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过鸭绿江
我在的部队是1950年11月份去的朝鲜，从上海直接向北开，在临江沿着木头便桥过了鸭绿江，就到了朝鲜境内。
部队是在10月份接到的通知，当时我们驻扎在上海，正在为解放台湾做准备，每天在黄浦江边进行渡海作战演习，朝鲜战争爆发了，原来解放台湾的计划也就取消。之前我们就已经知道朝鲜在和美国人打仗，部队有请战的情绪，都说美国人打仗厉害，那就该我们（部队）上，我们是主力部队嘛。
当时部队士气高啊！我们从山东一路打，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上海……一路打胜仗，这样的部队不用动员，士气高。
我们乘坐火车先到了山东滕县休整，把一切带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标志的随身物品都留了下来，比如毛巾头上、脸盆上、水壶上的“八一”标志都要弄下来。因为是志愿军嘛，打仗都有俘虏什么的，就不能留下这些标记。不但随身物品要去掉标记，我的解放战争纪念章、渡江战役纪念章也都留下来了。
随后，火车轰隆隆继续向北开。那个火车可不像今天的火车，说白了就是闷罐车，里面条件很简陋，我们只能躺在稻草铺成的临时床铺上，空气也不好。当时就感到一场大仗即将来临，气氛有点紧张，一路上火车很少停，可以看出时间很紧，“方便”的时候，只能由两个战友拽着对着门缝解决。
火车经过沈阳，最后到了临江。这是鸭绿江上游的一个地点，部队从这里过江，我的朝鲜战争就从这里开始了。
追击陆战1师
第九兵团入朝参加的是第二次战役，第一仗就在长津湖，对手是美国的陆战1师。
我们26军过江之后没有立即打仗，而是连续四天的行军。那时候，我们前面的20军和27军已经和敌人打上了，敌人要撤退，我们26军的任务是追击敌人。
当时我们没有制空权，美国的飞机每天在头顶上飞来飞去，那是一群一群的，太多了。为了避免被敌人飞机轰炸，我们只能白天休息晚上行军，这样一来追击的速度就很受影响。
现在想起来，我们当时最大的困难还是冷。
行军一晚上，到了休息地点，一般都是山里，用铁锹把地面上的积雪铲一铲，铺上树枝，两个人一起，铺一床被子，盖一床被子。还要两个人一人睡一头，抱着对方的脚取暖。那时候睡觉是不能脱鞋子的，因为走了一晚上的路，棉鞋里都是汗，脱下以后，睡醒了再穿就冻上了，不能穿了。
朝鲜的冬天特别特别的冷，到处都是冰天雪地，再加上我们的战士刚从南方紧急调过来，一时不能适应，遇到冻伤也不懂，开始的时候战士的脚冻伤了，马上在火上烤，这是我们在国内的经验。淮海战役在陈官庄包围杜聿明也是冰天雪地，一冷就用火烤。可这在朝鲜不行，这样脚就烂掉了，后来有经验了，知道应该用雪慢慢搓，先搓热了，再用火烤。
我们26军还好，在兵团的三个军里走在后面，从东北经过的时候补给了一些冬装和地方群众捐献的棉大衣。在前面的20军、27军就太艰苦了，当时他们连冬装都没有，冻伤造成的非战斗减员十分严重，比战斗的伤亡还要大。
我们吃的是高粱米、炒面，就着雪吃，不是说“一口炒面一口雪”嘛。不是我们不想烧热水，而是担心敌人的飞机轰炸。炊事员要是做饭，白天不能冒烟，晚上不能露火光，需要用草包把屋子的门窗都堵严实了。一旦有烟火，被美国的侦察机发现，接下来就是一顿狂轰滥炸，所以能不开火就不开火。
美军的飞机飞得很低，很嚣张。因为刚开始我们没有飞机，也没有高射炮，他们一点都不怕。我们沿着公路行军，不时看到被美军飞机炸毁的我军的卡车，烧得只剩下个黑色的壳子，躺在路边。
就这样拼命的追，我们终于赶到了下碣隅里，在那里20军、27军和美军陆战1师刚刚打过一场恶仗。我们进入战场时，美军已经撤退了，我看到战场上遍地都是尸体，有美国鬼子的，也有我们志愿军的。一看到这样的场面，我就明白战斗打得有多激烈了，已经短兵相接拼刺刀了。那天气太冷了，地都硬得挖不动，这些尸体就只能留在地上。我在国内也打过很多大仗、恶仗，相比来说，在朝鲜打得是最残酷的。
