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至1949年元月，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结束，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全中国的解放指日可数，“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一些”（毛选1226页）。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将由希望变为现实。毛主席及时指出“严重的战争时期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正在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随军南下”（毛选1408页）。在这种新的形势下，中共冀鲁豫第六地委，根据冀鲁豫区党委的战略部署，开始了紧张地组织干部随军南下的工作。
一、准备南下
冀鲁豫六地委位于鲁西北，它的北面和西面离河北很近，它的南邻是河南。这个地区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1927年就有了党的活动，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开辟的较早的平原游击战争的著名地区之一。著名的民族英雄、爱国将领范筑先在与日本帝国主义浴血奋战中就牺牲在这里。鲁西北人民，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经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培养、锻炼、成长出一批批优秀干部，为革命流血牺牲了数万人。今天，当全国解放即将来临，革命战争即将结束，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时候，这里的人民和干部沸腾了，“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粮有粮”，“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的怒吼声，口号声响彻六地委所属各县的上空和大地。
1949年元月上旬，地委根据区党委召开的组织部长联席会议精神，召开了县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长参加的紧急会议，提出了在2月中旬完成抽调，配备南下干部的任务。各县立即掀起了南下的热潮，县委书记，县委委员亲自下到各区做组织动员工作；解决南下干部的具体问题。聊城县委组织部长沈建梅亲自在三区（侯营）作组织动员工作，取得了经验。当时广大报名南下干部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是：我们翻了身，我们得到了解放，我们有义务有责任帮助新区的人民翻身解放。当时地委根据区党委的指示，各县将干部基本采取一分为二的办法，即留下的和南下的各占一半。在干部的配备上，耍强调南下干部的政治素质。对南下干部的要求条件是：年纪要轻（多数在30岁以下），身体条件要好（没有疾病），有独立工作的能力，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家庭确有实际困难的要给予考虑。
各县在组织南下干部，考虑去与留的问题上，发生了矛盾，有的县区要求南下的干部多于留下的。这当中有的爱人支持丈夫南下，有的父母支持儿子南下。聊阳县动员南下干部的消息一传出，报名的、写申请的、向党表决心的一时络绎不绝。任守范同志（已牺牲）向组织表决心：“南下中男同志能办到的我都能办到，绝不拖队伍的后腿。"在南下西进中，她用实际行动实现了她的诺言。河西县的田绍阳结婚才两天就背起背包参加了南下的行列。王长忠，孙芳明同志都已年过40岁，都是刚翻身分得胜利果实的老农村干部，他们的爱人都是拉扯着年幼的孩子，家中都没有劳动力，他们坚决表示“翻身不忘共产党”的决心，虽经劝阻仍和大家一起南下。还有不少同志怕不批准他南下，找领导要求，想办法把理由说得更“充分”；有的怕家庭不同意找麻烦，干脆偷着南下。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了六地委的干部，有很高的革命觉悟和远大的理想。
