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贵州时，贵阳地区的干部，是以冀鲁豫区党委八地委党政军机关和所属各县（濮阳，清丰，南乐，昆吾、内黄，尚和）为主，加上四地委一部分组成。后来，到了江西和贵州，又增加了一批青年学生和当地的干部，部队又转业来了一批干部。
1949年11月15日，贵阳市解放，我们于11月24日到达贵阳。11月24日进入贵阳地区的驻地——修文县城。当时的地委、专署，分区和各县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地委书记崔子明，副书记常颂，组织部长魏明光，宣传部长孙汉章，专员刘哲民、副专员陈桐源，军分区司令员马宗凯，政治委员崔子明兼、副政委顾汉臣。
各县主要负责人是；修文县县委书记夏树屏、县长史可鉴，息烽县县委书记王涌波、县长阴明村，开阳县县委书记张悦斋、县长冯福申}瓮安县县委书记郭平、县长吴近仁，贵定县县委书记李志奇，县长孙岳东，龙里县县委书记张一凡，县长许建民；清镇县县委书记杨村夫、县长尚子端，贵筑县县委书记陈达之，县长王升三，惠水县县委书记王俊德，县长魏向远；长顺县县委副书记兼县长王升三（从贵筑县调去的），罗甸县县委书记刘岗，县长马诚一（该县解放较晚，是1950年安排的）。
当时，贵阳地区共辖11个县。人口1,277,500余人（缺贵筑县数字），包括汉，苗，彝，布依及侗族，水族、回族等少数民族。贵阳地区地处黔中，是贵州省的主要产粮区之一。除粮食经济作物外，矿产资源也很丰富（如煤、铝、磷等）o我们来到这里，正值阴雨季节，很少见到太阳，一时感到不大习惯，但不久也就适应了。正如周总理说的“山川秀丽，气候宜人，资源丰富，人民勤劳。"
回顾贵阳地区的解放，印象深刻的有以下几项工作和斗争。
开展宣传活动
在我们到来之前，广大群众因敌人的造谣，欺骗，对我党的政策还不了解。我们到来之后，仍抱观望和怀疑态度。旧职人员，有的逃跑，有的躲避了起来，原国民党武装拉到深山里准备和我们打游击。群众情绪不安，社会秩序不稳。鉴于此，地、县领导同志首先对城乡广大群众和各界人士大力开展宣传工作。抽调干部组织宣传队（组）深入全区乡镇农村进行广泛的宣传。宣传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贴布告，写标语，召开各种会议（如群众会，上层会、商民会，乡保长会）等等。讲形势、讲政策，戳穿敌人的谣言，揭露敌人的罪恶，表明我们的态度。有的县的领导同志利用赶场的机会，出面向群众进行宣传。与上层人物，旧职人员个别谈话影响更大，效果更好。
经过一段形势政策宣传之后，情况逐渐好转。群众敢于接近我们了，旧职人员也慢慢地回来了，开始来的是一些小职员，接着来的是科长一级的。到1949年12月，据不完全统计，各县旧职人员回来的就有1,800多人，交回枪支1,400余支。社会秩序初步安定下来。
军 事 接 管
军事接管工作的主要内容。一是旧职人员办理交代手续，二是争取国民党武装交枪投降；三是清理粮食仓库。
旧职人员回来后，即召开会议，宣布人民政府已经成立，讲明政策，并明确提出：一、老实忠诚，清理登记档案、物资，如实反映情况；二、要继续动员尚未回来的人员回来；三、听从政府安排处理。总之，我们强调了按约法八章办事。各县用了很短时间都基本上交接完毕，档案资料大部分都交出了，各种物资都进行了登记造册，清点验收。在清点验收中，也发现有个别的账物不符及贪污等问题。
对国民党武装的争取工作，时间有长有短。有的县经过讲明政策，指明出路，很快就向政府交枪投降了。有的县拖的时间较长些。由于整个局势的发展，使他们深感大势已去，内部更是矛盾重重，分化瓦解的迹象越来越明显。记得当时瓮安县国民党县长，在我军即将到达贵州之前，拖着全县武装到该县朱藏乡准备打游击，当他收到云南省和平解放的消息之后，失望地说：“完了，全都完了l还有什么希望呢?",立即派人接洽投降。