经过下碣隅里后还得继续向前追，因为我们的任务是追击撤退的美军。我们是两条腿追，敌人是机械化部队，坐着汽车跑。美国鬼子精的很，他们知道我们没有机械化装备，每天也不走远，走个六、七十里路就停下来。我们白天要躲避敌机的轰炸又不能行军，只能晚上追。我们走一个晚上，到天亮就在山里驻下来，准备第二天晚上攻击敌人，但是第二天天一亮，敌人就又走了。
我们沿着公路，迎着敌人飞机的狂轰滥炸追了一个星期，追到元山（港），美军上了船跑了。
战友的牺牲
那是我们第一次遇到美国军队，美国军队装备好，我们兵团20军、27军和他们打了，损失很大，我们军没有直接交手，但教训也很惨痛。
有一天，我们行了一晚上的军，刚刚住下，连部正准备开饭吃炒面，突然飞来了两架美国飞机，丢了一个炸弹，打了一梭子机枪。炸弹爆炸的地方离我们远，没有造成伤亡，但这一梭子机枪打中了我们连部的两个通信员，一个当场就牺牲了，另一个被打伤。
打伤的这个是山东莱芜人，叫陈孝忠，当时肚子侧边打了个洞，不停地往外流血。这样的伤本来是不会牺牲的，如果在国内，马上抬到包扎所，进行简单的处理，就不会牺牲。但在朝鲜负了伤，白天不敢运伤员，只能等到晚上。我当时作为连指导员，就一直在防空洞里陪着他，我着急啊！但是没办法！外面都是敌人的飞机。
天快黑的时候，他不行了，我就在他身边，他对我说：“指导员，我对不起祖国人民，我还没打到美国鬼子，没完成祖国人民交给我的任务。”说完就牺牲了。
我跟你说，那时候……（哽咽）我们战士的觉悟啊！他在最后的时刻没有像一般人那样说我没办法回国了，我不能再见到父母了，他还在想着祖国和人民。
晚上我们还要行军，但不能把战友的遗体就丢在那不管啊。我们就用大雪块搭了一座坟，把他的尸体放进去，又用雪块盖起来，找了块木牌，用烤火的木炭灰写上“陈孝忠烈士之墓”。实际上我们是在自欺欺人，明明知道天暖了雪一化，就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不这样做，我们心里不安啊！
敌人飞机轰炸给我们的损失很大，而我们连一架飞机都没有，部队的一些战士都有牢骚，有人编顺口溜说：“毛主席坐北京，只要飞机不要兵。”实际上我们当时是没有啊！
“二一二高地”阻击战
第二次战役结束后，第三次战役在西线打，我们兵团没有参加，到第四次战役我们军又上了战场。经过前三次战役，我们把敌人赶到了“三八线”以南。他们不甘心失败，新的战斗很快就开始了。敌人不光是军事进攻，他们也搞舆论宣传，还向我们发传单，传单上说：“我们是钢铁战术，你们是人海战术。”
敌人这话说的是不错，这个时候，我们真正见识到了现代化战争。
第四次战役是敌人向我们进攻，我们阻击，我们是一边撤退一边打，各个部队轮流阻击，为大部队做好第五次战役的全线反击争取时间。战斗中阻击战是最难打的，你只能是被动挨打，等着敌人来进攻，遇到美军这样火力强大的敌人就更难打了。
美军一般都是先派侦查机到我们阵地上侦查，你可能都想不到，这个飞机还能拍照，把我们工事的情况都用相机拍清楚了，然后告诉后面的炮兵部队，做到准确轰炸。我们管这种侦察机叫“红老鸹”，等这个“红老鸹”走了后，敌人后方的炮兵就开始轰炸，轰炸过程中，还有一种飞机，我们管这个叫“黑寡妇”，在天上盘旋，随时用无线电传到后方指挥大炮，调整射击的精度。这种飞机下面有装甲，枪打不透。
1951年3月25日那天，我和副连长刘正高带着二、三两个排负责坚守三八线以南摩察山前面的“二一二高地”，这是敌人北进的必经之路。我们连指挥所设在主峰左侧人工挖的防空洞里，二排部署在主峰以西阵地上，主峰以东阵地由三排长带着七班镇守，敌人要攻占“二一二高地”必须先夺取七班的阵地。我们是24日晚上进入阵地的，在进入阵地之前兄弟部队已经挖了战壕，修了少量的地堡。25日上午八点多，敌机对七班的阵地进行狂轰滥炸。战士们英勇顽强地打退了敌人的三次进攻后，下午四点多钟敌人又分三路冲上来，其中一路约一个排的兵力沿山沟向七班长秦建彬守的阵地冲上来。这时阵地上只剩下秦建彬一个人，冲锋枪的子弹也不多了，在这危急关头秦建彬拿起爆破筒拉下了导火索向敌群扔过去，炸得敌人死的死逃的逃，秦建彬也震晕了，他就是后来《英雄儿女》中王成的原型之一。最终他们阵地上十三个人只剩下了四个活着。
