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史无前列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全国范围掀起了轰轰烈烈地造反运动。造反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就是造当权者的反、夺当权者的权。父亲当年在解放军十三航空学校任政委、党委书记，是领导干部，理所当然的成了冲击的对象。
文革期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下文派解放军到各地去支持左派。当时的中国政治气氛正处在无以复加的“左”之中。推崇极左，言外之意就是极端反“右”，这加重了1957年“反右”以来人们心中的恐右气氛。那时，特别是领导干部，谁要表现出一点右派言行，必被批判甚至被打倒。像刘少奇、彭德怀这样的国家领导人都不能幸免，何况一般领导干部了。在极端“拥左反右”的气氛下，人们诚惶诚恐，唯恐避“右”不及，遵循着生物学法则，趋利避害，规避着眼前风险。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为领导干部的父亲完全不说违心话、做违心事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那错综复杂政治环境中，父亲没犯大错，应该说是他有点倔犟、有点谨慎和坚持领导的办事原则起了作用。父亲常说：“我做事始终坚持的原则是要经得住历史考验”、“在处理人和事时，我对下级始终要求:事实一定要清楚，事实清楚，处理错了，我负责”……。我认为“经得住历史考验”和“事实要清楚”是一个整体，因为只有依据事实清楚处理人和事，才能经得住历史考验，才算“秉公执法”。
毋庸讳言，在当时的极左背景下，像父亲这样的单位主要领导能一直在位下来，如果用“文革”后，特别是今天的标准衡量他们当时的言行，有错在所难免。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在“文革”中首先是受害者，他们苦苦坚守着道德底线。而那些靠“文革”成长起来的“造反派”就不同了，他们大多以夺权、泄私愤为主要目；他们利用群众运动兴风作浪，如鱼得水。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以一己之私为准绳，拉帮结派、造谣污蔑、无限上纲、残酷斗争，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
1969年12月24日开始的“十三航校党委扩大会议”，除用十六天传达“空军党委常委1969年12月21日会议精神”外，一直到1970年1月30日空军党委常委接见与会代表止（到场的空军常委中有四位中将，两位少将，他们虽然不一定德高但是望众，他们当时支持造反派也可能出于无奈），共二十一天，造反派都在批判以父亲为首的十三航校主要领导。
那时，解放军院校都要参加“文化大革命”，所以部队也出造反派就好理解了。在“文革”期间，尽管是部队院校，和地方单位一样，秩序混乱：谁想较多、较快、较狠地牟利、夺权、泄私愤，都可以利用被鼓励的造反行动当造反派。他们的斗争手段就是抓领导的偏右言行，然后无限上纲、越级告状，根本不用遵循事实依据和组织原则，目的就是要把领导整倒实现私利。
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父亲由军委派遣，从其他院校到十三航校当政委和党委书记的本身就使空军某些领导不快、使一些人的官路受阻，更别说还要在已经乱成一锅粥的空军第一高级专科学校的基础上组建十三航学校了，这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职位数量有限与人心贪婪无限的矛盾，所以父亲成为被攻击的焦点是可想而知的。更明确地说就是：有些人看到空军关键领导对父亲他们不信任，赶紧落井下石，表明态度抱粗腿；有些人反对父亲是因为没受重用而泄私愤；而有些人就是想取父亲他们的职位而代之。他们沆瀣一气充当造反派（这些人素质都不高，为利益也经常内斗），与父亲为代表的领导作对，是最容易得利、泄私愤的途径，所以，为什么十三航校问题多、反对父亲和校长的人不少？就不难理解了。
2009年期间，我曾经与吴法宪的儿子吴××在济南一起吃饭，席间据他透露，“九一三事件”当天，吴法宪正在听取十三航校造反派的汇报，可见十三航校造反派的能量之大。
在当时社会大背景下，父亲处境艰难，行事极为谨慎，唯恐被造反派抓住把柄上纲上线而挨整，却不曾想被牵扯进了文革中张廷发挨整一事。在1980年特殊法庭审判吴法宪时，他承认曾批准空军司令部1969年3月24日报告中被定为敌我矛盾的人员名单，共64人，其中有空军副司令员成钧、刘震、张廷发，副参谋长何廷一等。他还供认：1969年经他提出和批准将一批空军和军区空军的领导干部分别送到各地去劳动改造。1969年10月，张廷发等人被押送到十三航校所属的鱼台农场监督劳动。当时鱼台农场的主要领导出于对张廷发的同情，管理较松，被当时十三航校的造反派揪住不放，硬要定性为阶级立场有问题和违反了党的方针政策。他们借此逼迫父亲表态，父亲怕被他们抓住有右倾思想的把柄，不得已同意召开党委会，会议批准调查时任查鱼台农场主要领导的问题。1970年3至8月，对鱼台农场主要领导办了两次学习班。这期间，十三航校造反派们还设圈套，让父亲亲临鱼台农场参加领导人会议，再一次逼迫父亲表态。父亲无奈表态道：“农场生产队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做得不好，主要是思想右倾，要防止右倾。要严格管理，要相信战士们能用毛泽东思想管理教育这些人。不要叫他们一起串联，应放在群众监督之下，按无产阶级政策办事，政策是有阶级性的”。这之后，在造反派的指使下，张廷发等人遭受了些皮肉之苦。
1979年当上了空军司令员的张廷发开始追查他在鱼台农场的遭遇经过，看到了父亲的那份讲话记录，决定处理父亲。于是空军干部部通知南京空军副政委找父亲谈话。谈话大体内容是：“由于你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有错误（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群众有意见，今天宣布你被免职，免职后有些问题还要说清楚……”。
父亲免职后，一直检讨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尽量把自己的问题说清，写信恳请张司令员原谅他在鱼台农场的讲话，希望组织能给出结论。可是直到张廷发离开司令员的位置，也没能原谅父亲、给出结论。父亲离休后本该享受副军职待遇，却因受牵连，一直到去世除医疗享受军职待遇外，其他一直按正师职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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