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是在这个新的征途中，认识了后来成为我良师益友的罗瑞卿同志。
当时，抗大的校长是林彪。一九三七年秋天，他在平型关战斗中负伤以后，就到苏联休养去了。实际主持抗大日常工作的，是罗瑞卿副校长。
我这里仅就自己接触所及而记忆犹新的一鳞半爪，回顾一下罗瑞卿同志在抗大工作期间的风貌。
当时，从全国各地投奔延安、进入抗大学习的青年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学校不断扩大，学员达到八九千人。首当其冲，宿舍发生了很大的困难。罗瑞卿同志经过请示中央军委，提出一个解决问题的好办法：挖窑洞，自己动手，建设学校。
罗瑞卿同志向全校作了一个报员报告，讲了三个多小时（遗憾的是，这个很精彩的讲稿没有保存下来）。总的意思是说，延安是我们革命的根据地，是抗战的神经中枢。我们是在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的。摆在我们面前的，衣食住行都很困难，没有课堂，没有宿舍，也没有大礼堂，我们现在开会借用的这个延安飞机场就是抗大的大礼堂。可是我们需要有课堂、有宿舍，还应该有个像样的图书馆、俱乐部，吃饭最好不在露天“打游击”。那么怎么办？党中央号召我们，自己动手，挖窑洞！
动员以后，根据学校的部署，投入了紧张的、热火朝天的劳动。十五个人一个劳动小组。学校要求十五天挖好一个，规格是三米宽、三米高、五米长，面积差不多有十五平方米。
我就是在挖窑洞的过程中，结识了罗瑞卿同志。
罗瑞卿同志作为抗大的主要领导，不仅抓全面规划，而且事必躬亲。挖窑洞的计划、措施，都是他直接参与制定的。开工以后，他更是每天深入现场，一边参加劳动，一边和同志们一起研究解决施工中碰到的各种问题。
有一天，我们这个班（班长是许世友同志，副班长是王建安同志）在工地上吃完午饭，稍稍休息了一刻，正要开始劳动，罗瑞卿同志骑着马转到我们这边来了，这是我第一次和罗瑞卿同志接触，印象很深。他身村高大，面孔严肃，双目炯炯有神，看上去也就刚刚三十出头。他看了看我们挖的窑洞，问大家：“你们能保证十五天挖好这个窑洞吗？”我们回答说：“一定挖好！”他沉思了一下，摇摇头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一定’，没那么轻松，不动动脑筋、想想办法，‘一定’两个字怕是要落空的。”王建安同志说：“白天时间不够，我们晚上也来挖，把劳力组织得再合理些，问题不太大。”罗瑞卿同志笑着鼓励我们说：“该拿出这个劲头来。你们都是长征过来的老同志，应该带头，起模范作用。外来的青年学生，别看都是书生，过去大多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可是这次劳动的劲头大，你们老同志无论如何不能掉在后面。”
当他准备上马离去的时候，又转身问我们：“听说你们这个队里也有外来的知识分子，有地下党的同志，你们这个班里有吗？”我举手告诉他，我就是一个。他高兴地伸过过手来，握着手询问我怎么来的。我简单地述说了一下。他又很关心地问我在国民党监狱里关了多少年，身体怎么样；还问了我的出身、学历。当他知道我原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学生时，便笑着说：“五期的，我们还是老同学哩！”
窑洞挖好以后，我们就开始上课了。当时面临的又一个新的难题是缺少教员，特别是政治课，由于没有教员而无法开课。
大约过了一个月，罗瑞卿副校长亲自把我找到他家里，开门见山叫我去当政治教员。我那时思想上不愿留在抗大工作，很想搞军事。我就回答说：“我当不了教员。”罗瑞卿同志直截了当地说：“你可以当。我看了你的履历表，你是个大学生。就这样确定了，明天你去找训练队队长邓飞同志报到。我们要从学员里选出一百二十多人办一个政治教员训练队，学两门课：马列主义和中国问题。你们选一门。学习一个月，然后开始讲课。”
事情就这样定了。当天我就到训练队报到去了。
抗大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活动，都是紧紧围绕着培养打日军、救中国的各级军政干部这一目的而展开的。起初，一共设了四门课：一是马列主义，主要是讲基本原理；二是中国问题，主要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通过学习搞清楚我党对国共合作的方针和策略；三是游击战术，目的是要求学会如何开辟游击区，怎么样在敌后建立抗日革命根据地；四是党的建设，主要是弄通党的性质、纲领，学会在群众斗争中发展壮大党的队伍。后来，罗瑞卿同志在毛主席的指导下，总结我军的政治工作经验，写了《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随之，抗大又增设了一门政治工作课。