争取瓦解的过程，一般是经过宣传政策，大胆使用上层人物，利用矛盾，以政治争取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双管齐下，互相结合的步骤进行的，这样做的结果，收效较大。开阳县在当时的争取工作中，开展了叫子劝夫，劝亲友立功，大胆使用上层分子做工作等活动，很快争取了过来。他们的经验是：了解情况要准，使用关系要多、面要宽，要找最信得过的人去说服，争取工作成效就大。在争取过程中，还要善于掌握派别之间的矛盾，把双方都统一封我们的指挥之下。当时贵定县在掌握和利用矛盾方面，得做比较好。
争取瓦解国民党武装，必须反复交代政策，宣传贯彻约法八章，坚持按政策办事。向他们明确指出。凡是协助人民政府消灭蒋匪残余力量的，是进步表现，我们欢迎，做蒋匪帮凶进行破坏活动的，是罪恶行为，我们反对以孤立和打击反动的，争取、瓦解动摇的。
经过上述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据1949年12月份不完全统计，龙里、息烽、修文，开阳，贵定、惠水、贵筑、瓮安，清镇等几个县，争取和瓦解国民党武装人员491名，旧职人员763名，收缴步枪2,746支，轻机枪42挺，重机枪8挺，短枪151支，其他枪支2支，各种炮11门，子弹167,156发，炮弹7发。
对旧职人员进行教育，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时，各县都有计划地对他们分期分批进行了轮训，然后根据本人情况分配工作。
当时，旧职人员的思想情况，大体有三种。一是罪恶大的，怕处罚、扣押，怕群众清算，=是小职员怕我们不录用，怕失业，饿饭，三是勤杂人员怕减员。因此，其表现也不相同，一般是科长以上的表现消极，沉闷，小职员表现较轻松，认为自由了，不受压迫了，要求工作，要求学习，要求进步。在交待自己的问题时，科长以上的抱应付和敷衍塞责的态度，认为交代完了，就该去职了，考虑自己的位置问题，生活问题，打昕贵阳的消息。这些人员，对我们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一方面表示钦佩，赞扬，一方面又感到受不了。
针对以上思想情况，我们反复交代政策，帮助他们解除思想顾虑。并通过轮训，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同时大胆发动下层小职员开展思想斗争，揭发不老实交代的人员的问题，树立正气，打击邪气，、顺利完成接管任务。
记得瓮安县一个田粮处长，在群众的帮助下，交代了原来企图贪污的银洋800元。修文县自卫大队的秘书把隐藏的4支短枪，1部电话等物资缴了出来。
粮食征借和清仓
为了解放大西南，保证我军和城市的粮食供应，我们到达各县之后，就抓粮食。敌人在这方面也极力进行破坏，企图拖住我们，一方面大量出卖、抢劫存粮，一方面阻止我们征借工作的开展。有些县城因被围困，几乎断粮，不得不组织武装到农村搞征借粮食和运粮。
由于我们刚刚接管，还不了解情况，各县都是暂定一个征借数字，以应急需。经过调查摸底和试点总结，再确定征借任务。1950年的征借任务全地区10个县（缺罗甸）定为95,242,566斤，经过一段工作之后，征借了33,658,855斤。
为了保证征借任务的完成，地县抽调大批干部深入农村进行宣传和督促、检查。据不完全统计，从地县抽调干部、于校学员，留职人员，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学生共计1，852人，分赴农村抓粮食征借工作。组织形式有两种：一是县成立工作委员会，由部队和县的主要负责干部组成，下分小组，或以部队战士、区干部为主组成征粮队；另一种是用行政力量推动区乡镇支前委员会进行征借，由县，区督促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分配任务，各县不尽一致。