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从四师十二旅卫生本部直接调入新改编的第三军分区任机要员，经常服务于寿松涛书记和李浩然司令员。当时，三分区的局面十分严峻，中心城市由国民党正规军驻防把守，地方上顽镇公所普遍建立（坚决反共不和谈的国民党，称“顽”），顽还乡团横行城乡，他们对根据地的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进行血腥镇压和迫害，手段极其惨忍，气焰十分嚣张。三分区根据地支离破碎，在这种情况下，坚持恢复巩固三分区，任务是十分艰巨和艰苦的。
父亲记得，作为地委书记的寿松涛，12月20日在地委召开的东进誓师大会上，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我们都是来自三分区的人民子弟兵，现在根据地人民正在受苦受难，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去解救他们。号召大家不怕苦和累，迎着困难上，以英勇作战，奋勇杀敌的实际行动，打回老家去，为家乡父老报仇雪恨。父亲记得，寿松涛还说过：我们要能吃能饿、能睡能熬夜……，要有一股革命的韧劲……
一次大会，一个动员报告，广大官兵群情振奋，士气高昂，指战员纷纷表决心，写请战书。在主力部队的配合下，三分区打了许多漂亮仗，恢复了三分区地盘。
1947年4月，父亲在豫皖苏区根据地第三军分区司令部升任机要付股长，股长是侯友民（早在1942年12月，侯友民和父亲就在抗大设电台时一起工作。解放后侯友民在北海舰队岸炮团当政委，一直和父亲保持着来往）。机要股人不多，就四、五个人，都参加了1947年1月第三军分区与豫皖苏军区主力部队合作，在永城以西龙岗，全歼国民党第五十八师第三十团及第二十九团一部的战斗。这次战斗，对恢复、扩大第三分区起了重要作用。随后，他们又收复了永城、涡阳、亳县、夏邑等县，相继建立了革命政权。第三军分区司令部也是在此时进驻永成县城（彭雪枫虽然牺牲在河南省夏邑县八里庄，但为了纪念彭雪枫，河南永成县曾改名为雪枫县）。同时，一、二、三分区还分别开辟了江苏萧县、安徽宿县等革命根据地。1月24日至2月11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在豫皖苏军区配合下，发起豫皖边战役，攻克县城近50座，歼敌l.2万余人，使豫皖苏区连成一片。
在这段历史时期，父亲在1953年底的《历史思想自传》中，是这样写的(当时部队干部都要求写自传，主要是描述人生和思想经历，向党敞开心扉)：
“……1946年12月豫皖苏区成立机要工作，同志缺乏，将我又调回三分区做机要工作。虽然我在思想上不愿意，提了意见，可是组织上已经决定，只好服从。……”。从这短短的几个字的思想汇报中看出：父亲当时不太愿意再干机要工作了，他想干更艰苦、更直接、更重要、更容易进步的工作。但命令已下，他只能服从。事实证明他干得还不错，不到几个月就被提拔为副股长。还有，从“……我又调回三分区做机要工作……”看，父亲在的十二旅，就是三分区的一部分，很可能是主要部分（十二旅不属于野战军，属于地方部队）。
1947年11月，父亲被调到在安徽阜阳刚成立的豫皖苏区第六军分区司令部，升任机要股长。据父亲说，第六军分区是为将来成立野战军而准备的。
当时的历史背景是：9月26日至10月26日，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发起豫皖苏战役，歼敌1.1万余人，解放县城24座，改变了豫皖苏地区敌我“拉锯”的局面。为巩固扩大豫皖苏解放区，陈粟大军还协助地方建立武装，壮大了豫皖苏军区。
1947年10月，根据形势的发展和中原局的指示，豫皖苏区党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巩固老区，建立新区。从1947年11月到1948年3月间，豫皖苏解放区已建立了第四、五、六、七、八行政区，形成一个地域广阔的战略新区，成为连接大别山与华北老解放区的枢纽。至此，豫皖苏解放区，北起陇海铁路，南抵大别山脉，东至津浦铁路，西到平汉铁路，连接江准、华北平原，纵横千里，作为解放战争时期一个重要战略基地基本形成。这里的人民为建立巩固中原解放区，争取全国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
这段历史时期，在父亲的《历史思想自传》中是这样说的：
