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直接聆听了周副主席的指示。他对抗日形势的深刻分析和远见卓识，他的广阔胸怀和英明睿智，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那时，四支队留守处只有干部和警卫连战士不足二百人，任务是处理一些善后工作。可是，不顾民族大义的国民党反动分子却天天闹磨擦，大有把留守处这支小小的队伍打掉、撵走之势。
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代表、负责留守处工作的郑位三同志觉得在此地久留不是办法，再则，四支队主力离开后，留守处经费如何解决也是个问题，他便写了一封信，派我到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向中共中央长江局请示怎么办。八路军办事处设在汉口日本租界大市洋行。我当时是四支队政治部总务科长，为了请示工作、筹办经费、物资等，先后多次来过这里，已经是熟门熟路了。
四月十八日，我又一次来到办事处，把郑位三同志呈给周副主席的信交给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同志，就在办事处斜对面的招待所住下了。十九日清早，就有一位同志到我的住房喊道：“哪位是从七里坪来的程启文同志?”我说：“我就是。”来人就把我带进了办事处钱处长的办公室，进去一看，周副主席和钱处长早就在那里等着我了。周副主席穿着一身蓝呢中山装，也许是由于过度操劳，脸颊瘦削，但两眼炯炯有神，精神很好。我向他敬了礼，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说：“你就是程启文同志，这次又辛苦你了!”周副主席怎么会知道我呢?这得从上一次我来办事处，受命带领东北军伤病员到七里坪的事情说起。这年二月，从抗日前线转到汉口的二百多名东北军伤病员与溃散人员，听说周副主席在八路军办事处，非常高兴，就推选了刘冲、董某某(记不清名字)两名军官(都是共产党员)去见周副主席。
周副主席亲切接见了他们，表彰东北军是一支很有希望的抗日力量，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并对他们说：“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是你们抗日的亲密朋友，我们一定要紧密团结，抗战到底，直到取得最后胜利。”这两位代表像见到亲人一样，挥泪倾诉了东北军受到蒋介石的排斥打击，有家不能回，有国不能保的种种遭遇，坚决要求在共产党领导下，同新四军一道去打日本鬼子。周副主席听了非常高兴，说：“你们以国家民族为重，不计私怨，坚决抗日，我们坚决支持你们。不过汉口不是你们久留之地，我们一定设法尽快使你们杀回前线去!”他问明了在汉口有多少东北军的伤病员、有多少溃散的士兵和下级军官、有多少武器弹药后，就交代钱之光处长负责同他们联络。恰在此时，我来到办事处办事情，钱之光同志经过请示周副主席，就叫我把这两百多名东北军的士兵与军官，步行带到了七里坪，再转到抗战前线去。行军路上，刘、董两位同志同我谈起他们受到周副主席亲切会见的情景，心情激动不已……这支队伍后来到了皖东抗日前线，发展很快，不到四个月就扩大到一千多人，编为东北抗日挺进团。现在，周副主席说起“又辛苦你了”，显然是就上回带队的事而言。我赶忙回答：“不，不辛苦。”
“你几时回七里坪?”周副主席问我。“过两天就回去，这次来主要是送信给您，等您指示后就回七里坪。”周副主席递给我一封亲笔回信，说：“位三同志的信我看过了，请你回去告诉位三同志和其他同志们，七里坪的新四军四支队留守处必须立即撤销，撤销了对我们有利，对抗日形势有利。”他用深邃的目光看着我，似乎在揣摩我有没有明白他的意思，又进一步解释说：“你们想一想，七里坪是大别山的门户，原是我们的老革命根据地，是鄂豫皖苏区的中心。我们现时的‘朋友’在十年内战中，在这个地区同我们进行过长期的较量，后来我们撤出来了，现在我们这么一支公开合法的新四军队伍在这里继续活动，他们一定是会感到如鲠在喉的。特别是郑位三同志目标很大，他们是不会容忍我们存在的，总是会制造种种借口来整掉我们的，这将对我们很不利。同志们要切切记住这一点。”