大体有这样几种；一种是按旧政府原来布置的数字进行征借，再一种是根据旧政府原来布置的字，我们确定征借任务数，责成乡，保长完成，第三种是建立支前委员会，由支前委员会分配任务，我们干部下去督促检查，第四种是根据产粮情况，有重点地征借。对人口少产粮不多，交通不便，我们还不能控制的区，乡，派少数干部下去推动乡，保长或支前委员会分配任务，并责成他们限期完成。对产粮多的区、乡，我们组织一定力量重点征潜，并发动群众建立评议委员会。评议委员会成员主要由中、贫农组成，公正、开明绅士也可参加。这种方法，一般争论不大。总之，大部分县都是普遍布置，重点掌握，依靠群众和社会力量完成的。贵筑县在布置征借任务时，召开了乡、镇长及旧政府科长会议，共同评议，布置任务。该县除领导组织力量掌握一个重点乡以外，各征粮工作组也都掌握一个重点乡以便及时总结经验，推动一般。
征借工作中也出现过一些缺点和问题。一是平均摊派，负担面太宽，畸轻畸重不公平，二是有的保长营私舞弊，转嫁负担，有的乘机贪污，三是个别县曾一度向工商业户征借。这些问题，经过地，县领导检查发现后、都及时纠正了。
清仓工作是我们接管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开始，原田粮处的旧职人员都已离去，为了开展工作，我们进行了动员，旧职员陆续回来了。经过教育，讲明政策，一般都将原来的文书档案帐目等资料交了出来，这些材料，除为征借工作提供参考外，使我们对原来粮食库存情况也有所了解。贵筑县查出6个库，有稻谷454，630斤，瓮安县清出1，500石。据息烽，修文，贵定、惠水，贵筑，瓮安，清镇，长顺等8个县不完全统计，1949年12月底，就清出1,440，256斤。修文、贵筑、瓮安、长顺等4个县清出积谷2,658,342斤。
清 剿 土 匪
1949年至1950年初，贵阳地区11个县，除罗甸外都宣告解放。刚解放时，我们在这些地区的接管、征粮等工作都比较顺利，国民党武装纷纷缴枪投诚，社会秩序也比较稳定。但是不久，由于我军主力继续向四川、云南等省挺进，省内驻军相对减少，而敌人根据其应变计划潜伏下来的反革命组织，以为有机可乘，开始蠢蠢欲动。2月中旬，各县情况更趋紧张，斗争日益激烈，尤其到3月下旬至4月上旬，土匪发展之快，气焰之嚣张，达到了顶点。当时据不完全统计，全区土匪由2400余人猛增至14,000余人，枪支由2000多支增至8000余支。其发展趋势，由小而大，由分散到集中，由隐蔽到公开，其政治性更加明显。他们自称是“国民党反共救国军”、 “解放人民军”、 "西南游击纵队”、 “息（烽）、开（阳），修（文）总指挥部”，“贵州人民反共自救军”等等。并提出：“破命保命”， “破产保产”等反动口号。有些乡保长，甚至连我们所组织的联防队，也有暗地通匪，一起来攻打我们的。匪情严重时，交通隔绝，城乡联系中断，粮食征借基本无法进行，粮食仓库也往往被抢(2至4月抢去750万斤)，税收无着。全区已解放的10个县城，先后被围攻的有长顺、惠水、贵筑、贵定、清镇、修文、开阳7个县城，长顺、瓮安，息烽3县的我党政机关以及干部还曾一度撤出，罗甸县则一直未能解放，1950年3月，土匪先后攻打我6个县城，我们的干部有上百名不幸牺牲（包括十七军随校干部）o我地委、专署和分区机关于1950年3月24日从修文县撤至贵筑县（花溪镇）。第二天拂晓，就被土匪曹绍华部包围，激战至25日中午，军分区警卫部队派两个排配合，以强烈火力进行反击，才将土匪打退。3月20日，匪众围攻我长顺县城，被我收编不久的旧部队（二支队）叛变投敌，我党政机关突围时牺牲32人（干部26人）。我息烽县委书记王涌波到本县养龙司检查工作时，被土匪发现后包围，他率领干部战士据守山头，与敌血战，直至壮烈牺牲。3月19日夜，我修文县乌栗区政府被土匪围攻，区委书记王本彰及其他4个同志牺牲，区武委员会主任孙三保一人坚守阵地与敌斗争，直至20日下午5时，解围部队到达，才把土匪打退。