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朝鲜的战斗经历(​李春华口述/王彬李珂记录)

15893 发表于2019-07-29 17:53:40

 跨过鸭绿江

   我在的部队是1950年11月份去的朝鲜,从上海直接向北开,在临江沿着木头便桥过了鸭绿江,就到了朝鲜境内。

    部队是在10月份接到的通知,当时我们驻扎在上海,正在为解放台湾做准备,每天在黄浦江边进行渡海作战演习,朝鲜战争爆发了,原来解放台湾的计划也就取消。之前我们就已经知道朝鲜在和美国人打仗,部队有请战的情绪,都说美国人打仗厉害,那就该我们(部队)上,我们是主力部队嘛。

    当时部队士气高啊!我们从山东一路打,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上海……一路打胜仗,这样的部队不用动员,士气高。

    我们乘坐火车先到了山东滕县休整,把一切带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标志的随身物品都留了下来,比如毛巾头上、脸盆上、水壶上的“八一”标志都要弄下来。因为是志愿军嘛,打仗都有俘虏什么的,就不能留下这些标记。不但随身物品要去掉标记,我的解放战争纪念章、渡江战役纪念章也都留下来了。

    随后,火车轰隆隆继续向北开。那个火车可不像今天的火车,说白了就是闷罐车,里面条件很简陋,我们只能躺在稻草铺成的临时床铺上,空气也不好。当时就感到一场大仗即将来临,气氛有点紧张,一路上火车很少停,可以看出时间很紧,“方便”的时候,只能由两个战友拽着对着门缝解决。

    火车经过沈阳,最后到了临江。这是鸭绿江上游的一个地点,部队从这里过江,我的朝鲜战争就从这里开始了。

    追击陆战1师

    第九兵团入朝参加的是第二次战役,第一仗就在长津湖,对手是美国的陆战1师。

    我们26军过江之后没有立即打仗,而是连续四天的行军。那时候,我们前面的20军和27军已经和敌人打上了,敌人要撤退,我们26军的任务是追击敌人。

    当时我们没有制空权,美国的飞机每天在头顶上飞来飞去,那是一群一群的,太多了。为了避免被敌人飞机轰炸,我们只能白天休息晚上行军,这样一来追击的速度就很受影响。

    现在想起来,我们当时最大的困难还是冷。

    行军一晚上,到了休息地点,一般都是山里,用铁锹把地面上的积雪铲一铲,铺上树枝,两个人一起,铺一床被子,盖一床被子。还要两个人一人睡一头,抱着对方的脚取暖。那时候睡觉是不能脱鞋子的,因为走了一晚上的路,棉鞋里都是汗,脱下以后,睡醒了再穿就冻上了,不能穿了。

    朝鲜的冬天特别特别的冷,到处都是冰天雪地,再加上我们的战士刚从南方紧急调过来,一时不能适应,遇到冻伤也不懂,开始的时候战士的脚冻伤了,马上在火上烤,这是我们在国内的经验。淮海战役在陈官庄包围杜聿明也是冰天雪地,一冷就用火烤。可这在朝鲜不行,这样脚就烂掉了,后来有经验了,知道应该用雪慢慢搓,先搓热了,再用火烤。

    我们26军还好,在兵团的三个军里走在后面,从东北经过的时候补给了一些冬装和地方群众捐献的棉大衣。在前面的20军、27军就太艰苦了,当时他们连冬装都没有,冻伤造成的非战斗减员十分严重,比战斗的伤亡还要大。

    我们吃的是高粱米、炒面,就着雪吃,不是说“一口炒面一口雪”嘛。不是我们不想烧热水,而是担心敌人的飞机轰炸。炊事员要是做饭,白天不能冒烟,晚上不能露火光,需要用草包把屋子的门窗都堵严实了。一旦有烟火,被美国的侦察机发现,接下来就是一顿狂轰滥炸,所以能不开火就不开火。

    美军的飞机飞得很低,很嚣张。因为刚开始我们没有飞机,也没有高射炮,他们一点都不怕。我们沿着公路行军,不时看到被美军飞机炸毁的我军的卡车,烧得只剩下个黑色的壳子,躺在路边。

    就这样拼命的追,我们终于赶到了下碣隅里,在那里20军、27军和美军陆战1师刚刚打过一场恶仗。我们进入战场时,美军已经撤退了,我看到战场上遍地都是尸体,有美国鬼子的,也有我们志愿军的。一看到这样的场面,我就明白战斗打得有多激烈了,已经短兵相接拼刺刀了。那天气太冷了,地都硬得挖不动,这些尸体就只能留在地上。我在国内也打过很多大仗、恶仗,相比来说,在朝鲜打得是最残酷的。

