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三四年春,国民党用飞机大炮敲开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北面的大门,占领了广昌城,继续以重兵沿广昌、石城之线,向我腹地推进。前四次“围剿”失败的创痛,使敌人拘谨万分。他们采取了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一边前进一边构筑碉堡,平均每天只能挪动二三里。加上霪雨连绵,山水横流,敌人的脚步更加滞缓。红军便抓紧这个空隙,在广昌以南的头陂一带,进行了休整。
那时,我在红三军团五师十三团任政治委员。这个团是广西百色起义来的红七军的一部分,曾经转战粤、桂、闽、赣各省、参加过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的历次战斗。这个团党员多,老战士多,战斗力很强,曾经在福建以一个小时的战斗,全歼敌军的一个主力团,用它的全部捷克式武器,改善了自己的装备。参加广昌会战后,十三团就在头陂南边的半桥镇休整。 敌人的飞机不断前来袭扰,哪里冒烟,就飞到哪里投弹扫射,隆隆的爆炸声不绝于耳,山野之间硝烟弥漫。农民们有的扛着枪,有的抬着伤兵,有的挑着粮食,匆忙地在山道上奔 跑。处处都进行着坚壁清野。半桥镇上,萧条冷落,除了草鞋以外,什么也买不到。看了这情景,谁能不想起一九三三年的春天来。那时候,红军最后消灭了蒋介石最精锐的主力之一——十一师,彻底粉碎了第四次“围剿”,根据地大大扩大了,农民们分得了土地。一眼望去,到处是忙着春耕生产、兴修公路的人们,愉快的山歌和劳动号子,四处飞扬。可是,一年后的今天,景况却完全变了。看到他们失掉笑容的脸、愤怒的眼光、忍受着艰难和不幸的倔强的身影,我们恨不能立刻将进犯的敌人赶走。
不久,我们接到布防的命令。三军团担负头陂以南、石城以北的广大地区的防守任务。我们五师被配置在五军团和四师之间,十三团担任坚守半桥镇东侧的高虎垴和王土寨。这是敌人从广昌去石城的必经之地。我们的东面,是四师的防地;半桥镇以西,由五军团的部队担任防卫。在这样广阔的战线上,和进犯的二十个师的强敌打阵地防御战,这还是第一次。那时,我们只觉得这次打法和过去不同,还不知道这是王明“左”倾路线指导下的消极防御战略的错误作战方针。因为过去几次反“围剿”都在毛主席的指引下取得了胜利,所以大家还是信心百倍,斗志高昂。
一天,彭德怀军团长亲自来到我们团部。他把我和团长王镇同志喊去,一同看阵地。高虎垴和王土寨是并列在半桥镇东的两座山头。从这儿向南,都是大山。这两座山峰,紧扼着敌人南进的孔道。站在高虎垴山顶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迤北低矮山头的波浪。广(昌)石(城)公路,像白色的丝带,顺着一条小河蜿蜒伸展。这一带都是黄土山,山上山下,还有一簇簇苍郁的松林。军团长说:高虎垴地势险要,是构成整个防御地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敌人 一定会死力争夺。我们要利用这有利地形,踞高临下,打他个下马威。接着,他又详细地指出: 阵地应该如何配置,兵力应该如何使用,工事应该如何构筑 ……上级首长这样布置,我们都觉得太对了,一句意见也提不出来。军团长立刻警告我们说:“这样不行,你们应该自己考虑更好的作战方案,仗是要你们来打的。”
接着,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那时候,彭军团长隔不了一两天来前沿一趟,检查每一个工事,每一个射击孔。工事在他严格的要求下,不断地修正着、加固着。部队日夜在讨论,演习;演习,讨论。
我们的部署是这样:三营守高虎垴,山顶的支撑点由十一连来守;二营防守高虎垴西边的王土寨;一营作为团的预备队,配置在高虎垴三营的后方。
