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我人民解放军全线突破了蒋介石国民党的长江防线，所向披靡，势如破竹。敌人一溃千里，纷纷向西南和两广逃窜。为了切断敌人的退路，全歼逃敌，我军于11月15日解放了贵阳。随着云南省卢汉宣布起义，我军又接管了昆明。至此，国民党十九兵团和保安部队3个师共15000多人被压缩在黔西南地区，完全处于我军包围之中。十九兵团代总司令王伯勋、八十九军军长张涛，四十九军军长王景渊12月10日在普安通电起义。过了两天，国民党兴仁专署专员兼黔西南绥靖区司令谭本良在兴仁起义，接着保安部队的3个师也相继宣布起义。根据我方的命令，起义部队就地待命，等待整编。原专，县，区乡政府一律改称解放委员会，等待接管．从此，黔西南人民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1949年11月15日，我随五兵团解放贵州市。 12月中旬的一天，贵州军区通知我与贵州地下党负责人张立同志一道去接受任务。第2天上午，我到达军区司令部办公室时，军区副政委王辉球同志、政治部副主任石新安同志已在等着。我们刚坐下，省委副书记徐运北同志也来了。王辉球同志向我们介绍了黔西南的概况。它位于南盘江东北部，北盘江流经境内，全境多崇山峻岭，形势险要，是滇，桂，黔三省的结合部，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其所辖的10个县是；兴仁，兴义，盘县、普安、晴隆，关岭、贞丰、安龙、册亨，望谟。境内有汉、苗、布依、彝、回、仡佬等十几个民族人口二百来万。王辉球同志又向我们介绍了黔西南起义部队的状况，决定我们组织工作团去兴仁专区。任务是宣传全国的解放形势和党对起义部队的政策，安定起义人员情绪，掌握情况，做好改造起义部队接管政权的准备工作。讲话中，他交给我一份工作团的干部名单。之后，徐运北同志介绍了活动在这一地区的我地下党及其3个游击团的情况，指示我们与他们密切取得联系，搞好会师，团结战斗，一道工作。临离开司令部时，王辉球同志又叮嘱说，关于起义部队的具体情况，你们路过安顺时，我十七军的同志还会给你们作详细介绍。
接受任务后，我与张立同志根据王辉球同志所给的名单组建军政工作团。工作团共有60余人，主要成员有：团长张立，副团长兼支部书记夏德义。成员中有9个县团级干部，其中南下干部有孟广涵、黄辅忠、杜良俭、蔺伐夫、刘锋、高广运、周明轩。地下党的干部有张鸣正、刘熔铸，其余都是渡江后组建的二野军大五分校的学生和在贵阳参加工作的学生。
我们工作团于1949年12月21日从贵阳驱车前往兴仁，当天下午到达安顺，由十七军政治部的同志安排住宿在一家私人旅馆里。在安顺休整8天。这期间，十七军政治部副主任向我们介绍了有关方面的情况：这里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文化和交通落后，封建势力顽固。起义部队的成份复杂，蒋介石国民党在逃离西南前搞了一个“应变计划”，潜伏下大批特务，甚至在有些区，乡和连队都作了安插。为此，蒋介石曾在南京召见了原贵州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谷正伦和保安副司令韩文焕，面授机宜。从我方的力量看，此时主力部队在外线作战，可以依靠的有活动在盘县，兴义，安龙、普安、睛隆5县属滇桂黔边区党委领导的罗盘游击队，还有活动在贞丰，册亨，望谟、关岭一带的由贵州地下党和罗盘区分别领导的党组织和游击队。根据这些情况，工作团拟定了一个开展工作的计划。
