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夫在一篇散文中写道：“我的家乡是蓬莱，是在
那渤海之滨，丹崖山下，她是一向被世人称为仙境的地
方。”
1921年1月27日，柯夫降生在这“仙境’’中。但
“仙境”已被军阀混战的硝烟弥漫了，在战乱中来到人
间的柯夫铸定将在战斗中成长。
当柯夫在蓬莱县师范读书的时候，军阀混战的硝
烟已被日本侵略军的炮火弥盖了。在国家民族生死存
亡的关头，热血青年岂能坐视。在哥哥共产党员慕湘的
影响下，革命思想渐渐在少年慕柯夫的心头里萌生了。
他永远不能忘记的是哥俩站在蓬莱阁上的一席话，哥
哥指着那猛烈撞击着礁石的波涛海浪说：“也应该让这
海浪好好冲击这万恶的旧社会……总有一天要把它推
翻，建立起一个红色的中华。”哥哥又指着高高的丹崖
山说：“在前面看这山威武雄壮，可是后面却是悬崖峭
壁，那就是海浪冲刷的力量。”
柯夫要投身这“海浪”中，哪怕变成浪花的一滴水，
浪头的一朵花，撞得粉身碎骨也心甘情愿。
在慕湘的战友孙自平引导下，1936年，年仅十五
岁的柯夫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他放弃了师范三年级的学业，不要那将要到手的文凭，
毅然地到农村去从事革命活动。他以小学教师职业为
掩护，奔走于二区铜井一带，团结农民和各方面人士，
教他们唱抗日救亡歌曲，办壁报，在铁匠炉里打大刀，
造武器。乡乡镇镇唱起了《五月的鲜花》、《在松花江
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到处都翻腾起抗日救亡的
热潮。
1938年农历除夕，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召集队员
紧急集合，组成“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二路”，
开赴地势险要的南部山区开展游击战。这时柯夫家境
非常困难，只靠父亲卖雪花膏维持一大家人的生活。比
柯夫年长五岁的大哥慕湘因为参加胶东“11.4”武装暴
动失败已远走他乡。如今排行老二的柯夫也要走了。他
身下是五个年幼的弟弟妹妹，这一家老少在那兵荒马
乱的年月里可怎么活下去。但是柯夫的母亲是位刚强
的爱国妇女（为革命坐过牢，由于她把七个子女都相继
送上了革命征途，人们称她为游击队的母亲），她挥泪
送别了儿子。
1 938年5月，在游击战的炮火中，柯夫由孙自平
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三个月后，中共蓬莱县委成
立，柯夫被委任为县委宣传部长。他回到了城里，妹妹
几乎认不出这个“满脸灰尘，活象乡村小老头”的哥哥。
1939年刚满18岁的柯夫，代表蓬莱县委参加山
东省工作报告团，由蓬莱向延安进发。路过太河时，遭
到国民党军队的拦击，他们冲出重围，历尽千辛万苦，
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1940年的初春，柯夫进入中央党校学习。不满20
岁的柯夫如果沿着这条从军从政的道路走下去，就可
能成为高官，成为某一方的首长。但是身上充满艺术细
胞的柯夫身在中央党校心却向往着桥儿沟的鲁迅艺术
学院。他在念小学时就曾粉墨登台演过《孔雀东南飞》
中的主角焦仲卿。念师范时他特别喜欢音乐，经常和吴
善昌、宫开五等同学聚在一起吹拉弹唱。在农村搞抗日
宣传时，他是唱歌能手，教歌的好老师。现在有了学习
文艺的好学校，焉能放过。一年后他如愿以偿，进入了
鲁艺音乐系。这期间，他和在大砭沟军政学院学习的大
