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于1940年农历正月初四，逃离家庭，第二天到达洛八办，在洛八办住了四、五天。这期间，一位洛八办的工作人员帮父亲改名，从赵印芳改为赵国华，一直沿用至今。
洛八办派谢拜治和一位李姓副官引领着马德华、孙振芳、杨天和、吴宽才和父亲，共七人，穿着八路军115师的军装，父亲的胸牌写着八路军115师二等兵。他们经过十三天的行军，最后来到了敌后的豫皖苏根据地，也就是新四军六支队所在地。
这里要说明的是：所谓“敌后”就是日伪占领区。115师是八路军编制上的第一师，115师师长林彪、副师长兼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周昆、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副主任萧华（兼）。除此，八路军还有120师，师长贺龙，129师，师长刘伯承。新四军六支队是1940年2月1日由新四军游击支队改称。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4个总队、4个团和3个独立营，共1.7万余人。主力在豫皖苏边区坚持和发展抗日游击战争。
父亲他们为什么在敌后还要穿八路军军服投奔刚刚成立不久的新四军六支队，在路上不危险吗？直接穿便衣或新四军服装不行吗？我向父亲提出这个问题时，他已经快八十九岁了，没能回想出原因。我想，在蒋介石眼里，尽管八路军和新四军都是共产党的武装，但由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组成的新四军，蒋一开始就不情愿接受，因为他认为过去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的所作所为更像是“匪”。所以父亲他们穿越敌后穿八路军军服应该比穿新四军军服安全些，好办事些；也可能八路军服装就是比新四军的多。至于为什么不穿便衣，这样不是更安全吗？估计所谓“敌后”也不会被日伪完全控制，还应有共产党和国民党分别控制的抗日统一战线势力范围，当时父亲他们可能就在这样的范围内行军。
1940年2月至1941年1月，父亲在新四军六支队随营学校政训队后改归抗大四分校学习。学习内容主要包括：《中国革命问题》、《政治经济学》、《游击战术》、《政治工作》等，这些内容对于实际学习年限没超过四年的父亲来说太深了，理解起来太吃力了，只得死记教条。这期间1940年2月至3月，父亲在新四军六支队（新四军四师前身）政训队学习，之后，政训队整建制改归抗大四分校；1940年9月父亲从抗大四分校政训班毕业，被分配到新四军六支队司令部机要训练班学习机要工作，至1941年1月从训练班毕业，被分配到豫皖苏新四军四师十一旅任机要员（旅长滕海清，1909年3月2日生，安徽省金寨县人。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内蒙古军区司令员，济南军区副司令员，1997年10月26日逝世。政委孔石泉，1909年11月生，湖南省浏阳县人。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任政治学院副院长、政治委员，广州军区政治委员，成都军区政治委员，济南军区顾问，2002年6月22日去世。）
1940年3月成立的抗大四分校，是由当时父亲在读的新四军六支队随营学校改扩编而成，全校编成军政两个大队，共六个中队，另设一个防化队和一个女生直属队，有1000余人，校长是彭雪枫、副校长是吴芝圃、张震，教育长是刘作孚（后为方中铎、刘清明先后接任教育长），政治部主任肖望东（后为李干辉）。单从学校领导都是部队最高首长这一点看，当时的共产党军队是多么重视教育。抗大四分校，座落在河南省永城市李寨乡境内，占地面积300多平方米，单独古建筑小院，是彭雪枫将军亲手创办的一所培养军政干部的学校。虽然它比随营学校正规了不少，但当时根据地初创，财政困难，常常连高粱、红薯也供应不上，经常挨饿。大热天，部队还得穿着棉袄上课，为了降温，大家不得不赤脚。抗大的前四期学员的学习生活环境都差不多，不但艰苦，还得经常边学习边战斗，学员枪不离手。父亲是第一期学员，开学不久即遭日伪军袭击。