南下干部的组织动员工作，大约经过了10天左右就完满结束。地委和分区南下的领导干部是：地委书记谢鑫鹤、组织部长王富海、分区司令员曾宪辉，副专员赵尧（姚修文）、分区政治部副主任袁子钦。地委所辖各县的县委书记大都抽调南下，当时各县抽调的领导干部（含县委委员）情况如下：
聊城县：段缄三、沈廷梅，张佃一、訾端林、孟景侠；博平县：张玉环、刘影、石光、张登文、姚英
茌平县：崔芳亭、孙紫芳（南下时地委配备），单志远，曹子魁，张之华，
河西县：张金屏、孔焕章、刘法文，东阿县：傅秀峰、王子奎、赵庆德，徐翼县：房建平，武大觉、刘秀峰，齐禹县：刘学民、王佐光、倪建华，聊阳县：李建民、沙晓鲁、杜竹林。南下干部队伍组成以后，以军队的建制组成了冀鲁豫南下支队第六大队，地委和分区机关的南下干部组成直属中队，县为中队，区为班。
六地委的南下干部队伍由900多人组成，其中干部670人左右，战士勤杂人员240人左右，编为南下支队第六大队，大队长由分区司令员曾宪辉担任，大队政委由地委书记谢鑫鹤担任，大队还设政治部，保卫处，分别由王富海、赵尧（姚修文）、袁子钦等同志负责02月20号左右，各县南下的干部陆续在六地委所在地聊城集中，用了6天时间进行编队学习，做向区党委所在地菏泽集中的准备。在这个过程中，地委领导向大家作了动员报告，开了欢送会，南下干部初步学习了有关南下的精神，思想上明确了南下的重大意义。进行了必要的纪律教育。
二、开始南下
2月27日拂晓，六大队根据冀鲁豫区党委2月5日的通知（要求各地委南下干部必须在2月28日到区党委所在地菏泽晁八寨一带集中整训学习），按照行军的序列，开始迈出了进军的第一步。
我们六地委的这支南下干部队伍在党的长期教育培养下，与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过殊死的搏斗，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在三年多的解放战争中，与鲁西北人民共同支援前线，搞民主革命，与鲁西北人民建立了血肉相联的关系。现在要离开鲁西北南下了，离开家乡和故土了，离开年迈的父母和妻子儿女了，不能不是一个摆在大家面前的严峻考验。诚然，这支干部队伍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严密的组织纪律，毕竟是长期生长在鲁西北的这块土地上，加之有相当一部分干部是刚分得土地的农民出身干部，对于南下，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绝对服从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此时此刻，南下还能不能回来，会不会牺牲，走后家庭的实际困难怎么办，等等，不能不考虑。有的同志眼含热泪高喊“家乡，再见了”，有的同志走几步一回头。然而这些恋乡恋家的思想，在共产党员的面前，都被革命的远大理想和革命的英雄主义、乐观主义战胜了。
从聊城到菏泽，基本上是适应性的行军，共走了6天l 2月27日宿营石佛，东鲁庄一带，2月28日宿营阳谷南郎集，南秦楼一带，3月1日宿营范县孟楼、刘庄一带，3月2日在李桥过黄河后宿营旧城，南马庄一带，3月3日宿营鄄城的白集南李花园一带，3月4日下午到达目的地菏泽，宿营于晁八寨一带。
由于路程远，六大队到达菏泽的时间比其它一些大队晚了几天。我们在菏泽共参加整训21天。
在菏泽进行了进军江南前的各种准备工作。一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为主要内容学习党中央关于将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的战略决策和一些具体政策，如党对新区的政策，党的城市政策，党的工商业政策，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党对国民党军政人员及散兵游勇的政策等；二是进行必要的军事训练，如紧急吃饭（练五分钟吃完），学打绑腿，打背包，紧急集合，过独木桥，练急行军，防空演习等。通过抓这两项整训，主要解决了三个转变。①思想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把大家从解放区这个小天地的农村中转变到解放全中国、面向大城市接管大城市上来，②工作对象上的转变。