    经过下碣隅里后还得继续向前追,因为我们的任务是追击撤退的美军。我们是两条腿追,敌人是机械化部队,坐着汽车跑。美国鬼子精的很,他们知道我们没有机械化装备,每天也不走远,走个六、七十里路就停下来。我们白天要躲避敌机的轰炸又不能行军,只能晚上追。我们走一个晚上,到天亮就在山里驻下来,准备第二天晚上攻击敌人,但是第二天天一亮,敌人就又走了。

    我们沿着公路,迎着敌人飞机的狂轰滥炸追了一个星期,追到元山(港),美军上了船跑了。

 战友的牺牲

    那是我们第一次遇到美国军队,美国军队装备好,我们兵团20军、27军和他们打了,损失很大,我们军没有直接交手,但教训也很惨痛。

    有一天,我们行了一晚上的军,刚刚住下,连部正准备开饭吃炒面,突然飞来了两架美国飞机,丢了一个炸弹,打了一梭子机枪。炸弹爆炸的地方离我们远,没有造成伤亡,但这一梭子机枪打中了我们连部的两个通信员,一个当场就牺牲了,另一个被打伤。

    打伤的这个是山东莱芜人,叫陈孝忠,当时肚子侧边打了个洞,不停地往外流血。这样的伤本来是不会牺牲的,如果在国内,马上抬到包扎所,进行简单的处理,就不会牺牲。但在朝鲜负了伤,白天不敢运伤员,只能等到晚上。我当时作为连指导员,就一直在防空洞里陪着他,我着急啊!但是没办法!外面都是敌人的飞机。

    天快黑的时候,他不行了,我就在他身边,他对我说:“指导员,我对不起祖国人民,我还没打到美国鬼子,没完成祖国人民交给我的任务。”说完就牺牲了。

    我跟你说,那时候……(哽咽)我们战士的觉悟啊!他在最后的时刻没有像一般人那样说我没办法回国了,我不能再见到父母了,他还在想着祖国和人民。

    晚上我们还要行军,但不能把战友的遗体就丢在那不管啊。我们就用大雪块搭了一座坟,把他的尸体放进去,又用雪块盖起来,找了块木牌,用烤火的木炭灰写上“陈孝忠烈士之墓”。实际上我们是在自欺欺人,明明知道天暖了雪一化,就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不这样做,我们心里不安啊!

    敌人飞机轰炸给我们的损失很大,而我们连一架飞机都没有,部队的一些战士都有牢骚,有人编顺口溜说:“毛主席坐北京,只要飞机不要兵。”实际上我们当时是没有啊!

    “二一二高地”阻击战

    第二次战役结束后,第三次战役在西线打,我们兵团没有参加,到第四次战役我们军又上了战场。经过前三次战役,我们把敌人赶到了“三八线”以南。他们不甘心失败,新的战斗很快就开始了。敌人不光是军事进攻,他们也搞舆论宣传,还向我们发传单,传单上说:“我们是钢铁战术,你们是人海战术。”

    敌人这话说的是不错,这个时候,我们真正见识到了现代化战争。

    第四次战役是敌人向我们进攻,我们阻击,我们是一边撤退一边打,各个部队轮流阻击,为大部队做好第五次战役的全线反击争取时间。战斗中阻击战是最难打的,你只能是被动挨打,等着敌人来进攻,遇到美军这样火力强大的敌人就更难打了。

    美军一般都是先派侦查机到我们阵地上侦查,你可能都想不到,这个飞机还能拍照,把我们工事的情况都用相机拍清楚了,然后告诉后面的炮兵部队,做到准确轰炸。我们管这种侦察机叫“红老鸹”,等这个“红老鸹”走了后,敌人后方的炮兵就开始轰炸,轰炸过程中,还有一种飞机,我们管这个叫“黑寡妇”,在天上盘旋,随时用无线电传到后方指挥大炮,调整射击的精度。这种飞机下面有装甲,枪打不透。

    1951年3月25日那天,我和副连长刘正高带着二、三两个排负责坚守三八线以南摩察山前面的“二一二高地”,这是敌人北进的必经之路。我们连指挥所设在主峰左侧人工挖的防空洞里,二排部署在主峰以西阵地上,主峰以东阵地由三排长带着七班镇守,敌人要攻占“二一二高地”必须先夺取七班的阵地。我们是24日晚上进入阵地的,在进入阵地之前兄弟部队已经挖了战壕,修了少量的地堡。25日上午八点多,敌机对七班的阵地进行狂轰滥炸。战士们英勇顽强地打退了敌人的三次进攻后,下午四点多钟敌人又分三路冲上来,其中一路约一个排的兵力沿山沟向七班长秦建彬守的阵地冲上来。这时阵地上只剩下秦建彬一个人,冲锋枪的子弹也不多了,在这危急关头秦建彬拿起爆破筒拉下了导火索向敌群扔过去,炸得敌人死的死逃的逃,秦建彬也震晕了,他就是后来《英雄儿女》中王成的原型之一。最终他们阵地上十三个人只剩下了四个活着。