哥慕湘重逢了。这重逢是个颇具戏剧性的场面。弟兄
间几年来各奔东西，只能在心中思念而不知身在何方。
一天傍晚，两个人都在延河边上散步，相对走来，越走
越近，忽然都停住脚步，惊呆了，狂喜了！革命把哥俩分
开，革命又把哥俩聚在一起。从此桥儿沟和大砭沟间便
不断出现两兄弟的身影，有时就在窑洞里合盖一床被
子过夜。说来也巧，他俩的堂侄慕丰韵这时也在军政学
院学习，当三个蓬莱慕姓人一同出现在延河边上时，人
们投来的是赞佩的目光，叔侄三人心中也升起革命的
自豪感。
柯夫在鲁艺音乐系学习中，欣逢毛泽东同志《在延
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为响应到工农兵中去的
号召，1944年的秋天柯夫来到陇东地区搜集民歌。陇
东剧团的领导看好了这位年轻有为的青年音乐工作
者，便挽留他在剧团从事音乐创作。从此柯夫便结束了
学习生活，开始走上了坎坷的文艺之路。
1 945年8月，日寇投降。满怀胜利喜悦的柯夫由
陇东来到承德。他本是奉命去哈尔滨工作的，却被热河
省军区留住，担任胜利剧社副指导员。在做好政治思想
工作的同时，他仍热心于艺术业务工作，这是他心爱的
本行。
胜利剧社和承德市文联合办了艺术学校，学员多
是在当地参加革命工作的年轻人。柯夫便主动地担当
了音乐教师。“三八’’妇女节前，他去教唱《三八国际妇
女节》歌，因为学员来得多，超过了预定人数，所以当给
学员发完油印的歌片后，他竟两手空空了。当他无可奈
何地挠着头皮的时候，坐在前排的一位女学员站起来
把自己手中的歌片递到了他手中。他定睛一看，直觉眼
前一亮，那亭亭玉立的窈窕身材，那白白的瓜子脸儿，
那明眸，那秀眉，那笑靥，使他怦然心动。在这一瞬间她
就走进了他的心田。
在教唱中，他发现她的乐感很强，音色很美，是一
个很好的女高音。又细一打听，这位姑娘名叫葛玉兰，
在热河省财政厅秘书室工作，母亲也是蓬莱人，多巧！
真是千里有缘来相会。
柯夫不断地来教学员唱新歌，其中有塞克作词柯
夫谱曲的《我们欢迎和平》；有柯夫作词劫夫谱曲的《滦
河的流水流潺潺》。这美妙的词曲在年轻姑娘葛玉兰的
心中掀起了感情波澜，那么年轻的音乐老师！不但会乐
理懂声乐，还能写出那么美妙的歌词，谱出那么动听的
曲调，真是人才出众，才华横溢呀！
柯夫在艺术夜校中组成一个二百人的合唱团，由
他教唱《黄河大合唱》。是他慧眼识珠还是感情的作用？
他指定《黄河怨》的女声独唱由葛玉兰担当。葛玉兰不
辞重任，在红五月的正式演出中，《黄河怨》的独唱赢得
一片掌声。
柯夫自编自导的儿童剧《郭玉兰上学》（他喜欢玉
兰这个芳名）演出了，葛玉兰早早地坐在台下，巴掌拍
得手心通红。多才多艺的柯夫又在姑娘心中点起一把
火。
爱情磁场的吸力使这双青年男女不断接近。指导
员在谈情说爱中不忘政治，他送给玉兰政治书籍看，鼓
励她争取早日入党。她给他唱抒情歌曲《梦中人》，美妙
的歌声传达着姑娘的爱心。他让她唱了一遍又一遍，把
词曲都记下来，珍藏在身边。一直到他不幸先她而去，
这张记录下《梦中人》词曲的小纸片还完整地保存着。
这定情的歌曲会使他们经常在梦中相会。
有情人终成眷属，组织上批准了柯夫与玉兰订婚
的申请，一张小小的合影订下了这对革命情侣的终身。
1964年6月，柯夫被派往建昌县，任热东分区战
声文工团团长。他和玉兰分别了。如果他向组织提出
把能歌善唱的葛玉兰调到战声文工团去，是可以获得
批准的，团长携夫人，虽未婚也理所应当。但是严格要
求自己的柯夫没有这样做，葛玉兰也因即将入党而不
愿离开财政厅，于是只能洒泪而别了。临行前，柯夫把
自己珍爱的两件东西送给了玉兰：一个棕色皮挎包和
