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二野五兵团遵照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刘，邓首长的命令，开始从江西上饶地区向大西南进军。
1949年10月，杨勇、苏振华同志所率的五兵团和三兵团十军，按照命令，到达湖南芷江后，即分为南，北、中三路挺进。解放贵州后，十七军又协助解放云南；十六军十八军和十军参加了解放成都战役；十八军后来又担负了艰苦的进藏任务。
向西南进军这一战斗的全面展开，形成大军压顶、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国民党八十九军军长刘伯龙，固守顽抗，于贵定一仗，被我击溃。国民党十九兵团副司令壬伯勋、四十九军军长王景渊和八十九军军长张涛等目睹大势已去，先后率部宣布起义。在黔境内的其他国民党军完全丧失了战斗力，沿途破坏道路、桥梁，狼狈逃窜。当11月15日解放贵阳时，我军已是兵不血刃，顺利占领。
在进军途中，我军沿途张贴、宣传由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安定人心，稳定了社会秩序。广大工农群众，把解放军视为当年的红军，给部队以密切的配合和有力的支援，送饭倒水、护送病员、协助运输、修桥铺路、带路送信，军民水乳相融，亲如一家。社会各界人士多愿意遵守“约法八章”，采取同人民解放军合作的态度，为我神速进军造成有利的形势。在这期间，贵州地下党组织和党领导的地下武装，同解放军部队相呼应，紧密配合。 1949年3月地下党员王舍人等发动的郎岱暴动，打击敌人，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继起的有黔东北游击纵队，黔北游击队，安顺、紫云、长顺游击纵队，安顺、关岭等地的游击组织，盘北游击大队，盘县游击团，兴义游击团，安龙游击团，威宁游击团等，都主动地配合解放军部队，打击和牵制国民党部队及其地方政权，促使国民党部队的起义，做出了不同的贡献。在黔东南地区执行党的隐蔽精干政策，长期埋伏的李光庭、李长青、王毅等同志，掌握武装，配合解放，在各条战线上，不断打击敌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使我军解放炉山、凯里等地得以顺利实现。
国民党反动派已到了不堪一击，纷纷溃逃的地步。但是，敌人愈临近灭亡就愈加疯狂。国民党贵州省主席谷正伦、贵州省保安司令韩文焕、八十九军军长刘伯龙等人策划，成立所谓“疏散指挥部”，阴谋在逃离之前，实行“三光”政策，秘密筹划先炸毁南门大桥，烧毁电报局、话务局、贵阳电厂，屠杀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之后便组织反共骨干分子上山打“游击”，继续与人民为敌，妄图卷土重来。炸毁和焚烧电厂是他们阴谋计划的第一步；企图毁了电厂，乘全城黑暗、混乱之机，毁灭整个贵阳。为了保护城市，地下党发动群众开展护厂、护校、保卫人民财产的斗争。地下党员陈延维、张震生等同志，对贵阳电厂经理奚长年，晓以大义，共同组织和领导工人、技术人员护厂供电。他们把原来秘密保存的80余支破旧步枪，经过抢修发给工人，并安装架设高压电网，站岗巡逻，实行武装护厂011月12日，国民党贵阳宪兵队驶来一辆卡车，寻机破坏，因群情激愤，见势不妙，只好狼狈而逃。但是，敌人并未罢休，进而狗急跳墙，反动头子刘伯龙亲自出马，指挥破坏电厂，因见护厂工人声势浩大，金市声援，又鉴于我军兵临城下，形势紧急，慌忙逃走，罪恶阴谋未能得逞。这样，电厂终于保护下来，保证了正常发电，供应全市，成为解放前夕全国6家没有停电的电厂之一，受到党中央的嘉奖，中央燃料工业部还颁发了“护厂先锋”的奖旗。
在国民党反动派逃窜，人民解放军尚未进入贵阳的“真空”期间，流窜匪特到处破坏。为了解此危难，爱国进步民主人士卢焘，张彭年，郭润生等先生，响应解放军的号召，成立“贵阳市民众临时治安委员会”，向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发了致敬电，有效地维持了社会治安，保护了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的安全。解放后将他们保护的各种物资，枪支、弹药、车辆全部移交军管会，为迎接贵阳的解放作出了贡献。