    敌人占领了七班绝大部分阵地后,又开始向我们阵地进行炮击。隔了一段时间,在烟雾弹的掩护下,敌人又开始进攻了。这时,我们和营部的电话线已经被炸断了,和上级联系不上,我对副连长和二排长说:“敌人冲上来只有和他们拼了,留下最后一颗子弹自杀也不当俘虏。”可能是因为天黑的原因,敌人没有冲上来。后来营首长派人来传达撤出阵地的命令,我们看到了战友,真是有死而复生的感觉,但是三排长王绪爱和十多位战友却已经牺牲了。

血战金鹤山

    在朝鲜战争中,金鹤山战斗在我的记忆中印象最深刻,我记得当时还抓了个美国兵。

    那是1951年4月,我们1连在汉江以北、铁原以南的金鹤山阻击敌人,上级命令:这座山是第五次战役我军发起全线反击的大门,要死守不让,要我们守一个星期。在国内的战争中很少下“死守”、“战至最后一兵一卒”这样的命令,但美军的火力实在是强大,我们只能以血肉之躯去和他们拼,不强调勇敢是不行的。

    我们是4月19号上的阵地。这一天,敌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发起进攻,687高地在内的四个山头被敌人占领了。19号晚上,按照上级的指示,我和副连长刘正高带领五班、七班两个加强班,还有两个通信员一个卫生员一共35个人,用突然袭击的战术去把阵地夺回来。

    说白了,我们就是敢死队。因为夜战是我们强项,美军不敢夜战,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

    我记得那天晚上又刮风又下雨,没有月亮,能见度很低很低,规定每人左臂上扎白毛巾做联络记号。我们沿着崎岖的山路在山梁上摸索着前进,地上很滑,有的战士跌倒了,马上爬起来继续前进。当我们爬上第一个山头时,敌人没有发现我们,我们观察发现敌人炮兵阵地上一个无坐力炮、一挺重机枪放在一边,敌人都在山脚下躺在睡袋里睡觉。他们以为天黑下雨我们不会来了。“打!”我大喊一声,子弹、手榴弹一起向敌人阵地打去,敌人喊的喊,逃的逃,乱作一团,有的逃跑中被打死,有的在睡袋里没爬出来就被打死了。

    我们很快攻占了第一个山头,这时第二个山头上也就是主阵地的敌人发觉了我们的夜袭,开始向我们猛烈射击。敌人的火力很猛啊!稍有迟疑的话,他们火力一起打,我们进攻主阵地就会很困难了。在这关键时刻,我大喊:“同志们冲啊,前面就是687高地!”五班最先冲了上去,这时有人报告,五班的副班长牺牲了,我又喊:“为牺牲的五班副班长报仇,冲啊!”“七班是战斗模范班,五班已经冲上去了,七班赶快冲啊!”我和大家一起冲上了美军的阵地。

    美军逃跑很狼狈,一个美军逃跑时候跌了一跤,就被我抓到了。我用手枪对着他,他跪在地上举着手,不停用结结巴巴的汉语说“投降、投降”,估计之前他们有过专门的学习。当时我的手枪如果一扣他就死了,不过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向他竖了竖大拇指,意思是投降才是好样的。那边副连长抢了敌人的机枪在扫射,我身边的一个通信员提醒我是不是留一个人看着这个俘虏。我当时想,阵地刚冲上去,这仗能不能打赢还不知道,再留一个人看俘虏的话兵力就越来越少,这不行。我脑子里还是国内打仗的经验,在国内打仗,打胜了仗,还愁抓不到俘虏吗?俘虏也不敢跑,跑了被老百姓抓到也饶不了他。当时我身边也没有个绳子把这个美国兵捆住,就这样把他留在了一边。后来战斗结束再回来找,这个俘虏已经跑掉了。这是我第一次面对面见到美国人。

    在战斗中,我们的战士表现得非常英勇顽强。面对敌人的几次反扑,没有子弹了,就捡起敌人的武器打,我喊着“用石头砸也要把敌人打下去!”七班战士张华进战前发疟疾身体虚弱,不让他参加反击战,他坚决要求,只好答应他去,他在和敌人搏斗中光荣牺牲了。战士陆加林受伤双眼看不见,坚持不下火线,用手摸着向机枪梭子里压子弹。