12月28日，我们又从安顺启程，前往兴仁。途中山脉纵横，岗峦起伏，深谷险峰，道路蜿蜒于崇山峻岭之间，汽车十分颠簸。加之，缺乏汽油，乘坐的木炭汽车边走边摇，速度很慢，直到1950年元月3日下午太阳偏西时才到达兴仁城。当时，起义部队已接到军区的通知，王伯勋、张涛、王景渊，谭本良等起义将领组织了一批人在西门外列队欢迎我们。进城后，我们在八十九军军部会议室，稍事休息，便安顿在原专署隔壁的四川会馆内。
兴仁城周围，峻岭连绵，山石蟒峋，长满灌木和杂草。城墙还保存得完好，城楼的砖缝和瓦檐中长着稀稀疏疏的杂草，在风中微微摇动。城墙不知建予什么年代，只有那斑驳的残痕流露出岁月易逝的淡淡迹印。城内一万多人口，除了国民党军政官员，地主，商人，多数是手艺人或轿夫之类的贫民。市民们衣衫褴楼，面黄肌瘦。狭窄零乱的街道有数十家店铺，鸦片烟馆却随处可见，民房低矮破旧，阴暗潮湿，相形之下，起义部队八十九军所在的一座中西式两层楼房显得格外触目。街上不时有苗族或布依族人民背着蔬果山产来城里兜售或者换些盐巴和日用品。这期间，盐巴奇缺，价格昂贵。三三两两起义部队的官兵，酗酒抽烟，寻衅闹事，城内秩序显得动荡不安。对我们工作团的到来，贫苦人民和起义部队士兵是欢迎的。但慑于反动势力又不敢公开接近我们。还有一部分人则抱怀疑观望的态度。这里没有电灯，晚间除了鸦片烟馆昏暗闪烁的煤油灯光，街上一片漆黑。夜里，躺在床上可以听到远远近近的狼嗥，间或还可以听到后山的虎啸。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团开始了自己的工作。
首先是接触起义部队的上层人物。到达兴仁的第2天下午，十九兵团的将领在司令部设宴招待代表团负责人。后来谭本良又以个人的名义在原专署请代表团负责人吃了饭，王伯勋，张涛也参加了。借此机会，我们向他们说明了来意，表示欢迎他们弃暗投明，回到人民方面来。工作团到达后的第3天，我们把起义部队团以上军官和政府县科以上人员集中起来召开会议。约莫四五天后，我们又在兴仁中学操场集中了起义部队十九兵团驻兴仁的官兵和部分群众召开了一次大会。通过这些会议，我们向他们宣讲全国的解放形势，宣传党对起义部队的政策，宣传西南军政委员会刘伯承，邓小平同志1949年11月向滇、黔，川、康四省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十项通告。
其次，广泛接触起义部队的中下层官兵。我们组成了几个工作组，决定工作团中的杜良俭、蔺伐夫、刘锋，高广运、周明轩5名县团级干部各带领一个工作组到起义部队的团和县政府开展工作，宣传形势，宣传政策，宣传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的十项通告，使起义人员认清形势，坚定走弃暗投明的道路，稳定情绪。在开展宣传中，注意了解情况，及时掌握起义人员的思想动态。
在这段时间里，工作团抓紧与滇桂黔边区领导的游击队取得了联系。我们到达兴仁的第2天，罗盘地委派了地委委员王纲正同志和地委委员兼边区纵队二十一团政委甘东等同志来与我们联系。次日下午两点多钟，在我们住处的小会议室里见了面。我记得王纲正同志当时戴着一顶军帽，上身穿着破破烂烂的灰制服，脚穿草鞋。随他一道来的还有六、七个中层干部。地下党的同志长期与敌人作秘密斗争，环境十分艰苦，见面时彼此都很激动。他们称南下的同志为“老大哥”。我说，我们长期坚持地下斗争，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是有功之臣，你们要向你们学习。现在，大家都是在中央领导下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要搞好会师，团结一致，互相配合，搞好对起义部队的改造工作。地下党的同志与敌人打过多年交道，对当地情况熟悉，有利于我们对黔西南的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情况的深切了解，也使我们的力量壮大起来。边区纵队二十一团派出一个主力连担任工作团的警卫，并由兴义游击团政委龙树德同志亲自率领。从此，有了地下党同志的互相配合，我们的工作迅速开展起来。