布置好后,就构筑工事。将粗大的松树锯倒,作为工事的顶盖,埋上二三尺厚的泥土。无论单人掩体、机枪的工事,都做得像碉堡那样结实。工事外围,又挖了深深的外壕。因为工具少,任务紧迫,只好日夜连着干。我们估计敌人这次使用的可能是刚从上海调来的税警纵队,该队是德国顾问亲自训练的,全副德国装备,还配有大口径的火炮。后来彭军团长来视察时,又作了指示。我们在工事上又加盖了两层粗木头,并且加强了附防御物的敷设。除埋下许多地雷外,又到山上砍来了许多竹子,削成一根根二三寸长的竹钉,放在锅子里炒干了,钉在木板上,然后把这些钉板铺在外壕的前面,上面撒上乱草和泥土。
一共经过了十几天,准备工作大体结束。
二
就在结束准备工作的第二天,发现了这样的情况:敌人后面的许多帐篷拆除了,而且有不少穿蓝衣便服、戴草帽的人,朝我阵地窥望。飞机的架数和次数都有增加,不断在阵地上低空盘旋。这些迹象表明:敌人即将有新的行动。下午,忽然阵地上响起炮弹的爆炸声,工事上的泥土被震得刷刷直掉。我们急忙跑出团指挥所一看,山头上黑烟滚滚,还有许多炮弹在半空爆炸了,绿色的黄色的硝烟,停留在空中,夕阳也变了脸色。“难道今晚就开始吗?” 我们互相望了一下,经过很简短的交谈,立刻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敌人不敢夜战,这是试炮,真正的攻击在明天。
“对,明天拂晓!”王团长肯定地一劈手,立刻喊叫起来:“通信员,传令各营,后半夜四点钟进入阵地!”一面向师部报告。
天刚拂晓,十多架敌机就带着滚雷似的轰隆声飞来了。我们通过了望孔观察着。敌机丢下的炸弹,像一大群黑老鸦飞坠在阵地上,立刻掀起冲天的烟尘,脚下的土地被震得摇摇晃 晃。一批飞走了,又来了一批。俯冲时凄厉的尖啸声,像一根铁丝,把那沉浊的巨大的爆炸声串连起来。接着,对面山上就开始打炮,高虎垴以及友邻部队的阵地,立即陷入一片烟火的海洋中,暴雨似的炮弹几乎把山头抬起来了,整个大地,好像在这片粗重的爆炸声中崩塌,下沉。
敌人攻击前,一定会进行炮击,可是打得这样密集、这样猛烈,这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团长焦急地在工事里走来走去,把拳头捏得格格响,不时地嘟哝着说:“摆在这里挨打,真气人!”
参谋长卢绍武同志正在不断地轮流和三营二营通话,喊得脸红脖子粗。我们从敌人的炮声和参谋长的话语中,聚精会神地探测着敌人的动向。忽然,卢参谋长使劲拍打起电话机来,用嘴吹,用手摇,最后懊丧地把话筒放下,叹口气说:“电话线炸断了!”我转身对团长说: “我去二营看看。”
太阳已经出来了,但是被硝烟遮蔽着,黯然无光。团指挥所就在王土寨的后山脚,到二营的阵地,只需要爬二百多米的一段山坡。我沿着交通沟到各个工事去检查战士们的战斗准备。工事里一片沉寂。战士们紧握着枪和手榴弹,头上、身上落满了灰土,脸色和灰一样惨白,而他们一个个严阵以待,一双双眼睛愤怒地注视着敌方,紧靠工事的土壁,不动,也不说话。我还注意到有一个战士正在系鞋带,他的手指抖索着,一遍又一遍,老是系不好。两个钟头以前,我亲眼看见他们欢蹦欢跳地进入阵地的,而现在,却像完全变了样。工事构筑得坚固,被打塌了的很少。在这点上,可以说,敌人几乎是白费了大量的炮弹。可是,这些 灼热的钢铁,却把初次打阵地防御战的战士们的心烫伤了。炮弹一个劲地往工事上倾泻,连队指导员和政治战士们却还在进行着战场鼓动,极力地叫喊着,想压过炮声。
就这样,一直打了两个多钟头。忽然,我发觉弹着点逐渐移到第一线工事的后方去了。我正在诧异,营部的旗语兵一头钻进了隐蔽部,急促地报告:“团部打来旗语:敌人要进攻了,准备射击!”这时,果然听到对面山下人喊马嘶。二营长梁纪生立刻传下命令:“进入射击位置!”战士们如同猛虎下山,拂去身上的泥土,从胸怀里拿出武器来。从这些被保护得很好的武器上,我看到每个战士像爱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着手中的武器!