尤其值得人们深切缅怀的是，解放战争期间，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关押的优秀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乐恭彦、王启霖，刘家祥、宋致平、岳景宗、郭谨诚、张凤鸣、刘载铭，廖崇美、高言善、顾希钧，杜蓉、史健、陈开秀、杨光文、肖元乾、陆永忠，张春涛、戴绍民、金芳云，毛克诚、柏辉文、陈默、彭祖年，金春琪、刘端模、聂汝达、肖元良、蒋士忠等20多位同志（注。此名单仅系个人回忆，可能有遗漏），在贵阳先后惨遭敌人屠杀。其中包括当时震惊全省的“双十一”)惨案。 11月14日上午，“贵阳市民众临时治安委员会”主任委员、知名进步人士卢焘先生，亦被刘伯龙派人骗出，挟持到二桥转弯塘杀害。
1949年11月15日我军进入贵阳。 11月17日后。接管队伍才赶到进行接管。我被中央任命为中共贵阳市委书记、贵阳市长。我和汪乃贵（贵阳警备区司令员）、杜恩训、夏页文等同志组成中共贵阳市委员会。由军队转业的110余人，作市政府和各区委、区政府的骨干，在中共贵州省委、省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负责接管贵阳市的工作。
我回到阔别十年的贵阳，看到被反动统治者残酷盘剥、历尽艰辛的广大劳苦群众饱含感激的热泪迎接亲人解放军，而反动派留下来的贵阳城却呈现一片破烂不堪、市场萧条、毫无生机的景象，不禁感慨万千。
当时，仅有23万人口的贵阳市，工业生产极其落后，全市有官僚资本经营的工厂12家，加上私营工厂和部分手工业约160余家，其产值只占工商业总值的5%左右。贵阳矿山机器厂，解放前是由蒋军的修械所改成的小型军工厂，．生产追击炮，算是象样的一家工厂。此外，由伍效高经营的贵阳新生五金厂（现贵阳红星拖拉机厂的前身），破旧皮带机床不到50台。豫丰纱厂也只5千纱绽。还有华问渠经营的黔元纸厂（贵阳纸厂的前身），生产的品种很少，产量也不多。文通书局，是个比较象样的书局，也是华问渠经营的。而大大小小的卷烟厂较多，如贵州烟草公司是国民党贵州企业公司经营的，其它有戴子儒、帅灿章经营的南明烟厂，张家德经营的一中烟厂，还有黄英民等联合经营的烟厂，大小27家，大都是合资经营，工人甚少，技术落后，均为半机器半手工操作，除了烟叶本省可以提供外，其它原材料均需省外运入。在汽车运输业方面，除政府接收500余辆汽车外，私人经营的约为1000余辆，其中独资经营较大的为毛铁桥，联营较大的有李葆善等，因此修车行业较多，市内没有公共汽车，交通运输多靠马车，人力车、板车和肩挑背扛。此外，杨维新、帅灿章等经营的猪鬃业，在贵阳也算是较大的。
贵阳属于消费性质的城市，铺商共有5000余家，主要经营花纱布、绸缎、百货，盐巴、银行，银楼等业。许多客商经营大烟生意，将烟土运往省外销售后买回花纱布匹经营，有的兼作银元生意。在土匪叛乱期间，米商趁机大搞囤积居奇，抬高市价，有时一天之内价格几次上涨口盐巴一时供不应求，弄得人心惶惶，谣言四起。饮食服务行业比较发达，大江苏、小上海，冠生园等算是当时有名的几家。还有理发店、洗澡塘等都不少。旅馆业有国民党社会部办的“贵阳社会服务处”和若干小旅馆。包佐基经营的药房，梅岭先的颜料，孙绥之的“味纯园”，在贵阳市来说是比较大的。银行业主要是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四个银行在贵阳的分行和贵州省银行（经理刘熙乙）、贵阳市银行（经理赖永初）及一些地方银行，私人银行。房地产刘熙乙，万静波等拥有较多。
贵阳市城镇建设极不象样。整个城市建设既无规划，又无计划，看上去十分陈旧破烂。当时的自来水厂，是为南明区小西湖附近的官僚、豪绅服务的，而且地下管道极不规则，水管粗细不一，为我们后来自来水供水系统的规划、铺设带来很大的困难。街道狭窄，坑坑洼洼，绝大部分是土路和少量的石板路，下雨天道路泥泞，晴天时则尘埃飞扬，最烂的街道要算市西路、三民西路（即现在的延安中路）。市西河、贯城河年久不修，河道淤塞，污水四溢，臭不可闻。这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给我们留下的烂摊子。
