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嗣光同志是山东莱芜市朱家庄人，一九一八年十月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封建家庭里。他八岁入小学，十二岁入山口村高小，他很聪明，加上好学苦读，因此学业名列前茅，深得教师赞扬和父母的宠爱。
朱嗣光同志的曾祖父共生其祖父与伯祖父两人，其伯祖父未生孩子，其祖父只生他父亲一人，继承两支。两家都为其娶妻、以生子传宗。然而，唯一妻生得朱嗣光一人，这样，朱嗣光又成了两家唯一的“根苗”了。两家对朱嗣光从小便娇生惯养，溺爱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犹如“掌上明珠”，对他是百依百顺。真是“托在手中怕吓倒，含在嘴里怕化了”。家庭对朱嗣光的教育是“三纲五常”，封建主义的旧思想以及古老的伦理道德。然而这一切，朱嗣光同志却不予理睬。
朱嗣光同志的父亲掌握着两家富庶的财产，他尽力挥霍，还仗着有钱有势，欺压乡邻，成了当地的一霸，广大群众对他无不厌恶和痛恨。抗战初期，我党联合各界人士，搞统一战线共同抗日，朱嗣光同志的父亲在我党的宣传教育下曾一度进入各界人士组成的抗战行列。随着抗战的步步深入以及斗争的尖锐化，他终久又脱离了抗日战线。朱嗣光同志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封建思想恶浊家庭里，但他出污泥而不染，他十分厌恶他的这个腐朽的家和当时罪恶的社会。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界爱国人士掀起的要求国民党政府抗日、支援东三省的救亡运动浪潮波及了年青的朱嗣光同志的心灵，他的思想上从此打上了抗日救国的烙印。他更加积极学习，翻阅报刊。当他和他的父亲谈论日本侵略我国问题时，他那守旧的父亲便以“闲人莫谈国事”之类的话来阻止他。每当他义正辞严地进行强烈地争辩而压倒其父的言词时，他的父亲就声色俱厉地教训他：“一个毛孩子懂得什么？不准乱嚷嚷！”进而吼叫：“你给我滚出去。”朱嗣光同志面无惧色，愤然离开。“七七”事变后，朱嗣光同志想迅速投入抗日的行列，但他找不到门路，直至三七年底和三八年初，抗日的烽火燃烧到了他的家乡，他忍耐不住了，在对其父母的保密的情况下，与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取得了联系。并于一九三八年初参加了青年救国团，开展村乡的工作。通过学习和受到党的教育，于同年八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工作更加积极负责，严格要求自己。由于他外出活动频繁，常常不回家，终于被其父母发觉，于是就百般阻挠他外出，给他规定了三个不准即：不准离乡，不准参军和不得夜宿在外。朱嗣光同志一概不理。为摆脱家庭的纠缠，便索性离家不归。其父无奈，多次找到县委要求让其儿子回家，县委领导同他讲清抗日救国的道理后，他无言以对，每次都是失望面归。
朱嗣光同志初任乡青年救国团团长，入党后任七分区（雪野区）区委委员（党内青年委员），一九三九年一月任县青年救国团干事，一九四O年二月到沂水县岸堤干校学习，通过认真的学习，他进一步懂得了抗日救国的道理，树立了推翻反动派的统治，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直至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他的革命奋斗目标更加明确，立场更加坚定，在学习结束后，同年八月，上级提拔他任淄川县青年救国团团长。他无论在何地任何职，工作都做得十分出色，也经常受到领导称赞。
由于敌人控制淄川县境非常严密，白天不能公开活动，只有夜间才能深入工作，这样，淄川县境内就没有个落脚点，吃、穿、住都发生困难。为给淄川县的机关组织有个休整的地方，上级决定把莱芜的茶业小区一些村庄划归淄川县管辖，给淄川县干部开展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一九四二年十月，当朱嗣光同志从淄川回到茶业区时，正碰上了“吉山战斗”。十月十七日，天刚黎明，敌人从四面八方把住在茶业村一带的泰山区（一地委）党政军机关紧紧的包围了起来，朱嗣光同志也被包围在内。敌我双方兵力悬殊，战斗异常激烈，双方用刺刀拚杀，敌我双方伤亡残重，朱嗣光同志带了几个青年干部，受命押着俘虏（也有犯人）乘隙突围，为了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他冲在前面开路，后面是几个青年干部押解着俘虏，目标很大。敌人便集中火力向他们开枪开炮射击，朱嗣光同志先腿部中弹，他毫不在乎，仍然坚持战斗，带领着突围。后他的胸部左侧和腹部也都中了枪弹。他依然临危不惧，俯卧在地上，挣扎着还击敌人，掩护战友完成任务。最后，他终于在血泊之中壮烈地牺牲了．在打扫战场，清理尸体时，人们发现他的枪口仍朝向敌人进攻的方向。朱嗣光同志牺牲了，时年仅二十四岁。
朱嗣光同志是一位优秀青年党员，是一个有信念有理想，敢于走自己的路的革命青年。凡闻讯他牺牲了的同志，无不惋惜和怀念。朱嗣光同志后被抗日民主政府命名为“无私无畏”的烈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