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月23日，母亲刚踏上第八十五个春秋，永远的走了。
我的母亲程俊英，1921年出生在济南。我的姥爷、姥姥都是小学教员。他们先后生过八个孩子，只存活了四个，母亲是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小学教员的薪水很低，姥爷和姥姥生活过得很清苦，母亲在姥姥的呵护下，读了两年书，就不得不辍学回家照顾弟妹和操持家务。
七七事变后，日本鬼子打来了。济南很危险了，姥姥叫十六岁的母亲带着二妹到乡下老家——山东省沂水县垛庄村去躲避。姥爷和姥姥带着三妹和幼小的弟弟往大后方逃难，先是到广西柳州，随着日寇的进逼，又随着难民往南逃，结果姥爷和姥姥死在路上，三妹和小弟随难民到处流浪。
1938年，八路军开进了沂蒙山区，开辟抗日根据地。第二年，延安来的干部在垛庄办起了抗大分校。十八岁的母亲带着十六岁的二妹背着家人，去抗大报了名，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抗大分校，母亲入了党。几个月后，分配到沂南县搞抗日妇救会工作。先在区里，后到县里担任过妇救会长。
1943年经组织介绍母亲与我父亲结了婚。第二年，我哥哥李新民出生，父母都在做抗日工作，只好忍痛把孩子寄养在老乡家。
1946年7月，我出生了，那时鬼子已投降，情况稍好了点，可我身体很差，机关的同志不叫母亲送走我，大家一起带着我，行军时把我放担子里挑着，才没有寄放老乡家，后来又有了妹妹李梦。军队打过长江时，父母带着我们一起随军南下，在上海妈妈又生过一个小弟弟，可惜生下不久就夭折了，那时哥哥也接回来了。
我的父亲李建梓，是个老党员，在战争年代，就有严重的胃病，身体很不好。进上海后，父亲做了胃切除大手术，母亲就一直照顾他。华东局撤销，父母调到中央机关工作，我们家到了北京。两年后，父母又调到鞍山。
1963年，父亲才五十二岁，因积劳成疾病逝了。那时母亲才四十岁出头，领导上也曾劝她再成家，她感到几个孩子都大了，怕我们接受不了，就没有再婚。
母亲因文化水平低，又要照顾父亲，多年在工作安排上总是受到影响。父亲是搞组织工作的，为了照顾面上的工作，又两次取消了母亲的调级指标，以致当母亲离休时，级别不够高干标准，不能进市府休干所，工资也较低，生活困难较大。她虽申述过，组织上没有答复，也就算了。我问过她，怪不怪父亲，她说不怪，定级时，局里（当时在中央编译局）摆不平，你父亲自己也拉下了一级。
父亲去世的当年，我哥哥考大学，因第一志愿哈军工没有录取而情绪低落，从不因个人的事求人的母亲，跑到沈阳找省招生委员会询问情况，又找了市里领导，劝哥哥上了第四军医大学。
母亲不愿享受已故丈夫的待遇，领着我和妹妹回到她的出生地济南。两年后，我考上西军电，上大学走了。文革中，妹妹当兵也走了。母亲从此独自一人，生活了近四十年。
我十八岁上大学，离开了家，毕业后，长期在军队工作。后来成了家，也有了孩子。我一直忙忙碌碌工作，很少问及母亲的生活。那时假期很少，有时回家，也多是去看望同学。可只要我回家，母亲总是很高兴，可我住上几日就又匆匆走了，离别时母亲总要唠叨几句。
母亲七十八岁时，生了一场大病，愈后，把我们兄妹三人叫回家，开了一次家庭会议，说她这次病后，虽然精神还好，可已感到身体大不如前，自理能力不够了。我们都各自生活，她不愿打搅我们，想过几年去住老年公寓，并把后事说了一下。我们感到母亲身体还是可以的，有点想的太远了，只是劝说她好好过日子，并没很放在心上。