从观察所可以清楚地看到敌人的进攻。高虎垴阵地前面,敌人非常密集,可能有两个师的兵力,显然,敌人是想夺取这个制高点。王土寨前面约有一个师的兵力。而从东面,从西面,都传来敌人冲锋时的嚎叫声。我又仔细地观察敌人的队形:冲在最前面的是法西斯蓝衣社分子,一个个歪戴草帽,腰束皮带,手提“二十响”,像阔少爷那样,摇摇摆摆地向上爬;后面就是如潮水一样涌来的步兵。这一线一二十里的山坡,变得黑糊糊一片,像蚂蚁一样几乎全被他们盖满了。而我们的阵地,却还是一座沉静的大山。那时候,我们的弹药非常缺乏,缴获来的尖头子弹,全部集中给机枪使用,步枪则多半用自己造的子弹。为了节省弹药,战前规定了各种枪的射击距离。现在,不管敌人怎样叫嚷,我们还是沉着地等待着。沉默,在敌人看来,也许以为是刚才两小时炮击的结果,于是愈加疯狂起来,嚎叫着,争先往山上蠕动,只见烟尘滚动,刀光闪闪。他们哪里知道:我们每一个沉默的枪膛里,都有一颗颗等待击发的子弹!
我看了看表,敌人是九点钟开始攻击的。
敌人很快就进入了我们的射距以内,于是,重机枪粗犷的音调突然呼啸起来;不久,许多轻机枪、迫击炮也响了。枪炮声激动、振奋着战士们的心。战士们都在专心一意地射击着,和刚才挨炮弹时的情景大不相同了。
我们的短兵火力虽然猛烈,可是还不能完全制服敌人。尽管不少敌人倒下了,但活着的还是一股劲朝上涌,很快就到达了我们鹿砦的跟前。这时候,冲在最前面的蓝衣社队员,突然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个个踮着脚蹦跳起来,一边尖声惨叫,好像站在一块烧红的铁板上。敌人后面的大部队,大概因为眼看快冲到了我们的阵地,劲头来了,只顾朝前拥,从倒下的人们身上踩过去,于是一批紧接着一批滚跌下来,嚣张的冲杀声立时变成了凄厉的号叫。虽然来势凶猛,却终于扑倒在岩石砂砾之中。
这时,高虎垴阵地前面,突然冒起一股股黑烟,接着地雷“轰轰轰”地爆炸了。二营长也立即派出战士到投弹孔投掷手榴弹。子弹虽缺,土造手榴弹倒有的是,骄傲的敌人,这时却变成了泥鳅,在外壕前三四十米这一段地带,你挤我轧,乱蹦乱跳,又哭又喊。“附防御物”发生了作用!我们的手榴弹又让那些麇集着的敌人安静下来,以各种不同的姿势躺倒在山坡上,那些还没有进入竹钉地带的敌人,只好匆匆忙忙滚跌下去。敌人第一次密集队形的冲锋,便以丢下数不清的尸体而告结束。
战士们忙碌地到阵地前去抓受伤的俘虏,收集枪械弹药。二营长即刻整理部队,准备对付敌人第二次冲锋。
我钻出了工事,才注意到敌人的炮火打得正紧。一眼望去,在一营集结的地方,浓密的硝烟像黄色的布幕,悬挂在低空,什么也看不见。看来已经有几百发炮弹落在那里了。我想到,一营作为预备队,没有筑什么坚固的工事,只是挖了些掩体,这一顿炮弹吃得消吗?想到这里,好像踏空了一脚,心猛然往下一沉,急急忙忙往山下奔去。这时,敌人因为攻击失利,炮火又转移到我第一线工事了,而且飞机又来了,带着骇人的怪叫,俯冲投弹。
我一进指挥所,就看见团长正在焦急地走来走去。他一见我进来,就嚷起来:“老苏,哪有这种事,前面在冲锋,忽然,炮弹就一齐打到后边来了,打得你头也抬不起来,躲闪也来不及。咳,哪有这种事!”他平日对待士兵很体贴,打仗是个猛将,而现在,他看到一营伤亡很大,尤其是还没有捞到和敌人交一手,就打得这样惨,无疑是在他心上剜一刀。可是,事实毕竟是事实,文书进来报告说:“一营趁敌人炮火移向前沿的空隙,查点了一下人数,全营只剩下九十多个人。”团长一听,就咒骂道:“打这个倒霉的阵地防御战,命都给整掉了一半!以往几次反‘围剿’,我们从来都是吃肥肉的!”说着,又赶紧打电话通知一营迅速整理部队,尽量疏散,修补工事,防备敌人再次炮击。这是几百个战友的鲜血换回来的经验教训呀!