1941年1月，父亲被分配到四师十一旅后，不久被派往十一旅三十一团任机要译电员（团长张太生，1913～1981，江西省吉安县官田乡西山村人，1913年5月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1年5月21日去世；参谋长罗杰，后任济南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员，直到去世一直和父亲保持来往。1992年4月6日在济南逝世）。战争期间，机要工作者的主要工作是密码电报收发的翻译，将密码信息准确传递给首长，供首长指挥决策之用，工作性质极其重要，来不得半点耽搁、差错和泄密。所以，作为机要人员不但要相对有点文化，还得政治上绝对可靠，必须经过严格政审。
父亲第一次下战斗部队，正值国民党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残酷杀害、关押奉命北上的新四军指战员7000余人，扣押军长叶挺，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其番号。为对抗蒋介石的反动命令，独立自主地坚持华中敌后抗战，中共中央军委于1月20日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并将活动于陇海路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统一整编为新四军的7个师和1个独立旅。2月19日，八路军第四纵队奉命整编为新四军第四师，彭雪枫任师长兼政委，辖第10、第11（此时父亲在第11旅31团）、第12三个旅，指战员19000余人。
父亲常和我说，他干的工作是流动台，编制归师部，旅团有战斗任务他们就下部队给团旅首长做译电工作。所以我估计，父亲从机要训练班毕业被分配到11旅31团工作，是暂时性的。
地处豫皖交界的新四军第四师处于国民党部队的重兵包围之中，汤恩伯调集9个师共12万大军，想用7倍于彭雪枫部队的兵力一举歼灭刚组建的新四军第四师。新四军四师在彭雪枫师长兼政治委员的领导指挥下，针锋相对，浴血奋战，成功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史称“彭雪枫三个月的反顽斗争”。
在三个月的反顽斗争中，父亲经常提及他作为新四军的译电员和王幼卿组长组成流动电台组，为国民党第92军第142师425团团长陈锐霆率部起义做联系的故事。陈锐霆,1906年出生,原名陈瑞亭,山东省即墨市人，1937年3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当1941年1月，蒋介石集团制造“皖南事变”并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时，国民党企图消灭彭雪枫领导的新四军部队，命令92军第142师425团团长陈锐霆率主力团作为攻打皖苏抗日根据地的先头部队。在敌强我弱的紧要关头，陈锐霆接受共产党指示，毅然决定举行反内战起义。19日，陈锐霆率领1000多人部队宣布起义。新四军四师派出以方中夺为队长包括父亲所在的流动电台多人，专门配合起义部队行动。起义部队所到之处及时通知我军当地部队，避免发生误会而交火。据父亲回忆，方中夺队长曾发电报询问陈锐霆团长对起义有把握吗？陈回答：有把握！理由是，他的手下都是跟他多年的老部下了。不料意外发生了，425团的部分国民党顽固军官，临阵动摇，通过电台和142师部秘密联系，告发陈锐霆团长和起义部队的详情。142师长命令这一小撮人选择时机哗变，杀死陈锐霆团长，控制住部队。4月30日，起义部队在安徽省铜陵市五松山脚下的天井湖停留。深夜，陈锐霆刚开完会还未入睡，外面就传来杂乱的脚步和零星枪声。他一出房门，两把刺刀同时向他刺来，他两次用手拨开后，还是腹、背、两手均被刺伤，血流如注，倒在地上。哗变军人离开前，还回头朝他补了一枪，所幸子弹擦衣而过。陈锐霆重伤后，头脑还是清醒的，他强忍剧痛，立即布置人员控制好部队。说来也巧，有十来个哗变军人再次返回，想砍他的人头去邀功，正好被严阵以待的起义部队逮了个正着。起义部队按约定迅速向彭雪枫部靠拢，被改编为新四军独立旅，陈锐霆任旅长。之后，陈锐霆先后被任命为抗大四分校常务副校长、新四军司令部参谋处长兼炮兵司令员，后又兼任山东军区炮兵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在网上能搜到，陈锐霆身着戎装和毛泽东主席亲切握手的照片。他和毛泽东身高相仿，也是魁梧之人。