母亲八十岁时，给我打电话说，她老了，今后去上海给父亲扫墓的机会不多了，希望全家三代人，一起去给父亲扫一次墓。那年的清明节，我和妹妹带着我的孩子和哥哥的孩子，陪母亲去上海给父亲扫了墓。这时我才感到母亲是老了。
扫墓回来，母亲又提住老年公寓的事，哥哥在济南给她找了一下，都不理想。我和爱人在北京也找了一下，条件还好，第二年请她来京看了看，她决定到北京来住。
2003年过了春节，八十二岁的老母亲来到北京，这是她对人生的最后选择。看着母亲沧桑的面容，拄着拐走来，已经五十七岁的我，突然感到与母亲亲近了许多。我的工作已不像过去那样紧张，我们每周都买好水果，做点她爱吃的东西，去老年公寓看望老母亲。渐渐的这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到了周六，所有的事都要推掉，这是我和母亲的时间。
这段日子，我才感到母亲是一位非常可亲的老人。过去回家总不免要为小事拌几句嘴，母亲住公寓后，我们没拌过一次嘴。她对生活的要求很简单，单调的饮食习惯，朴素的衣着。我们给她买水果，她总是嫌多，叫我们拿回去一些。我们就每次买好几种，各种都叫她留一些，随她留多少，多的我们拿回去，渐渐的她也习惯多吃水果了。
她一生很少穿新衣服，总是穿暗淡的旧衣服。来北京后，逢节我爱人张小金就给她买新衣服穿，开始她不习惯，后来怕儿媳生气，也就穿了。也开始穿有颜色的，或有点小花的衣服，也许是为了让我们高兴，可我们看到她脸上的笑容，我们也很开心。
她只要能走得动，我们就要带她出去走走，或到公园，或到郊外。她很念旧，要去五十多年前工作过的地方和住处看看，我们带她到西单去了两次才找到，北京变化太大了，另外，她也走不了长路了。为了让她多出来活动，我们给她买了一个小轮椅放在车上，到公园去她走累了，就推着她。
过节我们要接她回家来住几日，她总怕影响我们，从不超过三天，就要回公寓去。晚上我们用车拉着她进城看灯，这时她总是很高兴。
她在公寓也加强锻炼，每天要在院子里走几个来回。她的身体好起来了，不拄拐棍了，也有了信心。她开始和其他老人一起唱卡拉OK，她主要唱抗战歌曲。自从解放进了城，母亲再也没有唱过歌，我们也从没听过她唱歌，现在听她唱歌，还真是好听，我们帮她买来歌本支持她唱歌。公寓只要有活动，她是一定要上去唱几首，她唱的沂蒙山小调已是保留节目。看得出来，她过得很开心。
在公寓，不管是领导，还是住院的老人，都说她是个和蔼的老人。有了问题，她也愿意帮着院里做工作，给其他老人做解释。我们告诉她，公寓是私人办的，不要太认真，可她始终记得自己是个党员，要做群众工作。
2005年春天，母亲腿不太好，为了治腿，她活动少了，饭吃得也少了。腿治好了后，加强活动，她还是没有食欲，渐渐地吃不下饭了。我们带她到医院检查，照CT时发现她得了胰头癌！真是晴天一个霹雳！我们问医生如何治疗，医生摇摇头说，她年纪太大了，又是晚期……就是住院，保守治疗吧。我们不敢告诉她，只是劝她住院治疗。一想到几个月后她就要离开我们，真是心如刀绞，但我只能背着她流泪。
母亲开始不愿麻烦我们，自己忍着，说问题不大。我们一天一个电话问她吃得好不好，隔天给她做个可口的菜或她喜欢的芋头等送去，可是她还是吃不下。她的大便也成了问题，要灌肠才能大下来。
母亲对自己的病有了猜疑，那天我们去看她，母亲说，我考虑了几天，还是回济南去住院吧，没关系，就是肠胃不好，找中医看一看。我们已和济南市工会联系过，就对她说，可以在北京住院。她说，我的单位在济南，还是回去吧，过几天是中秋节，我再过个中秋节，到国庆节就离开公寓。我把情况通报给了济南市工会和在济南的哥哥新民和妹妹李梦。