“……1947年4月，升任该分区机要付股长（作者：该分区指三分区），同年11月又被升为豫皖苏第六军分区机要股长。在工作中，我是积极负责的，经常与大家一样参加各种实际工作，顺利地完成了一切通报及制密任务。思想上也是纯洁的、进步的，不愿落后，总想把自己负责的工作搞得更好些。在豫皖苏八个分区的机要工作中，我们分区的机要工作是较好的……”。
据母亲回忆：1948年12月，她和十一、二个从共产党创办的豫东中学毕业的学生，由当时的豫皖苏中央分局书记兼豫皖苏军区政委宋任穷带领着到了豫皖苏军区机要训练队（宋任穷，1955年授予上将，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准备进行为期四个月的集训。这时父亲在豫皖苏六分区当机要股股长，两人并不认识。1949年4月，母亲从豫皖苏根据地机要训练队毕业后被分到二野五兵团机要处工作（时任二野五兵团司令员是杨勇，政治委员是苏振华）。妈妈被分到一科（一科科长韩学敏），译战况、捷报等和办报有关的电报。这个科用不加密的明码。同时他们还兼着机要处的行政工作。
1949年2月，父亲在豫皖苏第六分区机要股股长的位置上，调到二野五兵团机要处二科任副科长，比母亲早到二野五兵团机要处二个月左右。这也是父亲从地方部队到野战军的重要一步，为以后继续在部队工作，较快进步奠定了基础。
这段历史背景是：1949年2月，杨勇就任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司令员，苏振华任政委。同年4月13日，他们的兵团司令部进驻洪家铺，司令杨勇住在洪镇街刘璞山家里，五兵团司令部渡江战役指挥部也设在这里。父亲所在的机要处就驻扎在其附近。4月21日，杨勇指挥五兵团在安庆以西渡江（现在的安庆市位于安徽省西南部，长江下游北岸），与兄弟部队一道，突破了国民党军长江防线，随后奉命追歼逃敌。同年9月，又奉命向大西南进军。国民党军队为了迟滞解放军的行动，将沿途的桥梁和道路破坏。在杨勇指挥下，部队克服了恶劣气候、道路泥泞、江河阻隔和供应不足等困难，日夜兼程，历时百余天，行程5370余里，以追击和包抄等战术，经过大小战斗50多次，在兄弟兵团协同下，共歼敌37000多人，解放了贵阳市和大小县城21座，完成了迂回四川、参加成都战役的伟大任务。同年12月26日，他又统一指挥五兵团的两个军和三兵团的三个军，与兄弟部队一起发动成都战役。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敌人迅速土崩瓦解。这时期父母的足迹和五兵团司令部的进军路线一致，因为当时父母就在五兵团司令部机要处做译电工作，主要就是为杨勇、苏振华等首长直接服务。
二野五兵团机要处分四个科，唯独父亲在的二科没有正科长，用现在的话叫副科长主持工作，负责对上级密电往来；三科（三科科长宋方厅）、四科（科长范玉先）负责对下级军分区密电往来，对每个军分区的密码都不相同，保密制度很严。据父亲回忆，一科是行政科，与母亲回忆一科是办报科有冲突。但从父母争论中可以断定，他俩谁都没错，只是都有局限罢了。
1949年9月，父亲在二野五兵团进军西南过程中，上进心极强，总想把工作做完美，因此长期不能很好休息，身体很弱。此时兵团接受一批准备干机要工作的学员，组成了120人的司令部机要训练队。父亲兼任训练队政治指导员。所谓兼任，就是保留在司令部机要处副科长职务的同时干着机训队的政治指导员。训练队没有队长只有副队长，也就是政治指导员是第一负责人，很累。我曾经问父亲，机要训练队是不是学业务比较多？父亲用略带惊奇的眼神看着我，好像对我仍不甚了解当时的机要工作稍有吃惊，说：“没什么业务可学，主要是思想教育和干活为主”。母亲也说，她当时在豫皖苏区机要训练队也是以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和讲述自己的经历为主。她记得，机要训练队快要毕业时，领导会对符合要求的学员宣布机要工作纪律，包括：外出三人同行；在内活动尽量两人同行；不能和外单位的人走得太近，更不能将外单位的人引入机要工作室；女同志要结婚尽量和能看电报的人结婚；私信要公开等等。很多从战斗部队抽调上来准备干机要工作的干部一听，大都不想干了，太没自由！
