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一个小学教师家庭，父亲（程圣甫）是临沂师范毕业，母亲（肖宛）是济南女子师范第一期毕业。经亲友介绍，女方父母做主结婚。二老当小学教员谋生（据唐铮舅舅说姥姥是镇小学校长，姥爷是该校教员）。他俩一生相爱，从不吵架。我出生后在外婆家抚养，四岁时，老人去世，我又由新婚的大舅母抚养。八岁时，父母接我回去上学读书。那时我已有两个妹妹，一个小弟弟。我是老大，父亲为生活困苦，又因弟弟不满周岁就病逝了，心情不好，常常事不如意就打我，而从不和母亲打架。我跟母亲读书到高小，就又到大舅母家住，带我三妹妹（程惠云）和表妹肖珍。这时她俩已三、四岁，我白天带她们玩，晚上带她们睡，我就不上学了。
七七事变后，日本占领济南时，住在姑姑家的二妹妹读到初中一年级，姑父全家逃难回到农村老家，把我和二妹妹一起带回了老家。这时父母到南方去教书，把三妹妹（六岁时已被母亲接回家读书）和出生不久的弟弟带去了。
家乡沂水来了八路军，成了抗日根据地，村上组织抗日团体，我积极参加了。1938年在我村小学校办起了抗日军政干校，八路军女干部刘萍同志介绍我脱产学习，并入党参加革命。
麦收季节，日本鬼子来扫荡，干校学员都分配下去。我是当地人，参加八路军区游击队上山打游击，抗日宣传，后来到区妇救会工作。
那时我已满二十岁，经县妇救会主任王桌同志介绍与第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李建梓认识，后经组织批准结婚，我也调县妇救会工作。
我生第一个孩子（李新民）时正赶上鬼子来扫荡，根据地不安定，刚出生一个月的孩子就送到村民兵家中（那是托儿所的分散户，他们是行署办的，也是脱产家属，负责照顾干部孩子），组织上每月送粮和钱。每年冬、夏两季发布做被子和棉衣、单衣。两岁后，孩子接回来到行署托儿所，那里有保育员教孩子学习、做游戏。鬼子扫荡时，托儿所也转移。
1946年6月28日我生了第二个孩子（李博生），这时我已在沂南县妇联工作。每次下乡都是两人以上，因此大家不同意把孩子送到民兵家，大家一起帮忙带孩子。出发时用担子把孩子挑着走。
为了加强新区工作，我丈夫调到沂源县当县委书记兼县长，我也调沂源县妇救会工作，我们夫妇才能常在一起。
上海解放，丈夫调动南下上海。我又生了第三个孩子，是个女孩（李梦）。中央在上海成立华东局，干部家属也随调动。我带了两个小孩调去华东局（老大暂留山东），我做机关宿舍大院支部工作，工作对象是从解放区来的炊事员、公务员、警卫员、保姆等。华东局机关在宿舍大院办文化夜校，分两个班，一个是文盲班，一个是小学文化班。我当主任，一位教员是原地下党员的妻子，另一位是大学刚毕业的进步女学生。我的两个孩子进了华东局幼儿院。
当时领导干部与警卫员都在一起组成机关大院党支部，连陈毅市长和他的警卫员也在这个支部，我任支部书记，陈市长的警卫员也是支部委员。陈毅市长和普通党员一样每月通过警卫员交党费、向支部汇报思想。办了两年夜校，这些警卫员都能看书写信了。
三反、五反运动开始，学校不办了，我调到市里参加接管益民烟草公司工作，任党组书记。我丈夫胃病住院，动了大手术，出院后任华东局机关党委书记，工作很忙，身体又不好，组织上把我调到上海食品四厂（原益民食品厂），离宿舍近点，好多照顾丈夫生活。
高饶事件后，华东局撤消，丈夫调北京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工作，我随他调北京，先在中组部待分配，后也安排在编译局做机要秘书和人事工作。这样好多照顾丈夫和家庭。那时星期天常送局领导去中南海看电影，我们机要人员也常陪同去看，有幸看到毛主席和周总理。中共召开八大会议时，我的丈夫参加大会会务组工作，会议结束那天，毛主席接见会务工作人员，我也去了，见到了毛主席。
以后我跟丈夫调鞍山工作，在鞍山市食品厂担任党总支书记。1963年丈夫得了肝癌，52岁病逝上海华东医院。领导上问要不要运回家乡埋葬，我说就埋在上海吧，华东局领导和上海市领导都赞成。当时我四十多岁带三个孩子，小女儿读初中，两个儿子读高中，后来毕业先后考上军事院校。
丈夫办丧事时，华东局组织部长马万杰问我，我今后怎么办，我希望回山东，我的出生地工作。经组织联系，山东省委王子文、政协邵德浮（都是我丈夫生前好友）都向组织建议把我调到济南市，由市委周星夫书记安排我在市工会工作。
1983年中央宣布干部离休制度，我已60岁了，就离休了。两个儿子大学毕业后也都结婚，对象家都是革命军人家庭。所以我晚年生活美满。做为一个共产党员我可以安心去见马克斯了。我一生不谈我的事情，儿女也不知道，现已80多岁了，儿子想了解我，就写点吧。
程俊英2002年清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