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在旧中国，多少年来，人们提到贵州，就这样议论着。其实，这里有秀丽的苗岭、乌蒙山，有碧绿的乌江、清水江，有丰富的矿藏资源，自然条件得天独厚。贵州广大的各族人民，在旧社会所以长期处于经济极端贫困、文化十分落后的境地。主要根源，是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沉重地压在贵州各族人民头上。反动统治阶级对这个边远山区的各族人民压迫剥削特别残酷。国民党统治下的贵州，兵燹匪祸，疠疫灾荒，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形形色色的“土皇帝”、豪绅地主、官僚军阀，互相勾结，对人民高租重利，抓兵派款，苛捐杂税，敲骨吸髓，为所欲为。他们过着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荒淫无耻生活。而各族人民，终年辛劳，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饿殍载道，惨不忍睹。
贵州各族人民，盼天亮，盼解放，终于盼来了中国共产党。
现在，贵州各族人民的苦难已一去不复返了。贵州已经成为各族人民的贵州，它是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巩固的大后方。贵州的工农业蓬勃发展，交通四通八达，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事业蒸蒸日上，人民生活有了相当大的改善。可以说，昔日贫困落后的贵州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这种历史巨变，应该从哪里说起呢?这就不能不令人回想起贵州解放初期的斗争。
一、解放贵州
1949年秋，在党中央、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下，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五兵团渡江，开辟赣东北地区的3000多名冀鲁豫南下干部(一个区党委、七个地委的架子)、西进途中五兵团先后转到地方的2400多名干部以及2600名新吸收的青年干部，共计8000余人，接受了随二野进军西南、解放贵州的光荣任务，9月下旬陆续从上饶地区出发。在湖北、湖南先后同中央派回的贵州籍同志以及从东北和华北派来的干部会合。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声音，像春雷巨响，震荡着千山万水、五湖四海，激励着远征战士的宽阔胸怀和进军西南的坚定步伐。
l0月下旬，遵照中共中央西南局的决定，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委员会，并在湖南邵阳召开了中共贵州省委和二野五兵团的联席会议。根据西南局和二野前委的指示，这次会议讨论和部署了进军贵州和解放贵州后的工作方针。这是一次为解放贵州作准备的极为重要的会议。
我们要到祖国的大西南去，贵州人民需要我们作些什么，我们应该注意一些什么问题呢?当时省委认为，我们进贵州的准备工作最主要的是掌握情况和学习政策。在进军途中，进行调查研究，搜集贵州的材料，即便是有关贵州的一些传闻，我们也都郑重其事地进行研究。同时反复对干部战士进行政策教育，特别是民族政策的教育。把从冀鲁豫老解放区带来的3万块银元全部又带上，还在湖南筹集了100多万斤盐，由干部战士分别背着，作为到贵州后对缺衣少盐的穷苦人民的一点见面礼。这样，从思想上、组织上和物质上都作了必要的准备。
11月1日，我第二野战军的三、五兵团及四野的一部发起了进军川黔的战斗。中共贵州省委和各地、县委的干部，分别随军前进。十日前挺进到贵州境内，解放了天柱、三穗、玉屏、镇远、铜仁等地。15日，五兵团解放了贵阳市。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贵州军区于贵阳市成立。21日，三兵团解放了革命历史名城遵义。28日，五兵团又解放了川黔滇三省要冲毕节县城。十七军也解放了重镇安顺以及平坝、镇宁、普定等县城。12月21日，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向川、黔、康、滇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布了停止抵抗、投向光明的号召。同日，国民党十九兵团和八十九军在普安、盘县宣布起义。12月下旬，我十七军的一个师，奉命入滇支援作战。12月底，贵州全省大部获得解放。
在解放贵州过程中，地下党和党领导下的游击队，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我们及时组织联欢，向地下党和游击队热忱慰问，密切配合工作，胜利地完成了同地下党的会师。
省委于12月29日在贵阳召开地书联席会议，确定入黔后第一阶段工作的总方针是：依靠基本群众，争取与团结各阶层中愿意与我们合作的人士和少数民族上层人士，肃清敌人残余势力及匪特活动，建立革命秩序，恢复工商业，完成征收任务，开展贸易税收工作，为发动群众搞好生产作准备。在工作中，我们大力宣传党的政策，共同纲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约法八章》，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中立一切可以中立的力量，分化瓦解残敌，人心迅速安定，为顺利接管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接管工作
