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青年时代，是民族危难、遍地烽烟的年代。山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立下了不朽的功绩。我是在抗日烽火燃遍齐鲁大地的1939年5月间，和弟弟同时参加革命，加入南进支队干部训练班（即芦汪子村训练班），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时参加革命的人员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由于家庭贫穷，为了本阶级的利益，出于对旧社会的不满参加了革命。另一种是有知识的青年，他们接受了马列主义的真理，毅然走上革命道路。我和弟弟属于前一种情况。我于1918年4月生于山东省苍山县一个下中农家庭。年幼时家中十分贫苦，少吃无穿，父亲35岁时因无钱治病而壮年早逝。母亲是个小脚妇女，带着我和弟弟下地劳动，收工后就给地主家看孩子，做针线，地主家不给钱，有时给几件衣服或者几斤高梁米吃。
1938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的家乡（临沂），我和家人背井离乡，开始了流浪生活。当时中国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只读了一年半的小学就辍学了，为此我哭了好几次。当时只认准了一条路，只有跟随共产党坚决抗日，才能求得翻身解放。
我在干校毕业后一直在基层做群众工作，先后在当时的临沂 县四区、五区、六区工作。1941年又回到六区（即庄坞区）。多年的农村抗日工作，天天和农民同生死共患难，深深感受到革命者与广大群众的鱼水之情，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在我的亲身经历中，就有多次是在九死一生的危难中，被群众冒死营救。这种救命之恩不但惠及于我，而且惠及我在战争年代生下的三个孩子。这样的鱼水深情，使人终生难以忘怀。
高尚的卞大嫂
1941年10月10日，日本鬼子开始大“扫荡”。区委领导根据敌情，要求大家赶快分散到各村群众家中去隐蔽。我和任玉荣同志到小付庄，进村时，群众都已离村隐蔽，家里都没有人了。对岸敌人的炮火猛烈地向这边射击，我们的部队上去一批全部牺牲，又上去一批还是不见回来的，我们在岸边密切注视着敌人的动向。下午2时左右，敌人冲过来了，把所有的群众全都围困在一个大树林里。这时候，群众都显得非常惊慌，准备各找出路。下午四点左右，卞大嫂过来说，今天晚上大家都要想办法离开这里，不然天亮后敌人一定会来搜查抓人。叫我们和她一起过沂河到敌占区，再设法去解放区。
晚上6时左右，天色已暗，大批群众一起到了庄坞北永安。沂河对面是敌占区新汪。卞大嫂的丈夫牵了一头牛先过河探路，我们发现对岸有敌人的岗哨，就立即转移到没有渡口的地方过河，我们三人手拉着手，蹦入河中，水深到我们胸口，小任一下跌到深水里去了，我一把抓住了她的小辫子，将她拉了起来。过河后，发现岸边到处是敌人。卞大嫂让我们先隐蔽在花生垛中间，她去找她新汪村的妹妹，同时去看看她丈夫怎样了。她找到了妹妹，但她的丈夫已经被敌人打死，牛也被杀了，卞大嫂望着死去的丈夫，找了一张席子盖上，就和妹妹到花生垛中找我们。卞大嫂将她丈夫被敌人杀害的不幸消息告诉我们时说：“死的已经死了，救活的要紧，你们赶紧跟我妹妹转移。”我们听了都感到非常悲痛。看到卞大嫂如此坚强，更坚定了我们的革命意志。卞大嫂的这句话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至今思念起来，仍觉热血沸腾。情况紧急，我们无路可走，决定去码头东边林子村，那里有我的姑母，姑夫原来是小学教员，后来当了伪乡长。到了林子村，先去另一老百姓家了解他的情况，然后再去了他家，当时他家很热闹，正逢他大儿子结婚办喜事，姑母让我们各换件衣服，装扮成来贺喜的客人，姑夫说我们在这儿可能会遇上麻烦，这里敌人经常来往，不安全。第二天，姑夫找来了一辆牛车，装上一筐馒头和两盒糕点将我们送到自己村里。我的家乡离林子村二十多里路，是游击区，汉奸队也经常来往。群众报信，汉奸队要来抓我，一时与组织又联系不上，情况紧急，我设法叫母亲（她也是中共党员）给大埠村党支部书记刘守怀同志送去r信。当时写信也非常困难，一无笔二无墨水三无纸。我只得买了一点洋红粉当墨水，找了一枝高梁杆当笔，用祭死人的黄纸作信纸，写道：刘守怀大哥，我生病请你来看望我。母亲将信送去后的第二天，刘守怀同志借赶集机会来了我家，约定第二天下午5时在村外高粱地碰头。第二天下午6时我在村外找到了刘守怀同志，连夜赶到邳县找到了党组织，这时我才松了口气。后来得知，在我离家不久，汉奸队果然来抓我，但他们扑了个空。任玉荣同志因发病留在我家，由我母亲照顾，因她当时年纪小，只有14岁，后由她母亲接回。
只顾干部不顾家的农救会长