过去的工作在农村，其对象是农民，现在我们将要面临的对象是城市，不仅有农民，更重要的是工人、知识分子，还有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者。3作风上的转变。我们这些绝大多数农民出身的干部，为适应新形势必须克服散漫性、纪律松弛等不良作风。通过比较紧张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大家由不适应到逐步适应，这就为向江南进军接管城市在思想上作风上作好了准备。从3月31日起，我们大队在支队的率领下踏上了向江南进军的征途。每天行军60里，70里、甚至80里，日夜兼程，风餐露宿，历时46天，纵跨5个省，于5月15日到达了目的地——鹰潭。据于文涛同志的记载，我们的行军日程大致如下。
3月31日从菏泽出发，宿营在郭家花园一一带；4月1日，宿营在堤口一带；4月2日，宿营在徐州；4月3日，宿营在任桥一带；4月4日，宿营在固镇，4月5日，宿营在南尹一带；4月6日，宿营在蚌埠，4月7日，宿营在合肥；4月8日，宿营在方营子一带(在这里进行了南下以到来第一次休整)4月13日，宿营在王小营一带，4月14日，宿营在小营庄一带J 4月15日，宿营在沟二口一带；4月16日，宿营在鸽子窝一带（在这里进行了第二次休整，每人准备3到4天的给养，实行轻装、把背的东西减到8斤重，为渡江作准备）；4月23日，宿营在吴家香营一带，4月24日，宿营在光城一带，4月25日，宿营在烟顿一带，4月26日进驻安庆市；4月27日，拂晓渡江后跑步急行军，宿营在至德县的四道根一带，4月28日，宿营在高家村一带；4月29日，宿营在长安铺一带(在这里休息了一天)；5月1日，宿营在仰研一带；5月2日，宿营在刘永芳一带；5月3日，宿营在三浪街一带；5月4日，宿营在景德镇，在这里休息一天后又继续向目的地进发。
南下，这是我们前进的总方向。但南下的目的地在那里?谁也不晓得。尽管大家在行军的征途上，到哪里去接管是经常议论的话题，甚至把它作为行军的动力，有的说是“南京”，有的说是“上海”，也有的说反正是京沪杭没错。其实这都是猜测。直至行军到了合肥，在听中央委员张鼎丞传达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过程中，才知道总前委确定南下支队的任务是随五兵团过江，。负责接管赣东北，建立赣东北区党委。这一决定与一些同志原来的想法大不相同，少数同志甚至在思想上有小小的波动。经过领导介绍赣东北的情况，特别是经过革命战争的形势教育，人生观教育和理想教育，阶级和阶级的诉苦教育，大家的思想很快就通了，同志们纷纷表示：“我们早已以身许党，党指向那里我们就打到那里，那里需要我们，我们就到那里。”充分表现了南下干部高度的革命自觉性和纪律性。
在这里，支队和大队领导将地委、专署、军分区以及各县的领导班子进行了配备。我们六大队的任务是接管贵溪地区，上级任命谢鑫鹤为地委书记，吴肃为副书记，王富海为组织部长，郭绍汤为专员，赵尧（姚修文）为副专员，曾宪辉为军分区司令员，张绍武为副司令员，谢鑫鹤为政治委员，袁子钦为副政治委员。
我们南下的目的地明确了，大家行军的情绪更高涨了。从合肥徒步向桐城行进，这是南下以来行军生活中最艰苦的一段路程，有的同志说是“有生以来最难忘的一段路。"4月的皖南山区，时值梅雨季节，淫雨霏霏，战争年代的道路更是异常难行。在没有任何雨具的情况下，一夫从早到晚“脚在泥中走，人在雾中行”。夜间伸手不见五指，大家用手互相抓住对方的背包带，一步一滑、三步一跌倒是常事，在鲁西北穿来的“支前鞋”、“胜利鞋”，走不了两里路鞋底就“飞”了，于是大家干脆光脚走，从桐城出发，最难走的一夜也不知摔了多少跤，有一个同志统计，他摔了30多个跟头，不少同志摔的鼻青脸肿。大队部的通讯员盛广和连人和他牵的骡子一起跌到泥塘里，大家借助于雷电的光亮和喊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拖了上来。那时大家真正成了“泥人”、“水人”，除了眼睛之外浑身上下都是泥，到达宿营地时，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哈哈大笑。当杜竹林同志回忆起40年前的那段行军生活时，他深有体会地说：“那真是体外雨淋，体内流汗，又臭又粘，汗湿的军衣上的白碱像地图。”有的同志开玩笑说“我们这个样儿，老婆也不敢认我们了。”大家就在这样的艰苦行军生活面前，抱着解放全人类的崇高理想，发扬了革命的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团结互助，互相勉励，战胜了各种困难，到达了目的地——赣东北。