紧跟着军事胜利，我们在贵州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与支援下，比较顺利地开展了接管工作。按军事、财政、建设、民政、文教等几个系统，组织接管机构。根据贵州地区辽阔、交通不便的情况，接管工作的干部配备是先城市后农村，稳步前进。在工作步骤上，全省分三种不同地区分别对待，一是全面占领地区，主要是贵阳、安顺、遵义及其周围地区，以及川黔和湘黔公路沿线两侧县份；二是相机占领地区，根据情况逐步扩展；三是暂不接管地区，即边沿县、大山区。
1949年11月18日在炉山县召开会议，布置了接管贵阳的工作。11月22日，贵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
当时，贵阳市是一个破烂摊子，24万人口，失业工人就有1万多，连同家属，约占全市人口的六分之一。社会上充斥着散兵游勇、烟毒犯和乞丐。帮会势力在活动，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在进行捣乱和破坏。从经济上看，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不过十数家，其余多是私营工商业，其中从事银元、棉纱投机买卖的又占相当比重。在这种情况下，要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进行城市改造，任务确实很重。
在接管之初，我们认真学习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反复教育干部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在城市要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进城不久，就召开了贵阳市工矿职工代表会，69个单位，568位工人代表参加。会议号召工人阶级以主人翁的姿态克服困难、恢复生产。1950年3月以后，接着举办了几期工训班，选拔出接管工作中涌现的工人积极分子进行培训，培育出不少工人干部，成为以后建设贵州的骨干力量。
在农村，首先是铺摊子、搭架子，由城镇到乡村，逐步建立区、乡人民政权，征借公粮，安定社会秩序，资遣安置散兵游勇，收缴反动政权和社会上的武器。有的是采取武装工作队的形式开展工作，有的则组织社会力量和留用人员，成立临时组织，协助完成各项任务。强调无论城市和乡村，都必须依靠基本群众，“扎好根子”，着眼于搞好生产。省委明确指出，要建设新贵州，孤立地依靠消费城市是不行的。必须发动农村中占全省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抓紧开展农村工作，搞好农业生产。城市要为农村服务，工商业要支援农业。
在经济工作方面，一开始着重抓了人民的吃盐、穿衣、吃饭以及平抑物价、解决财经困难。缺盐、缺衣是贵州人民长期存在的问题，解放初期，由于土匪叛乱，运输停顿，使问题更为严重。省委决定武装护运，并开展随军贸易，组织商贩下乡，建立食盐分销店，调低盐价，对困难农民实行无偿定量供应。息烽县食盐脱销，县长亲自到省里运回两马车盐。广大群众把人民的县长同“刮民党”的县长作鲜明的对比，一时传为佳话。毕节专区穿衣问题最突出，就每年拨给该区救济布50万米，用以救济贫困农民。在城市没收官僚资本的同时，对民族工商业，认真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开展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活跃经济生活。
在接管工作中，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做好各方面的团结工作。贵阳市和各地都及时召开了工人、农民、学生和民主人士的座谈会、联欢会，以及各族各界代表会议。对于民主人士和起义将领，根据本人的情况，安排到各级政府担任相应的领导职务；对于旧政权各单位的工作人员，实行包下来，养起来，区别对待，量才录用，使之各得其所，对于文教、工商和科技界的知识分子，根据他们的学识和技术专长，安排使用，从政治上、工作上和生活上给予关心和爱护。通过这些工作，壮大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加强了各民族人民的团结，顺利地恢复了工农业生产和贸易、文教、卫生、科学等事业。
为了适应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需要，在进行接管工作的同时，举办了革命大学、干部学校、干部训练班，培训了一大批年轻干部。1949年12月底成都战役后，西南局和西南军区根据党中央、毛主席把军队变为工作队的精神，决定将部队分散，参加城市接管、剿匪和农村工作。五兵团直属机关包干贵州省级机关和贵阳市，十六军、十七军和所属各师各包干一个地区，团包干大县，营包干小县。部队转来的这一批干部战士，大大加强了地方工作的力量，胜利地完成了贵州的接管工作。
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1949年12月26日，贵州省人民政府正式宣布成立。
三、剿匪反霸和土地改革的斗争