中秋节那天，我们把母亲接出来，一起吃饭。我为母亲点了她从没吃过的鲍鱼饭，她说真好吃，她对我女儿说，你还没听我唱过歌，我给你唱一个，母亲一连唱了四个。吃完饭，回家休息了一会儿，母亲说，下午再去那个公园走走吧，我知道她是指带她去过的玉泉公园，就问，你不会太累吧？她说，不会。我们开车带她到了玉泉公园，我拿出了小推车，母亲说，不用，还是走走吧。在公园里，母亲很高兴，又是观鱼，又是看景，满脸笑容，后来我们还是用小车推她走了一段。回来她要回公寓，我们要留她晚上一起赏月，她说，这辈子就是在新民家，和他一起赏过月，今天不用了，你们也很累了，我还是回去。其实那天，她是忍着病痛想和我们再玩一次，她很累了，要回去休息。
过几天就是国庆节了，我们把母亲接回家来。看着她消瘦的面容，我每天去菜市场，把她喜欢吃的东西都买来，每样做一点，放在桌上，总希望她能多吃一口。为使她有点食欲，我搀着她在屋里多走走。
国庆节那天，我们开车带她到很高档的饭店去，给她单点了一碗象鼻蚌煲汤，她看得出来，面前的这碗汤与我们的不一样，她没有推辞，泡了点饭吃了，别的她就吃不了了。她已很虚弱，吃完就回家了。回来她很遗憾地说，她还为毛毛（我的女儿）准备了两首歌，没来得及唱。
过两天要走了，那天只有我和她，母亲说，从大不下便来，我就知道我的末日到了……晚上做梦，你爸爸来了，他抱了我，好多年没有梦见他了。
我说，你只是吃不下饭，回去治一下，就好了。母亲说，是啊，你不是医生，新民是医生，回去他会给我找个中医看看，也许吃点中药就好了。母亲又说，你们把我送回去，就回来，不要耽误你们工作。我说，我们没什么大事，她说，你们谈话我都听到了，你们还是很忙的。
10月10日，走得那天早上，母亲喝了半碗稀饭，小金说，要回家了，妈妈高兴，饭也多吃了。母亲突然哭了，说，我不想走啊……唉，还是走吧！
我们开车上路了。路上母亲一点东西也吃不下，还吐了两次，我们尽量开得慢一点，下午四点到了济南。工会的领导、新民哥和李梦妹都来了，母亲大声地说着话，大家对她是否患了那么重的病，怀疑了。我把北京医院的诊断书和片子给新民和工会的同志看了，决定马上联系住院。
第二天，李梦把党中央发给老战士的抗战六十周年纪念章给母亲拿来了，母亲很高兴，穿上了西装，带上纪念章，我们给她照了相。
第三天，母亲执意要去看望和她一起参加革命的二妹妹（我的二姨）。二姨也是重病在身，卧床不起。母亲看望了二妹妹，还叫她好好养病。母亲没有说自己有病的事，让我给她和二姨照了她们的最后一张合影。
10月13日，母亲要住院了。早上起来，她对我说，回来还没到家周围看看，要我扶她走走。出了院门，一路走着，她说，这个小店是何时开的，那家店是何时来的，像数家珍似的。走到老年大学门口，她说进去看看，走到门球场边的石凳坐下说，这是我上大学的地方。歇了一会儿，我扶她走出来，她很累了，走几步就要坐一坐，没地方坐，只能坐在马路边上歇一歇。
回家不久，工会的车来了，我们送她去了医院。她住院后就赶我们回北京，说你们忙你们的。
母亲在医院每天输液。上午新民哥陪她，下午李梦要来陪她，母亲知道李梦爱人也在住院，她坐一会儿，就赶她走。
在医院住了十八天，母亲精神好了一些，她感到医院已没什么治疗措施了，就提出回家去。新民哥把她接出来，送回了家。
母亲是很要强的人，她虽一个多月没好好吃饭了，很虚弱，还要自己料理。回家的第二天，她一个人在家，去厨房拿碗筷，不慎跌倒了。哥哥买饭回来和邻居来家才发现，把她扶起来。到医院检查，母亲跨骨跌断了。