随着形势的变化，1950年元月中旬，贵州省委、省政府决定将兴仁工作团改为军政代表团，由军大五分校副政委李一非同志任团长，我和杨江、张立同志任副团长。与李一非同志一起来的还有从五兵团补训师抽调的孟继舜、常锡春、刘子珍，赵金山，陈培月等60多名干部和战士。军政代表团的任务是接管政权，改造起义部队。在组织上实行党政军（包括游击队）统一领导，统一指挥。军政代表团一成立，就积极作出部署，保证整编工作的顺利进行。而后，我五兵团四十九师配合四野在云南沾益歼灭国民党陆军总部后回师兴仁，决定该师一四五团驻盘县，普安，睛隆一线，一四七团驻兴仁，贞丰、安龙、册亨、望谟一带，兴义则由游击团驻防。
接管国民党政权，改编起义部队，先是采取派军代表的办法。一般派到起义的各个连队和旧县政府。军代表的任务是：宣传全国形势，宣传党的政策，掌握起义部队的动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军代表给起义部队的官兵讲政治课。内容有：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史，关于人民军队与国民党雇佣军队的本质区别，关于我军的优良传统。同时，有计划地与起义官兵交朋友。当时，不少连队还张贴了鼓动标语，教唱革命歌曲，起义部队开始出现了新的变化。
在接管起义部队和旧政权的同时，我们宣传撤销各级解放委员会，从上到下建立起人民政权。建立政权涉及到主要问题是干部配备。当时，黔西南地区干部有随军南下的，有由部队转业的，还有来自地下党和游击队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坚持按党的干部政策，从有利于团结，有利于革命事业出发，一视同仁，统筹考虑，交叉安排，让南下干部与地下党的干部互相配合。兴仁地委和行署的领导班子是这样配备的。
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李一非，地委副书记兼专员夏德义，地委委员、副专员王纲正（地下党），地委委员、剐专员苑重新（南下），组织部长孟广涵（南下），宣传部长甘东（地下党），专署办公室主任张鸣正（地下党），专署公安处长马正坤（南下）。
军分区的班子：
政委李一非、司令员汪家道、副政委夏德义、参谋长杨昆、政治部主任吕鸿。
兴仁地委所属10个县的第一任主要领导人。兴仁县委书记刘熔铸（地下党）、县长张俊（南下），兴义县委书记王纲正（兼）（地下党）、县长黄辅忠（南下），贞丰县委书记蔺伐夫（南下）。县长周民轩（南下），普安县委书记龙树德（地下党）、县长吴兴德（南下），安龙县委书记张连琛（地下党）、县长杜良俭（南下），晴隆县委书记靳子明（南下）、县长何祖岳（地下党），关岭县委书记仇复荣（南下），县长何永源（南下），盘县县委书记齐岗（军队干部），县长高尚荣。（南下），册亨县委书记高广运（南下），副县长孙敦启（南下），望谟县委书记刘锋（南下），县长祝永绪（南下）。
各县县委副书记，副县长等领导干部也是按照上述原则配备，因年代已久，姓名已无法回忆。由于这样安排，备方面都比较满意，团结得也很好。虽说当时干部少，但显得很有力量。政权建立初期，按照中央的政策对起义旧职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方针，分别按照不同情况，安排他们的工作。