贵州是国民党长期统治的大后方，反动统治和封建势力特别凶恶。淮海战役后，国民党反动派制定了“应变计划”，在贵州招兵买马，网罗军阀政客、地主恶霸、匪特和帮会中的反动分子，办了“反共游击干部训练班”。在贵州解放前夕，他们又派遣特务携带电台40多部，潜伏各地活动。解放后，趁我五兵团入川作战，全省忙于接管工作，群众尚未充分发动之际，反革命势力乘机而动，于1950年春，策动了大规模的匪特暴乱。4月份，匪特暴乱最为猖獗，被围攻的县城达十多个，干部战士与匪特进行了顽强的斗争。镇远地委组织部长王富海、息烽县委书记王涌波、金沙县委书记李旭华、省委白云、区工作团副团长李英等一批党的优秀干部，在开辟工作中英勇牺牲。在清剿匪特的斗争中，各级干部牺牲600多人，加上战士，伤亡共计2千余人。烈士的鲜血教育了我们，激励了广大干部和各族人民群众，全省旋即开展了一场大规模剿匪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
1950年2月上旬，中共西南局明确指出：“剿匪已成为西南全面的中心任务”。并指示全党全军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的方针”以及“宽大和镇压相结合”，“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在剿匪步骤上，首先歼灭主要交通沿线、中心富庶地区之匪，尔后逐步向边缘地区推进，以保证征粮和春耕生产的顺利进行。同年8月，西南局又向我们指出：“根据西南当前匪特尚未肃清、革命秩序还不巩固的情况，一切工作的推行均必须和清剿土匪相结合。此点，在贵州更应引起注意。在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同志的关怀下，西南军区先后增调三个师入黔，对与贵州接壤的川、滇、湘、桂结合部的土匪，组织了十多次大规模会剿。
根据西南局、西南军区的指示，1950年3月，中共贵州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军队地方化，领导一元化，结合发动群众，集中兵力确保川黔、滇黔和黔桂公路两侧，对比较富庶的产粮地区的匪特武装，实行重点围剿。在剿匪战术上，采取分进合击，清剿驻剿相结合。在贵州军区领导同志亲自指挥、全党全军动员、全省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剿匪斗争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首先对瓮(安)余(庆)湄(潭)和金沙两地区实行梳篦式的合围进剿，歼匪7000余名。到1951年8月，作战4000多次，收缴各种炮159门、轻重机枪1216挺、长短枪12万余支。全省主要匪首罗湘培、史肇周、谢世钦、曹绍华等，均先后落网伏法。投降缴械的大小匪首2万余人。至此，全省基本上消灭了蒋匪残余势力和反革命武装力量。
贵州各族人民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势力有着深仇大恨。匪特暴乱直接威胁着人民的生命财产，阻挠着群众的翻身解放。清剿匪特是各族人民的迫切要求。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给解放军送信、带路、作掩护，有的直接参加战斗，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通过剿匪斗争，建立了68个县的农协组织，发展了130万农协会员和6万余民兵。
在清剿匪特的艰苦斗争中，贵州广大军民干部受到了很大锻炼和教育，涌现了一大批勇敢机智的英雄人物，传颂着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贵州的广大指战员，不仅奋力进剿武装匪特，还主动开展地方工作，在组织群众反封建斗争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出现了肖国宝那样惊天动地的英雄战士。地方干部的英雄人物也不少。如修文县乌栗区武委会主任孙三保同志，当区委书记和另外两位同志牺牲、其他四个干部被俘之后，在5百多名武装土匪的围攻下，独自坚持斗争十五六个小时，直至部队赶到解围，终于取得了胜利。这种坚守岗位、英勇斗争的事例是很多的。
剿匪斗争所以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主要是西南局、西南军区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同志的正确领导，五兵团全体指战员和广大地方干部英勇奋斗，紧紧依靠广大群众，并动员开明士绅及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组织广泛的统一战线，展开了军政结合的强大攻势和波澜壮阔的群众性的剿匪运动，从而有效地分化瓦解和消灭了武装叛乱的敌人。
在进行军事剿匪的同时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当时城乡匪特勾结，阴谋策动所谓“四月大暴动”，妄图里应外合攻陷贵阳。我先发制敌，经过周密布置，于1950年3月24日对潜伏匪特进行大搜捕，查获美蒋特务240多人，粉碎了匪特的暴动阴谋。1950年7月，美帝在仁川登陆，发动侵朝战争后，反革命活动又行猖獗。我们结合抗美援朝、清匪反霸和土地改革运动，坚决开展了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斗争。省、地、县、区建立人民法庭，根据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对罪证确凿的反革命分子依法制裁，杀了一批，关了一批，交群众管制了一批。贵州的镇反运动比较彻底，深得民心。