当时，没有课堂，扩音器更是连想都没去想过。能上阵的教员不足，往往采取上大课的方式，三四个队集合起来，四五百人坐了一大片。四周空旷，讲起课来，要对着这一大片使劲地喊。有时喊得声嘶力竭，坐在后面的学员还举手报告：“你声音大一些，后边听不清楚。”这样的条件，当教员的确实比较辛苦。上午一喊就是三个小时；下午还要参加学员讨论，一是辅导，二是听取意见；晚上紧接着准备第二天的课。每天如此，常常是十二三个小时还干不完。
罗瑞卿同志对讲课抓得很紧，经常深入教学第一线，几乎每天都要来听听教员的讲课。用他的话来说，这就叫“出丧不可忘了抬棺材”。一个学校，教学工作是中心，如果别的方面的工作都搞得不错，而偏偏这个中心工作没抓住、没搞好，那就不对头。罗瑞卿同志在抗大工作期间，自始至终，把主要精力都放在搞好教学上边了。
然而，一个副校长经常蹲在学员中间听课，弄得新上阵的教员就紧张了。罗瑞卿同志“丁是丁，卯是卯”，不管你紧张不紧张，教学质量关是把住不放的。在课间休息的时候，他总要扎到学员堆中去征求意见：“这个教员讲得怎么样？听清楚了吗？”如果学员反映不错，他就会满意地笑着说：“是不错，我也听懂了。”如果讲课效果不理想，他就认真听取学员的意见，帮助教员改进、提高。如有人实在不能胜任，他就重新物色选拔，一点也不迁就。在他的严格要求下，抗大的教员队伍比较整齐，比较坚强，涌现过不少出色的人才。
当时前方打仗，根据地不断扩大，对干部的堓要量很大，不仅数量大，而且时间要求紧迫，抗大学员的学习时间三个月，顶多半年就要结束，在这种情况下，既要快速培养、大量输送，又要保证人才的质量，关键自然就在于不断改进教学方法，精简教学内容和提高教学水平了。罗瑞卿同志在这方面确实花费了很多心血。他日复一日，深入实际，一点一滴，摔打出了好的教员，培养出好的校风，造就了大批党的好干部。
抗大的学习条件艰苦，生活条件更艰苦，住的挤，吃的差，用的缺。记得当时纸张奇缺，一张纸往往要用四遍，甚至六遍，先用铅笔两面写，然后用钢笔写，最后再用毛笔写。
罗瑞卿同志根据毛主席的“一面生产，一面学习”的指示精神，从抗大的实际情况出发，向全校发出了开荒生产的号召，随后便发动群众制定出具体的计划和安排。每个连队开荒、纺线的任务，布置得非常具体。抗大的生产运动，很快就热火朝天地搞起来了。
从一开始，罗瑞卿同志就坚持每天都参加开荒。一段时间在这个队，一段时间在那个队，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是边劳动边鼓励，掀起一个又一个的劳动热潮。罗瑞卿同志在那个期间，一直是白天劳动，晚上处理工作问题，即使工作到深夜，第二天照旧早起和大家一起下地。
正是在罗瑞卿同志的组织领导和模范带动下，抗大的开荒生产，不仅搞得有声有色，而且可说是硕果累累。抗大的生活由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家劳动的成果，当年就见效。到第五期学员毕业会餐的时候，每桌十二个菜，南瓜、豆角、茄子、白菜、猪肉、鸡、鸭、蛋，样样都有，丰盛空前。毛主席莅临毕业典礼，看到这个场面，非常高兴，禁不住连声称赞：“你们抗大真行，有创造性，是一面旗子！”
抗大的生产，不仅搞了农业，还搞了手工业以至连小兵工厂都搞起来了。当年不是纸张奇缺，连《解放日报》都几乎印不出来吗？就是在这次大生产中，有个从北平来的名字叫华寿俊的大学生，学过化学，他经过反复摸索试验，终于研究出用马兰草造纸。这种草在延安遍野都是，能够用它来造纸，解决了大问题，印报、印书、订本子以至于卫生纸，统统都由它包了。
抗大的开荒生产，改善了生活条件，锻炼了干部，发扬了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得到了党中央的赞誉，成为后来延安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标后和先导。
我当了八个月的政治教员，由于工作需要，改行当了党务科长。我的具体任务就是抓全校党的建设、发展工作。当时，形势发展很快，前线、根据地、游击区都不断取得长足进展，对干部的需要量激增，我们的工作是相当紧张的。
当时的中央组织部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对抗大的党建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随着战争对干部数量的要求越来越大，抗大应当特别注意党的队伍的发展；要积极、正确地做好外来知识分子的工作，这是抗大党建工作的重点；在每期毕业的学员当中，党员的数量要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
面对这个任务，工作量繁重倒还在其次，主要问题是一些同志目光狭窄，不敢放手。