六大队接管的贵溪地区辖8县1市：贵溪县、资溪县、金溪县，弋阳县、余江县、东乡县、进贤县、临川县和临川市。当时接管各县的领导干部配备情况是：临川市：市委书记张金屏，市长吴欣斋，市委委员孔焕章、刘法文；临川县县委书记沈廷梅，县长张武云，县委委员是杜竹林；东乡县：县委书记姚传德，县长于振东，县委委员李建华；贵溪县县委书记张玉环一一县长刘影、县委委员石光、张登文、姚英；弋阳县：县委书记崔芳亭，县长孙紫芳，县委委员单志远，曹子魁；余江县：县委书记段缄三，县长张佃一，县委委员訾端林、盂景侠；进贤县：县委书记刘学民，县长彭怀德，县委委员倪建华，金溪县：县委书记房建平，县长武大觉，县委委员刘秀峰；资溪县：县工委书记傅秀峰、县长王子奎、县委委员赵庆德。
三、接管贵溪地区各县
早在过江之前，由于从地委到各县市的领导班子及其干部已基本上配备好，六大队的干部在到达贵溪之后，便按指定的地点迅速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贵溪地委的所在地设在鹰潭，所以也叫鹰潭地委，我们15日到达。原来二野四兵团直属机关住在那里，他们已暂住贵溪，这就给我们的接管工作以方便。
我们的干部，按照“原封不动，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先接后分”的原则，在全地区迅速而又有秩序地展开了接管工作。在各县市，一般采取了一竿子到底的办法，干部一到，县、区、乡（有的只有县乡没有设区）的三级政权就开始了运转。在赣东北近四个月我们主要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宣传全国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出安民告示。这个安民告示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亦称约法八章，它是解放初期我们进入新区之后的强大政治思想武器。当时贵溪地区的各县情况是：一些上层人士由于不了解我党的政策，不少人跑到大城市去了，一些工商业者关门躲了起来；至于县、乡、保长，有罪恶大的，相当一部分投亲靠友藏了起来，不与我们见面。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的干部走到那里，就把布告带到那里、张贴到那里。布告简直成了我们的法宝，如开大小会和遇到有人的地方，首先向群众宣读布告，并逐条进行解释。事实证明，约法八章的威力是极大的，特别是那些保甲人员和各级政府的旧职人员，．看到布告或听说布告的内容后，纷纷回来，听从人民政府的指派。有的旧政权的人员回来报到之后，又把其他未回归的人员动员了回来。
第二，迅速建立政权，对旧政府的人员，政府准予分别录用。政权是新区人民心目中的旗帜，有了政权才好开展工作，才能站住脚跟。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我们采取的办法是首先任命县，区、乡长，利用积极靠近我们的分子把旧政权的人员动员回来后分配他们的工作，要他们坚守岗位，协助各级政府工作。在做这些工作时，特别反复宣传第五条即“凡属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区镇乡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
第三、征粮借粮，是当时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贵溪地区的多数县，当时驻有数万人民解放军，还有成天路过此地的解放军需用的粮食，均由就地供给；另外，上海等大城市刚解放后的粮食供应，我们也担负一定的任务。为此，我们的干部到达每个县后，都很快下到了乡和保，并带有数万到数十万的征粮数字。临川县温家区地处水陆要道，又是产粮区，我们干部到达后的12夭，就筹集了数十万斤大米。东乡县小珙乡一天供应过境部队的大米达4万多斤。赣东北著名的产粮县贵溪，在我们接管后的3个月里，向上海调运大米达500万斤，受到了华东局和区党委的表扬。