在剿匪斗争、镇反运动取得胜利的基础上，贵州各族人民迫切要求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翻身解放。根据西南局的部署，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了群众性的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运动。
1950年8月，中共贵州省委召开第一届党代表会议，9月，省人民政府召开全体委员会议，作出具体安排。省、专、县各级进行了干部整风，学习深入反封建斗争的有关政策，减租、退押条例和实施办法，各专、县先后召开农民代表会议、各族各界代表会议，传达和学习党和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成立了专、县农民协会或筹备会。11月下旬，召开了贵州省第一届农民代表会议，产生了省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各地整顿了农协组织，训练了农民积极分子，还整顿了民兵队伍，建立了县区人民武装。为了取得新区发动群众反封建斗争的经验，省、地都组织工作队伍，由领导同志亲自带领，进行试点和调查研究。经过这些准备，从1950年10月开始，先后在中心区46个县、近600万人口地区，展开了以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征粮五大任务为中心的声势浩大的反封建斗争。到1951年7月，又将这一斗争扩大到60多个县。1951年底即在全省范围内铺开。
贵州地主阶级占有土地相当集中，地租剥削很严重，有高达三七、二八甚至一九分租者。押金则是地主对农民更为残酷的剥削。试点经验证明，减租、退押是进行土地改革的重要步骤，而减租退押又必须与清匪反霸结合进行，才能打断封建势力的脊梁骨，鼓舞群众迅速起来开展减租、退押以及退帮工帮粮的斗争，在政治上经济上给封建势力当权派以决定性打击。
经过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全省农民获得退赔果实约12亿斤大米，人均150斤。广大农民在政治上受到锻炼，经济上得到实惠，斗志更加旺盛。农会组织进一步壮大起来。据1951年4月统计，全省农协会员发展到460万人，民兵发展到34万人，初步形成了贫雇农的领导优势。经过这些运动，为进行土地改革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贵州省的土地改革运动，是在西南局的正确领导下，吸取华北老区经验和华东、中南新区经验，总结本省试点经验，在全国开展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中进行的。土改运动中，坚决贯彻执行了“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依据当时贵州的情况，还特别注意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在土改中继续贯彻清匪、反霸，结合处理减租、退押的遗留问题，把斗争的矛头始终对准地主阶级中的恶霸和违法分子。
(二)把土地改革运动和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运动结合起来，对各族人民加强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教育。当时还组织了许多民主人士、知识分子下乡参观和参加土改，接受教育。
(三)坚定地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老帮工、老佃户、丫鬟、抱养崽等受地主压迫欺骗最深，运动中以对这一阶层的发动情况作为测验土地改革运动深度的标尺，把团结中农的程度作为运动广度的标尺。
(四)对地主，根据他们的大、中、小和违法与守法等不同情况，实行区别对待。
(五)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这是我们在贵州土地改革中自始至终都十分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
土地改革从开始到结束都是紧密结合生产进行的。工作队进村就宣布“谁种谁收”，安定群众的生产情绪。1951年春耕前，先在中心区的20个乡、220个村、23万人口地区进行了土改试点。1951年4月召开全省第二届党代表会议，结合贵州实际，具体明确了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和步骤。相继召开了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和各族各界代表会，各县召开了有贫雇农代表参加的干部整风会、农代会、各族各界代表会，部署土地改革，创造了“干部群众一起开会”的好经验。区乡召开了贫雇农代表会发动贫雇农诉苦，学习土改法。1951年5、6、7这三个月，在49个县的135万人口地区，完成了第一期土地改革；8、9、10这三个月，在50个县的442万人口地区，完成了第二期土地改革；1951年冬到1952年春耕前，在1441万人口地区进行了第三期土改；1952年秋在370多万人口地区进行了第四期土改；其中少数区、乡延至1953年春耕前完成。
后两期土改的地方，多是边沿县份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有的土司制度尚存，有的宗教势力特大，不仅有地主阶级的压迫，还有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复杂的民族问题。