罗瑞卿同志对这项工作同样也是抓得很紧的。当他了解到由于我们具体工作人员思想有顾虑，认识跟不上而影响工作的开展时，就挤出时间来找我们谈话、做工和。他要求我们很好地领会毛主席指示的意义，让我们要学会看全局、看历史的发展。同时，还启发我们如何正确地看待发展对象的表现。他指出，以出身不好的同志而论，不管是地主的子女，还是资本家的子女，首先一条，他能抛弃原来比较优裕的生活条件，跑到延安这个穷乡僻壤来，脱离了那个剥削阶级家庭，投身到革命的队伍里来，这就很好。再一条，他们从白区跑来，路上不知要经过多少周折，克服多少困难，要冒很大的风险。就说从西安到延安一段吧，要步行五百里，经受住这个考验也是不容易的。第三，他们来到延安，吃的、穿的、住的都是很艰苦，但他们努力学习，努力劳动，表现很好。有了这三条，为什么不可以成为党员呢？我们有什么理由把他们拒之党的大门之外呢？要开阔我们的视野，要努力多团结、多培养一些干部，不这样，党的事业会蒙受损失的。
罗瑞卿同志并不以帮助我们解除顾虑、提高认识为满足，也不仅听听汇报、看看表报，而是经常和我们一起研究发展工作中具有典型意义的具体事例，从而起到“抓住关键，推动全盘”的作用。一个经党的关系介绍来的同志的直系亲属是海外的资本家，还有一个经周恩来同志介绍来的同志的亲属是国民党的显赫人物。但他们本人的革命意志十分坚定，一贯表现很好，经受过考验。最初，对这两个人能否入党的问题，我们认识上有分歧。罗瑞卿同志便亲自参加讨论，经过反复研究，终于取得一致意见。
这样，在打破了“唯成分论”和关门主义倾向的桎梏以后，抗大的党的发展工作，要求是严格的，手续是完备的，速度是快的，质量也是比较好的。
我们党历来十分强调严格实行纪律的。抗大在教学活动和作风建设中，十分重视革命纪律的养成。罗瑞卿同志对纪律的要求，从来是非常严格的，不管是学员，还是在职干部，也不管是一般群众，还是领导干部。
有一件事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抗大有位队列科长，负责外来青年学生的报到和编队工作。凡是分配到抗大来学习的，先要到他这里报到。一九三八年的六七月间，天气干热。一个从白区来的女青年学生来抗大报到，路上跑得满头大汗。这位科长好意地给她打来洗脸水。他看这个女青年长得很漂亮，皮肤很白，就凑上去和她比胳膊，说些什么“你这么白，我这么黑”这类的废话，还伸手摸了人家一下。
这位女同志办完手续之后，就给校方写信告发了这件事。校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同志把这封信拿给我和组织科长李志民同志看。那时，这位出了洋相的科长同我和李志民同志工作关系很好，我感到很为难，就提出由张主任去跟那个女孩子谈一谈，我们找这个冒失鬼批评批评，这件事就算了了。
不久，罗瑞卿同志不晓得怎么知道了这件事，把我找去，批评说：“你这个机关党委委员、党务科长，原则性跑到哪里去了？”我问他怎么知道的？他说：“我怎么就不知道？连这些都不知道，我能管好抗大吗？”最后，他叫我第二天把那个女孩子的揭发信送给他看，才让我离去。
第二天，张际春、李志民同志和我一同到了罗瑞卿同志那里。他正在吃早饭，见我们来了，放下碗筷，接过那个女孩子的信，看完后很生气地说：“怎么搞的！我们抗大冒出这么个科长来？真不像话！”我和李志民都不吭气。张际春同志说：“你先吃饭吧。”“不吃了。气也气饱了。你们挂电话，把机关党委的成员都找来，就到我的窑洞来，马上开会处理这件事。”不一会儿，委员们都前后脚跑来了，唯独那位队列科长没有到。罗瑞卿同志厉声吩咐：“一定把他找来，派人去找。他不到，我们就坐等。”等了片刻，队列科长骑马慌忙赶来了。一进门，罗瑞卿同志就严肃地批评了他一顿，然后主持开会。这个科长老老实实作了检讨，大家也都对他进行了帮助。罗瑞卿同志最后很严肃地讲：“有人把这看成小事一桩，是错误的。这不仅仅是个违反纪律的问题。当前，为了团结抗战，我们党在全国抗统一战线，对外来的青年应当热忱欢迎，给他们关怀照顾，使他们感到像是回到了家那么温暖。可是，有的人行为不检点，在政治上影响很坏，败坏我们抗大的声誉，这还是小事吗？”由于这个科长承认错误的态度比较好，根据罗瑞卿同志提议，经过会议讨论，为了严肃党的纪律，决定给予撤职的行政处分。
记得罗瑞卿同志第一次找我谈话，决定调我当政治教员，我到训练队报到时，曾向队长邓飞同志流露了觉得罗副校长真厉害的意思。当时邓飞同志对我说：“你还没有真正尝到他的厉害呢。以后时间长了，你会慢慢体会到我们这位副校长的厉害劲儿的。”经过一年来的工作接触，我算是体会到了：罗瑞卿同志的确厉害，但那不是“官大表准”，不是简单生硬，也不是以势压人，而是对党的工作严肃认真，高度负责，坚持原则，坚定不移，雷厉风行，说干就干，而且抓什么工作都能抓到点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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