由于许多工厂、企业，学校关闭，工人失业，学生失学，游荡在社会上的人日渐增多。妓院、大烟馆还较为普遍，吸大烟者甚多，乞丐遍街皆是。川流大街小巷的人们，属上层的着长袍短褂，衣冠楚楚．而下层的则衣衫褴楼，流浪乞讨，景象惨不忍睹。
国民党反动派在败退时，有预谋地大量派遣隐蔽特务，反革命骨干，加上溃散的散兵游勇、豪绅恶霸、地方顽匪以及各种反动或封建的会道门组织原封未动，潜伏贵阳，因此，敌情和社情是相当严重而又复杂的。据当时掌握的情况，全市有国民党职业特务约900余人，行动队400余人，国民党将级军官、地方专员级以上有100人左右，散兵游勇8，ooo人以上，散匪1,000余人，惯盗800余人。解放后，敌人进行各种捣乱和破坏活动，社会秩序极其混乱，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新生的革命政权受到严重的威胁。
接管贵阳市的工作是艰巨而复杂的。参加接管的110多名干部，其中绝大多数是军队干部，（编者按：这些军队干部于1949年10月奉命转业地方，在湘潭已编入了西进支队七大队）随军南下的地方干部只有七、八人。虽然人员这么少，可是没有一个人怕苦叫困难的，都以战斗的姿态接受了任务。同志们背着行李进入接管机关。当时不仅房子破旧，而且又很少，只好既做办公室又做宿舍。记得我的行李就放在一间电话室里，晚上铺在地板上睡觉，白天卷好行李就是我的办公室。条件不好，心情却是愉快的。
经过几天紧张的准备工作，11月23日召开了原市属机关全体旧职员大会，宣布接管命令，讲明“约法八章”、军代表职责及接管中的要求等011月23日，指派了24名军代表，，划分为秘书、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公安、法院等系统，自上面下进行接管工作。到12月10日，只用了半个月时间，接管工作基本结束。与此同时一将原来市属9个区公所划为7个区（包括3个郊区，）相继建立了区委会和区人民政府。
接管工作结束后，摆在我们面前的事情千头万绪，真是百业待举，百废待兴。市委认真组织干部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认识到，恢复发展生产，解决工人失业，安排社会就业，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否则，党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指示就不能贯彻，新生的政权就不能巩固。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市工商业共5160余家，其中由于无原料或无销路被迫倒闭的有300家以上，因此，失业的工人约1万人，包括其家属有2万人以上，社会闲散居民还有5万余人，生活贫困。国家虽然多方面救济，但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在全市提出“生产自救”、“以工代赈”的口号，广泛动员挖土方，修街道，挖贯城河。这样，解决了大批人的生活出路问题。接着在龙洞堡因陋就简，搭起土房，很快办起了～个农场，又能养活一大批人。
为了解决工人的失业问题，我们除了大力发展国营工商业外，还积极扶持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或恢复生产。而他们中间的一些代表人物，如陈职民、毛铁桥，李葆善等采取同政府积极合作的态度，听从政府的安排。贵阳水泥厂生产的水泥没有销路，濒于倒闭，眼看工人就要失业。政府决定把水泥包下来，用于修建贵阳街道，计划先修六广门至大南门整条中华路，然后每年修一条街。但由于财政困难，政府无力拨款，修中华路需用40万元，政府只拨10万元，．其余30万元均由工商界筹集支持。这既解决了水泥厂的生产问题，又很快修好一条主要干道。同时大力发展卷烟生产，帮助关闭的烟厂开工，吸收了大量辅工。