根据1950年10月10日《西南局对贵州少数民族社会改革的指示》，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地改革中，我们强调从贵州少数民族的具体情况出发，力戒硬搬汉族地区的工作经验、口号，坚决贯彻民族自觉自愿的原则和慎重稳进的方针。作法是：
(一)认真开好民族代表会议，决定土地改革的有关事宜；
(二)大量培养、提拔、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和积极分子，在本民族干部积极分子带领下进行土地改革和反封建斗争，防止外来干部包办代替；
(三)充分认识各个少数民族的特点，善于等待群众觉悟，防止急性病；
(四)凡有关少数民族土地改革中的重大问题(如废除土司制度等)，必须经省人民政府批准。经过土地改革，少数民族地区发生了根本变化。一是砸碎了几千年的封建枷锁，摧毁了地主阶级对少数民族人民的反动统治和剥削，被压迫的少数民族人民真正翻身作了主人。二是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脱产的少数民族干部近万人，不脱产的积极分子近十万人。三是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四是使无地或少地的各少数民族农民得到了土地，为发展生产和经济建设开辟了道路。五是推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省、专、县、区、乡、村建立民族学校，举办冬学、夜校和训练班等。培训了少数民族卫生员、接生员，建立了卫生站。开展了民族体育和文化娱乐活动等。在各项工作中，结合实际，运用少数民族喜闻乐见的形式，广泛深入地进行了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党的政策，特别是党的民族政策的教育。
全省的土地改革，一般是分五个步骤进行的，即：宣传党的政策，组织农民队伍，向地主阶级进行斗争；发动群众划分农村阶级成份；报产评产，登记没收地主的土地；民主讨论，合理分配土地、耕畜、农具和其他斗争果实，总结经验，庆祝胜利，建立人民政权，组织发展生产。
土地改革完成后，都及时开展了土改复查，对不彻底的进行补课，追捕漏网的匪首、恶霸，对破坏者继续进行斗争。坚决按照党的各项政策，认真处理遗留问题。
在胜利完成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人民政权，民主选举了人民自己的村长、乡长。
农民在土地改革后的生产积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方面是劳动互助的积极性。特别是广大贫雇农民，分得土地之后，迫切要求互助合作，以克服困难，发展生产。贵州每期土地改革一结束，都是趁热打铁，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引导农民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组织互助组，举办供销社，走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社会主义道路。到1952年底，全省参加互助组的农户已占农户总数的50％左右。同时，城乡开展了群众性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
经过大规模剿匪斗争，经过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运动，经过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反封建斗争和土地改革，斗倒地主分田地，彻底拔除了地主阶级的根子。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在贵州高原上被消灭了，几千年受压迫的各民族农民站了起来，不见了六年的“白毛女”廖阿满出了头，藏匿了十六年的受迫害的“断臂”伸了冤，过去很少吃到盐巴的吃上了盐巴，世世代代破衣烂衫的贫雇农开始换上新装。占全省人口75％左右的无地少地农民分得了土地，取得了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贵州各民族劳动人民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封建剥削制度的推翻，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鸦片烟毒是长期缠在贵州人民身上的一条毒蛇。经过一系列的反封建斗争，充分发动群众，在土地改革中销毁了大量的鸦片烟，比较彻底地解决了贵州种鸦片烟和吸烟毒的问题。
和农村土地改革胜利完成的同时，在城市也胜利地完成了民主改革。从而彻底地摧毁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及其社会基础。
四、民族工作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在人民解放军进入贵州前，党中央和二野前委就指示我们要十分重视民族工作。我们把做好民族团结工作作为重要任务，对所有的干部战士，进行了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重视民族工作的教育。根据党的民族政策，制定了一系列的具体办法：在财经政策上，汉族人聚居地区停止白银流通，要使用人民币，对少数民族地区则规定白银仍可流通；汉族聚居地区就地筹借粮款，对少数民族地区则规定不筹不借。在武装政策上，原乡保武装解散，并一律收缴武器，而少数民族武装，凡不进行破坏和抵抗者均予保留。在行军作战途中，进入少数民族地区自带粮食，并给少数民族赠送盐巴、针线等礼物。对农村政权的接管，汉族区长、乡长一律免职，少数民族的原区、乡长，则注意团结，一部分酌情留用。党和政府的负责干部还经常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慰问。通过这一系列工作，党的民族政策深入人心。从贵州解放之日起，各少数民族就热烈欢迎和衷心拥护人民解放军、人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出现了许多生动事例。