第四、收缴枪枝弹药。这是约法八章中重要的一条，它关系到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关系到消除封建反动势力。解放后的赣东北，不仅国民党的人员和散兵游勇窝藏有相当数量的枪支，就是反动会道门，封建地主阶级，甚至一些普通商人、农民手中也有大量的枪支。这对新生的人民政权，是个极大的威胁。各县一接管，就开始了收缴枪支的工作。据曾担任过临川县公安局长的柴龙回忆，在近半个月的时间里，仅县政府（不包括区）就收缴了300多支枪。
第五、做好统一战线的工作，“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 (毛选1429页)。我们的干部从进城开始接管就非常重视统一战线的工作。地委和县委，还在行军中就掌握了一些民主人士的名单和他们在本地的影响。东乡县是舒同同志的家乡，他在华东局给东乡县委写信托人带来，信中介绍了东乡的一些有影响人物。临川是饶漱石、李井泉的家乡，我们到达后，他们的亲朋就主动接近我们，向我们介绍很多情况。这个县的青年党头子李星桥、国民党保安大队长张之楚，都是利用关系把他们找回来的。
从贵溪地区的九个县市的情况看，县委书记、县长，区委书记、区长都亲自作统战工作。召开民主人士会、各界代表会，交待政策，了解情况，交朋友。事实证明，搞好统战工作，对我们完成征借粮食、收缴枪支弹药、掌握敌情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第五、救济灾民。1949年5、6月间，贵溪地区的各县大雨下个不停，不少地方暴雨成灾，因此各县都出现了灾民，给社会安定造成了不利的因素。尽管我们刚进入接管，百业待兴，每县仍然拿出了一定数量的粮食和人民币救济灾民。
第七，创办革命学校，为新区培养干部。 1949年的6月初，我们地委分别在贵溪、东乡创办了“赣东北干部学校贵溪分校”和“赣东北干部学校东乡分校”，两校的校长由张金屏和杜竹林=同志担任。两干校共招收学生1300多人(贵溪分校800多名，东乡分校500多名)。学校招收的对象是小学教员、失学的大中学生流亡学生。学习的内容是时事、政治以及新区的政策。虽然学习的时间仅两个月，但这些学生的思想进步很快。对于解决我们干部数量严重不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也为我们后来的西进培养了一批干部，仅东乡分校和我们一起向西南进军的学生就有61名。7中队（直属中队）基本上是贵溪干校的学员，这些同志到达贵州后，成了接管和打开黔东南工作局面的骨干力量。
“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贵溪地区，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方志敏同志的家乡，也是方志敏开创的20年红旗不倒的革命根据地，这里的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但它也是国民党蒋介石的模范区，残酷迫害革命者的上饶集中营就在这里。特别是临解放，国民党从政治，组织、军事上作了系统的部署，各县、市，乡普遍建立了军统，中统特务组织，扩充地方反动武装，妄图卷土重来06月间，这些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便与散兵游勇、封建地主武装、反动会道门，少数罪大恶极的旧政权人员互相勾结，攻打我区乡人民政府，杀害我干部，最为严重的是，资溪县从6月22日至26日，连续发生杀害我区乡工作人员的事件，区长王月亭、王庆良等10名南下干部和两名通讯员有的被抓去活埋，有的在战斗中被枪杀，有的被暗害。血的代价教育了我们：蒋家王朝虽然被推翻，但暗藏的阶级敌人依然存在，阶级斗争依然激烈，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所以我们坚决地开展了剿匪斗争。
我们在贵溪地区的4个多月，由于我全体同志不顾个人安危，出生入死，夜以继日的工作，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当今天我们回忆、总结40年前的这段历史时，我们认为主要有三点：
第一，我们这支南下干部队伍是一支坚强的革命队伍，它既能经得起战争的考验，也能经得起在错综复杂环境中工作的考验。从江北的聊城到江南的赣东北，行程3000多华里，到达目的地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这确实有非常高的政治觉悟和自我牺牲精神。当时我们的干部体质是非常弱的，由于一个多月的急行军和江南的水土不服，造成了虐疾、痢疾、疥疱三大疾病缠身，有的中队干部生病的高达一半。当时没药吃，没鞋子穿，没衣服换。同志们凭的是共产党员的觉悟，为的是让江南人民早日解放翻身作主人。这一段革命斗争史是永远值得我们自豪的。