一床淡蓝色丝绸薄棉被，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这都是
高档货。柯夫走后不到一个月，1946年7月15日葛玉
兰也成了光荣的共产党员。她背上柯夫给的挎包和薄
棉被，随下乡工作团到青龙县一带去进行反奸锄霸和
土改斗争。
1946年9月3日，柯夫和葛玉兰在滦河边一个叫
团头岗的小村庄里结婚了。没有彩灯，没有鞭炮，只有
八月十四的（农历）圆月照得新郎和新娘心里喜洋洋。
他们搭起两扇门板当喜床，摆上小米粥和窝瓜菜当喜
筵。那是只讲实惠不重形式的年代。只要相爱，茅屋胜
大厦。
他们的蜜月是在紧张艰苦的行军中渡过的。接着
是攻建昌打隆化战凌源。在战火中他们时聚时散，散多
聚少。1947年12月8日他们第一个男孩丰沛出生了
（以后又生了丰沅、丰浩三个男孩）。一幅担架抬着母子
急行军，担架换成大车，大车翻进一丈多深的沟里，险
些使母子丧生。
1948年7月柯夫接到了离家十载唯一的一封家
书，是二妹慕列尔写来的，不是喜讯是噩耗！柯夫的父
亲去世了！柯夫不能回去奔丧，他擦干眼泪，立即投入
了我军发动的秋季攻势，带领战地宣传队随八纵投入
了举世闻名的锦州战役。在紧张的战斗中创作出十三
首歌曲，编成歌集《向前进攻》。他在歌集的序言中写
道：“让我把这个小歌本，献给我们那些英勇杀敌，解放
全东北为人民立下功劳而光荣无比的勇敢战士吧。”
1948年冬，柯夫被调到冀察热辽联合大学鲁艺戏
音系任副主任。
在解放战争三年期间，柯夫坚持文艺与工农兵相
结合的创作道路，深入生活，创作出《逃难》、《担水前
后》、《好同志》、《王排长》、《问路》、《王德明》、《兵》、《眼
睛亮了》等十余出小歌剧。他写的歌曲《攻破》、《加油练
兵》、《尖兵连》、《炮兵歌》、《展开攻坚战》等深受战士欢
迎。鼓舞了斗志，活跃了文化生活，为中国人民解放事
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东北全境解放半年后，柯夫来到了沈阳城，任东北
文协文工团团委，从事专业创作。1949年秋，辽河发大
水，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刘芝明同志建议柯夫到灾区
去，“沿着辽河走一走看一看，写一个剧本。”柯夫欣然
受命，领着创作组四位同志奔赴辽河。灾区一片惨象，
刚刚翻身的农民划着木板在水中捞取散发着酸臭味的
玉米棒子用以充饥。房屋冲走了，村庄消亡了，苍蝇蚊
子到处飞，疾病在流行。灾民的心在哭，柯夫的心头笼
罩上一片阴云，他在想：写什么？做为一个共产党员，能
写刚刚露出笑脸的农民兄弟又遭到天降的不幸吗？不
能，必须深入下去寻找。当他在深入中了解到堤坝决口
的原因是因为一部分落后群众反对重修不合理的旧
坝，他们毁新线，拔木桩，结果洪水一来，先从这里决口
了。“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飞跃的思想带来涌泉
般的文思。柯夫的成名作多幕话剧《堤》开始诞生了。
1950年夏天，东北文教队来了两位新队长：一位
是代理队长慕柯夫（原队长李鹰航重病住院）；一位是
副队长肖汀。刘芝明同志在全队会上宣布：立即投入
《堤》的排练，由副队长肖汀同志担任导演。
《堤》的公演在沈阳市引起轰动，那精彩的语言，动
人的情节使观众为之倾倒。东北局宣传部部长李卓然
同志看后，说他兴奋得一夜未能成眠；著名作家萧殷看
后立即提笔为文，大加赞赏；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看后立
即接见了全体演职人员，给予鼓励。《堤》的演出也使东
北文教队大放光彩。