敌人占领了七班绝大部分阵地后，又开始向我们阵地进行炮击。隔了一段时间，在烟雾弹的掩护下，敌人又开始进攻了。这时，我们和营部的电话线已经被炸断了，和上级联系不上，我对副连长和二排长说：“敌人冲上来只有和他们拼了，留下最后一颗子弹自杀也不当俘虏。”可能是因为天黑的原因，敌人没有冲上来。后来营首长派人来传达撤出阵地的命令，我们看到了战友，真是有死而复生的感觉，但是三排长王绪爱和十多位战友却已经牺牲了。
血战金鹤山
在朝鲜战争中，金鹤山战斗在我的记忆中印象最深刻，我记得当时还抓了个美国兵。
那是1951年4月，我们1连在汉江以北、铁原以南的金鹤山阻击敌人，上级命令：这座山是第五次战役我军发起全线反击的大门，要死守不让，要我们守一个星期。在国内的战争中很少下“死守”、“战至最后一兵一卒”这样的命令，但美军的火力实在是强大，我们只能以血肉之躯去和他们拼，不强调勇敢是不行的。
我们是4月19号上的阵地。这一天，敌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发起进攻，687高地在内的四个山头被敌人占领了。19号晚上，按照上级的指示，我和副连长刘正高带领五班、七班两个加强班，还有两个通信员一个卫生员一共35个人，用突然袭击的战术去把阵地夺回来。
说白了，我们就是敢死队。因为夜战是我们强项，美军不敢夜战，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
我记得那天晚上又刮风又下雨，没有月亮，能见度很低很低，规定每人左臂上扎白毛巾做联络记号。我们沿着崎岖的山路在山梁上摸索着前进，地上很滑，有的战士跌倒了，马上爬起来继续前进。当我们爬上第一个山头时，敌人没有发现我们，我们观察发现敌人炮兵阵地上一个无坐力炮、一挺重机枪放在一边，敌人都在山脚下躺在睡袋里睡觉。他们以为天黑下雨我们不会来了。“打！”我大喊一声，子弹、手榴弹一起向敌人阵地打去，敌人喊的喊，逃的逃，乱作一团，有的逃跑中被打死，有的在睡袋里没爬出来就被打死了。
我们很快攻占了第一个山头，这时第二个山头上也就是主阵地的敌人发觉了我们的夜袭，开始向我们猛烈射击。敌人的火力很猛啊！稍有迟疑的话，他们火力一起打，我们进攻主阵地就会很困难了。在这关键时刻，我大喊：“同志们冲啊，前面就是687高地！”五班最先冲了上去，这时有人报告，五班的副班长牺牲了，我又喊：“为牺牲的五班副班长报仇，冲啊！”“七班是战斗模范班，五班已经冲上去了，七班赶快冲啊！”我和大家一起冲上了美军的阵地。
美军逃跑很狼狈，一个美军逃跑时候跌了一跤，就被我抓到了。我用手枪对着他，他跪在地上举着手，不停用结结巴巴的汉语说“投降、投降”，估计之前他们有过专门的学习。当时我的手枪如果一扣他就死了，不过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向他竖了竖大拇指，意思是投降才是好样的。那边副连长抢了敌人的机枪在扫射，我身边的一个通信员提醒我是不是留一个人看着这个俘虏。我当时想，阵地刚冲上去，这仗能不能打赢还不知道，再留一个人看俘虏的话兵力就越来越少，这不行。我脑子里还是国内打仗的经验，在国内打仗，打胜了仗，还愁抓不到俘虏吗？俘虏也不敢跑，跑了被老百姓抓到也饶不了他。当时我身边也没有个绳子把这个美国兵捆住，就这样把他留在了一边。后来战斗结束再回来找，这个俘虏已经跑掉了。这是我第一次面对面见到美国人。
在战斗中，我们的战士表现得非常英勇顽强。面对敌人的几次反扑，没有子弹了，就捡起敌人的武器打，我喊着“用石头砸也要把敌人打下去！”七班战士张华进战前发疟疾身体虚弱，不让他参加反击战，他坚决要求，只好答应他去，他在和敌人搏斗中光荣牺牲了。战士陆加林受伤双眼看不见，坚持不下火线，用手摸着向机枪梭子里压子弹。
这次战斗不到半小时就结束了，夺回了四个山头，缴获了无坐力炮一门、火箭筒三门、轻重机枪六挺、卡宾枪、自动步枪四十三枝、报话机一部，我们也伤亡了11人。阵地夺回以后，我们连又在阵地上坚守了两天，守住了五次战役全线反击的大门。因为圆满完成了战斗任务，我们连五班、七班被师部通令嘉奖为“金鹤山突击模范班”，嘉奖令的后面还有一句话：“嘉奖指导员李春华立一等功”。
立功证书中对李春华战斗事迹的描述
我去师里接受表彰可神气了：穿的是缴获的美军的雨衣，头上还戴着美军的钢盔。当时要是拍个照片才好看呢！