在运动中，各县都举办了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或积极分子训练班，吸收和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多数县召开了各族各界代表会议。通过各种方式，培养了大批干部、积极分子，团结了一批代表人物，他们在反封建斗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为以后的建设在干部上准备了条件。1951年春，贵州省脱产参加各级人民政府工作的少数民族干部2088人，不脱产的少数民族干部33000余人为全省不脱产干部的21％；少数民族农协会员155万，为全省农协会员总数的34％；少数民族人民武装自卫队员10万，为全省总数的34％。建立专区民族事务委员会3个，县级23个。创办少数民族小学22所，学生4400百人。在干校、革大和卫校培训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近千人。同时，培养了少数民族的医药卫生干部约300人，派医疗队下乡为少数民族防疫种痘、免费治疗约15万人次。1951年5月成立了贵州省民族学院。
1950年秋季，中央民族访问团来到贵州，深入黔东、黔南、黔西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访问，广泛地宣传了党的民族政策，进一步加强了民族团结。在中央访问团的帮助下，开办了黄平县苗族干部训练班、镇宁县布依族干部训练班以及贵阳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制定了发展民族贸易，解决少数民族食盐，帮助少数民族出口土特产品，建立民族学校，组织医疗队为少数民族治病等项工作的具体措施。并在他们的帮助下建立了全省第一个民族自治政府——炉山县凯里区苗族自治政府。
1952年底，全省土地改革基本结束，400多万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地改革也胜利完成。先后建立了炉山县苗族自治区、惠水县布依族苗族自治区和丹寨县苗族自治区，并为其他地区民族自治政府的建立做了准备。
土地改革的完成，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各族人民翻身当了主人，有了自己的政权，为各兄弟民族团结一致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贵州奠定了基础。
五、关于党的建设
贵州的党组织是有光荣革命历史和传统的。早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就有党员和党的组织活动。出生于贵州荔波县城关水族劳动人民家庭的邓恩铭同志，青年时代就在山东济南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并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安顺出生的王若飞同志，早期就在贵阳进行革命活动，在白区党的建设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我党领导人之一。在铜仁出生的周逸群同志，与贺龙同志并肩战斗，一起参加南昌起义，并一起创建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出生在锦屏县茅坪村侗族家庭的龙大道同志，是二十年代上海工人运动的一位领导人，曾出席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林青同志是毕节人，1930年到上海参加共产党后，返回贵州开展党的工作，发展党的组织，是1935年党中央批准建立的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书记。三十年代初期，贵州一些革命青年在外地参加党的组织，成为各方面的领导骨干。红军长征途经贵州，召开了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抗日战争时期，在周恩来同志主持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贵州不少地方的党组织，曾经有过较大的发展，并向延安和其他解放区输送了一批干部。贵州地下党和游击队，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团结各族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云南地下党在滇黔边界开展游击武装活动。四川地下党在川黔边界，广西地下党在黔桂边界，从事革命活动。解放前夕，在地下党领导下，贵阳市的革命青年学生，厂矿企业的工人，进行了示威游行、护厂护校的斗争。他们都为党、为人民作出了贡献，对贵州的解放是有功劳的。