1961年10月，东北文协文工团，东北文教队与鲁
艺音工团合并组成了东北人民艺术剧院，柯夫同志任
创作室主任。创作室里集中了一批青年作者：崔德志、
孙芋、冷岩、潘芜、籍华、曹汀、陈玙等都在其中。这是一
个很有创作潜力的创作集体。柯夫这时放下自己的创
作，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创作领导工作中去。创作室每个
人的创作活动在他心里都有一本帐，从深入生活到出
成品的每一个环节都在他掌握之中。写出初稿，就组织
讨论，有时他还把刘芝明部长、毛星、朱寨处长（东北局
宣传部文艺处）请来，院长塞克和安波更是经常参加。
除讨论作品外，还组织大家学习文艺理论和世界名著，
很快地就把创作室变成了艺术殿堂。大家言必谈艺术，
手不离书卷。莎士比亚、易卜生、曹禺、契柯夫、奥斯特
洛夫斯基等大家的作品使他们爱不释手，形成了前所
未有的学习热潮。
在文艺理论学习中柯夫提倡联系实际探讨问题。
当时大家都被文艺直接配合政治任务的作法所困扰。
运动一来，突击创作，从政治概念出发，图解政策条文。
运动一过，作品也就寿终了。但是文艺为政治服务天经
地义，谁也不敢触动这“优良的革命传统”。在大家都欲
言又止的时候，柯夫勇敢地站出来，明确指出这是违反
创作规律的，不打破这过时的积习，就不可能出好作
品。柯夫一席话，激发众人心，憋在心里的话喷涌而出，
变成激流，使剧院主管创作的院长安波也坐不住“金銮
殿”，到创作室里投了赞成票。
创作室开始按创作规律组织创作了。第一步就是
到火热的生活中去，自选生活基地，自选创作题材，对
什么感兴趣就可以写什么。梦寐以求的创作自由实现
了！这在五十年代初是多么不容易！没有柯夫的领导
就没有这好局面。
路子对，成果出。孙芋的《妇女代表》打响了第一
炮，获全国一等奖。各剧种相继移植演出后又拍成电
影。连大洋彼岸和中国没有文化交流的美国也演出了
《妇女代表》。第二炮是崔德志的《刘莲英》，也是全国一
等奖（连续两次全国独幕话剧评奖都被创作室夺魁），
各剧种移植演出，也轰动了全国。创作室的好作品不断
出现。除了多幕话剧、独幕话剧之外，冷岩的琴书《大刚
与小兰》也唱遍了长城内外，灌了唱片。但是更大的成
就还在后面，那就是柯夫的又一力作，多幕话剧《双婚
记》（原名《瓦斯问题》）。
1953年10月，东北人艺创作室转入东北作家协
会，易名为剧作组，仍由柯夫领导。柯夫在参加完全国
第二次文代会后，即安排剧作组全体人员到生活中去，
他自己则选定了抚顺龙凤矿。大家定期回来汇报生活，
研究问题，然后再下去。
柯夫在龙凤矿里很快便和矿工打成了一片。每当
他在“老棚”里和矿工们围着小火炉，捏着烧酒壶，听着
工人用嘶哑的声音唱着“蹦蹦戏’’的时候，他的心就发
颤，怎么能把这些纯厚、憨直、乐观的矿工表现得像生
活一样生动活泼可亲可爱呢？一项治理井下超级瓦斯
矿的科研工程引起了他的重视。这个矿在敌伪时期曾
发生过多次瓦斯爆炸，吞噬了上千矿工的宝贵生命，造
成了数不清的孤儿寡母。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换了人
间，但瓦斯问题并未解决，仍然像定时炸弹一样威胁着
千万矿工和家属们。所以治理方案一提出，立即牵动了
全矿男女老少的心。柯夫顺着这条线索深入下去，他从
井上到井下跑遍了各个角落，在一次即将冒顶的危急
时刻，他随着抢险的矿工扛着木料冲上去；又一次采区
发现自然发火，瞬间就会引发瓦斯爆炸，他又一次冲上
去……。这位打过游击战的老战士仍不减当年的英雄
本色。但是也有好心人劝他：“生活海洋到处有奇景，干
嘛偏要钻那黑古隆冬的煤洞子，又脏又累又危险，写出
来又能有什么艺术色彩呢。”