这个嘉奖令我一直保存着，后来在一次行军时，我在一个防空洞里，就把背包挂在里面，结果背包给弄丢了，嘉奖令也在里面，太可惜了。后来我又被军部授予二等功，副连长刘正高和五班长宋明贞被评为营战斗模范，七班长秦建彬被评为团战斗模范，后来被军部授予一级战斗英雄。
第五次战役我们连也参加了，我们进攻附近的一个山头，我们冲上去时，守卫的敌人就已经逃跑了，我们也没有追，当时部队伤亡也不小。
战争的创伤
1952年6月份，我们离开朝鲜回到了祖国，迎接我们的是鲜花和荣誉，我作为指挥战斗的模范、做政治思想工作的模范参加了军里的英模大会。
部队里让我总结战斗的经验，我觉得就是一句话“不怕死”。在战场上啊，你要是一旦怕死，就会胡思乱想，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做出的决定也是错误的。你只有不怕死，才能沉着冷静，才能指挥战斗。还有，你只有自己不怕死，带头冲锋，才能给战士们做个表率，战士们才能听从你的指挥。
中国人民志愿军立功证书
我是山东潍县人，就是今天的潍坊，那边参加八路军的多，当时我们那家家户户门牌上就挂两种牌：不是军属牌就是烈属牌。我1945年5月参军，那时只有16岁，当过通信员、文化干事、副指导员、指导员，最后在营参谋长的职位上转业。我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洛阳战役、开封战役、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后来又参加抗美援朝，那么多次战斗，在炮火子弹中来来去去，连一次轻伤都没有负过。
有一次，在鲁南战役的时候，当时我是通信员，骑着马到营里送信，路上遇到敌人，我的马被打伤了，驮着我到了目的地，我送信出来，看到马躺在地上死了，我却没有受伤。
但是后来，打仗给我身体带来的影响慢慢出来了。
从朝鲜回来后总感觉腿疼，就是膝关节处疼，部队的医生都看不出来，有说是风湿或者关节炎，但都治不好，也说不上什么原因。1953年，我在营里当参谋长了，在南京的军事学院通过了考试，上级已经准备安排我到武汉第一高级步校学习深造，南京的医疗条件好，我就在这里找了专家检查。这一检查发现了病根，专家诊断出是腰椎间盘突出。我回想起来，应该是在朝鲜战争中落下的毛病，当时不断的行军、修工事、扛木头……长时间重体力劳动落下这么个毛病。
当时准备手术，但医生说风险很大，脊椎神经一旦伤了就有残废的危险。医生建议我不要手术，但今后不能进行高强度的军事训练。所以，我就听从医生的建议转业到了地方，就在（江苏）省农科院工作了。在这我认识了老伴，后来有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现在孙子都已经工作了，外孙女在复旦大学读研究生。
离开朝鲜后我就没有回去过，转业后部队也很少回去，就是1978年回去过一次，那是我们连建连四十周年，老部队欢迎我们这些以前的战斗英雄去“传经送宝”，照片还登在军报上。
我1990年离休，一直生活在南京。
现在年纪大了，有时候会想想过去的事情。我想当年牺牲的那些战友，抗美援朝牺牲了那么多，很多战士年纪都很小，有的战士连个名字都没有留下。我还想起当初那个从我手上逃走的美国兵，如果当时我一扣扳机他就死了，不知道现在他是不是活着？现在是不是也是子孙满堂？
我再跟你说一个事情：当时淮海战役中，我们的部队伤亡很大，有很多俘虏过来的国民党士兵，经过我们的政治教育，明白了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道理之后，都成为了“解放战士”，参加了我们的部队。那时候战斗太紧张了，连军服都来不及换，只把帽子上的国民党帽徽扣掉，胳膊上系上红布就上战场了。有的人不久就牺牲了，他们的家人还不知道他已经为革命牺牲了，甚至一直都以为他当的是国民党的兵。
想想这些，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是幸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