团长很不安静,似乎要用不断的强烈的动作来克制自己的痛苦。我呢,理解他,同情他。我也知道,在这样的时候,指挥上必须保持镇静,可是又觉得没有办法,因为我心里也很乱。 指挥所附近突然落下了许多炮弹。从了望孔向外探望,敌人的炮火又移向我第一线阵地后面了,这就是说,敌人又开始了第二次攻击。因为敌人炮火封锁,同三营的交通很困难,电话线断了,没法了解阵地上的情况;接连派出了几个通信员,又不见回来。
突然,一个战士几乎是滚进了指挥所,满身烟火。我认出他是三营的通信班长小刘,矮矮的,脸孔黑里透红,虽然才十八岁,却已经有了三年党龄了。我们一边帮他扑灭身上的火,一边焦急地问他:“怎么了?怎么了?”他喘着气口吃地嚷道:“报……报告,韦……韦营长牺牲。他……要……要弹药!”团长一听,跳了起来。
通讯主任放下听筒,对我们说:“军团长亲自来电话”。一会又补充道:“上午,他越过师,直接来了三次电话。”
从听筒里,我听到了熟悉的彭军团长的声音,我连忙朝团长招招手。我们两个人像小孩子似的,头和头靠在一起,把听筒放在两人耳朵之间,仔细地听着军团长的说话。军团长第一句就说:“你们打得很好!知道吗!在你们面前,是敌人的精锐部队!可是,他们照样碰了壁”我们请求他补充弹药。他用爽脆的声调说:“马上派人送来!”
“我们一定守住阵地!”团长对话筒里喊了一声,直起身就对通讯主任说:“你去代理三营营长。”
忽然,电话铃响了,电话员喊起来:“三营的电话接通了!”
团长摸过去,抓住听筒就问,“怎么样?怎么样?伤亡大吗?能坚持吗?”
他的脸色,由紧张而逐渐和缓,连声回答着:“好!好!对!注意节约子弹……抓住时机,组织小部队的反冲锋,用刺刀!敌人害怕它,我们的战士却喜欢它!”
他丢下听筒,转身把粗大的手掌向下一按,对身旁的参谋说:“命令团直属队的勤杂人员全部集中,补充到一营,去准备战斗!”
敌人的第二次攻击很快被我们击退了。前沿阵地沉寂下来,只有炮弹不断地在山梁后爆炸,敌人还死力地封锁着我后方的交通。军团部几次派人来送弹药,师部和兄弟部队来送饭菜,可是都无法送上阵地;而且,不幸的是电话线又断了,和高虎垴阵地的联络,竟至完全断绝。
我们正在焦急,忽然看见从高虎垴山上滚下来一个人,他一会儿飞跑,一会儿卧倒,穿行在炮火中间。等他跑到指挥所,我们才认出又是那个通信班长小刘。他掏出一张纸,递给团长,一边说:“为了送这封信,我们班里牺牲了三个同志。”他的声调很平板,淡漠,好像是说着几年前的一件旧事,表情也很呆滞,真看不出就是刚才那样机灵地穿过二里长炮火封锁区跑来的人。
这是一张普通的被揉皱了的光连纸,上面有几块鲜红的血迹,墨水大部分被汗水浸化了,但还可以辨认出那些匆忙写出来的笔迹。纸条上这样写着:
团首长:请不要派一营增援,团里不能没有预备队, 我们三营有信心坚守阵地,只要补充些弹药,哪怕剩下一 个人,也不让敌人跨过高虎垴一步!
三营
这一定是通信主任去后,告诉大家:我们准备动用一营预备队增援他们,才写的。
我们都很感动。这就是我们的红色战士,据守在这样危险的阵地上,考虑着的却还是全局的安危。我看见团长反复地读着那几行歪斜的字,捏着纸片的手指微微有点抖动。我知道他也是被深深地感动了。沉默了一会,他问小刘,“三营伤亡多少?”