艺术色彩是不以描写对象的不同而表现出差异
的，只要辛勤耕耘，什么生活领域都会开出鲜花。以瓦
斯问题为背景，以两代矿工不同命运为情节的多幕话
剧《瓦斯问题》问世了。在矿山，在沈阳都引起强烈反
响。在全国第一届话剧汇演中荣获了创作奖。名家汇
集的北京人艺立即选中了这个剧目，院长曹禺亲自帮
助柯夫修改，并改名为《双婚记》。人艺的演出更增加了
戏剧的艺术魅力，使长春电影制片厂也立即组成摄制
组，拍成电影，改名为《换了人间》。
多幕话剧《堤》和《双婚记》，一工一农，柯夫在戏剧
创作上不断攀向更高的艺术境界，他在探索新的题材
领域。1956年他被一个“茶花女”式的女性的悲惨命运
迷住了，他要写生活在旧社会最底层妇女的善良人性。
他把故事讲给曹禺先生听，曹禺兴奋地鼓励他写。提纲
写出来了，《麒麟锁》的戏名也有了，却被越来越紧的
“左”的紧箍咒箍得枯萎了。
1954年作家协会剧作组随着东北大区的撤销而
解散。柯夫费尽心机为每个作者做了妥善地安排，使大
家高高兴兴地到生活中去。人虽去而心长留，柯夫依然
是大家的良师益友，每有新作，必找柯夫。有时事先约
好，三五人聚在一起，切磋琢磨，其乐融融。
1956年柯夫被任为中国作家协会沈阳分会副主
席、党组副书记，中国戏剧家协会辽宁分会副主席。他
感到肩上的担子重了，他不但继续主动帮助那些曾在
他扶植下成长起来的原创作室（剧作组）的作者们，还
热情地向房纯如、杨舒慧、胡景芳等当时正崭露头角的
青年作家伸出热情的手。胡景芳曾回忆说：“只要剧本
送到柯夫那里，不管怎么忙，他总是认认真真地阅读，
详详细细地交换意见。许多时候，在我‘山穷水尽疑无
路’时，经他一指点，就使我顿开茅塞，进入了‘柳暗花
明又一村’的新境界。’’这段叙述，应是受过柯夫帮助、
指点的作者的共同感受。
柯夫对青年作者的爱心是博大的，他总感自己做
得还不够，联系的面还不广，在他寻找更有效的办法
时，一个诱人的想法萌生了：办一个面向文学青年的刊
物，即能联系更多的作者，又能使他们有发表作品的园
地。
1 958年的春天，由柯夫创办并主编的文学月刊
《文学青年》诞生了。立即受到了广大青年的欢迎，初刊
就发行三万份。柯夫以满腔热情投入到编辑工作中去，
他以身作则，事必亲恭。下面录下当时他手下两员大将
范程和刘文玉的回忆。刘文玉说：“柯夫制定《文学青
年》的宗旨就是站在辽宁面向全国青年文学爱好者和
作者，编辑要热情对待青年，热心培养作者。设计的栏
目、插图、组稿都要从这个角度出发。对有苗头的作品
要千方百计的帮助作者改好。”范程说：“柯夫既是一位
指挥有方的领导，又是能付辛苦的普通一兵。无论严寒
酷暑，从每篇文章的标题到每块板式的设计，柯夫都和
大家潜心构造，不辞劳苦。那时候工作没有时间概念，
也不讲任何劳动报酬，大家心甘情愿地用轻微的歌声
和愉快的争论迎送满天星斗和黎明的晨曦。”柯夫和编
辑的关系是如此和谐，所以刘文玉才说：“柯夫同志领
导我们干工作就是累死也不知道怎么死的。”
柯夫率领编辑们奋战一年多，刊物发行量直线上
升，从三万份上升到二十万份，超过了创刊早资格老的
上海同类文学刊物《萌芽》，一跃成为全国文学刊物之
首位。使得《萌芽》坐不住了，虚心好学的《萌芽》主编亲
自带队来到辽宁和《文学青年》的编者们交流经验。
正当《文学青年》蒸蒸日上，柯夫意气风发往前闯
的时候，拦路虎出来了，一场灾难无情地降落到柯夫头
上。这时他38岁，正是干事业的风华正茂的好年华。
四
1959年夏，柯夫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访问归来，
他安排好《文学青年》的工作，请假去写访德见闻。有一
天通知他去听报告，他以为是一般的政治报告，便没有