第二、赣东北人民的支持。在大革命时期，赣东北人民作出了重大的牺牲，她不愧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方志敏同志家乡的人民。我们的干部到达赣东北，这里的人民视为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毛委员（指毛主席）的人又回来了。他们把我们的干部当作亲人。当我们行军到达贵溪时，这里的老百姓给我们送鸡蛋、送茶水。在整个接管和开辟工作中，处处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第三、地下党及其领导的游击队的配合和支持。当时根据区党委的指示，我们大胆使用地下党和游击队的同志。对于土地革命时期的以及和新四军失掉联系的党员，根据赣东北的地下党的负责人曾镜冰、夏润珍同志的介绍，及时作了适当的安排，如弋阳县委安排了闽浙赣游击队的宣锦堂同志担任该县的副县长，在贵溪专署和其它一些县区，也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安排了工作。这些同志由于对本地区的情况熟悉，对我们很快掌握情况和开展工作，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四、奉命西进
解放战争的形势迅速发展，渡江战役之后，我人民解放军相继解放了中南，华东诸省之后，党中央，毛主席为彻底消灭华南和西南的国民党军队，命令解放军向西南进军。1949年7月17日，二野前委高干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五兵团进军大西南经营贵州，冀鲁豫南下支队改为西进支队随军西进，向四野和江西省委派来的干部办理交接手续08月中旬，地委向各县委下达了向四野接管人员办理移交手续、到区党委所在地上饶报到的通知。
办理移交随军西进，无疑给我们的这些刚“安家”的干部思想一个冲击。赣东北的工作条件虽然艰苦，但毕竟把“家”安下了，工作摊子摆开了，尤其是我们的干部身体都比较虚弱，有相当多的同志带病工作。还有，我们在赣东北4个多月的工作，与赣东北的人民初步建立了感情，受到了赣东北人民的爱戴，现在打起背包又要走，必须扭转干部思想的这个弯子。
9月上旬，我们贵溪地区各县的干部陆续到达了集合点上饶，驻离上饶10多里路远的灵溪镇一带。根据区党委的指示，我们贵溪地区的干部，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兵团西进支队第四大队。对南下时原编制的负责人也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大队长曾宪辉、政委谢鑫鹤，下设7个中队和司令部、政治部、供卫处、直属中队、侦通连、文工队等，总人数为1883人，其中干部1213人，战士和勤杂人员670人。在这1213名干部中有地师级13名、县团级53名、区营级260名，连排级492名、学员395名（在江西招收的青年知识分子）。各中队和地直机关单位的负责人是：供卫处王佐光，高惠民，政治部（地直）吴志远，傅明余，直属中队（专署）谢吉魁、张武云，侦通连王景瑞、刘业后，文工队吕建勋、史军，孙民英，1、中队（贵溪）张玉环、刘影，2中队（弋阳）崔芳亭、孙紫芳，3中队（余江）段减三、张佃一，4中队（金溪、资溪）房建平，武大觉，5中队（东乡）姚传德、于振东，6中队（进贤）刘学民、彭怀德，7中队（地委干校）张金屏、李英，8中队的人员都是革命干校的学员。
在上饶集中后，经过了近半个月的整编学习。在干部思想上，首先端正对贵州的认识。就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来说，对贵州确实不了解。贵州的情况如何，贵州在我们伟大祖国的什么地方一无所知。特别对贵州一些不好的传闻，如“天无三日晴”之类，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针对这种思想，从大队到中队、到班的各级领导，从介绍贵州的情况入手，使大家对贵州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比较正确的认识。其次，解决干部中普遍存在的“安家”思想。大队领导始终以“将革命进行到底”为锐利武器，进行解放全中国的形势教育，阶级教育，各中队采取大会树典型的办法，进行回忆对比。特别是听到贵州的千百万穷苦人民等待我们去解放时，大家的情绪就高涨了，要求立即出发，向大西南进军，早日解放贵州。