“大概有一半”。小刘回答。声调还是那么平板。
这时候,有两个人跑进团指挥所来,原来是军团参谋处的侦察科长和管理科长。军团首长听说好几批弹药送不上去,很是焦急,派他们来,坚决要利用中午敌人停止攻击的空隙, 将弹药送上阵地。
他们一说明来意,我和团长还没有回答,站在一旁的小刘却猛然跳到他们面前,脸上光彩焕发,连声喊道:“真的吗?那太好了,那太好了。我来带路!快走吧!”他的声调忽然变得宏亮、热烈了。
他们走了以后,团长按着我的肩头说:“政委,你守一下指挥所,我去三营看看。”
三
下午一点钟以前,当敌人还未开始第三次攻击的时候,团长回来替换了我。
我趁着炮火的间隙,来到高虎垴顶峰——十一连的阵地上。情况很糟,有一半以上的工事,被这连续不断的猛烈的炮火摧垮了,三米厚的木头和石块砌成的顶盖,仍旧被打塌了,有的战士被压死压伤在里面。没有倒塌的,也是东歪西斜,破破烂烂的。战士们正在抓紧时间修补。硝烟、泥土和汗水,在他们脸上涂成灰黑色的斑纹,衣服被撕烂了,有些人身上还有发黑的血迹。
我在高虎垴左侧九连的阵地上,看见一个战士独自坐在倒塌了一角的工事里,用别针把衣服上一块挂下的布条别上去,极力想遮住那个破洞。外面炮弹在爆炸,而他却好像深夜坐在家里的灯光下,那样安静,那样专心,连我走到他身边,都没有觉察到。直到我问他话,他才猛地抬起头来。他的嘴唇干得破裂了,焦黑的血凝结在裂口上。他用发白的舌头舐了舐上嘴唇,哑笑了一声,眼光有点羞涩,手指抚摸着衣服上的破洞说:“嘿嘿,真不好看,回去得用针缝一缝。嘿,上阵打仗,谁还带这个!没办法。”我问他:“你吃饭了吗?”他摇摇头。我又问他:“喝水了吗?”他又摇摇头。我一回头,这才看到原先预备着的炒米,早和塌下来的泥土拌在一起了;那一缸清水,也变成了很浓的泥浆。我没有再说什么,他却拉着我靠近一个射击孔,说道:“政委,你看!”我顺着他的手指俯视:阵地外,层层迭迭地躺着无数敌人的尸体。这时正是正午,六月的太阳像火一样,难闻的尸臭直扑鼻孔。那战士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幽默地说:“他们来的时候,拚命叫喊;可是现在呢,一声也不响了。” 看着这位战士,不觉回想起上午战士们的情绪来。我们的工事的确垮了不少,人也伤亡了一半,可是战士们的心反而越打越坚强了。
我刚回到十一连,敌人就发动了第三次攻击。虽然兵力是增加了,队形更加密集,而且还有飞机替他们开道,炮火替他们助威,可是敌人的声威已经大大减弱了。蓝衣社的督战队,再不是冲在前面,而只是举着“二十响”在队伍后边乱咋呼了。乱糟糟的敌人缓慢地向山上爬着,“冲呀,杀呀……”的嚷叫声,好像大风暴过去后海上的回音。只要我们枪一响,就有一大片敌人连忙伏倒下去。而我们的战士呢,一个个目光闪闪,神采奕奕,有的干脆跳到工事的土堆上,骑马似地跨坐着,像打靶那样瞄准打。有的跳出工事,晃着刺刀,向敌人招手喊叫:“你们来呀,来呀!”竹钉地带因为被尸体铺满了,冲锋的敌人踏着他们自己人的尸体,接近到我们工事前沿来。战士们打出手榴弹,然后就突然冲到敌人面前,用刺刀拼杀。敌人有的还摆着枪刺招架几下,有的狼奔豕突,干脆转身就向山下滚去。除了被刺死的以外,活着的敌人逃得慢一步,就被我们的战士连拖带拽地拉进工事里来。当然,我们也有不小的伤亡,人员在迅速减少。有些匆促修补好的工事,又被打塌了。
这时,代理三营长的通信主任已经牺牲,又换成供给主任了。他正在亲手用一挺机枪扫射敌人,一边连声喊着旁边的小鬼:“揩汗!揩汗!”打完一梭子,这才把机枪交还给战士。他见我在前沿,猛吃一惊,朝我嚷道:“你怎么还在这里?这是什么时候?快回到指挥所去吧!” 一边不容分说,推着我走。转身又对小刘叫道:“通信班长,你送政委下去!”