去。谁知却是由此种下了祸根，因为那是传达庐山会议
批判彭德怀的报告，不去听莫非是同情？是有抵触情
绪？到了秋天，全国刮起了反右倾机会主义的飓风，辽
宁文艺界尤甚。柯夫那“拒绝”听反彭德怀报告的问题
被首先提出，接着又翻出他的几篇杂文：《见死不救者、
张嫂及其他》、《看风头赶浪头》、《论‘社会本质’》、《<啼
笑皆非>是出好戏》，却被指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连在全国获奖的多幕话剧《双婚记》也被斥为修正主义
文艺的标本。批完了已经发表和演出的作品后，又把尚
在酝酿中的《麒麟锁》提纲（仅仅几页稿纸）也翻出来加
以批判，硬说那是为资产阶级人性论唱赞歌的毒草。最
后是所有的老帐都被抖落出来，创作室那场关于创作
规律的讨论竟被指为反党事件。创作室那有目共睹的
成就不但被一笔勾销，而且被控为是以慕柯夫为首的
反党小集团。如此荒谬的批判竟无休止地进行下去，从
沈阳批到抚顺（在全省文化工作会议上柯夫是大会重
点批判对象），从1959年批到1960年。最后处分决定
下来了：柯夫被定了反党分子，降两级工资，撤销作家
协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职务，《文学青年》也被勒令停
刊。受处分后的柯夫被下放到大连机床厂去接受“脱胎
换骨”的改造。马加和申蔚同志曾去看过他，并写下了
那令人酸心的景象：“他住在西岗的平民区里，两间小
房，又黑又窄，全家六口人挤在那里，几乎连床都放不
下，孩子们住的床是用几个装书的木箱子搭起来的，生
活是这样的狼狈。’’一位为革命出生入死艰苦奋斗了二
十多年的红军干部，竟因莫须有的罪名弄得如此凄凉，
悲夫！
蒙受不白之冤的柯夫并没有躺倒，他每天都到车
间去劳动，什么活都干，还跟工人师傅学车工，很快就
学会了车小零件。但人却日渐消瘦，那灰暗而憔悴的面
容，深陷的眼窝，使夫人葛玉兰看着好心酸，但他却安
慰她说：“不要伤心，我个人受点委屈算不了什么。我相
信党，迟早会做出公正的结论的，我对党对人民问心无
愧。”
从道理上讲柯夫的话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左”的
路线的影响下，赢得“公正的结论’’是多么难哪！
1961年党中央终于颁发了《关于甄别的决定》文
件。作协主席马加同志非常关心柯夫冤案，他写下了下
面的回忆：“我认真阅读了柯夫问题的原处分决定和有
关材料，他被定为反党分子的主要错误就是那几篇杂
文……。还有一条“错误”，因为柯夫在三年困难时期曾
到自由市场买过一只鸡，用这个例子证明他是反对三
面红旗的。我看了以后，真有啼笑皆非之感。”
马加同志在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郑重地提出：“应
该实事求是地给柯夫同志甄别，摘掉反党分子的帽子，
做出恰如其分的结论。”结果是主持公道的人遭到了反
对，马加同志的正义呼声被“左”的言词淹没了。
不久，辽宁省委文化部又在东北旅社召开会议讨
论柯夫的甄别问题。对那几篇杂文算不算毒草争论不
休，争论的结果又是不了了之。
1962年周杨同志来到大连，另一位关心柯夫冤案
的安波同志把那几篇所谓的“毒草”杂文送给周杨同志
看，并和柯夫一同去晋见。周杨同志说：“我看不出有什
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内容，不能算毒草”。那篇《看风
头与赶浪头》的文章写得短小，新颖，以后象这样的短
文还可以写些。’’
中宣部主管文艺的部长讲话了，真是一言九鼎，反