我们大队是9月24日离开上饶后分两路行军的，即前梯队乘火车到达南昌后转乘汽车，经上高慈化、长沙至湘潭，后梯队，乘火车到南昌后，北转九江，然后乘船经蕲州，武昌，岳阳，长沙到达湘潭。这时中央和二野前委为了加强接管贵州的力量，抽调了大批军队干部充实到西进支队，其中有十六军、十七军转业来的，军大分校分来的，也有从东北和华北调来的。支队给四大队增加了近200人，总人数达2100多人了。支队在湘潭作了短期的休整，并设立了留守处，四大队留下了200人左右。这时，谢鑫鹤、郭绍汤同志相继调支队部，四大队由曾宪辉，吴肃，王富海同志领导，率领四大队继续西进。
五、扎根黔东南
1949年10月，五兵团党委和贵州省委在邵阳召开了地师级干部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决定了到贵州后的一个时期的战略部署，提出的接管贵州后的主要任务是。①地方配合部队解放全贵州，摧毁反动统治，肃清残余反动力量，维持社会秩序，支援解放大西南。②决定了各地区负责人，其中决定四大队接管镇远地区，地委由副书记吴肃专员王耀华、司令员曾宪辉，组织部长王富海，政委袁子钦五位同志组成。3会议要求地方干部随部队前进，每到一处迅速摆摊子，进行接管，宣传新区政策，使政策和群众见面。确定接管分三种形式。一是城市交通要道及其附近的县，干部要多而强，先控制起来；由于支前任务重，对旧乡政权可以利用，改为支前委员会。二是距交通线较远的县，可派二、三十个干部以县人民政府名义出现，实际以武工队形式活动。三是对偏僻的县份，待部队解放后，由部队组成支前委员会，筹措粮草，代为保管案卷，维持社会秩序，等待接收。关于武装问题，明确了发展我地方武装采取慎重态度，先以主力部队掩护地方工作；对反动武装、灰色武装、少数民族武装，分别规定了取缔，争取，保留等不同的方针和政策。对财政问题，提出 “征借粮草应成为一切工作之中心环节”，强调贵州将有数十万大军过境，供应是第一等任务，进入一个县，即应根据情况，有魄力地完成征粮任务。各地要节约粮食开支，掌握税收，解决财政困难。此外，对政权建设，恢复生产，统战工作，民族工作等提出了具体的政策。会议强调，各级领导要充分估计与认真对待困难，做好战胜困难的充分准备；各级干部都要面向实际，认真调查研究，努力学习政策，军队和地方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亲密团结。号召大家要乘着热火朝天的历史时期，大刀阔斧，开展工作。这次会议为解放与接管贵州在思想上、组织上、政策上、工作上、作风上打好了基础。此后，四大队在行军的间隙，抓紧时间传达贯彻了邵阳会议精神，搜集调查镇远地区的情况，明确各县区乡的干部。 11月5日，大队在翻过山势陡峻、云雾飘渺，上下80里，海拔1930多米高的湘西著名山脉雪峰山后，于湖南芷江举行了入黔前的最后一次会议，进一步研究、讨论先接管中心县，后接管边沿县，由点向面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明确一些县的领导班子。为进入镇远地区开展工作做了准备。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发起了向贵州之敌的进攻，第五兵团十六军于11月3日率先进入镇远地区的天柱县瓮洞乡，4日天柱解放。接着，7日解放三穗，8日解放镇远、岑巩，9日解放施秉，黄平于10日解放，炉山（今属凯里）于11日解放，余庆于12日解放，不久台江、剑河，锦屏，雷山也相继解放。四大队人员在芷江稍微停顿后，便立即经晃县于11月9日沿湘黔线进入贵州第一个县玉屏，10日到达镇远县的羊坪，11日经镇远县的青溪到达了镇远，实现了行程数千里从华北到江西，从江西到贵州的大进军。