由于形势紧迫，四师奉命撤出豫皖苏区，由父亲所在的三十一团负责掩护。战斗伤亡较大，三十一团圆满完成任务，受到彭雪枫司令员的表彰。这对当时只有十七岁的父亲来说，影响不小，让他朝着矢志不渝的真正革命军人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同年5月，父亲随大部队到达津浦路东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
总结自己在三个月的“反顽”斗争中的表现，父亲说：当时环境虽然艰苦，但他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斗志和坚定的信念，完成了组织分配的工作。在恶劣的环境中，他还不忘努力学习业务，进步很大。
在根据地，父亲在师部机要科工作时，有幸为彭雪枫师长、邓子恢、吴芝圃、张震等首长译电。一次，彭师长把父亲叫到身边，严厉批评道：“小同志，你把即刻到的‘即’写成‘郎’了，什么叫郎刻到？”父亲感到很羞愧，无言以对。彭师长继续批评道：“行军打仗，指挥员之间的信息沟通，大多靠电报，译电员一马虎一耽搁，就会造成我军人员伤亡……你知道不知道？……”彭师长火气未消，还想继续批评，被新婚不久的妻子林颖打断——她用娇嗔为父亲解了围。
父亲受了批评，思想压力较大，一时有些气馁。但，父亲还是振作起来了，他找到出错的根源，是自己文化水平低，遂即向组织提出进修的申请。
1942年4月，父亲如愿以偿，被再一次派到抗大四分校学习。我问父亲，还记得当时的学习情况吗？父亲要么回忆起1940年3月在抗大学习的情况，要么回忆成1944年4月在整风学习班的学习情况。虽然这次学习的时间比较长，八个月，但内容可能和前后几次的学习比较近似，所以父亲记忆不深；或许因父亲已年近九旬，七十多年前的事情，实在难以记清楚了。
但父亲记得当年11月7日至13日左右，彭雪枫与师和边区领导人正在祖姚庄抗大第四分校操场（抗大四分校初创校址在河南永成县，历时一年多搬迁至淮北的祖姚庄），召开庆祝俄国十月革命节并举行阅兵和攻坚等战术演习与表演时，得到日伪军大“扫荡”的信息，立刻停止演习和表演，令各部准备迎击来犯之敌。彭雪枫召开紧急会议，制定了反扫荡策略。反“扫荡”历时三十三天，是淮北苏皖边区军民所进行的最大规模的反“扫荡”战役。虽然根据地人民遭受了日伪军烧杀抢掠，但用彭雪枫的话说：“我们胜利了！” 。彭雪枫为此在1943年2月13日还发表了《三十三天反“扫荡”战役述略》。在彭雪枫师长的指挥下，父亲自始至终参与了三十三天的反扫荡斗争，表现积极。
1942年12月，抗大要设电台，根据需要以及父亲的表现，组织让父亲和侯友民二人负责机要工作，侯友民任组长。这算是父亲第一次作为教职员工，在学校工作。他工作积极，抓紧学习，思考着怎样才能更快更好地进步和被领导重视重用，为革命多做些工作（在父亲五十年代初期的自传中，这些被他理解成个人英雄主义和地位观念膨胀）。
1943年5月，父亲被调回四师司令部机要科工作，但仍经常以流动台的形式跟随旅团首长，先后参与了叶场战斗、淮北反蚕食战斗、灵北战斗、淮北攻势作战等一系列对日伪军的武装斗争。据父亲说，在这段时间，他兢兢业业、按时完成工作，从未出过纰漏，增加了自信。除由自信带来的神清气爽外，父亲的言谈举止也活泼开朗了许多。他开始愿意给周围的同志讲讲名词解释，有时也给会议发言人找找语病。这些多少有些显摆和戏虐的行为，被父亲总结成是自己个人英雄主义和地位观念在做怪。
党组织为了进一步教育像父亲这样的机关工作人员提高认识，成立了师机关整风轮训队。父亲于1944年4月暂时离职，参加轮训。轮训内容主要以学习中央文件精神为主，形式以老师讲解和小组讨论发言为主。父亲说：通过整风学习，思想觉悟提高不少。他的个人英雄主义和地位观念得到部分肃清。
1944年7月，父亲调出轮训队，又回到师部机要科工作。1944年8月15日，彭雪枫率领四师主力部队和部分党政干部冒着酷暑，踏上了西进征程，父亲也在其中。西进的目的，用父亲五十年代《历史思想自传》的原话说，叫作“克服（应该是收复）原为我们血汗创造的在1941年暂时放弃的豫皖苏区”。20日，部队越过津浦路到达路西地区。23日在萧县南部小朱庄消灭疯狂阻击四师西进的顽军王传绶部2000余人。同日，彭雪枫等联合签发了《敬告豫皖苏边区父老兄弟姊妹书》，表达四师指战员对豫皖苏边区人民的怀念，并号召豫皖苏人民要积极协助子弟兵，争取早日收复豫皖苏抗日民主根据地。1944年9月11日，在八里庄战斗快要结束时，彭雪枫看着顽敌李光明的千余人做了俘虏，正被押解着向自己走来，高兴地从围墙上跳下。此时突然一声枪响，不知从何处飞来的子弹射中了彭雪枫的胸部，他壮烈殉国，年仅37岁。