要解决工人失业，安排社会就业，工作是多方面的，又是很细致的。当时贵阳市交通，还没有公共汽车，交通工具只是马车，黄包车。我们的许多同志特别是部队战士，由于朴素的阶级感情，看到坐黄包车的人就令其下车，造成无人敢坐黄包车的状况。这样拉黄包车的工人就有意见了，便找到市府机关来要求工作。市政府负责同志同贵阳市警备区司令员，对警备区司令部的战士们作了许多说服教育工作，才使问题得到解决。此外，对吸毒者、妓女，流浪乞丐等，采取各种办法进行安置处理，使其各得其所，逐步自食其力。社会秩序逐渐安定。
我们接管贵阳后，敌人的破坏一天也未停止过。贵州的国民党反动派，在解放前夕，为了实现他们所谓“反共应变计划”，开办“反共游击训练班”，训练各种反革命骨干分子，这些经过训练的游击骨干和潜伏特务，勾结封建地主，豪绅恶霸，并煽动起义不久未得到改造的部分军队，趁我五兵团主力调离贵州支援川，滇两省解放，贵州武装力量薄弱之机，狂妄叫嚣“打倒解放军，三年不纳粮”、“保粮、保命、保枪”、“专打北方人，不打本地人”等，大肆进行“反征粮”、反禁烟”、“反禁用银元”等反动宣传，在全省到处袭击我基层政权和工作队，伏击我军小部队，抢劫车辆，暗杀我工作人员，阻塞交通要道。匪特部队围攻贵阳周围如平坝、清镇、惠水等几个县城，严重威胁到花溪、贵州大学的安全，贵筑分区多次告急。敌人扬言要拿下贵阳，赶走解放军，夺取全省。我们的干部晚上外出或开会回家，不得不派武装护送。
由于匪特猖獗，切断了贵阳同各县的交通，造成粮食调运困难，加之粮商囤积居奇，市内供应紧张。为此，市里成立了粮食调运三人指挥小组，实行武装押运粮食。虽然想尽各种方法，粮食问题仍很严重。经计算，我们掌握的粮食只够供应全市3天。调往贵阳的粮食，估计不日即可运到，但必须安定人心，如一抢购，一家人多买10斤就会引起更大的人心慌乱。这种情况，迫使我们规定干部一律不准上街买粮，由粮食部门按需要保证供应。为了避免群众恐慌，敌人乘机破坏，决定用汽车把仓库的粮食运到各个粮店，由工会、妇联，青年团组织干部协助卖粮，人们看到粮食很多，顿时人心安定，社会秩序井然，挫败了敌人企图利用粮食紧张，制造混乱，进行破坏的罪恶阴谋。
为了给敌人以有力打击，我们除了深入调查研究，充分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外，还大张旗鼓地宣传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尽力做好对敌的分化、瓦解和争取工作。川黔有名的红帮大爷邓占奎（扶风社的）、蓝克安等，表示愿同政府合作消除匪患，通过他们，争取了不少人坦白交代，悔过自新。为配合全省的剿匪斗争，1950年3月24日夜间，全市戒严，公安机关同贵阳市警备区配合，集中进行了一次对匪特的大搜捕，捕获重要匪特300余名，破获了“西南游击总司令部”、“中国反共救国军司令部情报处”、“贵阳市策反委员会”等反革命组织，并及时枪决了怙恶不悛的首恶分子陈伯华、钱济渊等20余名。这就是后来称为“三·二四大搜捕”。通过这场斗争，我们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街道治安委员会，充分发挥治安委员的作用，使社会秩序安定，偷、抢的案件大为减少。
我们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进城后即明确提出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团结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广泛深入地发动全市各族各界人民群众，为恢复生产沟通城乡关系，加强社会治安而斗争的方针。当时党的力量虽较为薄弱，但工会，共青团，妇联的工作却开展得有声有色，十分活跃，成为我们培养干部的学校和联系群众的纽带。在贵阳市办了几期工训班、青训班，直到现在，两个训练班培养出来的学员，都成了各个单位的骨干力量。当时市委提出大搞卫生，改变市容，工，青、妇等部门就广泛深入发动群众，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齐动员，中小学生轮流上街检查卫生，人人也以讲卫生为荣。市卫生局长秦克夫同志亲自督促检查，一个破烂的城市，经过大清扫，面貌大大改观，各个机关房屋虽陈旧，但却整整洁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