新政权建立不久，1950年3月前后，贵州全省匪风突起。黔西南的国民党起义部队也陆续出现小股叛乱。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为了防止事态的发展，消除隐患，减少对兴仁的压力，我们要求省委，军区把驻黔西南境内的起义部队十九兵团所辖的两个军5个师调离兴仁地区。军区考虑了我们的要求，将上述起义部队调往安顺，贵阳一带集训整编。地委和军分区又决定把可能发生叛变的余启佑保安二七二师西调盘县，使其处于我四十九师主力一四五团的控制之下，以便对其改造整编。果不出所料。保安二七二师师长余启佑是个非常反动的家伙。 3月13日在去盘县途中，公开杀害我军代表，率部叛变。事情一发生，我军四十九师首先派侦察科长王巨胜带领两个连兵力尾追。随后，四十九师师长兼军分区司令员汪家道同志又亲自率领四十九师驻兴仁的主力追剿，追至盘县北八大山，将其大部歼灭。余启佑带着500多名残兵败将逃窜了。鉴于这种形势，为了防止起义部队的继续叛乱，经省军区同意，迅速对驻在贞丰一带的原国民党保安独立第三师等起义部队收缴武器，进行徒手整训，这件事办得比较顺利。余启佑溃逃后又与各地地主恶霸相勾结，以黔桂交界处的连绵大山为掩护，到处进行破坏活动。他的叛变对其他起义部队产生了极坏的影响。继之而起的是。有的反动军官自动离队，有的拉出小股上山，有的地主恶霸也组织土匪武装叛乱。据估计当时每个县都有土匪2,3千人之多，全区多达3万。当然，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被土匪欺骗、裹胁来的群众。这些土匪打着“反共抗俄纵队”、“中国反共救民军”等形形色色的旗号，按纵队、大队、中队、小队编制。他们从袭击我工作队，拦路抢劫，发展到围攻我地委和专署所在地——兴仁城。1950年4月12日，我们获得情报，知道土匪要打兴仁城。当晚地委和军分区的负责人召开了会议。记得当时李一非和吕鸿同志已去贵阳开会，会议由汪家道同志主持，参加会议的还有四十九师参谋长杨昆，政治部副主任张心田、侦察科长王巨胜等人。会议分析了形势，强调要稳定民心，防止内乱，并且对城内的力量进行了分工。四十九师司政后机关组织干部战士坚守城外几个碉堡； 3个直属连队作为机动力量待机出击；地委和专署机关的武装交通股和全体机关干部都组织起来站岗放哨。会议一直开到深夜。散会前，我交待了交通股股长孟继舜和常锡春等同志，要他们把谭本良、张曾复等20余名起义部队的首领请到代表团暂住一夜，保护他们的安全，防止发生意外。
第二天天刚亮，几声清脆的枪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我刚起床，来人报告说，土匪围城了，四周山上土匪走动的身影都都能清楚看见。不一会城外枪声越来越紧，我立即按照预定的计划，赶到西南城楼指挥所。此时，汪家道同志正拿着望远镜观察敌情，指挥前沿同志坚守碉堡。我也用望远镜看了一会。只见城西南泥堡方向的土匪人数较多，枪声很紧。顺风时听得到他们断断续续的嚷叫：“活捉×××专员!" "活捉x××师长！”打进兴仁城，活捉××党！"气焰十分嚣张。由于我们全力阻击，土匪始终未敢进城。大约上午9点多钟，为了击退敌人的进攻，汪家道同志与我简单研究了一下敌情，决定集中力量打西南方向那股叫嚷得最凶的土匪。并派了两个连，一个连从南门正面迎敌，另一个连从北门向西南迂回，卡住敌人。当我们的出击部队已接近敌人时，汪家道同志说：“怎么样，老夏，可以动手了吧？”“可以了！”我赞同他的意见。汪家道同志遂即命令架在城楼上的两门八二迫击炮开火。“轰轰”、“轰轰”。炮弹在土匪群中炸开。顿时，硝烟弥漫，土匪乱作一团。隐蔽在敌阵地附近的我军两个连乘势出击，土匪遭到伤亡，纷纷溃逃；其它方向的股匪见势不妙，也逃之天天。这次战斗，俘获土匪50多名，还缴获了一些枪支弹药。