在西进作战中，父亲总结自己的表现时说：“我的工作是积极负责的，顺利完成了工作任务”。
在收复豫皖苏根据地后，1944年12月，前线师司令部要转回津浦路东，根据地决定由十一旅负责巩固发展。此时，父亲由前线师部调到十一旅工作。1945年12月十一旅编入华野九纵，原十一旅所辖的豫皖苏根据地交由十二旅驻守，父亲原地不动从十一旅调到了十二旅继续做机要工作直到1946年春。之后，经父亲要求，调到十二旅卫生学校任政治指导员。
在十一和十二旅司令部机要股任机要员期间，父亲的《历史思想自传》中是这样写的：“在十一旅和十二旅的工作期间，我多半在团里跑流动台，在随一个部队完成作战任务后，部队休整了，我们又配属另外的部队，就是这样一直跑着。虽然学习机会很少，但我的思想基本上是纯洁的、愉快的。为党埋头工作，很少说怪话。做一点具体工作就有一点成绩的想法在经常鼓舞着我。业务工作能力在这阶段提高很快。在1945年十一旅“创模”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争取了旅直模范工作者的光荣称号”。
对于主动要求调到十二旅卫生学校的思想动机，父亲这样写道：“1946年春，我个人英雄主义地位观念又开始在脑子里活动。感觉自己做机要工作已这样长时间，到十一旅、十二旅工作后又叫常跑流动台，得不到学习机会，生活也比旅部的机要员艰苦，这样下去前途（个人主义前途）不大。再加当时十二旅机要人员很多了，机要工作暂时不忙，我要求改行”。父亲改行的要求很快被组织批准，被分配到十二旅卫生学校任政治指导员。所谓卫生学校，就是新四军为多招收些有知识的青年参军而成立的学校。经过政治思想教育后的学员毕业，不一定当卫生兵，也可能下连队，也可能干机关包括机要工作等等。卫生学校有百余学生，仅父亲一位行政工作者。他既要做行政领导，又要做政治工作，包括政治教育，忙的不亦乐乎。学生为学医务参军，都是有点文化的年轻人，凭父亲总共不到四年的基础教育学龄给这些人做政治思想工作，一对一时，凭借参加队伍时间比较长，有一定的见识，还能凑合；至于给他们上政治课，一对多，据父亲说，感觉很吃力，遇到了很多困难。不懂，父亲就刻苦钻研、虚心向别人学习。最后圆满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通过那段时间的努力，父亲收获很大，教育别人的同时也教育了自己，认识到“要做好任何工作，都必须经过具体地努力才能完成，都不是容易的。凡是有严重个人主义思想的人，绝不会愉快地做好自己应该做的工作”。1946年7、8月间，卫生学校结束，父亲被调回十二旅卫生本部。
1946年7月，国民党新五军向共产党的豫皖苏根据地发起攻击。国民党新五军是杜聿明模仿西方机械化部队样式组建的，是蒋介石的精锐部队。敌强我弱，我军主动撤退至陇海路北。新五军占领根据的短短几天，就把新四军四师几年用鲜血换来根据地摧毁殆尽。包括父亲在内的四师指战员大部撤往友邻根据地。据父亲回忆，那时他们集体荣誉感特别强，感觉撤退到友邻根据地是寄人篱下丢人的事，是无能的表现。在官兵一致要求下，四师指战员为雪耻而战，不几天又打回去重建了根据地。在父亲1953年底向组织汇报《历史思想自传》中描述这段工作时说：“在这一紧张残酷的斗争中，对我锻炼很大，使我进一步认识到阶级斗争的尖锐和残酷，加强了我的阶级觉悟，并决心作好党以后交予我的每一具体工作。”
在《历史思想自传》中，父亲总结其在1940.1—1946.12月的思想演变是这样说的：
1、学习努力，克服了家庭观念，进一步坚定了革命到底的人生观，锻炼了吃苦耐劳精神。
2、进取心强，工作积极热情，能较好的完成工作任务。
3、怕受批评，怕碰钉子，有个人英雄主义及地位观念，虽在整风时受到一定教育，但未彻底克服。故在机要人员众多工作少时要求改行。
以上总结是父亲七年军旅生涯思想变化的概括。他的有些自我批评，现在看来是人人都会有的思想活动，只是轻重不同罢了。我们不能否认这些思想活动的作用，它能使许多革命者更加兢兢业业地工作，追求圆满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我们更不能否认那个年代的革命者确实有很强的革命精神，否则就不能很好地理解为什么有大批青年才俊会踊跃投奔还处在艰苦境地的革命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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