父亲在此期间的表现在他1953年底写的《历史思想自传》中是这样描述的：“1949年2月，我被调任二野五兵团机要处二科副科长，在这样较大的机关工作，我还是第一次，因此我是非常小心谨慎积极地完成了渡江作战的通报任务。唯因兵团进到东流、至德一线时，收到野司一份长的急报，因工作方法不当，未及时叫多人分译，误了两三个钟头，受了上级批评。从此后，部队行军到宿营地，只要有工作，我就实际参加工作，并督促大家把急报搞完后再休息，如此一直到浙赣线的上饶。较长时期的缺乏休息，致身体很弱，但我并没有讲任何怪话，仍继续埋头坚持工作。同年九月，五兵团接收了一批机要学员，组成了一百二十人的机训队，我被调兼任政治指导员。在这段工作中，我紧张积极负责的保证了进军任务的顺利完成，并由湘潭至贵阳第二阶段进军中，我和副队长紧密配合，共同努力，争取了机训队成为兵团直属队的进军模范单位。在贵阳总结时（1950年1月），兵团司政直属党委授予我们单位一面‘进军榜样’旗”。
1950年2月，父亲领导的机要训练队圆满完成任务，回到贵州军区司令部机要处继续任副科长。据父亲说，那时他很想随二野五兵团的部队进军西藏，他感觉到艰苦的地方工作进步快。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军委按照中共中央分局的设置和国家省级行政区划，在六大军区（一级军区）以下建立二级军区（18个），二级军区相当于兵团级。贵州军区是全国十八个二级军区之一，1950年1月，在贵阳市组建。第5兵团机关兼贵州军区机关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苏振华、副司令员尹先炳、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潘焱、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王辉球（作者：王辉球后为中国空军政治委员，继续作为父亲的高层领导），辖第十六军、第十七军及遵义军分区（第十六军军部兼）、铜仁军分区（第十六军第四十六师兼）、毕节军分区（第十六军第四十七师兼）、贵阳军分区、安顺军分区（第十七军军部兼）、兴仁军分区（第十七军第四十九师兼）、镇远军分区（第十七军第五十师兼）、独山军分区（第十七军第五十一师兼）、贵阳警备区。贵州军区隶属六大一级军区之一的西南军区。西南军区司令部驻重庆：1950年2月9日，由第二野战军领导机关与率领第十八兵团入川的西北军区机关一部于重庆合并组成，贺龙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陈赓、周士第、李达任副司令员，宋任穷、张际春、李井泉任副政治委员，李达兼参谋长，张际春兼任政治部主任。
父亲第一次住进了贵阳这样的大城市，又在大机关工作，相对战争时期有更多的条件和时间接触新鲜事物，再加上那时又和我母亲建立了恋爱关系。他们都是部队的同志，思想意识较为接近，容易有共同语言。父亲不满老家的包办婚姻，想到了解除婚姻。这种情况在当时的部队里较多。
1950年6月，父亲还是和母亲结婚了。据母亲讲，父亲那天向大家宣布结婚时，母亲感觉突然，有没被尊重的感觉，于是和父亲闹起了别扭。母亲对我说：“我经常和你爸出去散步，政治处批准我们结婚的通知就在你爸的口袋里，但他一直对我保密。那天你爸对科里的同志说：‘今天早下会儿班，吃我和刘桂芝同志的喜糖’，说着往桌子上撒了一把糖。我气得扭头就跑出去了。你爸向我解释说，这是怕同志们花钱，所以才搞得突然袭击”。
1950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和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全党结合总结工作，学习文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全党，首先是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作风，以及少数党员干部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违法乱纪等错误，改善党和群众的关系。５月２４日，毛泽东又在《关于指导全党整风运动问题给胡乔木的信》中指出，全党整风运动已成为当前一切工作向前推进的中心环节。整风的重点是各级担负领导工作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在这样的背景下，1950年9月，父亲作为党员干部进入贵州军区司令部整风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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