土匪围攻兴仁城虽然失败了，但并不甘心。他们仍然到处利用特务刺探我情报，寻找机会袭击我基层政权和军政工作人员，进行骚扰破坏01950年5月，我由兴仁去兴义部署剿匪等工作。随我一道的还有四十九师通讯连的两个班作警卫。这一路岗峦起伏，山道崎岖，两旁灌木丛生。乘着木炭汽车，翻山越岭，忽上忽下，速度很慢。车行至距兴义北二十多公里的涧漕沟。刚绕过一座小山，“叭叭叭”车后，突然三声枪响。顿时，东面的山上枪声大作，子弹像蝗虫似的呼啸着向我们飞来，预先埋伏在路旁灌木和草丛中的土匪一窝蜂冲向我们，并嚎叫：“抓活的!”我们紧急煞住汽车，由于通讯连的战士缺乏实战经验，临阵有些慌乱，处境异常危急。此时，我的警卫员手部受伤。我急忙从他手里夺过卡宾枪，与一位排长和二位班长迅速应战，顶住敌人，同时组织部队反击。土匪毕竟是乌合之众，经不住我机枪、卡宾枪的猛烈火力，很快溃退。我们乘胜追击，将土匪赶过两个山头。这次战斗打死，打伤土匪8人，缴获步枪两支。我方一位副班长和一名机枪手牺牲，负伤4人。在战斗中，我的右腿也负了伤。回去的途中，大家沉默不语，想着牺牲的战友在涧漕沟流下的鲜红血迹，想起他们平时的音容笑貌，心情十分沉重，一股对土匪仇恨的怒火在胸中燃烧。后来查明，原来我们从兴仁出发的时间被特务所掌握，头天晚上就暗中报告了匪首曾××，所以遭此伏击。由此可见当时黔西南土匪猖獗之程度。
在贵州土匪猖獗的严重时刻，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对贵州剿匪斗争作了明确指示，把剿匪斗争作为．“解放大西南的第二战役”来打，并规定了具体方针政策．省委和军区对全省的剿匪工作，有统一部署。兴仁地委和军分区也有具体部署。总的精神是，发动和依靠群众，集中优势兵力与人民武装相互配合，进行清剿。
遵照省委、军区的部署，剿匪大体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从1950年3月到8、9月，放弃册亨、望谟、安龙、兴义，构筑碉堡，集中力量，先歼叛匪，扭转战局。一般至少以1个连或两个营以上的兵力对股匪跟踪追击，歼灭顽敌。这种做法能够击溃敌人，打掉土匪的嚣张气焰，鼓舞群众斗志。但由于土匪地形熟悉，又凭借大山老林掩护，难以彻底歼灭。后一阶段，在总结前一阶段经验的基础上，采取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实行军民结合，拉网合围的办法。这样所费时向较长，但能彻底清剿土匪。当时各个县都成立了人民武装自卫团，属县人民武装动员部领导，各区成立大队，乡成立中队，村成立小队。部队和群众武装在省剿匪指挥部统一指挥下，由北向南，拉开大网，实行合围。其中盘县、晴隆、贞丰、兴义等8个县在地委和军分区的具体部署下，以县为单位，组织拉网清剿。册亨，望谟和盘北则是由地委和军分区组织力量，统一指挥，拉网合围的。围歼都是有计划地一块一块地清，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搜索。到1951年7月5日，册亨，望谟合围胜利结束。全境解放。
在一年多的剿匪斗争中，黔西南广大军民历尽艰险，英勇战斗，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光辉事迹。我们的许多干部和战友为了黔西南人民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中有南征北战，经受过枪林弹雨考验的老战士，还有初出茅庐，稚气未脱的青年学生。他们的事迹将永远铭刻在黔西南人民的心中。由此，我深深地感到，革命事业总是艰难地向前迈进，每前进一步都要我们付出血的代价，夺取政权是这样，建立和巩固政权同样是这样。比之为革命事业而牺牲的先烈们，如今我们这些幸存者还有什么个人得失值得计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