贵州解放后，在发展党员的问题上，省委采取了极为慎重的方针。开始两年，只是个别地吸收经过各项运动锻炼和考验的骨干分子入党。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把整顿党的组织，发展和壮大党的队伍，搞好党的建设，作为重要任务。1951年12月，在省第三次党代表会议上，提出了在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结合复查、生产、建设，进行系统的党的教育，在城市和农村各项斗争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中发展党，特别注意吸收产业工人中的优秀分子入党。1952年7月，在省的第三次组织工作会议上，把建党问题作为主要议题进行了讨论，明确提出：在城市中，主要是贵阳、遵义和安顺，首先在工人中建党，重点在厂矿；在农村中，主要是对两年来反封建、土地改革斗争中涌现出来的贫雇农领导骨干和积极分子，抓紧教育，进行建党；在机关中，以“三反”、“五反”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为对象，审慎地进行发展党员的工作。无论在农村、城市和机关，吸收新党员，都严格手续，按党章办事。在农村，新发展的党员中，贫雇农出身的占总数的75%。在城市，主要吸收产业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参加。贵州解放后的各项工作，都依靠了工人阶级和贫雇农民。在这个基础上，慎重、严肃、认真地进行党的工作，培养出大批领导骨干。
解放初期，贵州的干部来自五湖四海。有军队抽到地方工作的，地方干部又有本地和外来的，有华北南下的，有华东西进的，有本来就在贵州坚持地下工作的，也有新参加革命的。从进入贵州一开始，省委就强调搞好党的团结。强调地方干部向军队学习，军队尊重地方同志；强调爱护新同志，热诚对待地下党同志；强调培养和团结本地干部、别特是少数民族干部；强调干部之间要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当时大家都把搞好团结作为政治任务，严格要求自己。搞好团结的关键在于领导核心的团结。有了领导核心的团结，就有了全体干部的团结；有了广大干部的团结，就有了全党的团结；有了全党的团结，就达到了贵州各民族人民的大团结。贵州的党组织是团结的，是密切联系群众的。
贵州的党组织在斗争中成长，是富有战斗力的。贵州本地干部继承了白区地下党同国民党进行艰苦斗争的作风，他们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熟悉情况，朝气蓬勃，坚定勇敢。军队干部，经过淮海战役，横渡长江，进军大西南，解放贵州，连续作战，英勇顽强，艰苦朴素，纪律严明，深得贵州各族人民的爱戴。冀鲁豫边区和东北、华北、华东南下西进的干部，他们从青年时期就沐浴党的阳光雨露，经受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洗礼。有的是粉碎日本侵略者多次铁壁合围、“三光”政策，坚持抗战的骨干；有的是迎战国民党美械装备军队的英雄。他们从战场上爬起来，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发出解放全中国的誓言，随着主力部队渡长江，过赣水，翻过雪峰山，进入贵州高原。新参加革命的青年干部，以老同志为榜样，积极学习党的优良传统作风。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干部，经过了剿匪斗争和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的锻炼和考验，坚持为贵州各族人民服务，在贵州生根开花。他们和广大人民同生死，共患难，不怕苦，不怕死，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廉洁奉公，遵守纪律。“土改干部”成为优良作风的光辉形象，铭刻在各族人民心中。贵州省广大干部，在党的教育培养下，不断克服缺点和错误，继承和发扬了党的不怕牺牲、不怕困难、顽强战斗的精神和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完成了党交给的艰巨而伟大的历史任务。贵州省的党组织和全国其他省(区)的党组织一样，不愧为光荣、正确、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组成部分。
从贵州解放到完成城市民主改革和农村土地改革，整整用了三年的时间。这三年是贵州历史上发生翻天覆地大变化的三年，是团结紧张战斗的三年。我当时参加了贵州省委的工作。回顾这三年的经历，深深感到，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应该归功于党，归功于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归功于广大干部和全体各族人民。
为解放贵州、建设贵州英勇献身的烈士永垂不朽。
贵州解放初期的伟大斗争，虽然起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但仅仅拉开了序幕，仅仅开辟了前进的通道。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说过：贵州山川秀丽，气候宜人，资源丰富，人民勤劳。只要贵州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加强团结，努力工作，那么，贵州的社会主义建设必将后来居上，大有希望。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