦门处在国民党空军袭击圈内，经常遭受空袭。现代战争是立体战争，现代化的国防如果没有海空军，特别是没有制空权，就只能有国无防！
福州的民房大多是木结构建筑，一枚燃烧弹就烧了一大片。当然烧了低矮旧木屋，反而建筑起了一片砖瓦新建筑，有位记者在通讯里就把福州比喻为烈火中获得新生的“凤凰涅粲”。这篇通讯写得充满豪情，但是城市解放了，安全没有保证，一次空袭，一次大火，人民就要遭到一次损失。抗美援朝战争正在进行，人民还是谅解的；朝鲜停战了，想法就不一样了。正因为朝鲜停战了，福建的防御力量也就有所加强，在前线配备了高射火器，使得国民党空军不敢太猖狂。否则，福州、厦门等处常常挨空袭轰炸，军民都不得安宁。但是，只有掌握了制空权，才能不受敌机骚扰，才能解决台、澎、金、马问题。
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七年，福建省共修建了七个飞机场，数量之多，占全国之首。福建山地多，沿海多冲积平原，可耕地不多，机场又必须占用大片良田，但那时军民一心，同仇敌忾，一个通知，立即迁移，哪里听说过有什么“钉子户”的！还有，地质条件不好，修筑机场的工程难度很大。我们有些同志没有现代科学知识，总认为有块平地就可以让飞机降落，修筑机场哪要那么长的时间，谁知选个合适的场地不容易，修筑跑道的工程要求极高，才弄清楚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在空军工程部的指导下，拿出移山填海的劲头，全力以赴。但是，有些机场由于地质条件不好，质量比较差。
有了机场，人们盼望已久的空军就可以入闽了。
一九五八年七月，中东形势紧张，国民党空军在美机掩护下加强侦察和袭扰活动。七月十九日空一军奉紧急命令，首批转场入闽。时值台风季节，正逢三十年来少见的暴雨。他们在气候条件不利的情况下，仅用了八天时间，于七月二十七日完成转场任务。杭州笕桥机场的部队奉到转场入闽命令后，八小时完成行军准备，到达指定机场后，二十小时内就担负作战任务。空军以逐步推进的方式，进驻了福建全部机场。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九日，中央军委命令成立福建前线空军指挥所；七月二十四日，又命令成立福州军区空军司令部，配备了一批有空战经验的同志担任领导职务。聂凤智同志就是由志愿军空军司令员调来任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的。
敌人发现我空军转场人闽，妄想先下手为强。七月二十九日，敌机F - 84型战斗轰炸机四架窜至汕头、南沃空域，被我空军一举击落两架、击伤一架。国民党空军大为震动。八月十三日，我海空十团空转到福州机场，着陆仅一小时，敌机F -86型歼击机以低空飞行潜入上空。我机立即应战，打得敌机屁股冒烟，落荒而逃。福州市民仔立街头，爬上房顶，鼓掌欢呼。八月二十五日，我空二十七团驾驶员刘维敏单机与敌机四架空战，在两个空域格斗十四分钟之久，高度从一万米到八百米，多次大角度俯冲和急速上升，上下翻腾，左右开弓，击落敌机两架。刘维敏同志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
漳州、平潭及闽江口连续空战，我军基本上夺取了福建沿海制空权。
战争的规模大了，就带来了新问题。过去打仗，甚至是对付国民党的重点进攻，只需用民工支前，扁担、独轮车、大车、小毛驴担负后勤补给就可以了。现在就不行了，没有一个工业基础，根本无法维持战争。飞机损坏，大炮损坏，汽车、仪器损坏了，在福建就没有办法修复。因为福建是前线，解放后没有搞什么工业建设，只好送到内地，送到上海去修理。这怎么行啊！在北戴河会议上，我就提出了这么个观点：如果停留在原来那种支前形式，前线不准搞工业，就不能适应现代战争。福建必须建立一定的工业基础。少奇同志支持我这一观点。后来，在福州、三明、厦门等地逐渐建起了一些工业，中央各部门也给予重视支持。福建的工业基础大多是在那个时候搞起来的。空军入闽，空战取得了胜利，掌握了制空权，就为接着发动大规模炮击金门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