1943年2月，我刚调到鲁南专署工作，又逢敌人大“扫荡”，区党委和专署都已转移。我和王彬、杨君三位女同志都生病，没有转移，组织上就将我们留在费县一个小村农救会长家。那天夜里，天上飘着鹅毛大雪，满山遍野一片白色。第二天凌晨，农救会长丢下自己家人和孩子，带领我们三人上山。下午四点左右，遇上一批敌人急于回据点又找不到路，在山沟里发现了我们，就把农救会长抓去带路。直到天黑农救会长才回来，将我们带回他家。家中的牛已被敌人牵走，家人还算安全。第二天我们就离开了。随着岁月的流失，已记不清具体地点及细节，甚至没记住农救会长的名字。但这件事几十年来一直深印在我的脑海中。
隐蔽在敌据点中
1943年3月，国民党九十二军李仙洲部队阴谋进占山东，他们首先进入鲁南地区。当时口伪军在…区根据地中增设许多据点，形势非常险恶，鲁南区党委决定妇女干部转移到敌占区隐蔽工作。我转移到沂河地区，住在堂兄徐子厚家，他当时也是隐蔽身份做敌伪土匪的工作。环境越来越恶化，敌伪据点越来越密，给我们的交通带来很大困难。为了解敌人情报，徐子厚和军分区敌工科长王玉甫商量派我去杜围子伪军据点了解敌情，因为这个据点的头子是我的舅舅，他是维持会长。我去了以后，王玉甫以我姑表兄的身份来过，我向他汇报敌伪情况，在这期间，我以维持会长外甥女的身份出来向组织汇报过一次情况。舅舅已经七八年没看到我，对我具体情况不了解，问我是否干过八路？我说没有，我还说早结婚了，丈夫在山里卖白布因山里很乱，才来你家住一段时间。住在他家近两个月，我将了解到的情况向徐子厚、王玉甫汇报之后，就回山里了。不久，因为这个伪据点迟迟不肯起义，我军将这个据点拔掉，打死六个伪军，其中有我的舅舅。
50年代中期，因这件事我多次受过审查。十年动乱中，又被打成走资派、叛徒、特务、反革命，被关押审查了六年，给我精神上带来很大的痛苦，身体上留下许多后遗症，头部被打伤后至今落下病痛，长期失眠。当时“造反派”口口声声要触及灵魂，要在灵魂深处闹革命。他们所采用的触及灵魂的手段，就是戴高帽子，挂黑牌，坐“喷气式飞机，”游街示众，用铁棍来触及皮肉。每当想到这些，心灵上都会感到一阵剧痛，好在我幸存下来，经过拨乱反正，问题都解决了。
抚育之恩难忘
我共生了四个孩子，有三个是在战争年代生的。现在都已成家立业，各自都有了下一代。回忆起当时老百姓冒着极大的危险保护和养育他们的恩情，心里总是感激不尽。没有这些群众也就没有他们的今天。
1944年秋天我生下大孩子，不到一个月就把他交给群众抚养。第二年，日本投降之前又来了一次大“扫荡”，我和同志们一早上山，敌人被打退后，我从山上下来已找不到孩子。大概是晚上六点左右，从很远就看见两个人向我们这儿走来，走到近处才看清是老百姓给我送孩子来了。以后，费县燕庄的陈大娘将她的两个儿子叫到跟前对他们说：你们俩今后一个帮助沈惠，一个帮助老徐挑孩子，有你们在就有孩子在。从那以后陈家的大哥和二哥给我们两人挑孩子，一直到1946年。现在陈大娘和陈大哥、二哥都年老去世了，但他们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1946年我生下第二个孩子。两个月后就交托给平邑县楼山沟村黄大娘养育。1946年到1947年正是国民党反动派向山东大举进攻的时候，形势非常严峻、斗争非常艰苦。我的孩子交给黄大娘养育了四个年头，直到1949年9月才把孩子接回来。在这四年中，黄大娘一家为了我的孩子受尽了苦难，几次被敌人抓去，说她为八路军共产党养孩子，要将孩子放在锅里烫死。坚强的黄大娘坚决不承认是八路军的孩子。村子里的许多老百姓出来为她担保，敌人面对全村的老百姓，无奈而放过了黄大嫂。后来她就带着孩子躲在IIJ洞里，每日由家里人偷偷上山送点吃的。因长期营养不良．1949年接回来时孩子又瘦又小，4岁还不太会走路，至今身体不好。
1947年在炮火连天的环境中，我在胶东半岛生下第三个孩子。在行军路上，我面临分娩，怎么办呢？领导上将我安排到一个村庄（已记不清村子的名字）。全村的群众都逃走了，村长把我带到他家。他家也没有人，只有因备战而堆满了房间的黄沙。晚上十时左右，孩子就哇哇降落在黄沙堆上，但是还和母体联在一起，因为无人接生，胎盘下不来，只好靠我自己用力挑……半个小时后胎盘才下来。我用旧布把孩子包起来。天亮后村长端了一大碗开水和一块玉米饼给我吃。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那块饼上的皮子像苍蝇翅膀那样发亮，口干，嘴苦，实在咽不下去。
第二天下午，领导上派人来接我，来接我的人牵着一匹大马，我这个不断流血的产妇那能上得去，只能拖着产后虚弱的身子，跟着来接我的同志（他抱着我的孩子）步行了十多里地找到了领导。这已是第三天了，因生活困难我没有奶水，只好向老百姓要几斤小米，自己抱着碾棍压成米粉，装到布袋里背在身上，还拾了一只铁勺子，随时可烧面糊给孩子吃。孩子小不会吃，我用一块白布做成一个三角袋，把袋中的面糊挤给孩子吃。几天后，我随同大家带着两个孩子冒着极大风险飘洋过海到了东北临江。当我给新生儿洗澡时，才发现孩子身上沾满了黄沙，许多地方已溃烂，特别是头部，身上生出许多虱子，都沾成大米粒一般大小的团子。
现在，这些孩子都已长大成人，成家立业，又有了下一代，过上幸福生活，这都和当年革命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养育分不开的。，我常嘱咐子女千万不可忘记这重如泰山的养育之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