    这次战斗不到半小时就结束了,夺回了四个山头,缴获了无坐力炮一门、火箭筒三门、轻重机枪六挺、卡宾枪、自动步枪四十三枝、报话机一部,我们也伤亡了11人。阵地夺回以后,我们连又在阵地上坚守了两天,守住了五次战役全线反击的大门。因为圆满完成了战斗任务,我们连五班、七班被师部通令嘉奖为“金鹤山突击模范班”,嘉奖令的后面还有一句话:“嘉奖指导员李春华立一等功”。

立功证书中对李春华战斗事迹的描述

    我去师里接受表彰可神气了:穿的是缴获的美军的雨衣,头上还戴着美军的钢盔。当时要是拍个照片才好看呢!

    这个嘉奖令我一直保存着,后来在一次行军时,我在一个防空洞里,就把背包挂在里面,结果背包给弄丢了,嘉奖令也在里面,太可惜了。后来我又被军部授予二等功,副连长刘正高和五班长宋明贞被评为营战斗模范,七班长秦建彬被评为团战斗模范,后来被军部授予一级战斗英雄。

    第五次战役我们连也参加了,我们进攻附近的一个山头,我们冲上去时,守卫的敌人就已经逃跑了,我们也没有追,当时部队伤亡也不小。

    战争的创伤

    1952年6月份,我们离开朝鲜回到了祖国,迎接我们的是鲜花和荣誉,我作为指挥战斗的模范、做政治思想工作的模范参加了军里的英模大会。

    部队里让我总结战斗的经验,我觉得就是一句话“不怕死”。在战场上啊,你要是一旦怕死,就会胡思乱想,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做出的决定也是错误的。你只有不怕死,才能沉着冷静,才能指挥战斗。还有,你只有自己不怕死,带头冲锋,才能给战士们做个表率,战士们才能听从你的指挥。

中国人民志愿军立功证书

    我是山东潍县人,就是今天的潍坊,那边参加八路军的多,当时我们那家家户户门牌上就挂两种牌:不是军属牌就是烈属牌。我1945年5月参军,那时只有16岁,当过通信员、文化干事、副指导员、指导员,最后在营参谋长的职位上转业。我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洛阳战役、开封战役、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后来又参加抗美援朝,那么多次战斗,在炮火子弹中来来去去,连一次轻伤都没有负过。

    有一次,在鲁南战役的时候,当时我是通信员,骑着马到营里送信,路上遇到敌人,我的马被打伤了,驮着我到了目的地,我送信出来,看到马躺在地上死了,我却没有受伤。

    但是后来,打仗给我身体带来的影响慢慢出来了。

    从朝鲜回来后总感觉腿疼,就是膝关节处疼,部队的医生都看不出来,有说是风湿或者关节炎,但都治不好,也说不上什么原因。1953年,我在营里当参谋长了,在南京的军事学院通过了考试,上级已经准备安排我到武汉第一高级步校学习深造,南京的医疗条件好,我就在这里找了专家检查。这一检查发现了病根,专家诊断出是腰椎间盘突出。我回想起来,应该是在朝鲜战争中落下的毛病,当时不断的行军、修工事、扛木头……长时间重体力劳动落下这么个毛病。

    当时准备手术,但医生说风险很大,脊椎神经一旦伤了就有残废的危险。医生建议我不要手术,但今后不能进行高强度的军事训练。所以,我就听从医生的建议转业到了地方,就在(江苏)省农科院工作了。在这我认识了老伴,后来有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现在孙子都已经工作了,外孙女在复旦大学读研究生。

    离开朝鲜后我就没有回去过,转业后部队也很少回去,就是1978年回去过一次,那是我们连建连四十周年,老部队欢迎我们这些以前的战斗英雄去“传经送宝”,照片还登在军报上。

    我1990年离休,一直生活在南京。

    现在年纪大了,有时候会想想过去的事情。我想当年牺牲的那些战友,抗美援朝牺牲了那么多,很多战士年纪都很小,有的战士连个名字都没有留下。我还想起当初那个从我手上逃走的美国兵,如果当时我一扣扳机他就死了,不知道现在他是不是活着?现在是不是也是子孙满堂?

    我再跟你说一个事情:当时淮海战役中,我们的部队伤亡很大,有很多俘虏过来的国民党士兵,经过我们的政治教育,明白了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道理之后,都成为了“解放战士”,参加了我们的部队。那时候战斗太紧张了,连军服都来不及换,只把帽子上的国民党帽徽扣掉,胳膊上系上红布就上战场了。有的人不久就牺牲了,他们的家人还不知道他已经为革命牺牲了,甚至一直都以为他当的是国民党的兵。

    想想这些,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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