妹妹李梦给她买来医用床，母亲只能卧床了。这无形中加快了她病的进程。母亲很坚强，在电话中对我说，你不要担心，问题不大。她还是寄希望于中医，工会门诊部请了一个退休的老中医来给她看病，母亲知道是敷衍她，妹妹去抓了药，她也喝药，她对妹妹说，医生不会再来了。
在剩下的日子里，她对护工小王很信任，常和她聊天。小王是山东农村的，来城里打工，有三年的看护经验。她看老人，一天不如一天，就问我母亲，为何不叫博生叔回来？母亲说，他们很忙，不要打扰他们。小王看不过去了，偷偷给我打了电话，母亲感觉到了，叫李梦当她面给我打电话，叫我放心，不要回济南。
2006年元旦到了，我给母亲打电话拜年，她很高兴，在电话里说了好多话，要我好好写书，不要回去，等春节再回去团聚。四十三年前的春节是我父亲故去的日子，她想熬到那天，我不回去，她就怀有希望等着。
1月10号我从电话里听到母亲说话，底气不足了，我等不下去了，决定马上回济南。
12日早上，北京开始下小雪，我们毫不动摇地上路了。下午四点我和小金赶到济南，进了家门，母亲见到我，立刻哭了，只说了一句，好儿子……
她心里是矛盾的，又希望我好好工作，希望自己能撑到春节，可又希望能看到我……
母亲病灶已开始疼了，胸上贴了麻醉药膏，太疼了就请街道卫生院来打一针镇定剂。我看母亲很痛苦，握着她的手，问她, 感觉怎样？母亲说,我很难受。我问，是心里难受，还是身体难受？母亲说，是身体难受。我说，那我们去医院治疗好吗？母亲点了点头。我马上与工会联系，第二天叫救护车把母亲送进了医院。
住院后，母亲很少说话，她没有力气了。
住院第二天她对我说，她又渴又饿。看着母亲，又无助于她，我只能暗暗流泪，用小勺给她喂点水。
开始我和小金上午陪她，中午回来吃点饭，下午再去看她。
第四天中午，母亲看没有家人在边上，用眼睛在找人，护工小王问她找谁？母亲说是博生。小王立刻给我打电话，那天小金生病起不了床，我自己马上打车赶到医院。小王说，母亲睁眼等了我一会儿，累了，又睡了。为了让母亲心里踏实点，后来我们中午不回家吃饭了，在医院买饭吃，让她睁眼就能看到我们。
白天，我们三口（我的孩子毛毛也赶来了）陪在医院，晚上妹妹李梦和她的两个孩子轮流陪床。母亲已没有力气说话了，我坐在床前，握着她的手，感到她握了一下，就给她喂点水。母亲已生了褥疮，很难受，每隔三、四个小时，要给她翻个身。母亲病灶已很疼了，断腿也很疼，身体瘦得皮包骨，她不断扬手打腿，可睁眼时，总是忍着疼，努力给我们笑脸。
住院第七天，母亲报病危了，医院给她上了监护。
22日早上，我们全家三人，照例来到病房。哥哥新民看我们来了，和我说了一下治疗的事，走了。
母亲突然大声说，不叫我死啊？我们赶快上前，听她说什么，只见她笑着又说，不叫我死啊？她在和我们开玩笑。小金马上把女儿推过去对她说，能叫她吗？母亲笑着大声说，毛毛！毛毛！几天都没听见母亲说话了，我们都很高兴。中午，毛毛买来了饭，我们在病房吃着，陪着母亲。
下午一点多，母亲情况突然恶化，医生来抢救后，缓和了。护士关照我们说，不能再给她翻身了，会有危险。医生们走了，母亲躺着开始叫“疼！疼……”大家默默地听着，母亲转头对着我叫“疼！”我知道母亲不是疼得受不了，是不会叫的，我看不下去，又去找护士。护士打电话请示了主治医生，来给母亲打了一针吗啡。一会儿，母亲开始睡了。
下午六点了，妹妹李梦来接夜班，我说今晚可能过不去，有事给我打电话。回到家，简单吃了点东西，我一直坐到十二点，没有来电话，我才睡了。
五点钟，我睡不着了，起来坐着。七点，我把小金和毛毛叫起来，说母亲不太好，早点去医院看看。