周副主席对七里坪的斗争形势了解得多么透彻，分析得多么切中要害。记得去年秋我们随同郑位三同志来到七里坪时，红二十八军高敬亭司令员、何耀榜同志就讲过，他们同国民党军队谈判合作抗日时，那些反动派对于红二十八军回到七里坪集结改编是十分不情愿的，说什么“十年内战，红军再来，九牛都拔不出”，还在我四支队主力出发东进之前，国民党就调来一个师驻进黄安县城，堂而皇之日“保卫大武汉”，实际上是对我以武力相威胁。现在，四支队主力东进了，他们对于我留守处这支小小的队伍自然是视为喉中之鲠，眼中之钉，必欲拔之而后快。
那黄安县长曾两次三番地窜来七里坪，阴阳怪气地说：“中央军在我县设防，你们四支队留守处驻在七里坪怕不太合适吧。”等于是下逐客令了。正当我思索着七里坪斗争的险恶形势时，周副主席进一步把我们的目光引向远方，引向抗日的前线。他说：“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我们要从团结抗日的大局出发，要在抗日的战场上争高低，不要去同那些置国家、民族命运于不顾的人争短长了。全国抗战九个月来，前线国民党军队还在节节溃退，丝毫抵挡不住日本侵略军的进犯，而我八路军在华北各省敌后却得到了很大发展，有力地钳制了向南进犯的日军兵力。
我新四军在大江南北也打开了新的局面。这说明，只有敢于深入敌后，主动打击敌人，我们的部队才能得到发展，才有纵横驰骋的广阔天地。七里坪地区政治、军事地位很重要，但是我们现时在那里不仅不能得到发展，反而有被‘朋友’吃掉的危险。留守处应该尽快撤出来，到抗日前线去!到敌人后方去!在那里有我们充分的用武之地!当然哕，撤出七里坪，要同群众讲清道理，我们将来还是要打回来的嘛!”接着，周副主席又对留守处人员作了周密的安排。
他指出，留守处撤销后，警卫连和一些年轻的同志，统统都到皖东前线去，赶上四支队主力参加抗日作战；极少数干部可以送到延安去学习；还有少数同志可以暂时隐蔽到我们有工作基础的乡村，开展群众工作，等待时机组织武装力量。听了周副主席的指示，我们心里豁然亮堂了，真正明白了他开头讲的撤销留守处对我们有利，对抗日形势有利的道理，心想这回再不用受一小撮国民党反动派的窝囊气了，可以到前线去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了。周副主席指示以后，钱之光处长对一些善后工作又作了详细交代。我知道周副主席的指示非常紧迫，应该尽快赶回七里坪去，从办事处出来后，我就急着请领了四支队四月份的经费，又到街上给四支队购买了一些药品，四月二十二日就离开汉口往回赶了。
周副主席四月十九日作指示，我四月二十二日往回赶，这个日程我之所以记得非常清楚，是因为就在周副主席指示后的第三天，也就是四月二十一日，大武汉上空由于苏联空军志愿人员参战，获得了一举歼灭日寇飞机二十一架的空前大捷，当晚我就得到了一份刊登空战大捷的《新华日报》号外。赶回七里坪后，我立即把周副主席的亲笔信交给郑位三同志，把周副主席的指示又向他作了详细汇报，又掏出((新华日报》的号外给大家传看。位三同志和在场的肖望东同志、张体学同志等一致认为周副主席的指示洞察秋毫，高瞻远瞩，表示坚决拥护。所有的同志受到周副主席指示和前线胜利消息的鼓舞，都兴高采烈。
几位领导同志经过研究，很快就决定下来，由我带领警卫连和其他一些同志共一百多人去皖东前线，由黄宏儒同志带领三十多名干部去延安学习，由张体学同志带领一个精干的小分队到鄂豫交界处的乡村隐蔽，开展工作，郑位三和肖望东两同志则根据周副主席指示，回长江局分配工作。
四月底的一天清早，我和警卫连的同志就在禾场集合准备出发了。郑位三同志来到队伍前面再一次进行了动员，他对行军、驻扎以及途中可能遇到的各种复杂情况应当如何处置，都一一作了交代。留守处其他整装待发的同志们和附近各村的男女老少们，都来热情欢送我们到前线去。同志们齐声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跨着矫健的步伐向前迈进了。我回首望着蔡家祠堂的飞檐，望着双城的塔影，和同志们以及乡亲们依依挥手道别，奔赴抗日前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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