3月，我地委工作组到贵定县平伐镇进行调查，被匪包围，突围时边走边打，干部娄本印，任斐然，赵泽民3同志光荣牺牲。土匪不仅攻打我政府，杀害我干部，而且对广大群众也非常残忍。他们强迫，威胁，欺骗青壮年参加土匪，不准群众接近我们。白云区一群众因卖给我们价值5升米的钉子，被土匪杀害。贵筑、惠水两县有两个保长因与我们接近，也被土匪打死。群众出城做生意，被匪抓到就说是解放军的探子，货物被抢，人被杀死。清镇县有些农民给解放军送粮，被土匪捆绑吊打。总之，土匪的叛乱给我们的工作和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一时社会秩序混乱，群众感到忧虑不安，如不给予坚决打击，彻底消灭，不仅我们难以站稳脚跟，也会脱离广大群众。因此，清剿土匪，已成为当时的中心任务。
为此，地委于2月召开了各县书记会议，3月又召开了军政干部会议，传达了省委指示，总结了前段经验教训，分析了匪情，确定了对策，使剿匪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地委的几次会议中，研究确定了剿匪计划。地、县、区、乡以各级党政领导同志为首，吸收当地驻军负责同志和有关部门参加，建立了剿匪委员会，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统一了认识，统一部署和指挥，剿匪斗争有计划地开展，给土匪以有力的打击，形势很快发生了变化。 1950年6月以后，匪情日趋下降，群众情绪逐步稳定。
在剿匪斗争中，地县还有计划地扩大了武装力量。据1950年2月6个县不完全统计，已扩大武装人员741名。
在剿匪斗争中，地、县都抽调大批干部，组织武工队或工作队，和省军区组织的武工队、工作队，深入农村基层，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开展群众性的剿匪运动。同时，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建立农协会，民兵和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在广大农村形成了天罗地网。
在策略上，集中打击向我们进行武装骚扰的股匪。在摸清情况之后，采取拂晓包围的方法，一举全歼。同时，通过关系，掌握和利用土匪内部矛盾，争取瓦解匪众，孤立匪首。对首恶分子及时予以镇压。对胁从分子，则号召他们投降自首，争取从宽处理。这样做的结果，收效很大。一仗打好，就能转变一个地区的局面。如修文县下坡战斗，贵筑、青岩、石板，盂关战斗，在给敌人以致命打击之后，我们抓紧了开展政治攻势，匪众纷纷离散，群众情绪显著好转，敢于找我们谈话，报告匪情，社会秩序也较快稳定下来。同时，我们坚决执行了以“政治争取为主，军事进剿为辅”的方针，在土匪气焰嚣张，我们到处被围攻、挨打的情况下，就坚决以军事打击为主，结合政治争取01950年军区根据中央和西南局的指示，在召开军事会议以后，在全省范围内集中主要力量，组织了几个战役，给主要股匪以歼灭性打击，使全省形势很快发生了变化。曹绍华匪首被我处决，贵阳地区南部各县得到解放，农村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整个贵阳地区，匪焰逐渐下降，到1951年上半年，骚扰在贵阳地区的土匪基本消灭干净。
回忆贵阳地区解放初期的各项工作和斗争，我们能够在艰苦的条件下，站稳脚跟，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取得成绩，归根缩蒂，主要是党的路线正确，省委领导重视和支持，各级党政军干部在工作和斗争中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坚持依靠人民群众和深入了解情况调查研究而取得的。
原载《回顾贵州解放》，有删节。