走进病房，新民早到了，正和李梦说什么，见我来了，和我说母亲情况稳定，他俩就走了。母亲虚弱得连摇头、点头的表示都不能做了。我握着她的手，希望她能像前两天一样能握我一下，可是没有动静。监护仪上，母亲的血压、心跳、呼吸都异常的平静。她每过一会儿，就睁眼看看，看到我们在身边，就放心地闭上眼。她已不能要求什么，但看得出来，她心里是明白的。我看母亲呼呼喘着气，嘴角干得很，就用棉签沾点水，给她湿湿嘴，想尽量减轻母亲的痛苦。
母亲过一会儿，就努力睁眼看看，好像要多看看这个世界和自己的亲人。下午了，我对母亲说，睡一会儿吧，你一天没睡，太累了，她只是睁眼看着我。
下午六点，表弟王聪来了，他说他要值个夜班，陪陪大姨。我看了一下监护仪，还是那么平静。就向表弟交代了一下，又俯身对母亲说，我们要去吃饭了。我开始穿衣，小金也穿上外衣，过来对母亲说，我们去吃饭了。母亲睁着眼睛，看着我们，她明白了。我们向她招招手说，我们走了。母亲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这时护工小王喊，呼吸停止了！我一看监护仪一片红色，急忙跑去叫医生。医生和护士跑来，急救了十分钟，医生出来对我说，希望不大，还要抢救下去吗？我说不用了，她太痛苦了，让她走吧……
母亲走了，她没有等到1月25 日，也没等到春节（1963年1月25日是我父亲去世的日子，那天正是春节），就走了！
母亲一生都是在为别人着想，为家人着想。小时候，为了照顾弟妹，守着当教师的父母（姥姥还当过小学教导主任、校长），只读了几年小学，就辍学了。
她1939年就参加了八路军，当过根据地中心县的妇联主任，婚后按组织要求，为了照顾身体不好的丈夫，她一直在丈夫身边工作。
在根据地，她照顾了一个没有亲人的孤女，一直带到上海，送到识字班学习，给她安排了工作。
解放后，母亲找回了流浪的三妹，照顾了她家生活，还帮助弟弟读完了大学。
她理解丈夫工作的难处，两次放弃了调级的机会，不给丈夫为难。
丈夫故去，她才四十出头，为了孩子，她寡居了四十三年。
她不愿打扰孩子们的家庭生活，她独自生活，最后去住老年公寓。
她在根据地，在单位，到了老年公寓，最后重病卧床，一直是先想着别人。
她入党六十七个年头，经过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洗礼，她从不谈自己的过去。她没有担 任过很高的职务，也没有轰轰烈烈的功绩，她一直把自己看作一个普通的党员、普通的干部。
由于丈夫去世早，母亲工资也不高，她的生活其实很清苦。
从鞍山回到济南，先是住大通廊，后来住了一间楼房。离休后，她不能住进市里的休干所，住市工会的休干楼，条件很差，开始连暖气都没有。她住了近二十年，别人家的房子都重新装修过，楼里只有她一个人的房子，还是老样子。
后来母亲的身体已很不好，常常生病，需要装个电话，还是我出钱，由妹夫为她安装的。房改了，她的房子要出钱买下来，她的积蓄很少，不得不求助于孩子。她的家里除了几件破旧的家具，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可父亲用过的破木书箱，我上中学时用木板钉的一个书架，却一直留着。
母亲走得太快了，已习惯和她相处的我，突然感到空荡荡的，星期六不用去老年公寓了，不用为母亲准备水果了……
母亲也是普通人，也像普通母亲一样打过孩子，训斥过我们，小时候我也与她顶嘴，但母亲永远是我心中不朽的偶像！
（ 作者：李博生2006年2月10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