我和小刘在被炮火犁松了的山坡上奔跑着。炮弹在四周不断地爆炸,呛人的火药味和热扑扑的烟尘,直冲进鼻孔。我口干舌燥,喘得厉害,小刘紧跟着我,一步也不拉,随时注意着四周,不断向我发出口令:“向左!”“卧倒!”慢一些,他就动手推我。我一边喘,一边说:“小鬼好厉害,学你们教导员的吧?”他不理我,呼哧呼哧喘着气,严肃地喊道:“注意流弹!势放低,”正在这时候,一颗迫击炮弹几乎正对着我们的头顶落下来,躲让已经来不及了,他猛然把我推倒,自己却朝炮弹迎上去,飞起一脚……突然,眼前金光一闪,我就失掉了知觉。
泥块和石头把我砸醒,抬起头看看,一架敌人的黄色飞机正在俯冲投弹,阵地上已经听不到喊杀声了。我跳起身,浑身发麻疼痛,但试着活动了一下,并没有不灵便处。又喊了几声小刘,听不到回答。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弹坑,坑边有一滩血迹。我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只好自己朝团指挥所走去。我心情很沉重,一路上,总觉得有个年青的严肃的声音在耳边响着:“卧倒!……快跑……”
这一场血战,一直持续了两个小时,最后,敌人最猛烈的一次攻击,终于又被我们击退。下午四点多钟,敌人又鼓噪着进攻了一次,可是,那不过是完全失掉了锐气的一种自慰式的攻击罢了。尽管枪炮还打得热闹,白军士兵们一听到被遗弃在我前沿的伤兵的惨叫声,有的就蹲伏下来,不敢前进了,有的转身就跑。
太阳还有树头高的时候,战线终于完全沉寂下来。远处传来稀稀落落的炮声,友邻部队阵地上一天的激战,也接近尾声了。敌人在那里留下了大批死尸,狼狈地撤退了。黄昏,等待在团指挥所的人们,一齐朝高虎垴、王土寨阵地上奔去,这里有军团部、师部派来的军政工作人员,有临时组织的担架队员……敌人炮火封锁了一天,阵地上牺牲或负伤的同志,还有大部分没有能抬下来。
团长命令一营上山去负责警戒,三营撤下来休息。我们站在高虎垴后山麓迎接战士们,挨个地把战士们仔细看了一遍。他们穿的还算什么衣服呀,拖拖挂挂的,破得不像样子;脸上污垢斑驳,有的人头发和眉毛都烧焦了,有一半人用布片包扎着头部和手臂上的伤口。一天激烈的战斗,没有吃上一口饭,喝上一口水,疲劳,饥饿,加上流血,一个个都变得苍白而瘦削。我呆呆地看着他们,想到早晨进阵地时,是四五百人的大队伍,仅仅一天,一个连队,只剩下短短的一行;一个营,只要轻声喊口令,就全都听到了。过去几次反“围剿”,打了许多次恶战,不但从来也没有这样大的消耗,而且还壮大了许多倍。我们都很激动,尤其是看到那些虽然过度疲劳,却还神气地立正站着的战士们;他们是最忠实最勇敢的人啦。可是,我也想到,仅仅一天就遭到这样大的损失,这样“阵地防御”下去,结果会怎么样呢! 唯一生还的营长走在最前面,袖管挽到臂弯,腰皮带上插一支驳壳枪,满脸泥土和汗渍,有一股豪壮之气。他向我们简单地报告了战斗情况。
对他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我觉得自己的舌头僵硬,已经不能表达我的心情了。团长的声音也喑哑了,只是轻轻说:“大家辛苦了,快去吃饭,休息。”
晚上,敌人暂时撤了,我和直属队的勤杂人员去打扫战场。月亮刚从东边山头上升起来,银色的光像轻雾一样,在山野间弥漫。我沿着绵延十几里的战线巡视。敌人的尸体这样密,甚至难于插脚。在尸堆里还有敌人的伤兵在哭泣,呼号。供给处的同志带来几个大箩筐,为战士们收集鞋子和其他装具。我们看到,每一只敌人的胶底鞋,都有几个被竹钉戳穿的小洞。在烈士的尸体中,我看到了团总支书记管中会、三营营长韦在纪,以及许多熟识的同志们的遗体。这些烈士保持着牺牲时的各种姿态,有的正在用劲向前刺杀,有的握着手榴弹准备投掷,有的紧紧卡住敌人的脖子,手指一直陷进了肉里。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的脸都是朝向北方,他们附近都有好几具敌人的尸体。我久久地看着他们,想象着他们和敌人搏斗时的情景。他们牺牲了,可是他们的容貌,他们的声音,却永远不会在我们心中消失。
今天回忆起来,烈士们是永远值得纪念的,他们把年青的生命献给了人类最光辉壮丽的事业。可是,英勇的红军在完全错误的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指导下,虽然经过顽强战斗,还是没有能够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