对甄别的人闭上了嘴，艰难的甄别终于实现，反党分子
的帽子摘掉了。柯夫又精神百倍地干起来。他立即深
入到大连造船厂及纺织厂去体验生活。在参加完在广
州召开的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座谈会后，更是干劲
十足，很快就写出了话剧《乔迁之喜》。他还有那么多东
西要写，但是好景不长，“左”的妖风又刮起来了！电影
《早春二月》、《北国江南》的批判使柯夫手上的笔又变
得沉重起来。姚文元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一发表，柯夫便丢下了那沉重的笔。因为他知道《海瑞
罢官》是毛主席鼓励写的，戏演出后他老人家还请主演
马连良和编剧吴晗吃过饭。现在竟在全国批判起来。声
名显赫的吴晗尚且难逃厄运，自己还写什么呢j
文化大革命一来柯夫即被揪出。“机关的大字报铺
天盖地卷来，颗颗重型炮弹集中到柯夫翻案问题上。”
（马加语）。甄别结论被推翻了，除反党分子的帽子又被
戴上外，又新加了许多大帽子。1969年12月，柯夫被
放逐到庄河县白家大队刘屯生产队劳动改造。
1972年，省话剧团（原辽宁艺术剧院）要参加省文
艺汇演，便把柯夫临时抽调回来写剧本。柯夫～下火车
立即投入创作。房纯如和杨舒慧夫妇回忆说，柯夫住在
剧团一间阴冷昏暗的小房里，日以继夜地埋头苦写。团
领导示意：只要剧本打响，就说明他改造好了，可以为
红色政权所用了。
1972年4月，省文艺汇演锦州片开锣。柯夫随剧
团来到锦州。他写的话剧《银梭曲》是重点剧目。《银梭
曲》演过三场之后，老“左”们又指手划脚地说三道四
了，一股批判恶风又向柯夫袭来。就在准备召开《银梭
曲》座谈会（实际是批判会）的前一天，柯夫对纯如、舒
慧说：“明天的会说什么我都知道，我不听了，回庄河！”
柯夫愤然离去了，但对《银梭曲》的批判却未停止。
不久，大字报布满了话剧团的墙壁。
1973年，在“落实干部政策”的声浪中，柯夫被调
回辽宁省创作办公室，当一名普通的创作员。柯夫那压
不垮打不烂的干劲又上来了，他立即扑到生活中去，在
大连纺织厂里除和干部、工人打成一片外，还不遗余力
地帮助工人作者写作。当他被该厂1926年4月27日
的大罢工激发起创作热情之后，便联合工人作者，共同
创作出多幕话剧《四·二七》。
马加同志称柯夫为“压不倒的人”。无数次的灾难，
数不清的批斗，但只要给他拿笔的机会，他就会义无反
顾地苦干起来。可惜拿笔的机会越到后来越少，成熟而
不能写，是作家最大的悲哀。中国年长些的作家都有过
这样的悲哀，柯夫尤甚。
五
粉碎四人帮，创作得解放。柯夫以欣逢盛世的激越
心情，和老文艺战士的使命意识重新投入艺术创作。他
创作的话剧《少年周恩来》表达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周恩
来同志的深切怀念，对共产主义理想、道德、精神的执
着追求。电影剧本《难忘的岁月》有力地揭示了林彪、江
青反革命集团给党和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歌颂了党
和人民的正义力量（摘自金河《悼念慕柯夫同志》）。
柯夫一生的创作活动包括两大内容：一是自己写，
二是帮助别人写。他是一位真正的助人为乐者。年过
六旬以后，此情尤重。当房纯如、杨舒慧夫妇写出粉碎
四人帮后的第一个剧本《南园悲歌》后，他连夜读完，立
即谈意见，从结构及情节发展，详细地谈了他的设想。
依照他的意见，剧本第一幕完全砍掉，后面又进行了比
较大的修改，使戏提高了一大步。当他读完崔德志的
《报春后》后，兴奋得逢人便讲，比自己写出好剧本还高