到镇远后，按照邵阳会议精神和芷江会议安排，立即投入了紧张的接管工作。到达镇远的当天，立即宣布镇远地委和专署，军分区的成立，地委于11月12日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就接管建政、借征粮食，恢复社会秩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等方面的工作作了具体研究和布置。同时根据形势的发展，对部分县的接管班子和人员进行了调整，15日，王耀华发布了专员就职布告，原国民党镇远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任盛濂经派人做工作争取，于12月15日率部在施秉县望江村投诚，并将旧专署的印信，文书，枪支等资财移交给人民政府。11月11日由六中队接管镇远，刘学民任书记，王佐光任县长，14日由一中队接管了黄平，张玉环任书记，刘影任县长，15日二中队接管了炉山，崔芳亭任书记，孙紫芳任县长，21日四中队接管台江，傅秀峰任工委书记，王子奎任县长，30日五中队接管余庆，姚传德任书记，于振东任县长，三穗、岑巩，先是由西进支队六大队接管的，12月下旬才根据省委的指示，地委派刘秀峰带领三十余人到三穗接替，高音留任工委副书记，刘秀峰任县长，戴洪斌任岑巩县委书记（后刘影带44人到岑巩接任，戴调铜仁地区），黄锐任县长。施秉在部队接管后的第5天，(11月15日)地委派王占英同志带16人参加接管，曹国俊任县委书记，丁连方任县长。六大队留下了接管三穗、岑巩、施秉的大部分人员，一部份调回铜仁地区工作。根据省委的指示，由房建平等同志带三中队、四中队的部分人员到铜仁地区工作。1950年1月14日，由张武云，彭怀德带领五中队3个区（架子）的干部接管锦屏，张武云任县委副书记兼县长。1月16日，张金屏，孔焕章带领六、七中队的部分干部接管天柱，张金屏任县工委书记兼县长02月28日，调二中队的孙紫芳带领部分干部接管剑河，孙紫芳任县工委书记兼县长口至此，镇远地区12个县除雷山暂不具备接管条件没有建政外，都建立了人民政权。随着人民政权的建立，我们深感干部的严重不足，影响工作的开展，我们的开展，我们于1950年初，办起了“镇远地委干部学校”，专员王耀华亲自兼任校长，张金屏、段缄三先后担任副校长，培养了大批干部。
随着我们接管工作的基本完成，镇远地区的阶级斗争在激化，在公开化，从1950年3月起，多数县土匪四起，出现了围攻我县城、杀害我干部的严重情况。我接管余庆，剑河、锦屏等县的干部先后撤了出来。为了剿灭土匪，镇压反革命，1950年2月，五兵团十七军五十师奉命回师黔东南，司令部进驻镇远指挥剿匪斗争。省委指定该师政委胡华居同时兼任镇远地委书记，一四九团团长张景华兼任三穗县委书记，一五O团的领导也参加了黄平县委。
从鲁西北到江西，从江西到祖国大西南的贵州，作为一段历史，对我们每一位南下的同志来说，应该是最光荣的一页。我们经受住了剿匪斗争的考验，经受住了风风雨雨数千里行军的考验，经受住了气候差异和生活艰苦的考验，经受住了少数民族地区语言不通生活不习惯的考验。
镇远地区解放初期的一个多月里，敌人慑于我军的军威，伪装隐蔽了起来，不敢轻举妄动。但是，1950年的上半年，不甘心灭亡的国民党残余势力，与封建地主阶级惯匪反动会道门相勾结，趁我主力部队入川作战之际，由隐蔽到公开到猖狂起来，围攻、袭击我县、区、乡人民政府，杀害我干部和刚发动起来的贫雇农积极分子，破坏交通，拦路抢劫，造谣惑众，他们恶毒地喊出“杀北方老干部”的反革命口号。面对这一严峻的形势，我们的干部一手抓政权的建设和发动群众，一手又投入了武装斗争，发扬鲁西北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光荣传统，团结人民，依靠人民，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与公开的、暗藏的阶级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不少同志牺牲在这次剿灭土匪的斗争中，为贵州人民死得其所。有的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这里仅将解放初期牺牲的部分区级以上干部列举如下：
王富海，中共镇远地委组织部长（他是来贵州后全省牺牲的唯一高级干部）
周剑侠，镇远县羊场区委书记时克华，岑巩县驾教区委书记黄昌俊，岑巩县天马区委书记孙瑞民，锦屏县委办公室主任康阜，锦屏县民政科长
周金庆，锦屏县敦寨区委副书记刘书善，锦屏县敦寨区区长
朱生，余庆县税务局长
颜承贵，余庆县白泥区委组织委员
除以上所举还有在铜仁地区牺牲的原六地委的同志，如区委书记姜孟斗等，他们都是牺牲在共和国诞生之后，贵州建立人民政权的剿匪战斗中。他们是人民的功臣，人民的英雄。贵州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他们的战友将永远怀念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