兴。崔德志回忆道：当“演出后有人反映大团圆结局太
白，应再含蓄些，柯夫便为我重编了第七场，并且重要
的台词都写好。”陈玙写讽刺喜剧《白卷先生》时住在兴
城，柯夫经常打电话问进度，问写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没
有。这主要是因为他深知作者过去曾因写喜剧挨过批
判，心里没底，他在给助威打气。陈玙写《夜幕下的哈尔
滨》时身在剧院，剧院的编剧不写剧本而旷日持久的写
长篇小说于理难合。柯夫便上下舆论，亲自向领导游
说，终于使陈玙如愿以偿。这样的事数不胜数。而更令
人难忘的是他对不曾相识的作者的热心相助。许多现
已成名的作家都忘不了海洋岛上的四十五天。1981年
夏《鸭绿江》在海洋岛办小说笔会，白发苍苍的柯夫放
下自己的创作，日日夜夜和年轻作者滚在一起，听作者
讲素材，谈结构。写出后又反复帮助改。作者们亲切地
比喻柯夫象孵蛋的“老母鸡”。在后来《鸭绿江》的几次
笔会上，他都不辞辛劳地赶去“孵蛋”。先后参加笔会的
有王中才、邓岗、刘兆林、胡小胡、邓洪文、宫魁斌、谢友
鄞、林和平、于德才、王金力等。后面三位如今已是大名
鼎鼎的“凤城三兄弟”，但那时还是初涉文坛，在他们的
回忆文章里，都深情地怀念着柯夫老师。
1979年柯夫被选为辽宁省文联常委，省作协副主
席、党组副书记，省剧协副主席并主编《辽宁戏剧》杂
志。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被选为全国剧协理事，并兼
任大连市科委副主任。
柯夫重新登上领导岗位后，念念不忘的是恢复《文
学青年》，他那培养青年作者的计划和设想曾使好多人
为之振奋。“可是由于谁也不好说的原因”（范程语），这
美好的愿望没能实现。
1984年出版了《柯夫剧作选》。另一本包容五出多
幕剧的选集已编好，却因经济上的原因至今未能出版。
他的散文、杂文集《我和茉莉花》，是在他闭上眼睛以后
才问世的。里面收集了他那招来灾祸的“毒草”杂文。马
加同志说这些杂文“是出自柯夫的肺腑感情，是出自一
个正直作家的心声。心愣有角，铿锵有声，把它当作‘毒
草’也好，‘四旧’也好，砸也砸不烂，批也批不倒。”这不
只是论杂文，也是论柯夫其人。
尾声
1987年柯夫得了不治之症——食道癌。亲人们心
碎了，所有被他帮助过爱护过扶植过培养过教诲过的
文学界戏剧界的人士的心都碎了。作协组织送他去北
京上海请最高明的医生为他诊治，开了刀又缝上，癌细
胞正侵润到主动肺和肺门，回天无术了！精细的柯夫知
道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不顾医生和亲人的劝阻，
加紧修改尚未出版的五个多幕剧。他将30万字的手稿
交给陈玙，要他从头校阅一遍，写好序言。陈玙日夜赶
编，想早一天捧给垂危的老师，谁知序言尚未写完，柯
夫已经走了。就在他逝世的前一天（8月3日）还写信
给陈玙，说他又想起了几条修改意见，信写得条理分明
一丝不乱。
只要心在跳动，柯夫想的还是创作。
最后，录下柯夫在病危中写给他弟弟慕彦夫的一
段话以为结束语：
我们——人，赤务条地来到世界上，什么也没有带
来。最后又赤条条地离开这个世界，什么也不能带走。
如果他一生，无所作为或者胡作非为，同假为伴，与丑
交友，和恶结党，他便成了个来去匆匆的过客。
但有的人，却不这样，他来到这个世界上，辛勤地
耕耘着真，努力地奉献着善，积极地创造着美，最后他
虽然也要离去，但这个世界却对他有无限的深情……
（陈玙：作家，《压不倒的慕柯夫》原载《电视与戏剧》一九
九三年第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